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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自由，还是要安全？弗洛姆论现代人的精神困境

王芳

2023-08-01 14:11

“不自由，毋宁死”，美国人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如是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山陀尔（Sándor Petőfi）如是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孟子认可的自由；“无所待而游无穷”，是庄子向往的自由。古今中外，不管人们认知的自由有多么不同，都不影响他们将自由作为重要的人生追求或理想人格的核心组成。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也经常为人类愿意为自由所付出的一切而深深动容——当《勇敢的心》里威廉·华莱士在被斩首前高呼“Freedom（自由）”，当《肖申克的救赎》里安迪逃出监狱后在大雨中振臂仿若一只重获新生的鸟儿，“每一根羽毛都闪耀着自由的光辉”——每一个为之热血沸腾的人都不会否认，自由是个值得以生命为之而战的好东西。没有人愿意被剥夺自由，被监禁是对罪犯施以的惩罚，而如果有人无故被限制自由，如像牲畜一样被铁链束缚，我们就会感到极大的愤慨，愿意为她奔走呼号。生而为人，自由就是组成生命乐章的音符，再没有任何其他东西可以胜过它的光彩。然而，当自由置于天平的一端，真的没有什么可以与之匹敌吗？如果人生有两个按钮，一个指向自由，而另一个指向安全，只能择其一，你会做何选择？

《肖申克的救赎》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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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还是安全，在这二者间犹豫、徘徊、纠结的现代人成了心理学家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的研究对象。他致力于搞清楚，为什么我们所有人都有可能控制自己的生活但许多人却害怕这样做；为什么人们要让渡甚至放弃自由，从而让自己的生活受制于他人、环境、意识形态或非理性情绪。

1900 年，弗洛姆出生于德国法兰克福。在成长过程中，有两件事对他走上未来的思想取向和专业道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一件事是他儿时迷恋的一名 25 岁女子自杀身亡——这位画家与唯一的家人父亲感情深厚，在她的父亲突然去世的几天后，这位年轻的艺术家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她的自杀让弗洛姆迫切地想知道，是什么力量让一个人走到如此极端的地步，他向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寻求答案，日后他接受了多年的精神分析训练。第二个决定性事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当时民众的激进与仇恨、民族主义的阴影、迅速划分的“我们”与“他们”的阵营以及“我们”是伟大的、“他们”是卑劣的……这些信息令弗洛姆深感震惊，他再一次想了解人类非理性行为的根源，不过这次不是个人的而是大众的。他找到了一些答案，在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的著作里。

多年以后，弗洛姆提出了一个有些奇异地融合了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理论——“人本主义精神分析”（Humanistic Psychoanalysis）。一方面，他接受了弗洛伊德的大部分概念，包括潜意识、压抑、防御机制、移情以及将童年视为许多心理障碍根源的观念；然而另一方面，他无法接受弗洛伊德仅仅将人类视为一个机械性的生物实体，于是吸纳了马克思所捍卫的原则——人类受到文化和经济制度的制约，有什么样的社会就会塑造出什么样的人格。弗洛姆的理论充满了对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热切关怀以及深邃洞察，可以说，他是心理学家也是社会学家，甚至是哲学家，或者把以上头衔综合在一起，他是一位从社会哲学的观点探讨人性的理论心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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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 年，为躲避纳粹迫害而逃亡到美国的弗洛姆写完了他生平的第一本著作，这部他思想无可争议的代表作也被视为政治心理学的创始作品之一。在书中，他鞭辟入里地谈论了现代人的困境与出路，逻辑起点便是自由的悖论，或者说，自由与安全的博弈。面对人人向往的自由，除了热烈拥抱还存在另一种可能的姿态吗？弗洛姆用他的书名做出了回答：有，那就是——《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

先来看弗洛姆在写作这本书时所面对的世界：第二次工业革命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车水马龙的大都市、标准高效的流水线和日益丰富的物质消费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标配，与此同时，经济危机的到来，四分五裂的大国关系，独裁势力的崛起，弥漫着的怀疑、不信任与不确定，以及正满面红光集体疯狂走向战争的人们……虽已过去大半个世纪，诸多景象依然可在当下的世界里找到痕迹。弗洛姆即通过对西方文明史的分析，尝试阐明当时的人们寻求法西斯主义等极权力量庇护的心理原因。

从中世纪的传统社会开始讲起。那时候，人们对于如何过自己的生活没有太多选择，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是确定的，一个人一出生就是某个部落、家族或阶级的一员，并且会终其一生一直如此。那时候很少有人需要职业咨询，基本上农民的儿子也会成为农民，磨坊主的儿子还会成为磨坊主，如果你的父亲是国王，那么未来你大概率也会是，不管你想不想。生产工具和劳动技能是从先辈那里继承下来的，革新和发展都非常缓慢，竞争也不激烈。人们很少远离家乡，外面的世界对他们来说是危险的远方。他们总是待在那个宿命般的位子上，这个位子限制了他们的发展与自由，但是不可否认，也是这个位子令他们的生活有结构、有秩序、笃定且安稳，他们不用也不会遭遇认同危机。

这种艰难但简单的生活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生了变化，人们开始将人类而非上帝视为宇宙的中心。当时的大城市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社会流动机会和物质财富，一夕之间，人们可以重新定义自己，开始交易、赚钱并用赚来的钱在社会上立足。继承式的传统社会结构也开始瓦解，人的命运不再像从前那样确定，个体与他人及群体的纽带也不如从前那样紧密，人们开始享受从未有过的自由。再来是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人们不再被他人管理而被期待应该自己管理自己。之后是工业革命，人们一下子变成了员工和消费者，不再耕作土地或制造东西，而是通过付出劳力或智力来换取金钱。现代意义上的个体诞生了，这个过程持续了几个世纪，一直朝着更多的选择和自由前进，直到今天。

这就是一个“个体化”的过程。随着文明的发展，人的独立性和力量感日益增强，也越来越成为一个真正的个体，广阔天地大有可为，这是自由带来的积极影响。然而，当人们努力了几百年，终于解开加之于身的那些束缚之后却惊讶地发现，他们拼命摆脱的束缚也正是过去为他们带来安全感和归属感的东西。于是，他们更加自由了同时也更加孤独了，就像“打碎的一颗颗原子被抛到了无边无际的危险世界中，成了孤立无援的现代人”（郭永玉，2023）。要命的是，人类是如此害怕孤独。请注意，这种孤独并不是说与他人在身体上隔绝联系，而是在精神层面上茕茕孤立。一个人哪怕在身体上独处，但只要他的思想和价值观可以融合于社会就会有“归属感”。由此弗洛姆指出，任何风俗、信仰、宗教甚至民族主义，无论它们多么荒谬甚至有辱人格，只要可以起到将个体与他人联系起来的功能，就可能成为抵御孤立这一人类最害怕东西的避难所。

总之，个体化使人走向自由，孤独却令人失去安全感，疏离、不安、焦虑随之而来，这就是自由和安全的矛盾，它造就了现代人最基本的困境。于是，自由的悖论出现了——从前社会的安全是不自由的安全，现代社会的自由是不安全的自由。自由是一件很难拥有的东西，我们以为一旦得到它一定会将其奉若珍宝，然而，当我们真的拥有了它却开始逃避自由。

如何逃避？弗洛姆提到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即让渡自由，寻求一个强力且掌控一切的独裁者、集权政府或国家机器来庇护自己，将自我消解于一个巨大的权威里以换取秩序与安全（在弗洛姆看来，纳粹的崛起正与这种社会心态有关），又或者自己成为这样一个系统中的绝对权威去领导他人。不管是哪种情况，人们都会逃避自己的独立身份，企图成为一个更大的群体的一部分，让这个群体来决定或者验证自己的选择。

埃里希·弗洛姆

此处联系到弗洛姆提出的另一个重要概念——“集体自恋”（collective narcissism）。如果说对于威权主义的认同可以让个体获得安全感，那么通过集体自恋，个体除了获得安全感还能获得自尊。弗洛姆曾提及“一战”后集体自恋的兴起，他写道：“集体自恋是一种最具政治意义的现象……一个无名小卒，如果他的社会身份和国家绑定在一起或者将他的个人自恋转移到群体，那他就不再是无名小卒，而是地球上最美妙的团体的一员。”（Fromm, 1973）换言之，通过鼓吹群体的强大可以弥补自身脆弱的个体自尊。在现代研究中，与个体自恋类似，集体自恋被界定为一种过度膨胀的集体信念，即认为自己的群体是特殊和有权享受特权待遇的，然而其他人或群体却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于是集体自恋的核心是对内群体的特殊性没有得到足够外部认可的怨恨（Golec de Zavala et al., 2009）。

请注意，集体自恋不同于“民族主义”（nationalism）或“爱国主义”（patriotism）。民族主义的核心是对内群体占据主导地位的渴望，所以会不断通过展示军事、经济或政治力量来使他人臣服（e.g., Blank & Schmidt, 2003; Pehrson, Brown, & Zagefka, 2009）；而爱国主义是对国家的依恋（Kosterman & Feshbach, 1989），其中“盲目的爱国主义”（blind patriotism）强调坚定的忠诚和对国家不容置疑的积极评价，而“建设性的爱国主义”（constructive patriotism）则欢迎将批评作为国家进步的动力，不需要依托外部认可就可以获得对于群体的认同以及价值感（Schatz, Straub, & Lavine, 1999）。与这些皆有所不同的是，集体自恋者最在意的是本群体有权获得特殊对待，于是会不断搜寻本群体遭遇外群体不公或威胁的证据，然后以敌对和攻击性的方式对外群体表示不满。

研究发现，集体自恋与较低的个体自尊、控制感以及较高的个人自恋有关（e.g., Golec de Zavala et al., 2020），因此可以说，集体自恋者对于群体夸张形象的关注与偏好正是出于补偿他们脆弱的个人形象的需要。已有大量研究证明，集体自恋与参与和升级群体间冲突的倾向有关，也与相信外群体正在策划、组织和从事不利于本群体的行动的阴谋论有关，还与对民粹主义党派及政治家的支持有关（综述见 Golec de Zavala & Lantos, 2020）。一项研究发现，在2016 年美国总统大选中，集体自恋水平是在党派之外预测特朗普支持率的第二大因子（Federico & Golec de Zavala, 2018）。与此同时，集体自恋者对“内部敌人”十分警惕，生怕他们抹黑内群体或串联外群体，然而讽刺的是，他们其实才是更容易为了个人利益而退出群体或者为了达成个人目的而利用群体成员的人（Marchlewska et al., 2020; Cichocka et al., 2021）。总之，这些躲在集体光环之下的人不过是在借以分享其荣耀和权力，而在当下却似乎成了声浪最大的一群人。

在弗洛姆看来，集体自恋也能起到避免被孤立的作用，因此也具有某种逃避自由的功能。“如果一个人只是个体自恋，说自己如何聪明、善良、勤劳、勇敢、伟大，别人如何愚蠢、恶毒、懒惰、怯懦、渺小，那么他定是令人生厌的。但当他把‘我’换成‘我们’，或者我的国家、民族、宗教，这时候再对其他群体加以贬斥时，他就会受到拥戴。一个有天赋的自恋者，往往就可以这样而成为一个领袖。”（弗洛姆，1988:69）

第二种逃避自由的方式是“破坏 / 毁灭”（destructiveness）。由于害怕具有威胁性的环境，有些人会通过先打击和摧毁它来逃避其可能对自己的伤害。常见的包括日常的暴行、故意破坏、犯罪和恐怖主义。另一个极端的表现形式是毁灭自己来应对痛苦，如各种破坏性的成瘾行为、自伤、自杀等。背后的逻辑则是，如果我都不存在了，还有什么事情能伤害到我？

逃避自由的第三种方式是“自动从众”（automaton conformity），大意是依附于某种宏大叙事，通过与其他人一样来将自我隐藏于大众之中以此获得安全感。例如，对于某些人来说，生活只在于穿得跟其他人一样，然后做其他人都在做的事情—看一样的电视节目、读一样的书、消费一样的文化。人们成了一条“社会变色龙”，只反射环境的颜色而毫无个性可言。正如弗洛姆所说：“如果我看起来、说话、思考、感觉都像社会中的其他人，那么我就会消失在人群中而不需要承认我的自由或承担责任。”还有一种自动从众的方式是成为社会大机器上一颗没有个性的螺丝钉或做机器中一个不起眼的小齿轮，平平无奇、面目模糊。对此弗洛姆说：“过去的危险在于人们成了奴隶，而未来的危险在于人们成了机器。和奴隶相比，机器不会造反。”的确，现在的人们一方面在想尽办法希望把机器做得越来越像人，然而与此同时，人却在变得越来越像机器。

威权主义、破坏 / 毁灭、自动从众，这就是现代人用以逃避自由的三种方式，虽然已过去大半个世纪，但弗洛姆说的每一样都可在当下的社会中找到对应。另一方面，如果下降到更为微观的水平上，个体在生活中也经常经历着自由与安全的冲突。例如，中学生最常听到父母和老师说的一句话就是“等考上大学你就自由了”。的确，和一些中学生那种每天从睁眼到睡觉所有醒着的时间以分钟为单位被完全填满、毫无自主性的生活相比，大学要自由很多。但在我的观察下，很多学生在进入大学后却开始想念原本那种生活目标和内容极其单一，生活步调高度确定、简化和结构化的环境。骤然丰富起来的大学生活意味着比以前更有趣，同时也意味着更多的纠结、怀疑与不确定，因为与自由选择和自己做决定一并出现的还有自行承担后果——是考研还是工作？是走这条路还是那条路？即便各个选项在旁人看来都相当不错，他们依然会因为这个抉择可能影响未来而感到痛苦甚至恐惧。此时，如果有别人替自己做选择或者干脆交给命运，反而会如释重负。于是，为了躲避自由的代价也就是升高的不安全感，他们也会开始逃离自由。

还有一个观察，有些人未必会把生活的规划权交给他人，而是躲避各种可能性或者主动压缩自己的选项。这看起来好像也是有自由的，不过这种自由被缩减成了几个按钮——吃或不吃，黑或白，支持或反对，向左走或向右走—总之没有中间地带。这或许是逃避自由的另一种方式，即逃避生活的复杂性，逃避可能的困难、挫败、危险，因为极度简化也会令人产生安全的错觉。这让人联想起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的老布（Brooks），他在监狱里待了 50 年，高墙之内的世界限制了他的自由却给了他极大的安全感。他不在乎这个围困他的系统是好是坏，只要可以维系他习惯的按部就班的一切就好。终于有一天，他假释出狱走出了高墙，面对久违的自由，他的反应是不知所措和强烈的困惑、痛苦、不安，他极度渴望回到那个不自由但安全的地方去但无能为力，最后他选择了自我毁灭，以上吊结束了生命。

要自由还是要安全？在“9·11”事件之后，美国人认为自己让渡了一些自由以便更安全地抵御恐怖主义的威胁；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初，很多国家也出现过自由还是安全优先的争议，这或许涉及价值观排序的问题。从更本质的层面来说，人需要自由也需要安全，即使是蹒跚学步的孩子也会既希望自由探索和尝试新事物又希望感到安全有保障，迄今为止，似乎尚没有哪个社会能完美地让二者达到统一—自由的社会不安全，安全的社会不自由。如何实现既自由又安全的理想社会？恐怕还需要人类花漫长的时间去摸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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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台湾地区版《逃避自由》译本的封面上有这么一句话：“自由，是积极的实践，还是模仿的游戏？”这是一个极好的问题。在弗洛姆看来，现代社会的自由看似是自由，但并不是真正的“积极自由”，而只是一种“消极自由”，因为它是建立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相分离的基础上的。弗洛姆用了“异化”（alienation）这个源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词来解释为什么现代社会的自由是消极的，他将异化的个体定义为“只能以片面方式体验外部世界但与内心世界脱节的人”（Fromm, 1990）。

在弗洛姆的眼里，现代人异化于自己，异化于同类，异化于自然。最典型的例子是，现代消费主义文化下的人们因消费而疯狂。社会生产更丰富多样的商品原本是为了让人们过上更幸福的生活，消费只是达成这一目的的手段，然而现在手段成了目的本身。人们不断通过对于商品的占有来定义和彰显自己并沉湎于这种占有，从中获得满足。“to have”（拥有）完全压倒了“to be”（存在）。更夸张的是，不仅人与物的关系是异化的，人与人甚至人与自己的关系也是异化的。人们互相视对方为可利用的工具，评价他人的标准不是这个人是否自由充分地发展，而是看其在社会中取得的权力、地位、财富即成功程度。然而，这种成功本身并不具有生产力，只是一些可供复制和批发的空洞的东西，但正是这些东西定义了这个人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具有多少交换价值。人们甚至也将自己视为工具，以换取金钱、地位、名声、尊重以及更大的安全。人人都变成了商品待价而沽，金钱成了万物的尺度，而爱、幸福、尊严、创造力这些人性化的东西则被丢弃在了角落。于是，凡此种种的异化所带来的自由只会是消极自由。

那么何为积极自由？弗洛姆说，那是“一种将个人与世界联系起来同时又不消除其个性的能力”（Fromm, 1941: 29），换言之，是不牺牲与自然、他人、自我的联结同时又能推进独特性与个性发展的自由。这是一种不仅不会让人感到不安全，而且可以让人尽情去做其认为有价值的、好的、值得为之奋斗的事情的自由。

如何才能实现积极自由？弗洛姆提供的方案是，去爱。来看看他在另一本代表著作《爱的艺术》（The Art of Loving, 1956）中是怎么说的。在现代文化中，爱经常被描写为一件被动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是我们无法控制也难以抗拒的浪漫感觉，如“坠入爱河”或“被爱神之箭射中”。这在弗洛姆看来完全是对爱的误解，就好像人们将幸福误解为享受快乐一样。事实正相反，爱是一件需要有意识付出努力的事情，它就像一门艺术——绘画或者弹钢琴——一样，需要知识和体验，需要学习和实践。如果意识不到这一点，而只是将爱视为随机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那就不会觉得需要对自己的爱负责，并会像随时“坠入爱河”一样轻易“失恋”。换言之，人们不能无缘无故地期望得到无条件的爱而不做出自己的贡献，爱并没有那么容易，它真的需要勇气、行动、承诺以及高度责任感。

《爱的艺术》书封

被动等待无条件的爱砸到自己身上，那是婴儿式的方式，婴儿只会将他人视为满足自己欲望的工具，总是以自己为中心来建立与他人的关系，而不是将他人视为值得尊重的、与自己平等且独立的人，这不是爱而是自恋。所以，成熟的个体必须意识到自己需要对关系负责，并通过谦逊、自律、爱他人的行动来赢得友谊和爱。更重要的是，爱他人的前提是要爱自己，爱应该是鼓励人们成为更好的人的引擎。在爱的关系中，两个人合二为一但又都还是自己，并愿意为自身、对方及关系的成长持续努力。于是所谓成熟的创造性的爱，是在保持自己独立性和完整性的同时与他人结为一体，这样一方面可以克服孤独感和疏离感，另一方面又不需要付出损害自身独立和自由的代价，于是这是一种与他人共享、共同拥有一个世界并使身处其中的每个人都更有力量也更幸福的状态。

除此之外，弗洛姆眼中的爱并不仅仅是与特定的人的关系，它是一种态度，是对生命、生活与社会的积极关注和负责，因此决定了一个人与整个世界的关系；它更是一种能力甚至一种变革性力量，可以用以改变自己，改变社会。于是，一个能充分发挥自身个性与潜能并能与他人及世界建立起丰富、有意义的爱的关系的人就是弗洛姆眼中的理想人格——“生产性人格”（productive character），这种人可以通过自发的创造性活动以及与他人的团结协作实现真正的积极自由。

总之，爱是既能克服孤立处境又能保持自身完整性的良方，在弗洛姆看来，这就是现代人走出困境的唯一解药。可以看出，他的社会变革方案回到了个体层面，因此有批评者认为，这种无须打破当前社会秩序、只需调动个体内心资源的改良方案与其此前宏大的社会视角不相匹配，同时也体现出以心理学作为社会分析基础的些许尴尬。但是，弗洛姆的贡献依然值得肯定。与别人不同，心理学对他来说不仅是一种学术研究或治疗手段，更是认识人类社会的工具，他对于现代人存在困境的分析入木三分，也令每一个观照自身命运的人心有戚戚。在这个纷繁无常的世界里再次品读弗洛姆，或许也是一种朝向自由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