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镜像理解巴黎骚乱（下）：瘴烟散尽，魂归何处

1750年巴黎因绑架儿童谣言引发的警民冲突，不仅构成了2023年因青少年与警察冲突而引发骚乱的历史镜像，也让人联想到同样发生在18世纪中后期中国的叫魂案。彼时，波旁王朝和大清帝国都已经越过了绝对主义君权的巅峰时刻，正在、或者即将开始下行进程——所谓“悲剧性近代的前夜”。这两个案例作为症状，折射出各自由盛转衰的深层病灶。

当地时间2023年6月30日，法国留尼旺勒波尔，一名抗议者走过燃烧的汽车。

以同一历史时期的横切面作为研究样本，叫魂案所牵扯的广度和深度，远比法国的儿童失踪事件要宏大得多。孔飞力通过剥茧抽丝的分析，戳破了所谓“盛世”的表象。他对皇权-官僚-民众之间的互动逻辑的分析，也比《谣言如何威胁政府》一书要精细得多。不过，《谣言》两位作者之一法尔热的另一部著作——《法国大革命前夕的舆论与谣言》则可以作为同一议题的补强之作，更完整地勾勒出旧制度临近崩溃的内在演变脉络。

谣言长存，而形式常新

1750年的巴黎骚乱，很大程度上是谣言鼓动的结果。当时固然有警察强力肃清街头的举措，但无论是当时的亲历者，还是后世的史学家，自始至终都无法证实当局是在系统性地绑架儿童、运送到殖民地充作劳动力，至于坊间传言的王公贵族用儿童鲜血来治病，更是无稽之谈，但这并不妨碍相关版本的谣言迅速传播，直至触发致命骚乱。

在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看来，谣言是城市生活中内在的一部分，是一种无法从根本上断绝的现象，无论官方发表多少高谈阔论、声色俱厉的公告，永远无法将其打败。时过境迁，谣言的形式也随着时代发展而演进，从18世纪中期妇女群体和家庭仆人绘声绘色的街谈巷议，演化到大革命前后的印刷小册子和手抄报纸，再逐渐变形为21世纪社交网络上流传的“另类事实”。

在此次巴黎骚乱中，作为导火索的纳赫尔之死，本身并不像绑架儿童事件那样有太大的谣言阐发空间，但在随后的媒体喧嚣中，涌现出许多类似“巴黎陷于火海”“埃菲尔铁塔被炸”等移花接木的耸动虚假视频。在持续多日的暴力浪潮中，社交媒体作为平台，扮演了不容忽视的串联和动员作用。这也是与2005年郊区骚乱中最大的不同之处，当时手机刚刚普及，移动互联网仅有雏形，但如今，法国青少年的生活已经同社交媒体深度绑定（超过八成人都有Instagram账号，相比之下老牌社媒平台Facebook反而没有那么普及），骚乱参与者普遍通过社交媒体进行串联，约定碰头时间地点。烧车及抢掠的照片和视频在各大平台上“病毒式传播”，又进一步刺激了郊区青少年效仿或攀比的心态。

面对治安挑战，法国政府将街头行动之外的主要矛头对准了社交媒体，召集Twitter、Meta、TikTok等各大社媒平台的代表，施压要求删除那些煽动暴力或者披露警员个人资料的信息，甚至威胁称，如果必要的话，将考虑封锁社交媒体的部分功能（例如地理定位）。而各大平台在这一事态中基本上采取了合作态度，在第一时间删除了数千条相关信息，并暂停了数百个账户。

但如果转换视角来看，马克龙以总统之尊，无论是指责社交媒体推波助澜，还是警告电子游戏混淆虚实，抑或批评家长管教不力，都显示出一种“日常化政治”的特征，换句话说，在这场骚乱中，并不存在一个“非常化政治”意义上的“敌人”。而在1750年的骚乱中，警方则习惯性地抱着“捉黑手”的心态，其基本假设是：骚乱背后一定是有人在捣鬼，甚至是更大的“颠覆性阴谋”的一部分。一起普通的劳资冲突事件，也可能被视为参与叛乱的标志，“这种反应背后典型的混乱逻辑说明，在司法界和警方看来，危险不再是局部的，而是在整个城市内无所不在的。”

当地时间2023年6月30日，法国巴黎协和广场，警察与抗议者对峙。

作为对比，此次法国政府并没有针对“幕后黑手”或“境外势力”大做文章，也不否认骚乱背后的社会问题，只不过和恢复当下秩序相比，检讨社会政策属于“缓不济急”之举。在绑架儿童事件过去两百多年后（尤其经历过现代革命的洗礼），法国政治语境中的合法性已经得到重新建构和认知，既不需要王朝政治的传统合法性，也不需要卡里斯玛式的伟大领袖，亦无须诉诸政治意义上的外部敌人。无论是旷日持久的反退休改革抗议，还是一时暴起的郊区骚乱，抑或公共卫生危机这样的黑天鹅事件，并不会对统治合法性本身提出质疑，无论是总统还是总理，都不会在这方面显示出合法性焦虑。

然而，合法性也并非一劳永逸的产物，而是需要不断地重新阐释与构建，纵然形格势禁，终不可率性而为。马克龙在面对退休改革争议时自辩说，法国人选他上台这一事实本身，已经为这场改革提供了足够的合法性来源。但这种跳跃式论证不仅没有展示出合法性的深厚，反而展示了它的局限。而在治理过程中频频采用非常规手段，尤其是动用宪法第49.3条特别程序，以政府责任做赌注来绕过议会辩论和投票，更是加剧了“制度损耗”，对合法性造成难以察觉、但真实存在的侵蚀。而在此次骚乱之中，威胁对社交媒体采取大规模限制手段（尽管政府澄清并非采取“断电式”的停用），更是在管控方向上走得前所未有之远，远到或许重蹈“旧制度”下图书查禁制度的覆辙——而这正是一个合法性遭到无声损害的先例。

宏观权力结构的范式差异

1750年的法国与1768年的中国，都处于未经现代革命洗礼的帝王治下“旧制度”（Ancien Régime）。面对谣言及其传播方式，二者的反应模式大体出于一类，即倾向于将民间的不满情绪——甚至只是无稽之谈——视为对统治合法性的质疑。但在这一共同前提下，法中之间在不同历史语境中的歧异性也显露出来：如果说《谣言如何威胁政府》探讨的是“民众的逻辑”，那么《叫魂》则致力于探讨“权力的逻辑”。

虽然中文译名已经和法文原版大异其趣，但“谣言如何威胁政府”的译法，在不经意间展示出其中一个重要指向——贯穿1750年事件本身的线索是“单向度”的，即在谣言的动员作用下，民众向政府施加压力，而政府则很大程度上处于退守位置，疲于应付这种来自民众的压力，既缺乏意愿也缺乏力量来对民间社会进行反制或规训。谣言可以威胁政府，政府却无力反击谣言，更无力威胁到传播谣言的民众。

如果借用费正清式的术语来说，1750年儿童失踪事件中，法国民众与当局的关系是相对简单的“冲击-反应”范式：在整个事件中，被生计所苦的民众，基于对警察执法行动的不满，加上谣言的发酵，催生出一系列暴力事件，并在5月22-23日间达到高潮，而当局的反应，则是试图通过法律手段（至少是表面上）来息事宁人。至于在“绑架儿童”背后针对王公贵族、尤其是路易十五用儿童鲜血治病的谣言，波旁王朝已经无力深究。但这种谣言潜滋暗长地侵蚀着王朝的合法性，最终国王在民众中的形象从备受爱戴到遭受唾弃，而针对路易十五本人的民意转向，也预示了对整个旧制度的民意转向（尽管作者反复强调，不要在这种转向和后来的大革命之间轻易画上等号）。

如果和孔飞力笔下的1768年叫魂案进行横向对比，不难发现的一点是，在1750年事件发生后，王权之下的行政官僚集团基本上隐身，代之以更为专业化的法庭：巴黎高等法院迅速接手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调查（包括警察总长贝里耶等高官也须出庭为自己辩护），最终的调查结果承认警方有滥用职权行为，并重申基本的正当程序原则，虽然没有直接追究警察总长的责任，却间接地否定了他推行的政策。但在实体刑罚上，法院明显地倾向于维护当局权威：几名警察在法院大厅里“跪着接受训斥”后被罚款3里弗；而在民众一方，三名为首作乱者被判处绞刑，并在沙滩广场上公开行刑，与此同时，大批参与者被直接开释。这意味着，一方面对引发民怨的警察施以象征性的惩罚，另一方面对民众“首恶严惩，其余不问”，并未同时对两方展开大规模整肃与清剿。

而在1768年的叫魂事件中，中国的王朝政治则显示出更为复杂的“冲击-反应-过度反应-反向冲击”范式。叫魂案中的剪辫情节，唤醒了满清入关之后围绕削发令的历史记忆，而削发令本身则是满清皇帝用来测试汉地臣民忠诚度的一块“试金石”，尤其曾在江南地区遭遇激烈抵抗，因此在乾隆看来，叫魂不仅仅关乎妖术，而且事关王朝统治的根本挑战，必须厉行镇压。

统治者对合法性的过度忧虑，在更怠惰也更“理性”的官僚集团那里曾遭到消极抵制，但后者随即意识到前者投入了极其巨大的政治意志，于是为迎合上意，官僚集团成了危机的放大器，“逼供信”滋生大量冤假错案。而在当权者的焦虑情绪引导下，民间也开始顺应这种情绪，利用剪辫和妖术事由进行互害，出现大量的诬告行为。叫魂谣言这样的偶发事件，远未达到法国史上儿童鲜血谣言对君主声誉的损害程度，却反过来成为最高统治者对官僚体系和整个社会加强控制和规训的契机。

达米安曾于1757年试图行刺法国国王路易十五

在法尔热和勒韦看来，1750年绑架儿童谣言引发的这场叛乱，它所反抗的，正是“国家不断介入干涉人们的日常生活”。当然，如果说绑架儿童事件是一个失败案例的话，在某些特定契机下，国家仍然能够成功地干涉并侵入社会。例如1757年发生达米安（Damiens）刺杀路易十五事件，法国王权在惊吓和恐慌之余，发动了整个官僚集团和司法机器（这是与1750年相比显著不同、但与叫魂案更加相似之处），以严厉手段予以回应：巴黎下令外省的总督们中止一切谣言的传播，并警惕煽动性言论。各地总督和市镇长官起草大量报告，汇报当地民情动态，“监视无处不在，仿佛整个法国……所有人都被怀疑在散播着反对国王的可怕情绪，而主导这一切的就是有组织的团伙（冉森派或者耶稣会），他们的目的是扰乱整个国家，使之陷入混乱。”而在民间层面，出于恐惧或陷害等动机，揭发和告密蔚然成风，甚至有人因为在得知国王遇刺之后对他人“热泪盈眶”不以为然而被投入监狱。从官僚体系到民间社会的反应模式，均与中国帝制社会中的叫魂案相去不远。

然而，即便法国王权在弑君案中呈现出“过度反应”和“反向冲击”因素，和中国语境仍然有显著差异：其一，弑君行为直接关涉到君主身体，对王权造成的威胁和冲击，和中国江南地区几个石匠、僧人或乞丐在当地引发的谣言本不可同日而语，但二者却引发了类似的激烈反应；其二，弑君案发生在詹森派（尤其以高等法院为表现形式）和王权之争的背景下，当时王权无法摆脱法院的掣肘、利用行政官僚体系随心所欲地侵入社会；其三，弑君案后对社会的弹压，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官僚集团顶端的领导，而非路易十五个人亲自部署（他本身甚至更倾向于宽赦达米安），因此当官僚集团内部出现分歧和争议时，巴黎方面传达的指令是要弥合分歧，而不是像乾隆皇帝一样有意识地依赖官僚集团不同条线的竞争性关系，最大程度地汲取信息，直到最终官僚集团顶端（军机处等）一致认为已无深究的余地——换言之，其动能已经衰竭——才告终结。

当权者的个人特性

从“绑架儿童”或“叫魂”这样的无稽谣言出发，最终通向一场相对单纯的骚乱及平息，还是通向体系性的整肃，这种不同路径选择，既和事件本身的性质相关，也和不同模式“旧制度”的内在运作机制相关，更和当时居于金字塔顶端的最高统治者本人的性情及能力相关。

在1750年前后，路易十五的民望经历了从顶峰滑落的转折点。他天性散漫懒惰，对国家大事不感兴趣，治国能力难望“太阳王”路易十四之项背，甚至不履行作为法国国王所承担的某些传统义务（例如拒绝向患有瘰疬的病人进行治愈性的触摸，也不再参加复活节的圣餐礼，甚至连前来庆祝国王痊愈的女商贩都拒绝接见），加上荒淫作风和情妇丑闻，逐渐切断了同民众的情感联系。在这种背景下爆发的1750年事变中，尽管敌对情绪的主要目标是警察，但国王也在个别情形下成为标靶，开始有人鼓吹废黜国王，这次骚乱也成为“国王与人民走上对立道路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尽管路易十五明知自己不再受民众爱戴，甚至被比作圣经中以残暴著称的希律王（Herod），但除了冷漠地远离巴黎，流连凡尔赛宫廷，他无法在贵族和高等法院的掣肘下，无远弗届地行使名义上号称是“绝对主义”的王权。

和路易十四-路易十五之间“断崖式下跌”的治国能力不同，乾隆一朝仍然处于中国式绝对君权的顶峰，乾隆本人的治国能力，也远高于路易十五，更有“睚眦必报的个性和好大喜功的政治趣味”。虽然此前经历了康雍盛世，但乾隆越来越认为，满人的汉化和汉人官吏的腐败正在使大清走在下坡路上，盛世有变色之虞，而叫魂危机为他“同这种焦虑对抗提供了一个契机”。因此在整个叫魂案中，乾隆本人坚持不懈地扮演了“首席检察官”的角色，将个人的威望和“整个王朝的尊严”都押注其中，即便最终证明整个事件都是同风车作战，也毫无愧色地声称自己慧眼如炬，妖术阴谋始终存在，各级官员的颟顸怠惰不足为训，仍应高度警惕。

那句被假托在路易十五口中的名言“Après moi, le déluge”，不管译成没心没肺的“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还是译成忧心忡忡的“我死之后，洪水将至”，放在体制性危机全面爆发前夜的背景下，似乎并没有那么重大的区别。同样吊诡的是，放在以“盛世”著称、以“十全老人”自诩的乾隆身上，虽然表面上风马牛不相及，但以历史的后见之明来看，却也未必。

结语：终究还是要“伫立其间”

无论在《谣言如何威胁政府》还是在《法国大革命前夕的舆论与谣言》中，作者都曾提醒，对此类舆论史事件的考察，要谨防落入两种思维陷阱：一是将这些言论视为静止不变的，即认为不论何时都会有人对政府和生活条件不满，自古有之，无甚古怪；二是认为这种社会心态可以不断自我强化，成为日后1789年革命的一个中继点（例如革命史家米什莱的立论）。换言之，前者赋予自身一种静止性，后者赋予自身一种目的论，但历史事件自有其逻辑，并不因为后人的附会而改变。

从这种二元方法论出发，无论是用于纵向分析从1750年到2023年两场巴黎骚乱之间的异同，还是横向分析1750-1757年法国和同时代中国的异同，事实上都存在众多让人踌躇之处。我们既无法简单地目光向前，哀叹“古已有之”，无可奈何，也无法目光向后，将当下视为未来笃定结局中的一环——何况我们对这种笃定结局一无所知。正如孔飞力本人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中提到的，“每一代人所要应对的，是从先前继承下来、但又同他们所处时代相适应的根本性（constitutional）问题。新的根本性问题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出现，但同时，这些问题也会超越最先面对它们的那一代人而存在下去。”

《叫魂》书封

由是观之，在《叫魂》一书的结尾，孔飞力在遍览中国帝制社会的权力逻辑后发出慨叹——“没有什么能够伫立其间，以阻挡这种疯狂。”这种睿智，毕竟是历史学家的后见之明；即便服膺，仍然无法取代当下的抉择。

对当代人（事实上或许是每一代人）来说，寻找那个能够“伫立其间”的因素，召唤“魂兮归来”，或许是个“不可能的任务”，但终究是一项命中注定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