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凯成评《冷亲密》｜这届“新中产”的自省与过度自省

《冷亲密：为什么爱越来越难》，[法]伊娃·易洛思著，汪丽译，湖南人民出版社｜浦睿文化，2023年4月出版，208页，49.00元

“新中产” 文化的白皮书？

《冷亲密》这本书的出版——或者准确地说，这本书的营销及其所引起的广泛讨论——证实了我的一个猜想：我已经坠入了“新中产”的文化陷阱。

我此处所说的“陷阱”倒不是指某种欺骗与阴谋，而是指一种无法逃脱的包裹之感。4月前后这本书要出版的时候，我还在美国，就看到不少豆瓣友邻在标注“想读”，让我心痒痒。在微信里一搜就发现，早在去年，我就在长期订阅的《三联生活周刊》公众号的封面文章《相亲社会学：爱在情感资本主义时代》中看到过对此书的介绍。《新周刊》在2月的时候就把该书列为“2023年最值得期待的社科与思想类书”，与其一道的还有《劳无所依：不稳定、独立和白领的事业的新世界》《就业冰河：被剥夺稳定工作的年轻一代》《独身主义》以及《自我决定的孤独》。此书出版后不久，《新京报·书评周刊》就如约而至，推送了采访作者伊娃·易洛思的稿件《当情绪、情感成为商品，我们越来越孤独》。就在我结束写作这篇书评的当天，《三联生活周刊》再添新柴，推送了一篇结合电影的评论《爱情真的可以脱离肉体而存在吗？》。

在这一连串的轰炸之下，我假期回国的第六件事，就是冲到广州的方所——我能想到的最近的“新中产”书店——以没有任何折扣的价格，近乎“仪式性”地买下了这本书，为这个新加冕的“新中产”叙述之神，献上我的祭品。

我可以保证的是，在过去几年里，我完全没有所谓的“新中产”意识。我之所以关注这些公众号、媒体以及友邻，大多都是因为一些具体的文章或者独立的事件。究竟是一种什么持续的兴趣，让我不知不觉地走进了这张文化之网？或者说，这届所谓“新中产”到底共享了什么关怀？

要谈新，必先问旧。要注意，如今被广泛使用的“新中产”一词，实际略去了“阶级”二字。这种命名方式好像暗示着某种与“旧式”社会经济学方法的决裂：“新中产”想要圈划的群体并不是那个以收入、职业、家庭背景等经典指标划分出来的“中产阶级”。不可否认的是，在我所关注的文化媒体介入之前，“新中产”仍是一个由经济科普类媒体主导的词汇。胡润研究院、DT财经、吴晓波频道等都曾发布过有关中国“新中产”的白皮书或报告。在这些报告里，“消费习惯”是一个重要的指标。这是突破冷冰冰的旧“中产阶级”的第一步，因为消费习惯本质上反映了一种文化品位和生活方式。

不过，以“消费习惯”来定义文化“新中产”仍是隔靴搔痒，因为目前这届“新中产”已经带有某种浓厚的反消费，甚至是反中产的倾向。在我的直觉里，上届“中产”曾经以“小资”的名号闻名于世，其核心内容无疑是以消费主义为主导的精致生活方式（咖啡、长跑、骑行、瑜伽、慢生活、city walk……）。本届“新中产”虽然对此有所承袭，但仍旧展现出一些新的特征。比如，本届“新中产”具有浓厚的社会问题的批判特征，关注的是加班、就业、裁员、社会治理中的不公等问题。与此相关，本届“新中产”还有着对自身身心状况高度的警觉，类似精神抑郁、持续孤独、内卷、不婚不育以及健康体检等问题是其关注的核心。基于以上两点，本届“新中产”还有一种无差别的嘲讽精神，脱口秀等吐槽式娱乐成为刚需，而沙雕综艺和躺平文化也成为某种反抗“过度积极”的艺术。

这届“新中产”的标志是一种极强的反思意识。如果一个人仅仅简单地表达了对中产阶级美好生活的向往、期待和希望，那么ta一定会被踢出“新中产”的群聊，而被邀请加入正能量的老年组。一个典型的“新中产”应当是在向往美好的同时保持一种对生活艰难的理性认知，并以正向（批判）或反向（嘲讽）的方式不断叙述这种不安全感。

2011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历史-人类学译丛”所引进的《美好生活：中产阶级的生活史》就曾风靡一时，一度引发了对“中产阶级”的文化定义的诸多探讨。不过这本基于1880年至1910年间的瑞士中产阶级的文化史，很难让本届“新中产”在其中找到共鸣。十多年之后，伊娃·易洛思这本基于现代美国社会而作的《冷亲密》被引进。读者们不但看到了更接近自身生活的案例（心理治疗、企业文化建设、女性主义以及约会软件），又发现了对这些熟悉生活的反思和批判。这完美符合了目前“新中产”精神气质。无怪乎媒体们一拥而上，把它打造成一部“新中产”的文化白皮书。

《美好生活：中产阶级的生活史》，[瑞典]奥维·洛夫格伦、乔纳森·弗雷克曼著，赵丙祥、罗杨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出版，268页，30.00元

“提供情绪价值”的前史

如果拿到实体书，你会发现，其实“冷亲密”的正标题并不显眼，而较为枯燥的原书副标题“制造情感资本主义”（The Making of Emotional Capitalism）也被巧妙地略去。更引人注目的，是充斥在封面和封底的那一系列扎心问题：为什么爱越来越难？爱情中应该有算计吗？理性和情感是对立的吗？在消费时代如何获取真爱？书的腰封则向我这般急切的消费者许诺——“揭秘相亲、征友、社交网站背后的交友和恋爱逻辑”。

《冷亲密》中译本封底

不过，当我看完全书之后，我很怀疑“新中产”读者们能否真的找到他们所期待的答案。事实上，这书并不那么好读，更像是一本严肃的社会科学分析，而非一本以“症状-方案”为线索的实用手册。装帧上所呈现的那种对自身情感状况的极端关切和自省意识，以及由此所激起的那种强烈的“自助”（self-help）渴望，恰恰是本书所批判的。而且，即便“新中产”的读者们买了“情感资本主义”的账，恐怕除了在社交媒体上自嘲一下自己的情感被“商品化”“客体化”“理性化”了之外，仍难以逃脱孤独和反省所带来的痛苦，不能为自己的情感生活带来提升。

不过，易洛思并非没有暗示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这点我们最后再谈。与解决方案相比，更吸引我的是她所揭示出来的那些困境。在她看来，所有“新中产”的积极自救努力都事与愿违地走向了它的反面。

让我们先来看看第一章中的“事与愿违”。传统社会学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生产排斥了人的情感，让人“异化”，彼此隔绝，在情感上变得麻木不仁。然而，易洛思认为，资本主义与私人情感并非对立，相反，它们紧密结合在一起，这就是易洛思所谓的“情感资本主义”。易洛思把故事的起点定在了二十世纪初的美国企业。当时美国企业认为，“如果在工作关系中包含对员工给予关心和关注，那么生产力就会提高”，于是将心理治疗大规模引入企业管理。埃尔顿·梅奥的管理学理论就是其中的一个经典例子。在梅奥守则里，“倾听”和“同理心”是重中之重。梅奥毫不掩饰地说：“倾听”就是“不要说话”“永不争论”并“从不给建议”；“同理心”就是“认同他人观点和感受的能力”。易洛思进一步用性别理论去解释这个现象。她认为心理治疗的职场化模糊了性别的边界，男性不必总是“强硬”，而女性不必总是“细腻”。相反，在新的标准之下，所有人都必须“控制自己负面情绪，变得友善，通过他人的视角看待自己，并能够共情他人”。

不过，在我看来，所谓“双性化”的本质其实是一种权力关系的暂时颠转：处于强势地位的管理者成了只能点头的下属，而处于弱势地位的员工则成了滔滔不绝的主导者。这种被心理治疗化的“沟通”实际上瓦解了我们日常意义上的“对话”。员工单方面“倾诉”以求解气，和管理者单方面“倾听”以求换取效率，二者之间只有冷静的克制、理解和尊重，而没有热烈的掏心掏肺。

我们的“新中产”读者应该对这种企业和这种现象并不陌生。只需看看目前“新中产”的最高交友择偶标准——“提供情绪价值”，就可完全理解这个一百多年前的现象。奇怪的是，在《新京报·书评周刊》的采访里，当记者说出中国交友平台经常提到的“情绪价值”一词时，易洛思竟然高呼：

天哪，还有这种说法！刚读到“能提供情绪价值”时，我觉得好笑。但至少，它非常直白地道出了一个事实，即这是一种交换、一种交易，情绪支持工作是这种交易中的一部分。

我不明白易洛思的惊叹是真诚的还是礼貌性的。很明显，她所分析的梅奥守则正是一种“提供情绪价值”的典型范本。著名的心理学科普公众号“KnowYourself”曾经考证过，今日大行其道的“情绪价值”一词缘起于美国爱达荷大学商学院杰弗里·贝利（Jeffrey J. Bailey）教授在2011年写的一篇文章。情绪价值的定义是：企业为客户提供的消极情绪（成本）和积极情绪（收益）之间的差值。梅奥守则说的无非企业给内部员工提供情绪价值，以换取员工的高效劳动；“新中产”爱情守则说的则是对象给自己提供情绪价值，换取亲密关系。

不过，即便提供情绪价值带着“资本主义”的色彩，又有什么问题？员工获得了积极情绪和倾诉渠道，而企业获得了高效劳动力，岂不是两全其美？

易洛思指出，这个资本主义双赢逻辑背后存在一个困境：如果“倾听”和“同理心”成为了一种社会的普遍要求，那么其必然导致每一个人都必须压抑、控制和管理自己的情感，这与释放情感的初心背道而驰。

不得不说，易洛思的眼光非常毒辣。一个具有“同理心”的人首先得是一个具有极强“自省”能力的人，他/她必须很好地觉察并认识自己的情感。比如，一个没有经历过高校“内卷”痛苦的资深教授可能很难真正“共情”一个挣扎在学术体制里的博士；但是，这也不意味着一个深刻觉察内卷痛苦的博士有能力为另一个博士“提供情绪价值”。因为“同理心”和经过心理治疗洗礼的所谓“沟通”所要求的，是人们“在社会关系中悬置个人情感纠葛”，抑制住带有价值导向的“建议”，并尽量只使用“中立客观”的语言去描述并且“理性化”那些丰富的情感。易洛思故而指出：

一方面是带有强烈主观性的生活，另一方面是日益客观化的表达和交流情感的手段，两者之间形成了新的尖锐的矛盾。（55页）

按照我的理解，这种理性的“沟通”方式必然是抑制性的。它本应只是对心理治疗师的职业要求，但在精神医学扩大化之后，它变成了一种全社会的社交规范（或者说社交期待）。在现代社会里，每一个人既是敏感而痛苦的患者，又被要求成为理性而客观的咨询师。易洛斯用这个矛盾提醒我们：心理治疗的扩张进程本身或许也是心理问题普遍化的进程。

伊娃·易洛思

没有“热乎劲儿”的美式冷亲密vs浪漫的法式“一见钟情”

如果说梅奥守则代表着心理治疗在公共领域的扩张，那么“亲密关系指导手册”的流行则代表了心理治疗在私人领域的普遍化。易洛思认为，二十世纪以来“心理治疗与女权主义的交织催生了亲密关系的理性化的广泛进程”，“女权主义和心理治疗为改变自我提供了大量心理的、生理的和情感的策略”(44页）。

易洛思举了两个有趣的案例：（1）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国女性杂志《红皮书》介绍了一张贝塞尔博士研制的“浪漫吸引力问卷”。当人们不清楚自己与伴侣的匹配度和浪漫关系的程度时，他们可以通过回答六十个问题来获得一个分数，如果分数在二百二十到三百之间，说明浪漫关系还可以维系；（2）当浪漫关系无法进行下去时，伴侣之间可以做一个非常理性的练习：拿出一张白纸列出自己的浪漫期待和过去的美好时刻，随后“倾听”对方的清单并在所列事项上打勾打叉来评估现状，最后交换清单并互相许诺三个愿望。

毫无疑问，女性主义和心理咨询结合的目的是让中产阶级女性从传统的家庭模式中解放出来，在亲密关系中获得主导权。不过，在易洛思看来，这种联姻的结果是让计量算计与抽象分析主导了亲密关系。用“理性”来维持“亲密”无疑是饮鸩止渴。易洛思用了一连串黑话来描述这个过程：这种理性的方法强迫“情感从感受主体中分离出来”，用简单的数字来“通约”各种复杂的情感，让情感人“去人格化”成为理性/算计人，剥夺了“亲密关系的特殊性”。在我看来，“越吵越亲”或“打是亲骂是爱”这样的有些政治不正确的俗语，或许也能解释她的想法。在某种意义上，“吵”仍旧是两个具有情感的人之间的亲密沟通（尽管非常激烈），而“提供情绪价值”和交换“期待清单”则更像是两个理性人之间谈生意。

由此，我们需要看到易洛思理论背后的预设：亲密和理性是两个相反的原则。理性可以与自由、独立、平等、效率等价值相辅相成。譬如理性的方法可以提高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减少家庭关系对工作的影响，削弱亲密关系给自由生活带来的负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两个没有争吵的理性人会更加亲密。

我在想，易洛思脑中的亲密有点类似我们的“热乎劲儿”：充满激情又充满冲突，浪漫似火但却不保证未来。情感资本主义的最终目标并不是这种热乎的亲密感，而是把它降低为一种相敬如宾的“冷亲密”：没那么浪漫，但也没那么碍事儿。

本书的第二章所关注的“疗愈性叙事”延续了对心理治疗扩张的批判：心理治疗让所有人都意识到自己“有问题”并且需要“自助”，而自我实现的重要部分就是实现心理“健康”。电视脱口秀节目、自传性书籍以及互联网等媒介在这场心理学扩张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们鼓励人们通过在公开场合“谈论”自己的私人情感问题形成某种“苦难共同体”来获得“疗愈”。简而言之，在易洛思看来，疗愈/自助叙事的扩张也是疾病叙事的扩张、精神痛苦的扩张。易洛思不无讽刺地说道：“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好——这一新领域推广或销售的主要商品——人们必须首先承认自己有病，还不够好。”（90页）

第三章以陌生人交友软件作为案例，但其核心观点仍旧是浪漫关系的理性化。在交友软件上，人们会预先数据化一些择偶标准（比如身高、年龄、地区、学历等等），而系统会根据这些数据来推荐“理想”的伴侣。人们会用“语言”来为自己写个人资料，这既是一种对自我的客体化审视，又是一种对浪漫关系的理性化努力。语言在易洛思看来是一种反思性的、文本性的以及认知性的知识，它遮蔽了视觉和身体的感觉，把原本应该充满偶然性的浪漫探索变成了公文处理式的理性活动。

读者们应该最喜欢第三章的批判，在此我就不去多谈了。我想提醒读者注意的是，易洛思在这章中似乎终于摆脱了某种科学“客观”的叙事，流露出一些她内心中对理想亲密关系的看法。

在易洛思看来，以美国社会为代表的“冷亲密”破坏了某种法式的“一见钟情”（le coup de foudre）。这种法国的“浪漫爱情传统”具有许多反资本主义的性质：它是一种自发的、直觉的、顿悟的生命体验，不存在一个预先设定的“理性标准”；它是身体性的、与性吸引力相关的，而不是“无实体的文本”；它没有功利性的前提，并不以提供“价值”和“交换”作为基础；它不是一种在资源丰富的市场里进行无限、高度理性且精确的选择行为，而是一种排他性的激情。

过度反思：对反思的反思

中国的“新中产”读者们似乎在美式“冷亲密”和法式“浪漫”之间挣扎着。一方面，心理治疗在当前社会文化中的统治地位已经逐渐形成，易洛思所描绘的情感资本主义的诸多现象已对中国读者不再陌生：“情绪价值”“倾听”“同理心”无疑成了都市年轻人的择偶热词；mbti十六人格类型测试、心理表格甚至八字匹配等“理性化”手段也日益丰富。在大众娱乐中，广义的心理治疗成了不可或缺的元素。从前几年《爱情保卫战》《金牌调解》等所谓“情感心理”类节目的爆火，到《非常勿扰》《我们恋爱吧》等恋综中对心理专家的推崇，再到任何选秀节目中的所谓“说出你的故事”环节对选手的痛苦叙事的诱导，无疑都是心理治疗扩张的例子。在更加年轻的新媒体中，普及心理学“自助”知识的公众号、播客、视频号无疑是当下“新中产”文化的发动机。

另一方面，正如易洛思所言，治疗文化的普及必然伴随着“心理问题”的普及，人们似乎已经感受到某种“越努力越失败”的氛围。媒体对《冷亲密》的大力推崇似乎也反映出，这届中产的自省精神已然进展到对过度理性化的“情感资本主义”的反思阶段。

对此，我还想再举一个近来文化界流行的例子。德国韩裔哲学家韩炳哲的著作近来被大量引进，一时风头无两。我私以为，韩炳哲最打动这届“新中产”的地方，也是他对于一种过度积极的、理性算计的生活状态的批判。韩炳哲在《爱欲之死》中就曾大量引用易洛思的著作，易洛思对于亲密关系中的理性算计的批判实际上帮助韩炳哲确立了自己的说法：爱欲的消失是因为“他者”的消失，他者的消失是因为“自我”王国的扩张，资本主义对他者的物化和商品化，本质上是让他者“为我所用”。韩炳哲在《倦怠社会》提出的更有名的观念“功绩主体”更是对过度积极的理性化自我的直接批判——“我”对效率的追求欲望之大已经使“我”不满足于剥削“他者”，而是要进一步剥削“自我”。韩炳哲所提出的类似“深度无聊”、冥想、爱不可征服的他者等方案，在我看来，也与易洛思的“法式浪漫”一脉相承——都是一种反（过度）理性的休息方案。

《爱欲之死》，[德]韩炳哲著，宋娀译，中信出版集团｜见识城邦，2019年3月出版，96页，32.00元

那么我们要问，面对这样的文化状况，这届“新中产”应当如何自处？是跟着韩老师练习无聊，还是跟着易老师“一见钟情”，还是干脆彻底拥抱“冷亲密”？

我没法在此处给一个具体的答案。不过我想提醒读者注意的是，冷亲密从来都不是可欲的选项。大部分人都不会主动选择“冷亲密”而放弃“热乎劲儿”。在社会竞争白热化和容错空间被挤压的状况下，“新中产”不得不在热烈的情感欲望和毫无感情的工作中摘取这个折中之物。

我们不妨再回过头来看看“冷亲密”的初心。按照易洛思的说法，冷亲密的起源心理治疗、女性主义、大众文化是对钝化情感的传统资本主义的一次合力围剿，其目的恰恰是恢复情感的地位。但是，由于这次围剿用力过猛、过于理性，它走向了它的反面。故而，《冷亲密》的真正教诲或许并不只在批判情感资本主义，而是警醒过度理性。只不过，我担心的是，在当前社会状况下，给反躬自省的理性精神加一把火，对心理治疗、网络交友等问题进行二阶反思，会造成新一轮的“事与愿违”。在这个时候，我们不妨暂且悬置易洛思的归因思路，重新将心理问题、情感问题的根源追溯到外在环境的不合理之处，而不是让个体对本就迫不得已才选择的理性行为再次进行理性反思。

停止自省，就是一种浪漫的“一见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