恋恋风尘：台湾新电影记忆

前不久，第55届金马影展公布了主视觉海报。李安、侯孝贤、巩俐、小野四人的侧脸轮廓组合成层峦叠嶂的山峰。象征“金马系由不同部门的努力与合作所成就，缺一不可”。虽无关金马，却想在此时记录笔者作为一个普通影迷对台湾新电影的记忆。

台湾新电影双子

1982年，杨德昌、柯一正、陶德辰、张毅合拍的《光阴的故事》被认为是台湾新电影运动的开山之作，但在此之前，新电影运动已经有了一段时间的积累过程。1981年，杨德昌回到台湾，与詹宏志、余为彦、徐克等人参与独立制作《1905年的冬天》，担任编剧及演员；同年，日后为杨德昌部分电影担任制片及编剧的小野也从美国辍学回到台湾，与早年进入中影，同样在新电影运动中担任旗手的吴念真一同组成企划小组。“中影是一个大机构，相对地没有什么机会，因为这个机构太大，我们去的时候职位都很低，可是却掌握了一个计划在我们手上，负责全公司的每年拍片计划。”去年笔者在香港采访小野的时候他这样谈到。

而与杨德昌并称为“台湾新电影双子”的侯孝贤比上述几人都更早地进入到电影圈。1980年到1982年之间，他已经自编自导了三部长片，其中《在那河畔青草青》还提名了当年金马奖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今年出版的《恋恋风尘：侯孝贤谈电影》是侯孝贤2007年在香港浸会大学所做的七场电影讲座的集结。关于初入电影圈的经历侯孝贤这样谈到：“我毕业之后当了八个月的推销员，推销电子计算机，每天打个领带，骑个摩托车去派名片，等一下人家就会把这个名片丢地上，我也只好捡起来。但是做了八个月后有一个机会，学校老师打电话来，需要一个场记，我就去当场记了。”

《光阴的故事》由四个不同的故事组成了童年、少年、青年和成年四个人生阶段，不同于以往以武侠和琼瑶式爱情，甚至色情暴力为主的台湾电影，新电影自诞生之时就显露出其对人物内心世界与成长环境的关切。更重要的是，这部低成本影片取得的票房和口碑为后续新电影的诞生争取了机会，杨德昌、柯一正等人开始在以小野、吴念真为核心的企划小组的支持下拍摄长片。

1982年至1986年，新电影短暂又曲折的五年里，杨德昌先后贡献出《海滩的一天》、《青梅竹马》和《恐怖份子》；侯孝贤拍出了《风柜来的人》、《冬冬的假期》、《童年往事》和《恋恋风尘》。新电影运动也见证了二人紧密的伙伴关系。侯孝贤抵押自己的房子帮杨德昌筹拍《青梅竹马》，杨德昌给侯孝贤的《风柜来的人》重新配乐。侯孝贤曾多次提起杨德昌用维瓦尔第的《四季》配的《风柜》：“比如说他们几个在海滩那场，放那个音乐，那是一种寂寞，生命的本质的一种能量，它反而有一种寂寞，我自己看杨德昌配的《四季》实在是非常过瘾。”

二人同为新电影棋手，但却有着不同的创作诉求和电影风格。侯孝贤的长镜头，叙事和情绪上的留白，力量被夹藏在叙事的隔断中，沉默成为进入的唯一方式。他早期的电影多表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的历史人文风貌和外省人的生活境遇。《童年往事》里少不更事，经历了父母和外婆去世才豁然成长的阿孝咕；《风柜》里在海滩上嬉闹的阿清，空有一身能量却对人生满怀忧虑与迷茫。类似的少年是侯孝贤电影中永远的主角。建筑学出身的杨德昌则善于借空间制造人与人、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冷静、理性的视角捕捉现代人复杂的心理状况。他的电影里徘徊着的是受制于家庭却渴望寻找内心平静的女性，在面对困境时选择以逃避或暴力排解愤郁的男性。

上映于1985年的《青梅竹马》讲述了一对情侣如何走向分离的故事。由蔡琴饰演的阿贞希望搭乘移民热潮去往美国，开始全新的生活；习惯了台北生活的阿隆抱有怀旧情结，满足于当下的生活状态而不愿轻易改变。

阿隆与阿贞，也许恰好映射了侯孝贤和杨德昌体察台湾的不同方式。前者象征着一个怀着旧时代和乡土情结回望过去，想要保留集体历史与个体记忆留痕的亲历者。后者以清醒的旁观者姿态，将取景框对准时代变动下的都市群体，在由批判渐渐滑向失望的心境变化中抛出了一个金钱与成功至上的未来。《麻将》的结尾，杨德昌借前来台湾发展的英国人说出：“贫穷已经过去了，他们现在有钱到你不敢相信。十年后这里（台北）可能会成为世界中心，未来的西方文明将立足这里。”台湾新电影双子正是以这样互补的方式，连接起上世纪中后期台湾的乡村与城市，过去、现在和未来。

1987年，《台湾电影宣言》在杨德昌济南路的家中起草并随后发布，这场对台湾电影生态作出巨大变革，同时也遭受各种阻挠和非议的新电影运动宣告结束。

朱家文学与台湾电影

“当时我还不知道侯先生已结婚，儿子五个月，女儿都七岁了，见他一张娃娃脸，眼睛圆炯炯的很有神采，好像不比自己大多少，问他几年次，他却笑了，三十六年次，比我大十岁。两位先生的意思是希望此戏就由我改编电影剧本……”

以上这段文字出自朱天文的《最好的时光》，这篇被改编的散文是朱天文的《小毕的故事》，同名影片由陈坤厚执导，朱天文、侯孝贤等人共同编剧。诚如天文的妹妹朱天心所说：“也开始另一段她原以为是余烬的二十五岁之后的奇幻旅程。”自《小毕的故事》之后，数十部侯氏作品中朱天文从未缺席。二人的合作一直从侯孝贤新电影时期的作品延续到台湾史三部曲，再到最近的《刺客聂隐娘》。文集《最好的时光》和《红气球的旅行》正是朱天文对侯孝贤电影文献的整理和补遗。

朱天文《红气球的旅行》

朱天文的父亲和母亲都是台湾文坛重要的作家及译者；朱天文师从胡兰成，16岁发表首部小说，以长篇小说《荒人手记》荣获首届时报文学百万小说奖；妹妹朱天心与妹夫唐诺，一个是凭借《击壤歌》成名的“台湾眷村文学第一人”，一个是台湾图书出版界的知名编辑，后来也成为作家。在台湾半个多世纪的文学史上都有朱家人的身影。

朱家和台湾电影的渊源也不止“朱天文和侯孝贤”。翻开朱天心在2015年出版的文学回忆录《三十三年梦》，开篇即是2013年唐诺与朱天心前往京都探望女儿盟盟，彼时的谢海盟正以编剧身份参与《刺客聂隐娘》的制作。而天文与海盟之外，唐诺亦曾与李宗盛一同参与《风柜来的人》的配乐。侯孝贤在日本拍片的过程中，朱家人也多次探望，闲暇时还一块游玩。朱天心笔下的侯孝贤也不是“侯孝贤”，而是被称为“侯子”。两家人因电影而生的友谊逐渐走过了这三十多年。

相比之下，杨德昌与朱家则因侯孝贤和蔡琴的关系结缘，却单纯保持着创作之外的友谊关系。只是这段友谊却未能延续下去。杨德昌曾与唐诺一同讨论古装电影的制作，亦曾开口找朱天心写《红楼梦》剧本。朱天心深知与杨德昌若共事，便做不成朋友。最终在杨德昌“他们还是选了孝贤”之后，朱天心再也未能于私下场合看到杨德昌。

于今回头看，虽然结局不尽如人意，留有遗憾，但彼时身处文学与电影前端的这两拨人在交集之下产生的种种情谊依旧让笔者深感珍贵。甚至想要追问，到底是时代促成了他们，还是他们造就了时代？

忆起杨德昌去世那天的情形，朱天心不免落入对故友的哀思：“是故零七年六月杪，我于咖啡馆赶完一篇稿并顺手翻晚报见杨德昌大肠癌病逝时，心绪无法平抑地从东门走到仁爱路宽幅的樟树林安全岛上，蝉声喧嚣大作，心里却下着大雪，呀，一个时代过去了。”她这样写道。

回到杨德昌

去年四月，笔者在香港电影节上重看了杨德昌。那年是杨德昌逝世十周年，香港电影节举办了杨德昌回顾展，放映了他生前完成的七部作品，从《海滩的一天》到《一一》。杨德昌的妻子彭铠立，他生前的合作伙伴小野和金燕玲悉数到场，与观众分享了杨德昌生前的部分工作和生活经历。

那是笔者第一次在大银幕上观看杨德昌的电影。也还记得那天下午在香港文化中心观看《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片长四小时，中间没有暂停，偌大的影院坐满了前来朝圣的影迷。我和同行的朋友坐在影院二楼靠后的几排之一，异常激动。在裹着毯子看到近结尾那场午夜杀人戏时，我被银幕前快速闪动的几束光吸引，不禁回头去看身后那个发出光的窗口，顿时倍感心酸，却又欣喜地将它当作是电影对我的某种回应，一个隐秘的时刻。

去年香港电影节发行的纪念特刊《十年再见杨德昌》刊登了关于杨德昌做电影之前的经历的访谈。杨德昌于1947年生于上海，两岁时随家人移居台北。成年之后的杨德昌回看自己的家庭关系觉得：“基本上没有亲戚。”这种只有爸爸、妈妈、哥哥、妹妹的家庭结构在杨德昌看来已经脱离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束缚。加上大学期间赴美留学、工作多年，再回到台北的杨德昌看待这座城市的眼光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1983年，杨德昌不顾中影上下反对，坚决起用新人摄影师杜可风担任自己处女长片《海滩的一天》的摄影。《海滩的一天》中对中产阶级、女性心理及城市生态的刻画在当时的台湾电影界实属罕见。侯孝贤和吴念真初看《海滩》的时候表示看不懂，因为杨德昌完全选择了背离本土经验的视角和理念。而从本片中逃脱家庭束缚追求爱情的佳莉、《青梅竹马》中渴望赴美国追求新生活的阿贞、再到《恐怖份子》里迷茫不知所求而寻求改变的作家郁芳，杨德昌新电影时期的女性角色似乎都敏锐地察觉到了时代巨变下传统观念即将分崩离析的现状，也义无反顾地选择打破桎梏，寻找新出路。

杨德昌对台湾电影的革新还源于他追求完美近乎苛刻的创作精神。小野曾提到杨德昌因为《牯岭街》底片光影度冲错想要重拍被他以没有观众会在乎是灰色还是黑色为由回绝。时隔多年后他在大银幕重看《牯岭街》才看出杨德昌计较的细节是什么。杨德昌对电影苛刻的要求也让他与身边的工作伙伴冲突不断。去年笔者采访小野时他就笑称他和杨德昌是彼此的恐怖份子，因为《恐怖份子》的剪辑问题杨德昌曾跑到小野办公室连骂廖庆松三个小时。

在《再见杨德昌：台湾电影人访谈纪事》一书中舒国治谈到：“很少有人羡慕他的生活，不能说不认同他的生活方式，没有人这么说，大家虽然会赞美他的工作，却不会去赞美他的生活……他花太多功夫在他热衷的电影上。”这大概也是朱天心在与杨德昌共事和做朋友之间选择后者的原因，虽然后者也并未能继续下去。

2007年6月29日，杨德昌在美国洛杉矶去世，《追风》未完成，《一一》成为他的遗作，直到去年，这部完成于18年前的作品才得以回到台湾首映。同年，瑞典导演伯格曼、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相继去世，2007年被看作是一个时代的终结。

“后来，大家慢慢分道扬镳了，并不是因为大家有什么疙瘩，而是杨德昌的个性就是这样，他要求完美，对价值的认定也非常坚持。直到《一一》康城得奖之后，我们才又开始在一起，当然还是很开心，但已不像以前那么亲密，因为过去是大家一起革命的时期，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一杯看剑气，两杯生分别，三杯上马去。’”

此为侯孝贤忆杨德昌时所说。

如今，《追风》的完成日期被标记到2020年，侯孝贤也在筹备一部由朱天文编剧、舒淇主演的新作，标记2020年。

朱天文写：“离别不是友谊的分散，而是力量的扩张。”就以此作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