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芭比》：一旦醒来，就无法假装沉睡

由华纳兄弟公司出品、格蕾塔·葛韦格导演的电影《芭比》，上映几天就引起大量讨论。作为一部在宣发上比较有特点的影片，《芭比》在北美和海外市场均收获了不错的票房成绩。截至7月24日，票房统计网站Box Office Mojo的数据显示，《芭比》仅仅上映了一周不到，就已经超过了同时上映的《奥本海默》。它们在北美周末票房分别是1.55亿美元和8050万美元，《芭比》的首周票房几乎是《奥本海默》的一倍。 在《芭比》上映前，曾有文章分析它不可能在国内大卖。首先，影片包含了众多迷影元素，比如开场就模仿《2001太空漫游》，以及致敬《瑟堡的雨伞》等一众歌舞片。不了解影史的观众既不易察觉这些信息，也可能对此不感兴趣。 其次，《芭比》是北美女性主义运动下的产物；而芭比玩具主要针对北美人群，中国观众或许对它没那么熟悉和喜爱。另一方面，电影的目标受众主要是大城市精英女性，观影范围太窄。出人意料的是，随着《芭比》第一轮的上映，它在社交媒体上的口碑大好，豆瓣评分一度达到8.8分，远远超出预期。国内很多影院都追加了排片，《芭比》靠着口碑在国内完成了票房逆转。那么，作为当下大热的影片，《芭比》是否真的如此优秀？《芭比》自身存在着哪些问题？影片中所呈现的问题分别又都是什么？以及它究竟是凭借着什么抓住了观众的心？

1.只是女性主义电影？

很多人对《芭比》有着先入为主的印象：这是一部女性主义电影。它之所以受到如此广泛的欢迎和接受，是因为这部影片可能是在21世纪20年代，首部正面在电影空间中直接批判父权制，以及把网络空间内林林总总的分散话语进行集中表达的作品。此前也有很多电影借助女性主义来讲故事，包括《芭比》导演葛韦格的前作《小妇人》和《伯德小姐》。但如此直白地在电影里批判父权制是少见的，这似乎是第一次在大荧幕上，集中讲述已经在网络空间广泛传播的女性主义话语。

《芭比》的有趣之处在于，它的核心不仅仅是性别，更重要的是迫使个人去求真的“存在主义危机”。在《芭比》的开头，由玛格特·罗比饰演的主角芭比，是“经典芭比”（Stereotype Barbie），她金发细腰，身材完美。在完美的生活下，她却突然想到了死亡。如果做一个不太确切的类比，这个时刻类似于悉达多王子走出衣食无忧的宫殿，第一次看到生老病死，引发心灵革命的那一刻。

电影的开头非常像一部后现代小说的开头：“有一天早上芭比娃娃睁开眼睛，她想到了死亡”。和死亡相对应的，当然就是一成不变的完美。完美的东西是不可能改变的，一旦改变就不再美丽。在影片中，芭比也反复强调她的心愿：一切都不要变，永远这样过下去，永远保持现状，永远保持完美。可这不是生命的真正完美，这不过是一种观念。真正的生命是扁平足，是过期牛奶，是大腿上的橘皮组织，是衰老和死亡。死亡是真实的，而完美却是虚假的。

在这个故事的开头，真正促使主人公去行动的事件是死亡的观念进入了她完美的世界中，这解释了芭比为什么一定要去真实世界（the real world）。“Real world”里最重要的词是“real”，而不是“world”，芭比所追求的恰恰是定语“真实”。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也常常能看见芭比的困惑。很多人执拗地活在观念世界而非真实当中。比如拍照时一定要通过滤镜，用玩具的身材苛求自己的血肉之躯，痛恨一切让我们长得不像照片的现实因子。正是因为我们时刻活在虚假当中，所以真实才给我们带来压力和焦虑。

虽然《芭比》给观众留下女性主义作品的印象，但真正促使芭比行动的不是性别问题，而是“真”与“假”的问题。我们甚至可以说，性别问题在影片中只是一个二级问题。

2.求真之路

在这个大前提下，带出了第二个问题：在既往的文化惯例中，求真之路是被男性所垄断的。设想一下那些男性作为领导角色的电影故事，不论是面对挑战还是冲突，他们和世界的关系都是直接的，他们要去求真，并且予取予夺。许多此类男性故事，完全不需要女性的参与也能成立。在这些故事里，女性作为第二性，被赋予的目的往往不是求真，而是求爱。而这个爱又往往要通过男性或另一个主体才能完满。也就是说，只有当你是一个完整的主体的时候，才有求真的动机和资格。

《芭比》中也有一个求爱的人，就是从第一性“沦落”为第二性的肯。故事里的肯是一个没有性器官的玩偶，他和现实世界中一些被父权制排挤在外的男性一样，同处于一种女性的处境中。比如美泰公司的接线小职员丁金斯，还有芭比世界里的艾伦，虽然他们是生理男性，但正如影片中的台词指出：在父权体系下的他们就是女性。第二性没有资格去求真，第二性永远都在找爱。因为，如果不通过爱，第二性就无法确立自我价值，无法了解自己是谁。

恰如影片中的肯必须通过芭比来和世界产生连接。当然，这种关系有时会表现成真爱的形式，但事实上仍是一种虚假的关系。这种处于附属地位的，没有主体性的附庸者的自尊，自然是一种弱者的自尊。

在影片中段，肯进入real world后，突然发现父权制对自己如此有利，于是不假思索地把它移植到芭比乐园，按照自己的心愿将芭比乐园改造成男尊女卑的世界。同时他也找到一些能宣扬男子气概的物件，但他从心底里依旧感到有所缺失。弗洛伊德把女性定义为有所缺少的男性，这种定义方法也同样适用于肯，他在故事中就是被定义为有所缺少的女性而存在的。肯在他的歌里唱道，为什么我永远是第二？如果我们说《芭比》是女性主义电影，那么肯才是最需要女性主义的女性。肯的困境实际上比芭比严重，他的处境对应着的，正是现实世界中女性的真实处境。

肯在经历了夺权和失权后，同样也面临着觉醒和求真的问题。当他建立的男权世界坍塌，肯流下了眼泪。芭比的觉醒也是从流泪开始的，真实的眼泪是觉醒之路的开端。所以在芭比的启发之下，肯也开始了自己的求真之路。在影片最后，肯和所有人，都对着芭比道谢，肯也同样开启了追寻自己主体性的道路。

芭比的求真之路可以看作爱丽丝梦游仙境的反写版。在爱丽丝的故事里，她从现实世界来到仙境，经历了一系列事件，而芭比是从“仙境”来到现实世界。在这里，她遭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男性的目光，来自男性的目光对她而言是一种压迫。在真实世界里，男性所建立的男权世界被具象化为灰色的格子间，穿着黑色西装的企业高管，以及无处不在的对女性身体性化的言语和行为。这些自然是芭比求真路上的障碍。

不过更重要的是，芭比在美泰公司遇到了她的造物主——露丝·汉德勒。露丝从各种意义上来说，都是芭比的母亲。在影片，有一场芭比坐下和露丝喝茶的戏。这里的茶极为关键，因为它不是观念性的，它是只有肉身才能经历的真实经验。茶水可能会很烫，茶叶可能有香气，茶杯可能有重量。也正是从这个时刻开始，属于肉身的、真实世界的力量开始能够改变观念世界的虚妄。

在电影的最后，芭比和露丝有一场终极对话。与之对应，匹诺曹的父亲给了儿子生命，这里的父亲亦是上帝，拥有给生命赋权的权力。但芭比的母亲露丝却对芭比说：你不需要我的许可。可以说，母亲给予生命的方式和父亲给予生命的方式截然不同。母亲不是一个控制狂，她给予女儿的是一种同情、体谅和宽容，是同样作为女性，我们都天然有求真的权利的意思。

我们在电影银幕上，甚至在人类大部分的文化作品中，都经常看到“大父亲”的存在。在影片中，美泰公司的男CEO来到芭比乐园后，开心地和芭比乐园的女总统说：你可以叫我母亲。对此，总统回应道：我还是不要了。紧接着这场戏后，真正的母亲露丝出现。这其中存在着有趣的比喻，我们可以想象最初的人类文明、最初的文化建制是有一位“大母亲”存在的，然而这位母亲已经逐渐消隐。后来的男性攫取了母亲的位置，把功劳归于自己名下。

在影片的最后，芭比作为人类来到了真实世界，萨沙一家开车带她去到一个地方。出乎意料的是，芭比并非是去美泰公司上班，而是去看妇科，这与开头芭比刚到现实世界时的一番说自己没有性器官的话相呼应。拥有性器官意味着拥有具体的肉身象征。肉身的改变是重要的，因为它不发生在头脑里，而是发生在身体上。在这部电影的语境里，只有发生在身体上的改变，才能被称作是真正的行为和对现实的反应，这也代表了芭比作为第一性的主体性决心。

至此，追求性别、权力和求真的目标终于合二为一，《芭比》迎来了结束。

3.不要太相信言语

谈完了电影内容本身，我们不妨来看看这部电影诞生的背景。作为一部由大制片公司运作的商业IP电影，《芭比》还能保持一点微弱的独立电影气息，包括格蕾塔导演的知识分子思辨，已经难能可贵。

但很遗憾地说，《芭比》同时也是一部宣传电影（propaganda）。这种类型的电影并不是通过情节，或人物的具体经历去打动人，它很少讲我们的切身经验，而是通过口号式的宣讲对我们进行观念上的冲洗。我们不能因为《芭比》讲了一些符合自己价值观的口号，就否认它是一部宣传电影的本质。甚至在一些关键的部分，电影做得也并不好。比如真实世界中的母女进入芭比乐园后，最重要的策反和核心价值观的传递，几乎都是靠着口号式的输出来完成的。影片中存在大段的说理片段，人物听了一番话，立刻在行动上发生变化，这些都未能反映出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很多时候，说理对行动是没有驱动力的，因为刀没有割在肉上，而电影中的人物呈现出颠来倒去的情况，导致人物在行为上也缺少连贯性。

话语只作用于我们的头脑，一旦太相信话语，我们就会轻视自己的经验。我不同意这部电影中的一部分金句式的表达，好像只要被一种观念说服，就能解决问题。但现实生活远非如此简单。电影中甚至直接用了“洗脑”一词，如果我们真的可以通过说理来达成目标，那么今天被女性主义观念说服，明天也可能被肯带来的男权说法说服。因为洗脑和反洗脑，本质上是一码事。当我们想去拥抱所谓的金句时，或许更需要停下来思考。肯轻易地攫取芭比乐园的统治权，芭比又轻易地反洗脑回来，这跟当下的舆论环境是不是有着某种相似之处呢？

这是一句老生常谈的话：女性的力量不是以男性的方式去攫取世界，而是要以不同的方式去看待世界。就像有的人选择去拍电影，而不是去写一篇论文，因为艺术作品，总是能够直观地作用于我们看世界的视角，而不是要在电影里再对着我们喋喋不休地说理。

《芭比》中有一个极其精妙，但稍稍可惜的角色，就是艾伦。艾伦身上有着非常笨拙的一面，但他又代表了另一种并不在二元性别对立中的形象。首先他是男性，他力气很大，能以一敌众，但同时他又是一个男性群体中不那么“男性”的人，他身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人性当中的同情。艾伦就没有按照二元划分的方式来看待这个世界，而是按照一种人性的方式来和人们打交道的。

在求真和性别问题之外，《芭比》中还有一些比较有趣的利用。它化用了很多电影史上的经典讨论，进行了一些调侃。比如破除虚假选择的设定，选择美美的高跟鞋还是丑丑的勃肯鞋？影片告诉我们，这是一种资本主义体制下的虚假选择。这个桥段对应了《黑客帝国》中的红药丸和蓝药丸桥段。所谓的红蓝药丸只是为了让你感觉自己有自由意志，事实上你醒了以后，就只能走上觉醒的道路了。我们常说，你没有办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但另外一方面，如果一个人是真的觉醒，你也很难再让他沉睡下去。

尾声

在性别意识更为普及的当下，芭比这个形象似乎有些陈旧和落伍，甚至还代表了某种保守。美泰公司选择在这时展开一场关于芭比的形象公关活动，恐怕有这方面的考量。特别是影片中有大量美泰公司的戏份，对于不熟悉芭比的观众来说，像是看了一部公司的公关片，全面地了解了这个产品的由来、理念和发展史。

当然，《芭比》的制片过程很不容易，这让人联想到电影史上的另一部电影——《弗里达》。它是由主演萨尔玛·海耶克自己主动促成的一个项目。当时海耶克找到的制片公司正是后来因为MeToo运动锒铛入狱的韦恩斯坦的公司，米拉麦克斯（Miramax）。当时海耶克历尽了种种的羞辱，克服重重困难才把电影拍出来，海耶克同样为影片找来了一位女性导演。尽管电影拍出来后不符合韦恩斯坦的胃口，但还是一举夺得了多项电影奖项，成为后人赞赏的女性艺术家传记片。这么多年过去，我们又看到由女演员推动，女导演拍摄的一部以女性为核心的电影。而评论网站也对这部电影做了大幅报道，其中有的标题是，葛韦格是有史以来第一位周票房冠军的女性导演。

今天再看《芭比》，最有趣的地方依然是它和现实之间两两相参的关系，我们为什么会在影院里如此触动？因为它真切地观察到，也呈现出我们现实生活中，因为两性结构的问题而出现的一些极为荒诞，但又理所应当的东西。就像电影所指出的，真实世界一点都不完美，在真实世界里人会老去，会布满皱纹，会充满缺陷，甚至还有很多痛苦。但是，一旦醒来，就是踏上去往真实世界的旅程的开始，而且你没得选，你必须要走这条路，一直走到真实世界里，去过一种真实的生活，而不是过一种在头脑中和观念打架的生活。将《芭比》的制片过程和电影本身两两相看，或许将为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激励与启发。

（本文综合整理自看理想节目《去电影院的路上》的《芭比》番外，有部分编辑删减，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