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田野中发现历史︱同一个田野，不同的视角

8月23日，历史人类学高级研修班的大队人马进入浙江省遂昌县王村口镇，进行第一场田野考察。据汤显祖《遂昌新作土城碑》记载，遂昌地区整体而言“地少田畜”，而王村口镇则是“万山溪壑中”的典型，位于乌溪江上的峡谷地带。王村口镇可种田地很少，清末民初码头边上木排林立，商业极为发达，遂有“小上海”之称。2004年底王村口镇共有2968户、人口为9598人，旅游业成为当地人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除了一些耳熟能详的神明如妈祖与观音，遂昌西部多个村落信奉蔡相大帝，观看石练镇七月会——蔡相巡游亦是此次田野的项目之一。

在田野前一天晚上，四个小组就在导师的带领下讨论了各自感兴趣的议题。科大卫老师和贺喜老师指导我们组结合《遂昌县志》及文献材料，从教育、军事、宗教、商业等多个角度理清遂昌发展的历史脉络。最后根据大家的兴趣，我们组暂定从信仰与生计两个方面对王村口镇进行考察。

当天集体活动结束后，四个小组分头行动，就前一天各自的讨论议程采访当地村民。在傅俊老师的带领下，五名学员与科大卫老师、贺喜老师、杜正贞老师一起来到了位于桥东的华关胜老人家里。拐进一条小巷，走进了一户不起眼的人家。一位老妇人正在水槽边做绿豆腐，看到我们、问明来意后，便放下手中的活，热情地邀请我们在客厅坐下，厅的正中供奉着一座观音像。 

这位老妇人姓沈，她是我们原先想要采访的华老先生的老伴。由于华老近来身体欠佳，沈婆婆便成为我们主要的访谈对象。科老师首先询问了老人的生平，然后鼓励组员们自由发问。

从老人家口中，我们得知了以下的信息：

沈氏，生于1949年，祖上是福建迁来的移民，小时候父亲在王村口镇上做百货生意。小学上到六年级的时候，碰上“文化大革命”。由于锡铁山大炼钢铁，小孩子都被动员起来去送炼钢的重要物资——木炭。19岁的时候通过别人做媒，嫁到华家。

华氏，生于1948年，主要从事手工业，非农业户籍。年轻的时候弹过棉花、编过棕衣。八十年代凭借自己的一点绘画功底，对周边很多庙宇的佛造像进行过写生，然后自己开始琢磨木雕。靠着天赋，他先是雕刻了自家的观音像，并且在客厅里摆起了小佛堂，渐渐也有了些香火。

当我们问及家里是否还保存了以前的画稿，沈婆婆拿出了一叠厚厚的纸，里面有神像，也有白鹤等图样。

华先生的手艺渐渐在周边村落有了些名气，在本地也没有什么竞争对手。找上门来的客户络绎不绝，大都是请华先生给庙宇神殿雕刻神像，大小不一。如若雕刻的时间充裕、各项事宜能谈得稳妥，华先生自然会接下活来，但是一般需要客户自行提供木材（如樟木和榆树）。

王村口桥西的四相公小庙里四尊神像就出自华老之手。镇上重修天妃宫时也曾请华老雕刻正殿神像，但是考虑到期限紧迫，一人独力雕刻1米多高的神像至少需要2个多月的时间，华老便婉言拒绝了。除了造神像，平日里华老也会刻一些神符的印版。

说到这里，沈婆婆又进屋里找出了六块印版，其中一块刻了“唵嘛呢呗咪吽”。沈婆婆特别强调老伴不仅擅长雕刻，他还会为神像开光——镇上重建的天妃宫落成时，就请华老为神像进行开光，整个仪式持续了两个小时。

当我们问及是否还有开光时念诵的本子时，沈婆婆拿出了一个包裹，里面有红布、市尺及几个手抄本。她告诉我们，这本子是华老的师父——住溪人刘开祥传给他的，师公有神力、会上身，而华老并没有神力。此外，我们还了解到华、沈夫妇共养育了三个孩子。即使在六七十年代，三个孩子都是产婆帮忙接生的，并没有去镇上的卫生院。

从沈婆婆的讲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两位老人几十年来的相互扶持：华老有手艺，而沈婆婆主要负责和客户沟通，扮演经纪人的角色。去年华老先生检查出患有糖尿病之后，沈婆婆便悉心照顾着生病耳背的老伴。

作为历史人类学研修班一贯的传统，田野结束的当天晚上，每个小组要跟大家分享田野中采集的信息、相互提问。我们组派我分享了这对老夫妇的生活经历，各人认为在信仰的框架下，神像及其所在的场所作为神力的一种具体表现，离不开手工艺从业人员以及相关的经济活动。

无独有偶，第四组在我们组采访完之后，由一位村民带路也赶到了华老先生家里。原来，他们在采访这位老妇人时，问及村里除了天妃宫和四相庙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庙宇。这位老妇人告诉他们有一个“很灵”、“但是不领你们去，你们绝对找不到”的地方，也就是我们拜访过的华家。

第四组的老师和同学一进门便注意到屋子里挂着好几面“有求必应”、“佛祖佑我”的锦旗，桌上摆放着我们刚刚看完的神符印版。连瑞枝老师试探性地询问沈婆婆今晚家里有没有活动，老人家回答没有。但是带路的老妇人告诉第四组同学，晚上华家会有些特别的活动，因为这户人家在送子和给孩子治病方面非常灵验。沈婆婆能说会道，又有通神的能力，所以她家观音堂的香火一直这么旺，当地人想要求子或者给孩子治病就会上门求助。据沈婆婆自己说，去年农历六月十九日观音菩萨生辰之日，家里来了一百多位信徒。至于华先生在八十年代初转而雕刻神像，是否与沈婆婆有直接的关系，我们并不清楚。

听完第四组的版本，回想一下白天采访的片段，不免感慨。相信各位读者一定有所察觉，但是对于一心想要了解华先生如何以雕刻神像为生计的我，并没有将重点放在了解他的老伴身上。

而第四组能搜集到沈婆婆的信息，也是有其原因的。首先，他们的信息来源是由本地村民直接提供的，提前从一个侧面了解到，在整个村子的信仰框架下华老家的观音堂在村民生活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不同的是，我们组的信息是由2017年带队遂昌古村落和传统文化研习营的傅俊老师提供的。傅老师为了训练我们的田野调查能力，并没有泄露额外的信息，不过由于我们过于专注自己的主题，缺少发掘“当地人”这一重要的视角。其次，两个组想要探索的重点也有所不同。第四组在连瑞枝老师的指导下，主要想了解女性形象在当地信仰体系中的体现。所以他们在田野中选择了当地老妇人作为采访对象，继而从老妇人口中得知了华老家的观音堂，于是将采访聚焦在沈婆婆身上。

虽然那天晚上的汇报与讨论并没能完成老师的要求——结合文献材料、解决历史问题，却让我对如何准备田野、进入田野感触颇深。正是因为研究者的立场、问题以及采访对象的不同，访问结果呈现出来的是以一个家庭为单位、相互交错的两个层面的信息。然而在实际的田野过程中，有时候由于时间、精力所限，我们更强调搜集信息的相关性而非全面性。而像此次田野中多元视角的直接碰撞，亦是不可多得的田野经验，记录下来与大家分享。

（本文作者系芝加哥大学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