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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江到世界:一篇读懂“考古出土文物里的江海故事”
“江海共潮生——长江与海洋文明·考古文物精品展”正在中国航海博物馆第一临展厅热展中。
长江是泱泱中华的文明之源,也是通达海域的黄金水道,谱写了“江海共潮生”的华美乐章。自古以来,多元共生的长江流域就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前沿和高地,在与海洋文明的贸易往来、文化互鉴、技术及宗教的交流传播等方面走在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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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是怎样一步步连接各地、通达海洋,进而走向世界的呢?让我们到展厅中探究一二。
展览时间丨
2023年7月10日 - 10月8日
展览地点丨
中国航海博物馆 第一临展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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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现端倪
早在新石器时代早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原始先民就发明了迄今为止中国最古老的舟船,是乘舟泛江乃至扬帆海上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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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山跨湖桥遗址出土的独木舟是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独木舟,由整颗马尾松经火烧锛刳而成,被称为“中华第一舟”。
长江流域与海洋文明的交互,早在商周时期已显露端倪。长江上游以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古蜀文明,开放包容、兼收并蓄,不仅和长江中、下游有着密切联系,和海外亦有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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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遗址出土十节青玉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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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文化玉琮式管
玉琮是古代用于祭祀神祇的重要礼器,以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玉琮最为典型。三星堆也曾发现玉琮,金沙遗址更出土27件玉琮,部分玉琮的形制、纹饰与良渚极为相似。说明数千年前,长江上游与下游的先民便以大江为纽带,开始了交流与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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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玉琮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燕家院子出土
四川博物院藏
考古资料显示,商周时期长江上游就开通了从四川经云南西出中国至缅甸、印度的交通线,直通中亚和西亚,即早期的南方丝绸之路。印度洋地区的齿贝、象牙等经此传入巴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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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丝绸之路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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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海贝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3号祭祀坑出土
三星堆博物馆藏
海贝是中国文明社会初期进行商品交换的原始货币,是财富的象征。三星堆出土了数千枚海贝,其产地为印度洋沿岸或太平洋沿岸。且越南北部东山文化遗址的凹刃玉凿、有领玉璧、玉璋等也与三星堆出土物样式一致,可见古蜀国很早就与域外发生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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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扇贝形铜挂饰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2号祭祀坑出土
三星堆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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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艾方兴
春秋战国时期,长江流域为众多大小方国所控制。为了赢得战争,很多国家以舟为车,以楫为马,发达的航运和战船、强大的水军力量成为各流域区域文化的显著特征,客观上也推动了长江流域各文化的密切交往以及与域外的沟通交流。
1957年在安徽寿县发现的鄂君启舟节,是春秋时楚国航运商贸繁荣和长江中下游商业性航运兴盛的有利物证。此物为楚怀王颁发给其子鄂君启,是用于商贸通关的免税凭证。舟节上的铭文规定了鄂君使用船只的限额是150艘,记录了从鄂(今鄂州)到郢(今荆州)的水上交通路线、船只的调配、沿途所享受的特权等,还严格规定了运输的范围、船只的数量、载运货物种类和有关折算办法等具体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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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鄂君启舟节(复制件)
安徽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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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君启水运经商航线示意图
楚国地处长江中游,是四方文化融汇之地。楚墓中出土的大量海外传入的蜻蜓眼玻璃珠,昭示出楚地与域外的密切交流。
蜻蜓眼玻璃珠最早发现于埃及,后由活跃于西亚的游牧民族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我国发现较早的蜻蜓眼属春秋末、战国初期,集中于湖南、湖北等地,数量达几百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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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三十眼琉璃珠
湖南长沙浏城桥2号墓出土
长沙博物馆藏
在秦汉大统一时代,长江流域相对稳定,经济与文化快速发展,干支流航运随着国家的统一而全面开发贯通。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开辟后,长江流域与海外的交往也越发频繁。
在长江上游云南的古滇国墓地中,发现了许多具有异域元素的珍贵器物,为我们揭开2000多年前滇国对外交往的神秘一角。当时西南地区已有民间通道(南方丝绸之路)沟通南亚、印度洋一带,滇国出土的海贝、玻璃珠、孔雀石、玛瑙、琥珀饰等可能就沿此通道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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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蚀花珠琥珀珠红玛瑙珠串
云南昆明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出土
云南省博物馆藏
玛瑙珠采用的蚀花工艺来自西亚,最早出现于巴基斯坦信德省的萨温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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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环纹货贝
云南昆明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出土
云南省博物馆藏
海贝自古以来被视为宝物,有时还作为财富的象征。滇国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环纹货贝,它们来自印度洋和太平洋热带地区深海海洋,数量之大,为全国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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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动物搏斗场面铜贮贝器
云南晋宁区石寨山古墓群出土
云南省博物馆藏
滇国墓葬出土的贝壳大多存放于贮贝器中。有些贮贝器顶部的盖上铸造了内容丰富的形象,蕴含了大量滇人信息,是石寨山文化典型器物之一。
三国时,孙吴雄踞江东,与上游的蜀汉共同阻遏曹魏的南进,在鼎足之势中保持了长江流域的相对稳定。许多富商巨贾将漆器、丝绸在内的诸多商品通过长江水运和海上丝绸之路流通到今天的日本、缅甸、印度等地,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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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季札挂剑图”漆盘
安徽马鞍山朱然墓出土
马鞍山市三国朱然家族墓地博物馆藏
四川的漆器工艺历史悠久,工艺精湛,汉唐时期,漆器被誉为“蜀中之宝”。此漆盘为木胎,底部用朱红漆书“蜀郡造作牢”五字铭,证实其产地就在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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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然墓出土漆木屐
此前一般认为木屐是日本人最早发明的,而朱然墓漆木屐的出土,证明木屐之根实在中国,通过唐文化东传日本,成为日本传统国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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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平安时代片轮车莳绘螺钿手箱
长江流域的漆器流传到日本,对日本手工业发展影响很大,描金银等漆器工艺也在日本匠人的吸收转化下形成了极具特色的莳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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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帆四海
隋唐以后,丝绸之路由陆上转为以海上为主,南北大运河的开凿更改变了此前的水运格局,长江水运大交通的新时期到来。沿着干支流与大运河,经由上、中、下游的港口,长江得以贯通南北,进而连接全国各地;顺江东下,扬帆出海,还可沿海上丝绸之路直通海外。长江沿线港口和航运空前繁忙,与海外的物质和文化交流越发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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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双狮雪花球路纹蜀锦
四川博物院藏
长江流域的先民很早就掌握了养蚕缫丝、织造工艺。蜀锦专指蜀地生产的织物提花织锦,除了北方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外,还由成都经水路顺长江而下,走向海外市场。同时,蜀锦也接受了外来文化的影响。这件蜀锦上的球路纹就是波斯萨珊王朝最流行的图案纹样。
长江流域是瓷器的故乡。中晚唐起,长沙窑、越窑、龙泉窑、景德镇窑等长江流域瓷器为代表的中国瓷器逐步取代丝绸,成为海上丝绸之路最主要的大宗外销货物,对沿线地区的社会生活、饮食文化、陶瓷生产及艺术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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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长沙窑青釉褐彩鸡心纹罐
江苏扬州唐城遗址汶河路出土
扬州博物馆藏
长沙窑是我国历史上最早以烧造高温彩瓷为主的窑口,在唐代最盛。长沙窑主动迎合市场需求,大量吸纳外来文化元素,充分利用通江达海的水路优势,将产品通过长江水道送往全国及海外,成为我国早期外销瓷的突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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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石号”沉船出水的大量长沙窑瓷器
“黑石号”沉船发现于印度尼西亚勿里洞海域,是从扬州出航、途径广州前往阿拉伯地区的商船。船上装载有56000多件长沙窑产品,多以褐、绿彩绘西亚文化元素的纹饰,表明长沙窑瓷器是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大宗外销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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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长沙窑青釉褐彩阿拉伯文碗
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海域“黑石号”沉船出水
湖南博物院藏
瓷都景德镇西临鄱阳湖,北靠长江,宋元时期就是重要的青白瓷生产基地,所产青白瓷经长江水道销往各地。元代以后,各地窑场逐渐衰落,景德镇一枝独秀,以青花瓷为代表的景德镇产品行销海内外,带来了长江乃至中国瓷业的空前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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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景德镇青白釉印花葵口碟
“南海Ⅰ号”沉船出水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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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永乐·景德镇青花伊斯兰式轮花纹双耳扁瓶
江西景德镇明清御窑厂遗址出土
景德镇御窑博物院藏
长江流域是茶叶的起源地和重要产地,世界各国最初饮用的茶叶、引进的茶种,以及品饮方法、侍茶礼仪等,皆直接或间接由中国传播而去。17世纪开始,茶叶和中国茶具通过海运大量销往欧洲,饮茶之风迅速席卷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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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瞿子冶刻壶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藏
紫砂壶主要产自江苏宜兴,在清代作为茶具用以外销。瞿子冶是清嘉庆至道光年间上海的制壶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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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英国青花柳纹壶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藏
明清时期,中国木刻版画进入黄金时代,江南地区徽州版画、苏州版画发展蓬勃,直接影响到日本浮世绘艺术的出现,也间接影响了欧洲中世纪绘画和19世纪末西方现代艺术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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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观世音菩萨三十二相大悲心忏》雕板
安徽博物院藏
此雕板为明代万历时期徽州版画精品之作,由徽州制墨名家程大约出版,著名画家丁云鹏绘图,虬村黄氏刻工篆刻。现存五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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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桃花坞版画姑苏万年桥图
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上半叶,大量苏州版画从江南出发至长崎港流播日本,其立面透视画法与铜版画排线法对日本浮世绘艺术产生重要影响。
佛教传入中国后,逐渐在长江流域广泛传播,法华宗、禅宗、净土宗等众多宗派香火繁盛。这些佛教宗派又通过出江入海的中外高僧传播至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影响深远,是长江与海外文化互动交融的典型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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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东林寺乞米”罐
九江市博物馆藏
此罐通体饰方格纹,颈部阴刻行书“东林寺乞米”五字,胎质深灰色。据考证,这是晋代东林寺僧人化缘所用的盛器。东林寺位于江西九江庐山西北麓,东晋时由我国著名僧人慧远创建,系佛教净土宗发源地,是长江以南最大寺院之一。净土宗是佛教东传中国后本土化的成功典范,后又传到日本和朝鲜半岛等地。
道教是长江流域土生土长的传统宗教,东汉时由张道陵创始。张道陵修道于江西龙虎山,后又入蜀,于成都大邑鹤鸣山创五斗米道,是为道教起源。近两千年来,道教在长江流域发展繁盛,并传播到朝鲜、日本、越南、柬埔寨等地,影响了当地的宗教和民间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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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青白釉堆塑龙虎纹瓶
江西省博物馆藏
堆塑瓷瓶是我国宋代时长江下游地区流行的一种有堆贴塑内容的特殊的随葬明器,瓶上最常见的是龙虎缠绕的装饰。“龙虎”本为道家语,专指水火、铅汞之属,后成为道教的象征,在堆塑瓶上成对出现,一龙一虎缠绕在颈部,称之为“龙虎瓶”。
来源 | 中国航海博物馆 陈列展示部
原稿 | 蔡亭亭
原标题:《从长江到世界:一篇读懂“考古出土文物里的江海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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