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客户端

写作与凝视：成为文学记者需要哪些自我修养？

2023-07-28 16:50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凝视是一种

穿越时空的努力。”

对文学读者而言，似乎成为一名文学记者是很幸福的事，这意味着直接深入文学现场，时常收到作家的签名新作，与作家们面对面交流，意味着可以看到作家们的多面。与此同时，这份职业也并非像表面看起来的那样轻松，它更意味着记者需要保持学习的能量，保持追踪作家新作的毅力与热情，随时关注读者和评论家的反馈。

近期来自《文艺报》青年评论家、记者行超的新书《爱与尊严的时刻: 当代作家访谈录》正好为读者打开了这样一个观察窗口。在这本书里，她集纳了10年间对王蒙、莫言、王安忆、阿来、贾平凹、梁鸿、徐则臣、鲁敏等13位当代文学名家的采访对话，这些作家分享了自己对文学和现实的洞察，也在表达如何怀着善意、体谅和爱去看待他人与生活。

在下面这篇序言中，她坦言面对一些作家时对话的艰难时刻、从作家身上学习到的思考与自省的能力，以及凝视自我与时代的关系。最终我们都还原到了“读者”的身份，“阅读使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了某种隐秘的权力。它让我们可以与所有伟大的灵魂相遇、对望，最终也指引我们真诚勇敢地面对自我。”

《爱与尊严的时刻:

当代作家访谈录》

上海文艺出版社

写作与凝视

文 / 行超

在一次与梁鸿老师的对谈中，我忽然意识到，写作即是一种凝视。

那次对谈中，梁鸿忆起她儿时常常凝视天空中缓慢移动的云彩，也由此开启了自己的文学想象。我想我们都有过类似的时刻，凝视一棵树，凝视一条河，凝视一些仿佛转瞬即逝却最终令人终生难忘的场景。与单纯的观看或观察不同，凝视包含更多的主体意识。对于作家而言，“凝视”时的“看”，几乎是一切写作的起点，而它所隐含的、随着时间的前行而不断深入的思考与自省，更是所有写作共同追求的意义。

有时候，凝视是一种穿越时空的努力。

2013年，我受命采访刚刚出版了长篇小说《这边风景》的王蒙老师。这是一部尘封多年的旧作，从1974年完稿，到2012年的重新发现和修改，再到最终出版，其间经历了近四十年的岁月沧桑。四十年，足以将一个意气风发的青年蹉跎成洞若观火的耄耋老人，也足以翻越一段段历史，足以遗忘许多的人和事。在文字中与四十年前的自己相遇，该是何等的心境？我想对王蒙而言，凝视一部四十年前的书稿，就如同凝视这浩荡的人生。小说《这边风景》的艰难面世，恰如用四十年的时间赶赴一场漫长的约定，如其所说，“唯有生活不可摧毁”，也唯有文学最难放弃。

作为一个四川人，面对“5·12”大地震这样的灾难性时刻，阿来并没有选择第一时间进行情绪的抒发。他一边克制着书写的冲动，警惕于肤浅的文字呈现，一边目睹着以天为单位迅速蔓延的集体遗忘。十年之后，一个特殊的形象在他脑中出现，于是才有了长篇小说《云中记》。用十年凝视一场灾难，阿来思考的是，既然人力不可阻挡，那么劫后余生的人们该如何在废墟中寻求希望。在这种长久的、冷静而理性的凝视中，一个作家重新认识了自然，也重新评估了命运和死亡。

对于许多作家来说，凝视故土，是认识自我、建构自我的开始。

2018年秋天，当我踏进贾平凹的书房，我便理解了，为何他的写作始终凝视着秦岭，凝视着商洛地带。那不仅是一种文化与历史的滋养，更是令一个人成为今天的自我的根本性塑造。长篇小说《老生》写到，“我有使命不敢怠”。书写是作家的根本使命。《秦腔》《古炉》《老生》《山本》《秦岭记》，贾平凹用一部部作品践行着自己的使命，他早已与自己笔下的土地生死与共，他的双脚扎根在这里，他的双眼凝视着这里，他的笔于是也长久地留驻在这里。

从《中国在梁庄》开始，梁鸿花了十年时间凝视自己的故乡。虽然早已走出梁庄，但这个梁庄的女儿，她的目光始终牢牢地牵绊于此。无论是此后的《出梁庄记》，还是小说《神圣家族》《梁光正的光》《四象》，梁庄几乎成为她所有作品的种子。不久前出版的《梁庄十年》更见证了她与梁庄的共同成长。与十年前的矛盾、挣扎不同，如今，梁鸿的文字与她笔下的梁庄一样，逐渐松弛、温暖、泰然自若。从年少时的凝视一朵云彩开始，梁鸿的写作得益于这样专注而坚韧的凝视能力，她从梁庄看中国，也在梁庄和梁庄人身上重新认识自己。

凝视也是一种对镜自照。

阿甘本曾提出著名的“同时代人”，指的是那些对自己所处时代具有审视能力的人，他们不过分契合时代，而是“死死地凝视它”。徐则臣所推崇的“中年写作”，即是一种对时代与自我的凝视。《耶路撒冷》《北上》，他的写作仿佛沿着一条开阔而深邃的长河，朝向更加复杂的他者与世界。这样的写作路径，或许也昭示着许多当代人的人生轨迹，我们一边义无反顾地背井离乡、毅然前行，一边不断地自我怀疑，深陷于精神世界的困顿与挣扎。在业已中年或迎向中年的时刻，用写作与时代对话，其实也是一种感知和应对时间的方式。

作为80后的代表，张悦然的写作过程折射着我们这代人的成长与蜕变。长篇小说《茧》的出现，让文学界看到了80后作家直面历史的努力。从世纪之交的出道到现在，这些曾被视为叛逆者的“新新人类”，亲历了整个社会经济、文化思潮、价值取向的巨大变革，一步步由玩世不恭的少年成长为家庭和社会的中坚力量。在他们笔下，多年前的为赋新词强说愁已经逐渐被真实、复杂乃至沉重的生命经验所取代。青春期转瞬即逝，真正牢固而长久的，是现实生活的坚不可摧。凝视这样一个同龄人的写作，对我更像是再次踏上一段时光的旅程。

到最后，一切凝视都是与自我周旋。

与王安忆的对谈，在本书中篇幅最小，却最让我感到艰难。自八十年代开始，王安忆时刻立于当代文学的潮头，但她并不是追逐潮流的写作者，以任何思潮或理论去阐释她的小说，都是一种遗憾与局限。从《长恨歌》到《考工记》，王安忆凝视着上海，凝视着历史，更凝视着那些日常生活深处的温情与残酷。许多年来，王安忆的写作一直在与自我周旋，仿若一次次将自己推向深渊。她的文字从细腻敏感、旖旎风姿，一点点转向抽象的哲学思考，语言也变得越来越干涩、硬朗，但这并不意味着枯燥，而是一字千金的铿锵与力量。伍尔夫说，伟大的灵魂都是雌雄同体的。同为女性，这样的改变令我深深感佩。

莫言的写作体现的却是另外一种“晚年风格”。从凝视高密东北乡开始，“讲故事的人”如今已被整个世界认识。在最新的小说集《晚熟的人》中，《透明的红萝卜》时期的那种奇想当然还在，《红高粱家族》里的野性与生命力也并未衰减，但却分明多了一些宽宥和圆融。这或许是作家多年写作所收获的豁达，更是一个人终其一生与自我相处之后所达成的和解。

还有曹文轩、周梅森、周晓枫、鲁敏、葛亮等各位老师，我无法一一尽数他们的写作。正是通过凝视他们，凝视他们多样的文字与时间洪流中微妙的改变，才有了这本小书。收录其中的十三篇访谈，来源于近十年的工作与学习。这些访谈有的进行在报社旁边的咖啡馆里，有的进行在作家的住所、书房、办公室里，还有的通过遥远而神秘的网络通讯得以达成。十年时间一晃而过，报社旁边的那家咖啡厅早就几易其主。十年来的每次访谈于我都是一次深长的凝视。福柯认为，“凝视”当中包含着一种权力关系。我想作为读者，阅读使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了某种隐秘的权力。它让我们可以与所有伟大的灵魂相遇、对望，最终也指引我们真诚勇敢地面对自我。

（节选）王安忆：

弃“文”归“朴”

《考工记》被认为是《长恨歌》的姐妹篇。虽然同样是以一个人物的命运勾勒一段上海历史，但是，《长恨歌》中浓烈的抒情色彩在您此后的作品再少见到，到《考工记》时已经接近于白描；《长恨歌》里王琦瑶的命运某种程度上是被几个男人所改变的，而在《考工记》里，陈书玉孑然一身，他的命运更多是被裹挟在历史的漩涡中。两部作品相隔20余年，于你个人而言，这中间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王安忆：评论作品的事，还是交给评论者，自己只能说写作时候的具体处境。《长恨歌》写于1994年，距《考工记》写成的2018年相隔整整二十四年时间，无论对叙事还是语言，都有很大的变化。倘若二十四年前写《考工记》，篇幅一定不会在十五万字结束，《长恨歌》在今天写，也不会写到二十七万字。然而，换一换的话，当年不会写《考工记》，现在呢，也不会写《长恨歌》，这就叫机缘吧！写《长恨歌》的时候，文字追求旖丽繁复，所以才能写“弄堂”“流言”等那么多字，还不进入故事，之后，文字不断精简，精简到《考工记》，恨不能一个字当一句话用，弃“文”归“朴”，对汉语言的认识在加深，我想，这大约是两者的最大不同吧！

《匿名》之后，陈思和老师说“王安忆的小说越来越抽象，几乎摆脱了文学故事的元素，与其说是讲述故事还不如说是在议论故事”。而《考工记》又回到了之前那种比较写实的、以人物带故事的叙事方式。小说读起来有一种举重若轻、化繁为简的力量，我甚至觉得，这样的人物和故事对于您来说，简直信手拈来。这部小说的写作过程，也像它看起来一样轻松吗？

王安忆：多年以来，“具象”和“抽象”似乎交替上演，比如，《流水三十章》之后写了《米尼》；《纪实与虚构》之后写了《长恨歌》——记得那时候，陈思和谈到《纪实与虚构》，也说到“抽象”的问题，我说，具象的小说我也会写，正在写，那就是《长恨歌》；然后是《富萍》等一串叙事性小说，终至写到《启蒙时代》，野心又来了，企图为时代画像；接下来，《天香》，再回到具象；然后，《匿名》，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受了陈思和的激励，他让我放弃阅读性，不要怕写得难看，举托马斯·曼《魔山》的例子，意思是有一些小说就不是为大众读的……我觉得这样的激将是很有好处的，它扩充了“小说”这种文类，让我尝试叙事的边界，我和陈思和，可以说是作者和批评者之间最良性的关系，也是八十年代流传下来的遗韵，对于一个作者的写作生涯，足够用了。

您好像对方言很有热情？比如沪语，似乎一直是您小说存在的背景、依托，还有《红豆生南国》里的广东话、《乡关处处》里的绍兴话……在今天，普通话的通行，让方言变成了某种语言“化石”。但您又好像对类似《繁花》那种方言写作并不感兴趣？在您看来，方言的存在除了语言层面的意义，还有什么特殊的价值？

王安忆：我从来不用沪语写作，一方面是我们必须服从书面语的规定，另一方面也是我对沪语的评价不高，我也不觉得《繁花》是用沪语写作的，方言是个博大精深的词库，可惜我们不得不接受书面语的现实，但是，方言可以将普通话的格式破局，打开一个新天地。语言既来自看世界的方式，又反过来创造看世界的方式，方言可提供资源，但如何与现代汉语变通，是费思量的事情。

因为对上海以及上海人生活的深入书写，您被认为是当代“海派作家”的代表。不过，与以“新感觉派”为代表的“海派作家”相比，除了对世俗生活的细致摹写外，您的小说其实更追求的是精神性与思想性的表达，用张新颖老师的话说就是“世俗人生中的庄严”。

王安忆：我觉得“海派文学”是个伪命题，从根源上说，“海派”相对于“京派”，是以批评的方式提出，“新感觉派”则是一个极狭义的概念，到今天，则变成时尚，从哪一点论，我都不属于其中，似乎也看不到“海派”有什么切实的内容，所以，我既不承认我是“海派作家”，也不认为有“海派文学”这一门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