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伟︱小报里面有“富矿”

在诸多专业史中，新闻史属于冷清的一类，从来没有大红大紫过；而在新闻史中，小报又长期被忽视，早期的一些新闻史甚至没有小报的任何叙述和评价。近年来，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有所改善，有关小报的硕、博士论文及相关专著也时有出现。这是一件虽然姗姗来迟，但却值得大加肯定的事情。

上海第一张小报《游戏报》

上海是中国“小报”的发源地，自1897年6月第一张小报《游戏报》创刊，到1952年11月《亦报》的停办，前后存续达五十余年。小报一问世，就秉承“记大报所不记，言大报所不言”的宗旨，尽可能远离政治，将视角下移，大量刊登社会新闻，专述市井小事，从衣食住行到吃喝玩乐，将市民百姓的开门七件事一网打尽。小报“自由”、“消闲”的特性，反而让它的销售量远高于一般“板起面孔做文章”的大报，在上海市民的文化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时，在利润的驱动下，也造成小报从业者良莠不齐，办报格调高低不均的状态。小报的老板和主笔，既有洋场名士、文学作家、编辑记者，也有喜欢舞文弄墨的医生、律师、商人等等。有些小报，注重社会责任，洁身自好，作风正派；而有些则专挖名人隐私，打压同行，宣扬低俗，以拍马舔痔为能事。小报的庸俗浮夸，低级趣味，也成为在历史上屡被查禁的一个原因。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立报》《辛报》的崛起，给小报界吹入了一股新风，其对时事政治的重视和副刊新文艺化的革新，与以往小报相比均有所变化，给人以格局更新的感觉。尤其是1937年上海“八一三”事变以后，以《救亡日报》为代表的一批小报，秉承办报与救亡图存相结合的方针，给民众传递了坚持抗战，绝不当亡国奴的信心，书写了小报界光辉的一页。

唐大郎和龚之方创办的《海风》

抗战胜利后，上海社会局颁布公告：凡沦陷时期的各类报刊一律停刊，同时令沪上欲办刊的报社重作出版登记。1945年11月17日，一种逢周六出版的小型周刊在上海报摊悄然出现，其十二开本的新颖版式，立刻引起一贯喜新厌旧的上海人的关注，而雅俗共赏的版面风格，和传统小报既有几分相像，却又和以往小报的格调有所不同，成为阅报者的“抢手货”。 主办这份名叫《海风》周刊的，正是海派小报的代表人物唐大郎和龚之方。《海风》的一炮打响，让仿效者蜂拥而起。有的已经发行的期刊，立即改版，仿其方形外观；有的连刊名也一并仿制，如《海涛》《海晶》《海星》《海光》《海声》等等。人们很快将这一类形制的期刊称为“方型周刊”，又因其在上海发源并主要在沪出版，故又称“海派方型周刊”。它们可谓是当时上海的另类小报。

《海风》的特色，受到过夏衍等人的影响。夏衍当时在《世界晨报》上开辟“蚯蚓眼”栏目，所发文章都针砭时弊，且短小精悍，妙语警句传诵一时。唐大郎“天天读‘蚯蚓眼’，击节称赏了几个月”，表示“这些文章，都是加重小型报本身分量，及提高小型报水准最好的材料，好在它是短小，所以合符小型报的风格”。《海风》走的正是“蚯蚓眼”式的道路，它标榜的“说真话，敢批评，针对社会现状，为老百姓作喉舌”的办刊特色，受到老百姓热捧，读者群迅速扩大到大江南北。但随着《海风》的畅销，跟风而起的“方型周刊”鱼龙混杂，很多甚至以色情庸俗作卖点，故很快遭到当局“一窝端”的查禁。这种“一扫帚打杀十八只蟑螂”的野蛮做法让《海风》无端受累，唐大郎悲愤控诉：“我是方型周报的发行人之一，因为没有造过谣，也没有用色情来戕害过读者，向来无愧于心。……遗憾是力争上游的结果，遭受到一网打尽的取缔，早知如此，我们也会色情，也会造谣，在当时乐得昧一昧良心，多销几本，纵然发不了财，至少不至于赔出肉里钱来。”

其实，《海风》遭禁的真正原因还是它刊发的那些抨击时局的文字，唐大郎的真情流露正代表了小报界当时的艰难处境。1949年后，唐大郎、龚之方、冯亦代等人在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夏衍的支持下，创办《亦报》和《大报》，吸收了小报界的很多人加入，也延续了传统小报的最后一线文脉。1952年11月，《亦报》停刊（在此之前，《大报》已与《亦报》合并），随后由《新民报》晚刊改刊的《新民晚报》，开启了上海小报的新阵营。

民国初年望平街清晨报市

上海是中国新闻界的重镇，尤其在晚清民国时期，几乎撑起了新闻界的半壁江山，而这半壁“江山”，其实是由大报和小报共同打造而成的，大报的庙堂气象、党派博弈与小报的江湖地气、民间纷争，两者合一才组成了完整的社会面貌，要洞察社会的大局，缺大报不可，欲了解民间的心声，少小报也不成。大报的“滔滔江水”和小报的“涓涓细流”， 汇合起来才是完整的、有着丰富细节的“江天一景”。可以说，少了这一泓“涓涓流淌的鲜活泉水”，我们的新闻史就是残缺不全的。一些重视小报、认真查阅的研究者，已经先行一步尝到甜头，写出了不少充满新意、富有特色的学术论文。小报里面有“富矿”，这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的共识。以往大家对小报重视不够，这不仅反映在思想观念上，各大文博机构甚至连一份比较完整的小报目录都拿不出来，基础不稳，建造的大厦难免倾斜，这直接导致了学术研究的缺陷。现在正是补课的时候。

上海大学博物馆以打造海派文化为特色，平时尤其重视包括电影、戏剧、新闻、美术等在内的海派文化藏品的征集，在同类博物馆中堪称翘楚。如他们馆藏的上海小报，数量巨大，品种丰富，时间跨度涵盖晚清民国，其中既有被誉为小报鼻祖的《游戏报》及其同时期的《笑林报》《采风报》等清末著名小报，也有创刊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福尔摩斯》《罗宾汉》《金刚钻》等一批最有代表性的民国主流小报，更有被新闻史界视为“新派小报”的《辛报》《立报》《铁报》《救亡日报》《世界晨报》等；而且其中的创刊号占到了近十分之一，并且还拥有《申报》《新闻报》《大公报》和《字林西报》《大陆报》《密勒氏评论报》《自由论坛报》等中外主流大报。这批报纸的收藏，使上海大学博物馆今后既能为学校师生的学习研究提供服务，也使博物馆今后在筹备各类综合展和专题展时显得游刃有余，如虎添翼，为博物馆多元化服务社会奠定了扎实基础。

现在，毕业于上海大学的郭骥、黄薇两位年轻研究人员，以上海大学博物馆的这部分馆藏为基础，编选了这本《近代上海小报图录》，选录近现代上海地区出版的小报达八十种，每种皆附有实物图影，辅以详实的解读文字，一册在手，犹如拥有了一本上海小报的简明辞典，对了解上海小报的发展历史和其在新闻史上的地位影响，以及随着社会发展而导致的业态变迁，均能有所裨益，可以说是对目前新闻史写作的一个很好补充。

（本文为《近代上海小报图录》序言，此书由刘绍学、郭骥、黄薇等编著，上海大学出版社2018年9月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