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三万里，盛唐不止高适李白

热映的《长安三万里》，虽然主人公是高适和李白，其实里面还出现了不少当时的著名诗人，比如杜甫、王维、崔颢、王昌龄、岑参等等。他们各有所长，尽倾才华，体现的是一个辉煌灿烂的盛唐文学大时代。

以下内容节选自胡小石《中国文学史讲稿》

第二期 盛唐文学

唐代固有的文学到了此时，才一齐正式成立。略比于从前汉武帝时代。实为唐朝文学的最高顶点。

让我们假设一种走路的比喻，来说明此代文学的趋势，当更得到一种明了的观念。

先从初唐讲起吧：那种雕琢藻绘的姿态，若以境界而论，倒像琼楼玉宇，深闺重闼。我们试读宫体与律诗，仿佛在闺阁中拜见满身珠翠的千金小姐一般。到了盛唐他们经不惯房帏的掩闭，于是走到康庄大道，乘着高车驷马，尽驰骋之能事。后来谁不佩服李、杜二公之诗境壮阔，旁若无人呢！可惜大路虽宽，现已被人走过，于是另外又有一些人，觉得深闺太拘，而康衢又太阔，反不如桓盘于花园果囿，优游卒岁；或竟至往来于鸟道羊肠，铤而走险。前者是大历十子，后者乃元和诸公。这岂不是中唐的一幅绝妙写照吗？在中唐时期另外有一班人，因为无论大路小径，坦途险道，都已被人走尽，他们不得不再觅他种方向，不得已拣择一块旷野平原，信步盘旋，这就是妇孺都解的元白诗所到的境界。凡是真正特立杰出之人物，决不屑走人家已走过之旧路。先是走窄路，渐走到宽路，又转到窄路，又跑到宽路，但是不幸而陆地上的路都已有人迹之时，于是不得不舍陆而涉水，舍车而乘舟了。到了晚唐五代，大家觉得好诗已被前人做得差不多了，所谓“诗余”之词，乃不得不应运而生，这正犹如一般人颇以陆行为厌倦而另寻水路一般。

开元、天宝之际，可说是唐代极盛的时期，也可说是唐代极衰的时期。无论极盛极衰，都是为不朽的作品造种种机会。前章早已说过，唐代文学之发展，与当时科举颇有关系。因科举而使唐代的诗人激增，虽说不是唯一的原因，却是最大的原因。且将开元、天宝两榜进士的名单节抄如后：

甲、开元中进士之兼为诗人者，计有：

张子容 李昂 王冷然 刘慎虚 王湾 崔颢 祖咏 储光羲 崔国辅 卢象 綦母潜 王昌龄 常建 贺兰进明 陶翰 王维 薛据 刘长卿 阎防 梁肃 李华 萧颖士 邹象先 李颀 张諲 薛维翰 万楚 葛万 丁仙芝

乙、天宝中进士之兼为诗人者，计有：

岑参 张谓 杨贲 包何 包佶 李嘉祐 钱起 鲍防 张继 元结 郎士元 皇甫冉 皇甫曾 刘湾

我们看完上表，所得结论有二：

（一）进士中尽有大诗人在内，如王维、李颀、储光羲、崔颢、钱起，等等。

（二）再从表外去一想，如与王维齐名而又为王所佩服之孟浩然，他的名字并不见于此表中。至若世人所盛称的诗圣杜甫、诗仙李白也是榜上无名。李白功名心虽淡，而杜甫则屡试不第。于此可见科举虽可以开通风气，然有少数杰出之士，决不为风气所囿而埋没其独立的志趣。我们可以断定说，科举可得人才，而未必能得天才。

除了诗人的数量当此时较为激增以外，还有几种特点：

（一）各极所长 前乎此的诗风，如初唐诗人所表现的，论形式则以七古与五律为最多，谈内容则多描写宫闺情绪。他们的面貌，大抵相似，还没有专门擅长某种体制的诗人出现。到了此时，风气较前不同。各个诗人，就其性之所近，对于各种体制，都有特殊的专长，至于做到各体皆美的诗人，仍极少，因为天才实均有所偏至的缘故。

论到五古，李白不能不首屈一指，储光羲亦可称为大家。七古与歌行，仍然推太白为第一人，如李颀、岑参、高适辈，亦属此中能手。再说近体诗吧，王维、孟浩然的五律，实能出色当行。崔颢、王维与李颀的七律，委实令人难及。善于五绝的除王维外，还有裴迪等人。善于七绝的，更不能不推李白与王昌龄及王之涣呢。他们中间还有一个怪杰，几于各体皆备，而且各体皆好的，舍了杜甫还有谁呵！

（二）题材繁复 初唐诗人，承袭六朝以来遗风，诗的境界更加狭碍，所以他们描写的对象，每每为宫闺所拘囿。到了盛唐的诗人，取材便开展得多了。此时不惟内容改变，即声调亦多与以前不同，如作歌行并不用律调，他们的分派，如太白东川之诗，每多参入玄理，前者更杂以神仙家之言。王维与孟浩然的山水诗，极负盛名。还有一个田园诗人储光羲。至若岑参与高适，最长于边塞之作。临到杜甫，更好于诗中大发其议论，实为诗之散文化的鼻祖，他又以诗记载时事，所以后人把他叫作“诗史”。

（三）学古途广 文学最后的目的是创造，而最初总不出于模仿，尤其是在重视师承的古代诗人。他们的诗出于从前某家，其中每有线索可寻。初唐诗人所取法的古人，寥寥无几，而且限定极出名的诗人，才用来做模范。如建安正始的诗人，除陈子昂仿阮嗣宗的《咏怀诗》外，简直没有被唐初的诗人学步的资格。到了盛唐，他们作诗的题材既阔大，所以被模仿的古诗人的时代也延长，数量也加增。而且在当时，或以后不大为人所重视的诗人，也被此时人用来奉为圭臬，且发扬而光大之。如陶渊明与鲍照，前者的诗入文选的只八首，而后者又被人惋惜为“才秀人微，取湮当代”。曹操诗且被《诗品》列入下品，在齐、梁时学阮籍的，只有一个江文通。大谢虽称雄一时，然其诗颇难作，而且难懂，从前学他的也不见多。到了盛唐时，差不多自建安以后的，无论有名无名的诗人，都有被他们学步的资格，而且有时故意检取当时不为人所注意的诗人而取法之。推移时尚，以造成一种风尚。以下略举盛唐人学古之一斑。

杜工部之五古，当以《北征》《咏怀》和《三吏》《三别》为主，其得力处为曹操之《薤露行》与《苦寒行》，以及蔡琰之《悲愤诗》，实为杜诗所自出。至其五律，当以《秦州杂诗》为主，那些诗的渊源，是从庾子山的《感怀诗》二十七首出来的。（唐初未尝没有学庾子山的，但只取其浓艳而遗其感慨之处，惟杜工部不如此。）他的山水诗兼学大谢、小谢，颇能得灵运之雄厚而兼玄晖之明秀。次如李太白之《古风》五十九首，很可看出他从建安曹、刘直学到阮嗣宗的《咏怀》。他的山水诗又学谢朓。至于他的《蜀道难》《远别离》等与李东川之《杂兴诗》，则皆学鲍照之《行路难》。还有学陶渊明与二谢，尤其是小谢而为山水诗的，便是王维与孟浩然。学陶渊明的农家诗而喜咏田园的，便是储光羲。唐代学陶的还有几人，但以储氏为最肖。其他诗人，均各有其师承，以上不过略举数例而已。

于此可见他们学古的途径之广。齐、梁以来，被湮没的诗人与诗风，于此尽皆复活起来，而且真正的唐诗，亦于此时方能算正式出现。

《中国文学史讲稿》

胡小石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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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长安三万里，盛唐不止高适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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