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塔格：我会开始写作，此时，此刻

菲利普·里夫比自己的新妻子大十一岁。他是一位社会学家，当时正在撰写一篇关于弗洛伊德的博士论文。据说他是一位令人着迷的演讲者，但也是一个性格阴郁的人。桑塔格没怎么谈论过二人之间身体上的相互吸引到什么程度。不过他们在知识层面的联系是变革性的。桑塔格曾经告诉采访她的人说，里夫一开始请求她嫁给自己时，她的回复是“你一定是在开玩笑！”但他没有开玩笑。他的愿望之强烈让桑塔格最终接受了他的求婚。她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道：“我带着完全清醒的意识+对我倾向于自我毁灭的意志的恐惧嫁给里夫。”这样的话不是典型的年轻新娘会写的，不过在当时，这一整件事显然是一种折中和妥协。 

起初，这种合伙关系进行得还算顺利，里夫夫妇就是“聊了七年的天”。他们的对话从白天延续到深夜，从卧室延续到浴室。他们一起写他那本关于弗洛伊德的书；桑塔格最终会宣称那本书的每一个字都是她写的。与此同时，她还完成了本科学业，并追随里夫来到波士顿，因为后者在布兰迪斯大学（Brandeis）工作。桑塔格起初在康涅狄格大学（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开始修读哲学硕士学位课程，后来到哈佛大学参加了博士研究项目。1952年，她生下了儿子戴维（David），那时她还不满二十岁。 

与丽贝卡·韦斯特和威尔斯的情况正相反——虽然丽贝卡生下儿子的时候同样只有十九岁，同样是刚刚适应自己的生活，但是嫁给里夫对于桑塔格来说却是有益的，至少在一开始时是。她已经走上了成为学术明星的正轨，她的教授们都热烈赞美她的智慧，她在哈佛大学的成绩名列前茅。过了几年表面看来像知识分子的田园诗般宁静的生活之后，美国大学妇女联合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Women）向她提供了1957～1958学年到牛津大学参与研究的机会，桑塔格在丈夫的祝福下接受了邀请——至少起初是这样。 

到此时，与里夫在一起的稳定生活已经开始让桑塔格厌烦。和里夫结婚期间，她几乎没有发表过任何东西，只除了一篇为《新领袖》写的对埃兹拉·庞德作品的新翻译版本的不太精彩的评论。后来，桑塔格在自己的小说《在美国》（In America）中借旁白之口描述了自己十八岁时意识到的问题，那就是她嫁给了一个爱德华·卡索邦（Edward Casaubon）。卡索邦是乔治·艾略特的小说《米德尔马契》（Middlemarch）中的角色，是小说女主人公多罗西娅·布鲁克（Dorothea Brooke）的年长的丈夫，她的生活就是因为很早嫁给他而诸事不顺。 

“发明了婚姻的人真是一个折磨人的天才，这个制度就是用来耗尽人们的感情的。”桑塔格在1956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曾经看起来是真正的心灵相通的婚姻如今成了一个牢笼。里夫是一个有占有欲的人，在桑塔格看来，他是一个“感情上的极权主义者”。桑塔格觉得自己好像已经失去了自我。她给琼·埃科塞拉讲过一段去电影院看《昼夜摇滚》（Rock Around the Clock）的孤独回忆。这部劣质但令人愉快的商业电影是1956年的一部热门电影，完全是借同名歌曲的成功而走红的。桑塔格很喜欢这部电影，但是她突然发现自己连一个可以一起谈论它的人都找不到。 

《在美国》中的叙述者写道：“我花了九年的时间才决定，我有权利，有道德权利与卡索邦先生离婚。”在牛津大学的一年也是里夫夫妇婚姻终结的一年。桑塔格是独自一人前往的，戴维被送到了外祖父母家。在牛津大学待了四个月之后，桑塔格放弃了学术追求，改到巴黎的索邦大学学习并体验法国文化。她在那里再次遇到哈丽雅特，不仅与其旧情复燃，还通过她认识了古巴裔剧作家玛丽亚·艾琳·福恩斯（María Irene Fornés）。1958年桑塔格返回波士顿之后，她的自我意识已经强化到有勇气在机场就向菲利普·里夫提出离婚。她从戴维的外祖父母家那里把他接回来之后就搬到纽约去了。 

福恩斯也去了纽约。有一天，这对情侣坐在格林尼治村的费加罗咖啡馆（Le Figaro Café）谈到两人都有写作的愿望，但是不知道该如何开始。这个故事有好几个版本——根据桑塔格的讲述，是福恩斯对她说：“那么，你为什么不现在就开始写你的小说？” 

我回答说：“是的，我会写的。”接着她说：“不，我是说此时此刻。”  

这句话显然鼓励了桑塔格，她离开咖啡馆，回到家中，写下了后来将成为《恩主》这本书前三页的内容。后来她说，这就像是某种“空白支票”。她还说，在接下来的四年里，她经常是把戴维放在腿上打字的。小说的创作过程远比她和福恩斯在一起的时间长。桑塔格喜欢吹嘘说写到最后，每当她打字的时，已经十岁的戴维都能够站在旁边帮她点烟了。

这本小说没有让她变得富有，甚至没有获得真正赞美它的评论——比较奇怪的赞美之一认为这本书展现了一种“精明、平静、属于家庭主妇的自信”——但是，仅仅是出版一本小说也足以让桑塔格在纽约感到更加自信。在一个聚会上遇到《党派评论》的两位主编之一威廉·菲利普斯时，她问菲利普斯自己能否为杂志供稿。菲利普斯问桑塔格愿不愿意写戏剧评论专栏。他似乎还说了：“你知道，玛丽曾经负责写这个。”桑塔格虽然对戏剧没兴趣，但是她对于在《党派评论》上发表文章的兴趣太强烈了，所以她接受了这个提议。她写了两篇评论，结果都从最开始的主题偏离到她真正热爱的电影上，直到她发现自己不能继续写下去了为止。她告诉人们她真的很想做一位小说家，但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就在眼前。德怀特·麦克唐纳告诉她说：“苏珊，没有人对小说感兴趣。”

然而，人们很快就开始对桑塔格的散文感兴趣了。她的第一次巨大成功是《关于“坎普”的札记》，该文章最初于1964年秋天被发表在《党派评论》上。文章的开头是这样的：“世界上有很多事从来没有被命名，还有很多事虽然被命名了，但是从来没有被描述过。”桑塔格辩论说，“坎普”是一种专注于技巧的辨识力，它巧妙地认定风格比内容更有价值一些。桑塔格的漫不经心、稳操胜券的口吻与她谈论的主题形成了完美的搭配，所以文章很快就大受欢迎。桑塔格成功地定义了一种趋势，这种趋势反过来也会定义桑塔格。 

从《恩主》开始，桑塔格就已经开始迅速取得成功。她获得了《年轻女士》（Mademoiselle）授予的优秀奖，在《哈泼斯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短篇小说，还突然受邀为《纽约时报书评》写书评文章。不过没有什么比她的散文更能引发人们的关注。桑塔格被提升到了流行文化的预言家的位置。“坎普”的概念受到了如此广泛的讨论并引发了强烈的反应。到春天的时候，《纽约时报》的文章作者甚至设法找到了一位愿意谴责这种现象的匿名专业人士： 

“基本上讲，‘坎普’是一种退化，是一种过分感性、不够成熟的与权威对着干的方式，”一位反“坎普”的精神分析学家最近这样告诉自己的朋友，“简而言之，‘坎普’是一种逃避生活和生活中的真实责任的途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不仅极度幼稚，还对社会具有潜在的危险性——它是病态和颓废的。”

这种威胁的口气在如今看来会有些奇怪。“坎普”的定义如今已经变得非常主流和商业化，以至于人们无法理解在1964年时，如此直率地谈论它是多么激进的一件事。纽约知识分子已经有那么多共产主义政治观点了，所以他们接受严肃知识分子叛逆者的空间少之又少。他们不喜欢垮掉的一代，对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也不感兴趣，同志文化对他们来说更是可以被无视的东西。对所有这些内容的抵抗情绪的最好概括大概可见于菲利普·拉夫写给玛丽·麦卡锡的书信，这封信是在1965年4月写的，当时《时代》杂志（Time）对这篇关于“坎普”的散文作出了赞美的总结，从而让它获得了其他在小报上刊登的文章不曾拥有的接受程度： 

苏珊·桑塔格的“坎普”风格现在非常时髦，每一种堕落都被视为先锋。同性恋者和色情文学作家们成了主导者，无论男女。不过苏珊这个人，她是谁？——在我看来，她只是下半身开放，脑子里同样迂腐保守。那些同性恋热爱她不过是因为她为他们的轻率浮躁提供了思想上的合理性。如今她还反过来说我是一个保守的卫道士，反正我是这么听说的。

《关于“坎普”的札记》是对流行文化的一种梳理，这样的梳理是此前从没出现过的。桑塔格列举的作为“‘坎普’教义一部分”的所有现象都是高度流行的内容，比如《金刚》（King Kong）和《飞侠哥顿》（Flash Gordon）漫画。这篇文章的精神从本质上说是民主的，让人们摆脱了非要对自己的品味做非好即坏的划分的限制。“坎普”允许不好的品味成为好的，换句话说就是它允许人们享受乐趣。桑塔格写道：“对于‘坎普’进行一本正经的、写论文似的研究会令人困窘。这样做的人反而有可能会创造出一个非常低级的‘坎普’。”

如今看来，这里体现出的羞怯矜持显然是有意为之的。不过人们很容易忘记这个年纪尚轻的桑塔格还不是后来写出那些专横傲慢、好表现出权威的文章的作者。此时的她还在寻找自己独特的风格，实际上，与她后来创作的关于瓦尔特·本雅明或埃利亚斯·卡内蒂的文章，以及其他那些足可成书的长篇文化批评文章相比，《关于“坎普”的札记》一点都不像出自桑塔格笔下。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她的朋友特丽·卡斯尔后来提到桑塔格变得不喜欢这篇文章的原因之一。卡斯尔还论述了更深层的原因：那就是桑塔格对“坎普”的酷爱太过清晰地显露了她的特立独行和性取向，这让后来的桑塔格感到不自在。这种遮遮掩掩也是让1964年时读这篇文章的同性恋者们感到疑惑的东西，他们明白桑塔格是如何看待他们的群体的，因为她的遮掩并不能真的骗到任何人。 

桑塔格另一篇重要的早期散文是几个月后被发表在《埃弗格林评论》（Evergreen Review）上的《反对阐释》（Against Interpretation）。起初，这篇文章读起来像是对桑塔格余生一直致力于的工作的反驳。文章宣称：“阐释是对艺术领悟力的报复。”这话听起来就像另一个古老观念的重新措辞，那就是批评家批评是因为他们自己创造不出优秀的艺术。不过她的措辞让这个观点变得更有诱惑力了，文章坚称最终“我们需要的不是一门艺术的阐释学，而是一门艺术的色情学”。

很多人从这里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他们相信桑塔格就是要攻击所有关于艺术的文章。不过她显然没有这种想法，因为她自己就绝对没有放弃撰写关于艺术的文章，她也一直在尝试遵循自己提出的原则。桑塔格后来说自己想要论述的其实是关于艺术的形式和内容的互动问题，以及任何特定媒介的规则影响“它是什么意思”的方式的问题。更简单的解释可能是，对于苏珊·桑塔格来说，思考和写作这些行为本身就是色情、感性的体验。她试图通过使用有层层深意的句子来传达这种观点，通过愉快地使用“对比法”“不可言喻”之类的高深词语，让它们变得更容易被接受，甚至是展现出美感。这就是她选择的取代了更适于传达个人腔调的“我”具有的亲密感的方式。 

在《关于“坎普”的札记》和《反对阐释》都引发了反响之后，曾经出版了《恩主》的法勒、斯特劳斯和吉鲁出版公司（Farrar，Straus and Giroux）看到了商机，他们将这些批评散文集中在一起，于1966年出版成一本书，并选择了桑塔格最广为称颂的散文《反对阐释》的题目作为书名。这本书被评论的次数比她的小说被评论的次数多得多，主流媒体又获得了一个被她震惊的机会。《服饰与美容》刊登的一篇没有署名的文章称人们为她的作品“争论不休，要么认为那是创造历史，要么认为那是大胆欺骗”。在主流媒体上，大部分评论者认为桑塔格是骗子。一位评论者在痛批这本书之前先宣称桑塔格是“一个锐利的姑娘，像是一个在当代文化中奋力向上攀登的本科没毕业的玛丽·麦卡锡”。另一位评论者在《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上表达了如下观点： 

作为这些散文的作者，苏珊·桑塔格实在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她的声音沙哑、粗鲁、刺耳。这本书中没有任何内容暗示她在乎我们如何看待她的腔调和礼貌。

也不是所有评论都这样；《洛杉矶时报》和《新领袖》上的批评家就很欣赏桑塔格。不过这些针对个人的评价往往不只是批评文章中的边角料。大多数时候，批评家们的整篇文章都是在写他们眼中的桑塔格是个什么样的人。就这样，从那之后，桑塔格的性格成了与她所写的内容一样重要的问题。这种模糊的特性，她所谓的“形象”将和她的作品一样成为她文学声望的一部分。她的出版商们总能精明地注意到这一点，他们会充分利用桑塔格深邃的双眼和毋庸置疑的魅力。《反对阐释》已经成了一本不同寻常的畅销书，它的大众市场简装版封底上就只有一张桑塔格的照片，照片是由摄影家哈利·赫斯（Harry Hess）拍摄的，照片中的桑塔格正低着头看向一边。 

在关于桑塔格的文章中，谈论她外表的内容太多了，甚至多到你如何形容都不为过的程度。即便是关于她的最严肃的文章里通常也会出现对于她样貌的评论。这些不计其数的笔墨大概都可以被概括为如下一句话：她漂亮得非比寻常。不过我认为桑塔格与美的关系比旁观者兴高采烈的赞美和照片中表现的精致复杂得多。在她的笔记本中经常有劝告自己多洗澡的内容；据同时代人的观察，她总是很邋遢，她的头发通常被向后梳，再松散地扎起来，根本没有什么发型可言。桑塔格在媒体上出现时也是这副样子。在一次采访中，她不做发型不化妆的样子与导演阿涅丝·瓦尔达（Agnès Varda）一丝不乱的波波头形成了鲜明对比。

桑塔格还只喜欢穿黑色的衣服，这是那些不愿意费心思考虑穿什么的人的标准策略。在人生晚期，她还会撩起衣服向人们展示手术留下的疤痕。尽管有魅力的人总是拥有不在乎自己外表的特权，但桑塔格对自己外表的漠不关心是真诚的、不做作的。她喜欢自己的样子能够对自己有所帮助，但也只是顺其自然而已。 

另外，桑塔格从一开始就对她的公关经理想要让她投射出的形象感到担忧。她的照片开始遮盖了她这个人本身。一位英国出版商提议发行以劳森伯格（Rauschenberg）拍摄的照片的复制品为特色的限量版《反对阐释》，不过这个提议被桑塔格否决了： 

这不就是那种极端时髦的情况——我和劳森伯格——《生活》+《时代》肯定会大肆报道，这等于确立了我就是那种“拥有一切的”女孩儿，是新版的玛丽·麦卡锡，是麦克卢汉主义（McLuhanism）+“坎普”的女王，这些不都是我想要抹杀的东西吗？

不知幸或不幸，桑塔格对成为“拥有一切的女孩儿（It Girl）”的抗拒最终没能成功。对她的采访总会提到有些人戏称她已经成了“美国先锋派的纳塔莉·伍德（Natalie Wood）”。她后来出版了第二部小说《死亡匣子》（Death Kit），不过收到的反响始终无法超越她日益提高的作为散文家的声望。与《恩主》一样，《死亡匣子》也是一本情节简单的小说：一位宾夕法尼亚州商人在小说的大部分篇幅中都在设法弄清楚自己关于杀死一名铁路工人的记忆究竟是真是假。桑塔格在这本书里常常引经据典，遵循了一种在法国很流行的风格。戈尔·维达尔在《芝加哥论坛报》上发表了一篇评论，直截了当地指出了这本小说不成功的原因： 

桑塔格女士作为一位小说家的成就被无视的原因很奇怪，因为那也恰恰是让她在美国作家中成为与众不同和极为重要的一员的原因：她广泛的阅读量，英语系称此为比较文学……这种后天习得的文化将她与大多数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美国小说家区别开来。那些人几乎没有读过任何东西，你如果肯接受他们作品中贫乏的文字和偶尔的评论的随意性作为证据，就不难看出这一点。

像桑塔格这样对先锋艺术感兴趣的批评家很少，出现的间隔也很长。相反，媒体报道都喜欢抓着简单一些的题材不放。一位《华盛顿邮报》的女性评论者这样写道：“如果世上还有公道的话，苏珊·桑塔格应该长得很丑，或者至少是相貌平平。一个长得那么漂亮的姑娘没有权利再拥有那样的头脑。”女性主义者和学者卡罗琳·海尔布伦（Carolyn Heilbrun）受《纽约时报》的委派去采访桑塔格，结果她完全不是桑塔格的对手，以至于写出了一篇没有引用一句桑塔格原话的文章——“我不该引用她的原话，因为那些词句太具体，把它们从说到它们的上下文中硬抽出来会简化它们的深意，甚至让它们变成错误”。理论上说这是一种赞美。这次采访最终促成了一篇关于桑塔格是什么样的人的散文诗，其辞藻之华丽看起来更像某位名人的传略，而非一本书的简介： 

当我第一次阅读关于苏珊·桑塔格的内容时我想：上帝呀，她就是玛丽莲·梦露（Marilyn Monroe），又漂亮，又成功，但是受到了诅咒，［用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最好的一句话说是］需要上帝的保佑。我们已经听说美国人的人生没有第二幕，是名副其实的“死亡匣子”。评论者们会在桑塔格女士的新小说中寻找她的影子。（但她不在那里。这已经不是她的书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现在是我的书，或者你的书了。她知道这已经不是她想读的那种书了。）

在桑塔格名望最盛的时候，她同意由《时尚先生》的一位作家为她写一篇传略。她对这位作家说：“传奇就像一条尾巴……它总是跟着你，无情、怪异、没有用处，本质上说与你本人没有什么关系。”当然，谦虚里总是包含一点自吹自擂的成分的，毕竟唯一能够随意抛弃传奇的人只能是知道自己已经拥有传奇可抛弃的人。不过，人们也很容易发现她说得没错：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晚期，苏珊·桑塔格的人格面具与她的作品的关系越来越淡了，这肯定不是她愿意看到的。 

尽管如此，桑塔格的名气还是有它的作用的。当时的很多男性知识分子都对媒体上报道的桑塔格的形象感到惧怕。比如，1969年初，她意外地收到了一封来自菲利普·罗斯的信。罗斯写了一本新小说叫《波特诺伊的怨诉》（Portnoy's Complaint）。《纽约》杂志（New York）刚刚发表了一篇他的传略。在那篇文章的开头几页中，他在提到桑塔格时用了“苏，苏茜·Q，苏茜·Q.桑塔格”。在看到自己的话被印在杂志上之后，深感懊悔的罗斯马上给桑塔格写了封信：

无论你知不知道，我一直为你的个人魅力所倾倒，我也钦佩你作品的尊严，这篇报道对我印象中我说的原话的误解和误报让我非常震惊，我说那些话时的态度也不是这样的。 

针对这样一个仅仅带有非常微小的不敬的提及作出的这次道歉可以说是非常善意的了。这可以让人们体会到尽管她的作品获得的评价一般，但桑塔格这个人物已经开始具有多么大的威 力。她作为一位思想家和公共知识分子而受到了广泛的尊敬。她能够让菲利普·罗斯感到惧怕，通常情况下，后者可不是会轻易道歉的人。 

随着桑塔格的迅速成功，她下定决心暂离文学批评和散文写作，转而开始创作自己的第三本小说。在接到一个来自瑞典的在那里拍摄小成本艺术电影的邀请后，她还开始尝试拍电影了。桑塔格抛弃了抽象的批评类作品，改写对眼下发生的事件的直接评论。1967年，《党派评论》主办了一场写作研讨会，会议主题是“美国正在发生什么？”桑塔格在调查问卷上写下了一段长长的回应，都是针对这个从来无法给她归属感的国家此时的状态的；她还直接用自己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童年生活做比喻来批判这个国家： 

今天的美国，有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做加州的新州长，有约翰·韦恩（John Wayne）在白宫里嚼肉排骨，这简直和门肯（Mencken）描述的耶胡国（Yahooland）一个样了。

桑塔格从来不会生搬硬套爱国主义价值口号，而是指出如果美国真的是“西方白人文明的顶点的话……那西方白人文明肯定是出问题了”。她写道白种人“是人类历史的毒瘤”。

《那些特别善于表达自己观点的女人们》

【本文节选自《那些特别善于表达自己观点的女人们》第八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