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摇滚之乡”：新媒体滤镜下的豫北小城新乡

无论从何种角度看，新乡在河南省众多地级市中的存在感都不算高，这个坐落在华北平原上的豫北小城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都是一个可以被轻易忽略的地名。如今在“百度”搜索栏中输入“新乡”这个词，相关联的“秒懂百科”视频封面写着大大的“摇滚之乡”，仿佛“摇滚乐”已经成为这个城市在互联网上最抢眼的一张名片。

百度上搜索“新乡”显示的结果页面

近日，河北省会石家庄文旅部门官宣打造“摇滚之城”的新闻一度成为热搜话题，有媒体顺带将“摇滚之乡”新乡相提并论，其实两者的情况并不完全相同，一为官方口号，一为民间封号。需要说明的是，新乡与摇滚这种强链接的建立，不过是近五年发生的事情，主要表现是新媒体对这一话题的发掘和持续推波助澜，稍微进行一下互联网考古，就可以知道新乡是如何成为“摇滚之乡”的。

被发掘的摇滚神话

目前可知最早在互联网上对新乡的摇滚乐渊源进行成文介绍的是微信公众号“中国摇滚乐手”发表于2018年2月6日的《被遗忘的摇滚圣地——新乡》，这篇署名为幼青整理、编辑的稿子由黄燎原的文章《十年摇滚在路上》、当年某报对“第二届中国新音乐演唱会”的报道（由西《事情是这样的》）整合而成。

这篇稿子第一次将上世纪末（1998、1999年）连续两年在新乡举办的“中国新音乐演唱会”在互联网上重新发掘出来，并成功唤起了一代摇滚乐迷的青春记忆。这篇微信推文后面长长的网友留言十分值得一看，很多演唱会亲历者激情澎湃地回忆了当时的盛况以及与摇滚结缘的契机，正好以个体视角与推文形成互补。

第二届中国新音乐演唱会入场券

或许也是由于这篇文章，互联网上称呼新乡为“摇滚圣地”“摇滚之乡”的说法不胫而走。这两场阵容豪华的“中国新音乐演唱会”确立了新乡成为“摇滚圣地”“摇滚之乡”的历史锚点，也成为后来所有新媒体谈及这一话题时不断复述、转述的高光事件。

紧随公号“中国摇滚乐手”之后，华语独立音乐平台“街声”在2018年3月17日发布了《我们在河南新乡住了一周，这个摇滚之乡到底什么样？》，这篇署名为孙大猴的文章是“街声”编辑部特别企划“中国摇滚小城系列报道”中的一篇，作者同样追溯了上世纪末在新乡举办的两场“中国新音乐演唱会”，然后用田野调查的方式，亲赴新乡走访考察，深入新乡本地摇滚乐手的工作生活圈，“过去式”加“现在时”，产出了一篇流传度更广的新媒体佳作，更加强化了新乡与“摇滚之乡”的互联网印象。

新媒体作者自制的新乡摇滚地图（制图：孙大猴，图片来自网络）

作为垂类华语独立音乐的新媒体平台，“街声”的专业性更强。这篇文章最大的贡献在于将整个新乡地下摇滚乐的脉络和场景呈现出来，从早期的“老崔摇滚服饰合作社”，到卫河公园的闲置仓库，再到“雕刻时光”“旭东音像”“SUBARK”，这些曾经的排练、演出据点空间见证了新乡本地摇滚乐的一路勃兴。当然还有文中介绍的一群新乡本地摇滚乐手，他们的青春和生活场景全部都是围绕着摇滚乐建立起来的。

正是“街声”这篇文章让新乡的摇滚乐场景首度“出圈”，在互联网上尤其是亚文化青年群体间获得广泛传播，功莫大焉。这一话题带来的流量迅速吸引了新乡市宣传部门和官方新媒体的关注。

2018年11月16日，新乡市委宣传部外宣公众号“相约新乡”发布《新乡市体育中心：敬足球，敬摇滚，敬我们共同的青春！》，这篇署名为孟晶晶的文章回顾了新乡市体育中心的筹建过程，顺带梳理了其作为河南建业足球俱乐部主场、举办两届“中国新音乐演唱会”的辉煌历史。三天后，“相约新乡”紧接着发布了《崔健、汪峰作证：新乡的30000只打火机，映红了中国摇滚的“巅峰时刻”！》，专题讲述新乡与“中国新音乐演唱会”的故事，不过这篇推文的内容基本是由“中国摇滚乐手”和“街声”的两篇文章拼凑而成。尽管如此，也算是新乡官方对这波网络流量的积极回应。

眼镜蛇乐队鼓手王晓芳在新乡市体育中心

成为“摇滚之乡”

新乡与摇滚乐的话题在新媒体的传播过程中大致经历过三个高潮，第一个高潮是上述2018年，第二个高潮是新冠疫情初起的2020年。2020年2月20日，北京迷笛音乐学校的官方微信号“迷笛”发布了一篇名为《新乡，摇滚在传承》的文章，主要介绍了来自新乡的第四届孩迷全国乐队大赛儿童组冠军——红领巾乐队，再次挑起新乡摇滚乐氛围浓厚的话题。

随后3月31日开始，微信公众号“摇滚客”连续两天刊发当年演唱会亲历者江小鱼的回忆文章：《狂飚与震撼，这场20多年前的摇滚演唱会值得被铭记！》《崔健、黑豹、花儿…那一天到底有多少人沉醉在那时代的晚上？》，分别详细回顾了1998、1999年两届“中国新音乐演唱会”的台前幕后的具体过程。

2020年9月11日，专注于河南本土文化宣介与推广的新媒体“豫记”发布《很多人不知道，新乡竟然还是“摇滚之乡”》，再次提及这一话题。

2021年7月下旬，河南中北部突降大暴雨，全省包括新乡在内的多个地方受灾严重，一度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各大自媒体在议论灾情的同时也不忘关注特色地域文化，比如微信公众号“摇滚客”就在7月29日推送了《抢救洪水中的摇滚之乡，河南新乡》，借助新闻热点重复输出这一话题。

“摇滚之乡”传播的第三个高潮就在今年，先是音乐谈话类播客“西海之声”4月28日上线了特辑节目《和新乡摇滚乐密接24小时》。两位长居北京的主播借着杨海崧的新乐队“李高特四重奏”去新乡演出的机会一同前往考察当地的摇滚乐场景，并邀请了来自新乡的后朋克乐队“疯医”的主唱王旭博做客节目，现身说法讲述乐手眼中的“摇滚之乡”。

“疯医”乐队的作品《新乡之光》《定国湖》是有关新乡这座城市的表达

一个月后的5月31日，以“猎奇”游记闻名的网红博主、来自台湾的青年作家廖信忠（豆瓣ID：家禽腿部保健）先是很有策略性地在拥有众多文艺青年用户的豆瓣网上发布了《那场演唱会后二十五年，新乡还是摇滚之乡吗？》，而后6月3日，又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上重新发布了这篇文章，更名为《新乡，更适合中国宝宝的摇滚之乡》。

不久后，《国家人文历史》杂志微信公众号6月19日发布了署名为马紫晨的《中国摇滚基地，为什么是河南新乡？》，这篇文章除了介绍新乡历史的部分外，其余跟摇滚乐相关的内容基本还是“炒冷饭”，没有任何信息增量。

过度放大的城市标签

尽管新乡在过去几年经受新媒体的轮番“吹捧”，在国内资深摇滚乐迷心中，它却绝对不是唯一的“摇滚之乡”。且不说文化中心北京和如今被官方大肆宣传的石（Rock）家（Home）庄（Town），中国其他摇滚重镇包括但不限于走出了许巍、张楚、郑钧的西安，号称“朋克之都”的武汉，拥有西南摇滚地标“小酒馆”的成都，走出了中国摇滚“现场之王”谢天笑的淄博等等。这些城市多年来都厚植丰沃的摇滚乐土壤，当地的摇滚乐文化场景跟新乡比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摇滚之乡”仿佛是互联网强加给新（New）乡（York）的一个巨大标签，经过媒体层层滤镜的渲染，新乡真实的城市形象无疑遭到了遮蔽。新乡拥有摇滚乐，但摇滚乐肯定不是新乡的全部。不同于石家庄的省会地位，新乡在河南省内就是个三线小城，知名度远不及郑州、洛阳等地，这也是它引发诸多新媒体作者好奇关注的原因，那么新乡到底是怎样一个城市？

根据河南省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到2022年，新乡连续三年在河南省17个地级市的GDP排名中位列第六，稳居中上游的位置。这里有中国商界传奇、新乡人购物的不二之选——胖东来百货，血制品和疫苗行业的龙头企业——华兰生物，还是曾经火遍京城的美食红焖羊肉发源地……从新乡走向全国的文体名人有乒乓球运动员刘国梁、女中音歌唱家关牧村、央视主持人任鲁豫、作家刘震云等等。

创建于1995年的胖东来百货始终专注于河南许昌、新乡两地市场，却创造了零售业奇迹

其实提起新乡，摇滚乐之外最应该让外界知道的就是这里崛起了昔日国内的“冰箱巨头”、新乡乃至河南的明星企业——新飞电器公司，“新飞广告做得好，不如新飞冰箱好”这句广告词当年也是家喻户晓，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新飞作为新乡的产业支柱，在当地市政房产建设上留下不少企业痕迹，如新飞大道、新飞花园、新飞大酒店……在企业如日中天时期，甚至还有人提议将“新乡市”更名为“新飞市”。

新飞电器公司的前身是新乡市无线电设备厂，属于小型地方军工企业，1980年代初刘炳银接任厂长时亏损严重。为了生存下去，刘炳银带领全厂职工破釜沉舟、锐意改革，逐渐把新飞从一个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附属物”打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全国知名的大型现代家电企业。关于新飞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腾飞和新世纪衰落过程，许多商业媒体都作过分析报道，普遍认为新飞引入新加坡丰隆集团外资是导致其最后破产的关键因素。

新飞大酒店当年也是中国新音乐演唱会的赞助方之一

2012年，先是震动全国的“新飞大罢工”事件爆发。2018年新飞电器正式申请破产拍卖。2019年，拥有18年历史、曾经是新乡地标之一的原新飞销售大楼被爆破拆除，现实再次印证了万能青年旅店乐队的那句经典歌词——“如此生活三十年，直到大厦崩塌”。轰然巨响之后，荡起的漫天灰尘中仿佛只剩下广大新飞员工被迫下岗的无奈与幽愤。

摇滚精神与流量密码

中国大陆的摇滚乐文化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初试啼声，至九十年代达到辉煌顶点，新世纪以后悲情落幕，一度远离主流文化视野，成为小众、地下亚文化的代表。近些年，由于《乐队的夏天》等综艺节目助推，内地的原创摇滚乐市场才开始呈现“破圈”和复兴的迹象，并开始为更年轻一代追捧，乃至石家庄官方甚至敢于公开宣传打造“摇滚之城”，试图在“淄博烧烤”之后，以摇滚乐为爆点吸引互联网流量，驱动这座滞重的老工业城市浴火重生。

这不是地方政府第一次与摇滚发生联系，如上所述，早在2018年隶属于新乡市委宣传部的公众号“相约新乡”就已经开始发文回顾新乡与摇滚乐的渊源，只不过没有像石家庄那样高调喊出要打造“摇滚之城”，“摇滚之乡”的称号也是互联网赋予，并非官方承认。虽然新乡和石家庄都想借助摇滚乐“破圈引流”，但显然石家庄这次打出的“摇滚牌”更具策略性和主动性。不过无论“摇滚之乡”还是“摇滚之城”，由官方提出要支持摇滚乐发展，怎么看都像是一个黑色幽默，尤其放在过去（大约20年前）更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来自西方的摇滚乐从诞生起便自带解构秩序、消解权威的叛逆基因，它崇尚自由个体和真实表达的属性很难见容于循规蹈矩的大众生活，再加上个别摇滚音乐人略显夸张和颓废的外表造型，因此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都被国人视为洪水猛兽、避之不及。例如，查建英2005年采访“中国摇滚之父”崔健时，崔健就尖锐地指出“中国只有摇滚乐现象，根本没有摇滚乐文化”的问题：

“美国一个普通人每月消费在摇滚乐上的钱，包括去酒吧听音乐、买唱盘、去音乐会，可能是八十元，可能更多。我们呢，也许是一块钱。有钱人都去泡卡拉OK了。你怎么比？我们这里一个摇滚乐队，每周排练好几次，非常辛苦，演出一场，能挣杯啤酒钱就不错了，连回家打车的钱都挣不到！我们有摇滚乐评，因为中国人看杂志上的乐评但不看演出！可是乐评人又为音乐家做了什么……我认为中国摇滚乐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应该无条件地支持年轻的摇滚音乐人，可是他们不仅一直遭受封杀，而且流行音乐界太腐败了，从媒体、唱片公司、代理人到乐评人，往往是羊毛出在牛身上。”

查建英主编《八十年代：访谈录》，三联书店，2006年

崔健的这段话真实反映出彼时中国摇滚音乐人的生存窘境，一方面受众少、市场小（缺乏演出收入），另一方面行业整体环境也极不友好（遭受封杀）。时隔多年，今日中国的摇滚乐竟然开始被官方公开推动，这恐怕是当年蜗居在树村、霍营的那批“北漂”地下摇滚乐手（经常被视作“盲流”）无论如何都无法预想的。

……

真正的摇滚乐永远不会被权力和资本绑架，这样的定义注定它只能属于另类亚文化，无法为大众流量贡献话题。摇滚乐永远是自下而上的自由表达，而非自上而下的规训指导。其实无论新乡还是石家庄，寻求外界关注、渴望城市能级提升的愿望都可以理解，但选择支持摇滚乐作为吸引和承载流量的话题点，无疑是晴天打伞——多此一举。公众对石家庄这轮操作的反映已经充分说明了问题，甚至连“央广网”的评论都对此事表示质疑：

“一座城市公共形象的塑造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更不是仅凭一腔热情、一点灵感就能实现的，而是需要对城市的历史文脉、发展变革以及大众社会文化心理的深度发掘、继承与弘扬。说白了，就是要找到大众对城市文化气质的真实的、持久的、可以承载并不断创新的共情共鸣点。比如石家庄与摇滚乐，如何让人们能够真正入脑入心，一提到摇滚乐便立马产生‘石家庄就是摇滚之城，听摇滚乐首选石家庄’的深刻印象和联想？目前来看并不容易。从很多人包括一些当地人，至今不知道石家庄与摇滚乐的‘历史关联’这一现实看，石家庄在城市IP的塑造上是有所欠缺的，现在该如何破局更值得掂量。”

或许，摇滚乐永远不会像“烧烤”（民以食为天）那样成为全民议论的热点话题，毕竟它的青春热血有时过于生猛，它的吉他失真有时近乎噪音，它的精神内核有时背离主流价值，它不应该被低估，更没必要被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