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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研究︱芮恩施的中日战争预言及其思想遗产

马建标

2023-07-31 10:12

引言

1942年12月28日，《时事新报》发表长篇社评《追念芮恩施先生》，对芮恩施（Paul S. Reinsch）做出极高评价：“世人不要忘记了伟大的政治家，如芮恩施先生者的教训，更不要忘记了此次大战期中的一切痛苦与牺牲。芮恩施先生是中国的真挚友人，他也是世界人类的导师。”这篇社评发表时，距离芮恩施去世已近20年，太平洋战争也已爆发一年有余。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一个去世多年的美国人还能在中国新闻界享有“人类导师”这样的殊荣，实属罕见。

为什么《时事新报》会突然怀念起芮恩施呢？起因是，美国国务院在1942年12月公布了1918年11月23日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发给美国国务卿兰辛（Robert Lansing）的一封密电。这封密电记载了芮恩施对“下次世界大战”的预判：

唯有对中国局势做出公正解决，方能确保本次大会的工作不致失败，防止世界再次陷入此次战争引发的苦难……如果赋予日本更大的（在华）自主权，或采取任何可被视为对日本（在华）特殊地位承认的行为——无论是以所谓的门罗主义形式还是其他方式——都将导致（有关）势力介入，下代之内必有大战。对日后世界的和平而言，现时欧洲没有任何一个问题，与公正解决中国事务（的需求）同等重要。

在他的预言发出13年之后，九一八事变爆发；19年之后，卢沟桥事变爆发；23年之后，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些血淋淋的历史事实逐一验证了芮恩施的战争预言。故而，《时事新报》社评发出由衷的感叹，称赞芮恩施是“一位有远见与卓识的大政治家”，说“他对得起中国，他对得起全球人类”。当人们再次陷入炮火纷飞的世界大战中时，多么希望人类历史能够按照1918年芮恩施对东亚和平的设计方案演进。“假定在凡尔赛会议时及其以后，列国的人民与政治家同样具有他的远识，则凡尔赛条约中关于山东问题的三款，当不至列入，而华盛顿会议各约，亦不至于对中国问题没有彻底公正的解决”。正可谓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芮恩施在1918年一战结束之际对二战的预言为何得以应验？细细想来，倒也不足为奇。因为，人类历史活动的成败都潜藏着一种复杂的因果关系。反思过往人类活动的成败得失，是任何伟大的政治人物都需要去思考的问题。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梁启超开始作《自由书》，寻找变法失败的原因，表达了他的成败观：“天下之理，不外因果。不造因则断不能结果，既造因则无有不结果……浅见之徒，偶然未见其结果，因谓之为败云尔，不知败于此者或成于彼。”世间万物皆有因缘，二战在东方的缘起，也是如此。芮恩施对二战的预言，就是基于中日冲突的历史渊源和世界政治的横向联系去预判东亚未来和平与战争的因果关系。

简单地说，芮恩施的二战预言，指的是未来30年内，中日冲突将引发一场新的世界大战。在芮恩施的心中，如何化解中日冲突，是实现东亚和平乃至世界和平的关键。由此引出三个层次的问题：第一，中日冲突本质上是近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扩张政策造成的，是一个长期积累的历史问题，那么芮恩施是如何认识日本的，他作为美国驻华公使是如何看待这一冲突的？第二，关于化解中日冲突、实现东亚和平，芮恩施有何对策，他为此做出过何种努力？第三，二战预言是芮恩施对一战之后东亚和平忧虑的集中反映，由此引申出他的外交思想对美国东亚政策造成何种影响？本文拟围绕这三个层次的问题展开论述。

芮恩施

芮恩施的日本观及其看待中日冲突的亚洲视角

从19世纪末到一战爆发，芮恩施的日本观发生反转：从“敬日”转向“憎日”。为何芮恩施的对日感情发生如此剧烈的变化，这种变化又如何影响到他对中日关系的思考，显然是值得探究的问题。

在整个东亚地区，与芮恩施最早建立“跨国联系”的是日本学者。最值得一提的人物是近代美日文化交流的先驱家永丰吉。芮恩施通过家永丰吉与日本学界建立了密切的关系。1879年，家永丰吉到美国欧柏林大学留学，其后进入霍普金斯大学，师从美国新史学派先驱赫伯特·亚当斯（Herbert B. Adams），于1890年获得博士学位。家永丰吉与第28任美国总统威尔逊（Thomas W. Wilson），以及芮恩施的导师、边疆学派创始人特纳（Frederick J. Turner）都是亚当斯的弟子，彼此之间私交甚笃。1890年回国之后，家永丰吉在东京专门学校政治科担任讲师，与高田早苗成为同事。霍普金斯大学的留学经历，让家永丰吉与威尔逊、特纳、芮恩施等人建立了密切的学术交往关系。1902年1月，在特纳和芮恩施的邀请下，家永丰吉到威斯康星大学政治学系作有关东亚政治的学术报告。芮恩施认为“家永掌握了东亚局势的直接情报，他在亚洲的实地考察，及其与日本政府的关系，使得他对东方事务的见解非同寻常”。这一时期的家永丰吉和芮恩施对帝国主义、殖民政策和东亚政治有着共同的兴趣。

1900年，芮恩施的成名作《十九世纪末东方形势影响下的世界政治》（以下简称“《世界政治》”）一书出版后，家永的好友、东京专门学校出版部部长高田早苗即把该书列入“早稻田丛书”，于1901年编译出版。其日文版书名是《十九世纪末世界之政治》。在序言中，高田早苗简单地介绍了《世界政治》一书的内容，“全书共分五编，依次是民族帝国主义、中国的开放、中国开放对世界政治的影响、德意志帝国的政略、美国在东亚的地位”，认为该书对当时世界政治的分析切中肯綮。最后，高田早苗对芮恩施赞扬有加：“芮恩施是美国新进学者，大家风范，硕学大儒，此书必将永世不朽。”同年12月，该书在日本再版时，书名改为《帝国主义论》。很快，《世界政治》在日本成为畅销书，芮恩施也因此在日本知识界家喻户晓。

《十九世纪末东方形势影响下的世界政治》

1900年，日本留学生就出现在芮恩施的“当代世界政治”课堂上。从那时起，与芮恩施保持联系的日本学者（包括他指导的学生），除家永丰吉外，还有头本元贞、松冈正男、海老名一雄、河上清和中山五郎等人。在芮恩施的指导下，松冈正男成为日本研究台湾殖民政策的专家。芮恩施凭借其渊博的学识和独到的治学旨趣赢得了日本学者的尊敬。比如，中山五郎就称赞芮恩施“对东方事务的深刻洞察，在英美两国学术界无与伦比”。

芮恩施与日本知识界的密切接触，培养了他对日本最初的友好感情。故而，1905年日俄两国在朴次茅斯举行会议时，芮恩施对日本外交颇表同情。他发表文章，批判西奥多·罗斯福政府没有支持日本，造成日本在此次会谈中的外交失败，称此次会议所达成的结果，只是一个“不幸的和平”，表达了他同情日本政府的立场。芮恩施认为，日俄战争的结果让日本成为“东亚的主宰者”，他还乐观地认为日本会遵守“门户开放”政策，未来美国在东亚地区将拥有更多的“商业机会”。芮恩施是“门户开放”政策的拥护者，这一政策也是他评判东亚国际关系的基本出发点，即谁支持“门户开放”政策，谁就是美国的盟友。这一时期，俄国对中国采取领土瓜分的政策，排斥“门户开放”原则，故而芮恩施在文章中对俄国口诛笔伐。他批评说，俄国政府对海约翰（Hay John）国务卿1900年的“门户开放”照会含糊其辞，在日俄战争爆发之初拒绝美国领事进入“满蒙”地区新开辟的口岸，这一切清楚地表明俄国远东政策的侵略本性。

这一时期的芮恩施对日本的政治和思想文化有着浓厚兴趣，于1910年开设 “东方政治和文明”研讨课。1911年，芮恩施出版另一部专著《远东的思想和政治潮流》。他在书中指出，在明治维新初期，日本人的思想受到海德格尔哲学和斯宾塞社会进化论的显著影响，在一段时间里日本知识阶层的宗教感情似乎淡薄了许多。然而，到19世纪末期，日本的民族主义思想复活，并逐渐形成对外扩张的野心。芮恩施认为，西方近代文明的美德如“自由、大方、自律”等，没有发展成为日本社会关系的基本伦理。日本武士的忠诚和献身精神也没有在社会上普及。简言之，日本社会的道德力量有很大的狭隘性。天皇在日本民众心目中拥有神圣的地位，成为日本政治生活的基石，这种忠君观念来自于“君权神授”说。因此，日本的历史被神化了，这种神秘主义弥漫在明治宪法的字里行间，充斥于日本的政治系统。在这种社会情境中，日本历史学者的批判精神匮乏，他们书写的历史被人为扭曲。芮恩施认为，日本的政治文化缺乏深刻的自我反省精神。

总的来说，在1913年11月芮恩施出使中国之前，他对日本人是“佩服”的，也是怀着这种“友好的心情”来到东亚的，对日本人民并没有失去“真挚的好意”。如其所言，“我已出版的著作可充分说明这点”。但是，1914年8月，一战爆发之后，日本出兵占领青岛，在1915年1月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在1916年的护国运动中借机渔利，1917年之后又通过“西原借款”对段祺瑞政府施加控制，1918年春日本政府与段祺瑞政府签署《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随后出兵西伯利亚。日本的一系列扩张行动，让芮恩施越来越无法容忍，使他对日本“根本缺乏公正观念的帝国主义政治手腕以及其极端残忍和卑鄙狡诈的行为，不能熟视无睹”，认为“日本对亚洲的军事政策的目的和方法不会给任何人带来好处，日本人尽管暂时或有所得，但终究对他们不会有丝毫好处。这种野心不会永久得逞”。

芮恩施仇视的是沆瀣一气的日本政府和皖系军阀，同情的是中日两国百姓。在他看来，日本军阀奉行的政策，“只会给日本人民和全世界带来苦难和悲哀”。他抱怨，一战期间，美国虽给其他所有协约国都提供了财政援助，但因必须高度重视欧洲西线战场，无法为保持中国的财政独立提供任何援助，从而给日本政府创造了经济援助段祺瑞政府的机会，造成段祺瑞和皖系军阀投向日本人的怀抱。他毫不客气地指出，1917年的《兰辛—石井协定》“无疑是在保卫中国权利的同时想对日本的合法愿望表示友好的态度，但被日本人曲解为承认他们在中国的特权地位”。威尔逊政府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随着1918年11月一战的告终，芮恩施认为，去除日本在中国“特殊地位”的时机已经到来。

芮恩施的中国和平方案及其背后的“美国中心主义”

日本的军国主义政策，是危害东亚与世界和平的祸源。要使东亚和世界和平，必须让日本政府有所畏惧。为此，必须让中国统一和强大起来，充当未来东亚和平的中流砥柱。一战期间，中国内争不止，如1916年护国战争、1917年护法战争和1918年南北战争。中国能否统一，直接影响到整个亚洲的和平。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芮恩施针对中国酝酿的和平方案，属于更宽泛的亚洲和平方案的一部分。

与芮恩施一样，威尔逊总统也是一位充满理想的和平主义者。1918年2月11日，威尔逊在美国国会演说时称：“我认为，这些问题影响全世界；只有本着无私的和公正的精神去解决这些问题，对于种种天然的关系、民族的期待、人类和平与安全的思想一视同仁，才能确保人类永久和平的实现。”在一战结束之际，芮恩施邀集一批志同道合之士，共同草拟了一个解决中国问题的亚洲和平方案。参加草拟方案的人员，除英法两国的官方和商业代表、北京政府各部的总长和其他官员外，还有为数众多的美国代表，其中包括美国驻华商务专员安立德（Julean H. Arnold）、惠瑟姆（Paul P. Whitham），北京政府顾问韦罗璧（Westel W. Willoughby）博士、丹尼斯（W. C. Dennis）博士，铁路专家贝克（J. E. Baker）等人。芮恩施和他们一起夜以继日地召开各种会议，最后完成了和平方案。1918年11月23日，芮恩施把和平方案发给美国国务卿兰辛。

怪才辜鸿铭有一个比喻：“中国这条政治船，一造出来就不吉利，有许多不祥的祸根，上船的全是世界上的强盗。他们在暗中你争我夺，可能会把这条船凿沉而同归于尽，不过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他们首先要做的却是大肆掠夺和毁灭文明。”日本政府对中国的做法正是如此。一战时期的中国之所以混乱，根本上是由于日本大肆扩张势力范围所致。因此，必须根除列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这是中国和平方案的基本原则。其具体内容如下：

建立一个联合的国际财政组织。这个组织将不顾一切障碍，废除（列强）特殊利益范围。具体而言，就是建立一个中国银行团，在财政方面帮助中国政府，并可作为国家款项的保管者。这个统一的财政援助计划首先用于中国的铁路事业，因为中国的各条铁路都按照不同国家的借款规定经营，实在是祸害的根源。计划成立一个国际专家团，使中国铁路国际化。

但是，铁路国际化方案遭到新旧交通系的抵制。他们担心，国际银行团可能成为“铁路款项的保管者”，结果将形成“中国资本就要向外国资本进贡”的局面，那么中国的国民经济就会更加受到外国的束缚。事实上，芮恩施等人起草的铁路国际化方案在中外媒体上公开之后，反而加剧了中国的派系之争。梁启超、林长民领导的研究系以芮恩施和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John N. Jordan）为奥援，交通系背后则有日本人撑腰，双方各执一词。研究系与亲日派曹汝霖为首的新交通系为此展开辩论，闹得沸沸扬扬。1919年1月25日，英国记者濮兰德（John O. P. Bland）在上海的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上发表题为《中国铁路的商业化》的社论，提出英、美、法、日、中五国通力协助办理中国铁路的方案。上海《字林西报》也呼应称，铁路国际化可以使中国铁路“变无效为有效”。总统府外交委员会事务员叶景莘说，“旧交通系领袖梁士诒已有反对统一铁路的言论，至是乃与称为新交通系领袖的曹汝霖一齐反对，认为统一即是共管。”2月26日，旧交通系首领梁士诒在铁路协会发表演说，指出铁路统一案是“英美两国主张，列强协同管理，美其名统一，质言之，即全数没收而已”。1919年3月1日，日本《大阪每日新闻》宣称，铁路统一方案是中国人“以夷制夷、远交近攻”政策之体现，其目的是排斥日本在华势力。最终，铁路国际化方案不了了之，芮恩施的努力付诸东流。

为了实现中国的和平统一，芮恩施在一战结束之际积极推动南北和谈。1918年9月17日，美国驻华使馆代办马慕瑞（John V. A. MacMurray）向国务院报告，若徐世昌当选总统，中国有望重启南北和谈。10月10日，威尔逊致电祝贺徐世昌当选总统，希望“中国实现统一，置身民族国家之林”。徐世昌回复：“将尽最大努力实现中国的和平统一。”对徐世昌而言，和谈成为他向美国政府申请财政援助的正当理由，至于和谈能否成功则是另一回事。南北议和的阻力不仅在于南北双方内部都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日本政府对于中国南北议和的态度也至关重要。

1918年11月6日，日本首相原敬在东京接待北京政府军事顾问坂西利八郎。会谈中，原敬表达了他希望“南北妥协的真实意图”。坂西利八郎也支持中国和谈，他说“即便这种做法不充分，即使将来破裂等等，总的来说中国成立和平的统一政府是最好的办法”。他还指出，“如果不缓和与美国的感情，中国问题的解决会更加困难”。通过此次谈话，原敬认为，日本政府有必要推动中国南北议和。

芮恩施希望通过控制对华借款的途径来向南北政府施压，促使他们尽快展开和平谈判。他在给美国政府的建议中指出，“各国向中国提供的贷款只能用于国内的重建，资金的使用需由向中国提供财政援助的国家掌管”。11月16日，兰辛表示支持芮恩施的建议。1919年1月23日，广州军政府下达停战令，南北和谈的前景貌似明朗起来。当时南北政府的财政均极度困难，北京外交团计划在1919年1月25日将关税余额交付中国，保证南北政府的开支。这笔款项在事实上成为促使芮恩施和外交团推动南北议和的诱饵。

1919年2月20日，南北议和正式开始。会谈期间，双方围绕“中日军事密约”“参战借款”“参战军”“废督裁兵”等议题反复交涉。五四运动爆发之后，南方代表唐绍仪利用国内反对亲日派的有利形势，于5月13日在会议上提出新的议和方案，其核心内容是严惩亲日派。北方代表自然无法接受，谈判事实上中断。5月13日，南方代表致电广州军政府，提出全体辞职。同日晚，朱启钤等北方代表联名致电北京政府，“恳予解除责任，另派贤员”。

此次南北议和的失败，意味着芮恩施和平方案的最终流产。在南北议和期间，芮恩施深度介入中国的派系政治。这表现在他与云南督军唐继尧的秘密沟通上。1919年春，芮恩施派遣驻华使馆武官德赖斯代尔（Douglas B. Drysdale）少校前往昆明，会见唐继尧，争取唐氏对南北议和的支持。此外，芮恩施还通过安德生（Roy Anderson）了解唐继尧的态度。3月6日，安德生在给芮恩施的信中汇报说：“唐督军是个极有智慧的人，并且渴望竭尽所能来培养中美间的友好关系。”最后，安德生还向芮恩施保证：“我确信唐督军会同意任何促进和平的安排，他支持徐世昌及其和平方案，只要这些方案不会压迫人民。”

芮恩施与唐继尧的联络未能挽回南北议和失败的结局。南北议和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南北双方都认为对方缺乏“诚意”，双方内部都各有各的盘算，致使双方无法达成共识。1919年7月31日，安德生在给芮恩施的信中详细汇报了云南的情况，解释了南北和谈失败的真正原因。安德生毫不客气地指出，“列强对广州与北京达成和平的任何更多执念，只会毁了中国”，他建议“外交团应当停止谈论和平”，因为“和平”这个词已经被滥用而变得毫无意义。至此，芮恩施联络云南军阀唐继尧推动南北议和的计划彻底失败。

在美国国务院看来，芮恩施这种“自作主张”的行动已经违背了“门户开放”政策所规定的“不干涉中国内政”原则。在南北议和问题上，芮恩施因为走得“太远”而招致美国国务院的严厉批评。1919年5月3日，美国助理国务卿波尔克（Frank Lyon Polk）致电严厉批评芮恩施：“您建议支持的那伙人不会对其他任何事感到满意。我担心任何有关我们正在考虑这种支持的暗示，都会引起他们对物质与精神支持的期待，但这些都是我们不可能提供的。”

在1919年南北议和过程中，芮恩施是外交团中最为积极的幕后推手之一。他的活动已经逾越外国驻华公使的权力边界，深度介入中国内政。作为深谙国际法的学者，芮恩施当然知道他的行为所带来的政治后果。在议和期间，亚瑟·巴塞特（Arthur Bassett）是芮恩施派往上海观察南北议和动态的密探。1919年3月31日，芮恩施在给巴塞特的密电中写道：“由于外国公使的行动受到不干涉中国内政原则的限制，除非议和双方代表主动提出邀请，也就是说，南北议和会议与总统都同意的话，公使们才能给予支持。”实际上在南北议和期间，芮恩施没有恪守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原则，他派出的代表巴塞特、安德生等人与南北双方代表唐绍仪、朱启钤、江苏督军李纯、云南督军唐继尧等人保持密切往来。

正如芮恩施所料，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向日本妥协，允许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经济特权。在1919年4月28日的美英法三强会议上，威尔逊对山东问题做出妥协，将山东的政治主权归还中国，而经济特权却允许由日本保留。两天之后，也就是4月30日，威尔逊的这一方案获得三强会议的最终批准。同日，这一决定被传达给中美两国的代表团成员，立即引起轩然大波，对威尔逊的抗议之声如潮水般涌来。

芮恩施得知消息之后，大感震惊，于1919年6月7日向威尔逊提出辞职。他批评说，控制巴黎和会的“老年人”（暗指威尔逊总统等人）所做决议，已令中国人民“陷于非常失望和幻灭的境地”。一想到“中国人民如何忍受这样的打击，就感到烦闷和沮丧，因为这个打击意味着毁灭他们的希望和破坏他们对国际公道的信心”。芮恩施在辞职信中尖锐地指出，美国对华外交“失败”的根源，是美国政府对“远东事务的轻视”，而不是“由于任何个人或某一群人的疏忽或恶意造成的”。与此相反的是，一战加强了美国与欧洲协约国的内在联系，造成威尔逊政府“重欧轻亚”。在一战期间，美国与英法两国协同作战的经历，不仅使美国人意识到三国利益的一致性，而且战时美国也有意强调三国共同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乃至文化传统”，以动员民众支持美国加入协约国一方作战，巩固战时的团结。在此过程中，“自由、民主、进步和资本主义被‘发明’为英、法、美的共同传统，也成为‘西方文明’的核心特质；欧洲和美国的历史被重新阐释，美国文明不再是对欧洲历史和传统的背离，而是发源于西欧的‘西方文明’的最新代表和最新阶段”。

但是，长期在中国生活的芮恩施并不完全认同威尔逊政府的“重欧轻亚”政策。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芮恩施就关注亚洲事务，1913年起又担任美国驻华公使，这种长期的研究和在华工作的经历，让芮恩施形成了一个新的外交思维，那就是“美国与亚洲的联合”，即建立一个以美国文明为中心的“新东方”文明，把中国改造成“亚洲的美国”。

1922年初，芮恩施在一篇手稿中写道：“很快，中国就会被称为‘亚洲的美国’，她有着与美国同样的大陆观。如今，中国正在采取行动，虽然她的文明很年迈，虽然她的政治很幼稚，虽然她的社会阅历很老成——相比美国，中国拥有不同的起源，但她寻求与我们相同的目标。”作为边疆理论的忠实信徒，芮恩施沉湎于美国文明的自恋状态中。曾经的下属马慕瑞这样描述芮恩施，说他似乎“毫不怀疑地接受了这样一个方便而通俗的分类法，即把世界划分为掠夺者、非掠夺者和利他主义者三个类别，后者自然也就是我们美国人”。芮恩施梦想把中国改造成为“亚洲的美国”，与他对中国的好感有关系，也受到以顾维钧为首的亲美派外交官的很大影响。

幻想把中国改造成“亚洲的美国”，是芮恩施致力于维护“门户开放”政策的根本目标。芮恩施从中国的儒家政治思想中发现了中国有朝一日会成为“亚洲民主国”的希望。他认为，《礼运》里记载的孔子“大同”理想就是一种可贵的民主政治思想，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赞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故外户不闭。是谓大同”。所以，芮恩施认为，孔子的理想国“才是真正平民政治的国家”。基于此种信念，芮恩施发展了他的“联华制日”主张。但是，日本政府及其扶持的中国亲日派势力处处阻挠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如芮恩施所言，“1917年春季，我在同国务总理的一次谈话中，劝他赶快接受美国广益公司的建议，即给裕中公司承建的铁路先发行六百万美元的债券。交通部在受日本人的影响下阻挠这样做”。这里所言的交通部，其总长曹汝霖就是典型的亲日派。提起曹汝霖，芮恩施批评说：“曹汝霖，这个小个子的圆滑的阴谋家，大多数中国人认为他是这件丧权辱国事情的主谋者，因此他是最受人鄙视的。”

当时的北京政府为亲日的皖系军阀所把持。故而，芮恩施的“联华制日”，实际上主要是联络中国的“亲美派”来实现其遏制日本对华扩张的目标。不过，芮恩施对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也是尽力拉拢。具体而言，芮恩施在一战结束之际联络各方势力酝酿成立一家中美合资银行。在送交美国国务院的电报中，芮恩施列入的合作者名单有上海和其他通商口岸的银行家、商人和买办，如上海总商会的领袖朱葆三、虞洽卿、傅筱庵，北京政府前高官黎元洪、冯国璋等，以及旧交通系首领梁士诒、周自齐、徐恩元等人。大总统徐世昌的门生和挚友、时任总理钱能训也是中美合资银行的发起人和主要股东，随后当选为新成立的中华懋业银行第一任总经理，甚至段祺瑞也在此中美合资银行中持有200股。1919年9月，随着芮恩施辞去驻华公使返回美国，他通过中华懋业银行来推行其“联华制日”的策略也不得不告一段落。

“战争梦魇”与芮恩施对美国外交的思想遗产

“战争梦魇”伴随芮恩施一生。芮恩施的父亲移民美国之后，作为随军牧师参加了美国内战。战争结束4年之后，芮恩施于1869年出生，属于内战后出生的第一代美国人。他在19世纪末开设“当代世界政治”课程时，时常在课堂上与学生讨论对未来世界大战的预言。多年后，芮恩施的学生乔丹（E. S. Jordan）仍然清楚地记得，芮恩施在课堂上如何绘声绘色地讲述杰克·伦敦（Jack London）在他的小说中虚构的未来世界大战的故事。

我正在思考一个年轻作家杰克·伦敦的一本小说。当然，他的目的是为了娱乐，而不是引发思考，但是他的观点是具有社会学视野的。他说，由于列强对殖民地的瓜分竞争，将会爆发三次大战，第三次大战将是最残酷的战争，因为它是意识形态和宗教之间的战争。杰克·伦敦认为，第一次大战可能会在德国和英国之间爆发，起因是民族之间的嫉妒，德国在“均势格局”中相对孤立，又本能地反对大英帝国控制了世界贸易航线。第二次大战是第一次大战的延续，是由于对德国的封锁而引起的，伤害了德意志人的荣誉，故而年轻一代的德国人会效忠他们疯狂的领袖，而老辈德国人中的工业家、科学家则会集中起来把英国赶出世界市场。英国在她天然的盟友美国的帮助下将在这次大战中获胜。

芮恩施指出，“中国自身是决定最终战争结果的关键因素。她仍然保留着儒家的道德传统、佛教和道教、古老的家族制度和地方自治。中国人没有公德心，但是有严格的私人忠诚准则。……中国人正在向外国人学习现代技术，但是如果任何人试图改变他们的核心价值观念，如祖先崇拜，或者是正当的性关系观念，他一定会与你以死相搏”。芮恩施认为，“对于不确定的未来，也许还要考虑其他因素，比如两年前杜威将军在马尼拉的获胜，使美国获得了在东方的势力范围；大英帝国对香港的商业控制，东印度和印度不断增加的骚乱，俄国人对沙皇的谴责等。如果三次世界大战都发生了，我们最终会发现西方国家会和日本一起，来保卫西方列强对中国充满善意的商业开发，共同抵制俄国的专制主义”。

以上所言是芮恩施1900年秋季在威斯康星大学讲课的基本观点，大体反映了其成名作《世界政治》一书的主要内容。芮恩施引用的杰克·伦敦的“三次世界大战”预言，表明了他对战争与和平主题的关心，也是他对国际政治研究的兴趣所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芮恩施已经担任美国驻华公使。在出使中国期间，中国内战不断，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1918年11月一战结束之际，芮恩施仍然担心“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是否正在临近”，他在1918年11月23日给国务院的电报中，做出一个惊人的预言：“下代之内必有大战。”到了1922年，也就是芮恩施去世前一年，他还在担心战争可能会在东亚爆发，抱怨美国人“总是行动太迟缓”。在同年出版的芮恩施出使中国的回忆录里，有一章的标题就是“一次新的世界大战正在临近吗？”其中写道：“如果真的会有世界大战，那一定是在中国爆发——这是我们深信不疑的。除非能妥善解决中国问题，否则巴黎和会将不能防止世界免受新的大战的浩劫。”

芮恩施认为，未来世界大战将会在东亚爆发，而战争的根源则是日本的军国主义政策及其对中国的侵略扩张。因此，要确保亚洲的和平，必须及时遏制日本军国主义势力。芮恩施对未来战争的预言，一方面是根据他对文明冲突的思考，另一方面是他对美国“门户开放”政策在中国推行的战略预判。芮恩施是“门户开放”政策理论的“建构者”。如果说海约翰国务卿在1899年向列强发出“门户开放”照会，只是确立了“门户开放”政策的基本框架，那么芮恩施则是向这个框架里填充“思想内容”的第一人。

在《世界政治》一书中，芮恩施通过详实的数据分析，得出一个极具前瞻性的观点，即列强瓜分中国领土的方式已经过时，取而代之的将是“自由市场的竞争”。他说，未来国际竞争的主战场将是无形的商业市场，而商业市场的竞争关键在中国。芮恩施认为，美国政府应该大力发展国内工商业，控制横跨太平洋的海上运输线。这样才能确保美国在未来的亚太国际贸易上立于不败之地。简言之，芮恩施认为，最符合美国国家战略利益诉求的是反对列强瓜分中国领土，坚持商业利益机会均等的“门户开放”政策。从更长远的时段看，芮恩施的《世界政治》也随着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对“门户开放”政策的逐步落实而改变了列强竞相瓜分中国领土的国际政治形态。如托马斯·贝利（Thomas A. Bailey）所言，英法日俄等列强随后签订的《英日同盟条约》（1905）、《日法协定》（1907）、《日俄条约》（1907）和《罗脱—高平协定》（1908）等条约中，都包含了列强应该“尊重中国领土和行政完整”的条款。

作为政治学者和东方事务专家，芮恩施给原本空洞无物的“门户开放”政策赋予了丰富的思想内涵。在二战之前，“门户开放”政策之所以能够成为美国政府对东亚的基本政策，要归功于芮恩施在学术作品中提供的战略思想等“软实力”的贡献。在这个意义上，芮恩施是“门户开放”政策的“精神之父”。在出使中国期间，芮恩施通过实际行动，把美日关系的演变放在“门户开放政策的生存逻辑”上予以考虑。如果日本侵略中国，就相当于在挑战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美国则必须保卫中国，抵制日本的侵略。1915年，日本政府向中国提出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要求，芮恩施立即认识到这是在破坏“门户开放”原则。4月5日，他在给国务卿布莱恩（William J. Bryan）的电报中，反复强调美国必须表明捍卫“门户开放”政策的立场。

中国政府面临着一种严重的两难境地：如果不让步，会招致日本的敌对态度，如果让步，将会不可挽回地放弃重要的主权地位。后一种选择还有使中国人民完全丧失信心的危险，因为中国人民已得到保证，美国政府将在这次谈判中有力地保护他们的利益。一旦日本通过敲诈成功地从中国获得这些意义深远的让步的事实被民众知道，就会出现强大的群众运动，以反对做出这种让步的政府。因此，中国政府正处于对外战争和国内革命的危险之间。在中国的美国居民同英国人和其他欧洲人一样，对目前谈判的结果深感忧虑。人们相信，如果日本成功地实施目前的冒险行动，从而将其意志强加给中国，无论在近期或更遥远的将来，都不会对远东或世界的和平产生有利的结果。

5月4日，芮恩施再次致电布莱恩，指出问题的严重性，呼吁美国必须尽快行动。电文称：“最近，中国高级官员多次向我表示，他们非常希望美国人民充分了解目前中国的自由受到攻击的事实，因为他们深信，世界舆论，特别是美国舆论，是一股巨大的力量，从长远来看，它将击败任何不公正的政策。”在此情况下，布莱恩在5月11日向美国驻日大使古特列（Guthrie）发出“不承认”照会，由其告知日本政府：

鉴于日本政府与中国政府已经进行和正在进行的谈判，以及因此而达成的协议，美国政府谨通知日本帝国政府，美国不能承认日本与中国政府已经达成或可能达成的任何协议或承诺，这些协议或承诺损害美国及其在华公民的条约权利，损害中华民国的政治或领土完整，或损害通常称为“门户开放”的国际对华政策。一份同文照会将转交中华民国政府。

“二十一条”和山东问题，是芮恩施思考东亚战争与和平的焦点。他认为，山东问题又与日本在“满蒙”地区的“特殊利益”关联在一起。他说：“不乏迹象表明，日本政府很可能乐意利用胶济铁路与中国交易，以换取日本在满洲特权的延期，或使日本在满洲的特权基础更稳固。” 中国民众将一致反对日本在“满洲”进一步扩大其特权；事实上，中国民众强烈要求取消日本在1915年通过武力威胁获得的特权，“这些特权反映在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之中”。在影响东亚和平的诸多问题中，日本对山东主权的侵占才是焦点问题，“它是决定远东是否走向国际摩擦、对抗乃至战争的标准和试金石，亦决定着现在能否创造适宜条件，使（远东的）人们能在和平中生活，而不必担忧政治阴谋和军事攻击”。

1919年五四运动，北京示威游行的学生队伍向天安门进发，揭露卖国贼在巴黎和会出卖中国主权，要求北京政府拒签巴黎和约、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等

一战结束之后，美国在东亚的势力增强，哈定（Harding）政府通过1921年举行的华盛顿会议，用英美法日《四国公约》取代了英日同盟关系。芮恩施认为，“四国公约是列强在中国开展国际合作的基础”，却也默认了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利益”。同时，华盛顿会议也把“门户开放”原则载入《九国公约》，该约成为管理“中国与列强国际关系的基石”。作为北京政府的顾问，芮恩施和兰辛一起帮助中国代表团起草了10条大纲，提交给华盛顿会议，其基本精神是维护“门户开放”原则。芮恩施认为，华盛顿会议的结果虽有令中国人民不尽满意之处，但是经过此次大会的讨论，已经使“美国及欧洲一般人士更能瞭悉中国情形，且知中国之提出与要求均根据于正义，因之发生有力之舆论”。芮恩施对华盛顿会议的结果是失望的，他认为日本主张的“亚洲大陆特殊利益”是破坏东亚和平的因素；日本所谓的“特殊利益”，概念模糊，应该让日本明确其“特殊利益”的内涵和外延，才能维护国际和平与互信。在芮恩施看来，影响远东局势的关键问题是“中国的财政自主权，中国对自我铁路，尤其是山东地区铁路之主权”，必须消除日本在东亚地区所有“特殊利益”的萌芽，如果任其发展，将导致中国的分裂与战乱。

1923年1月26日，芮恩施在上海去世。由于过度担心中日之间会发生战争并危及世界和平，芮恩施因忧思过甚而造成无法医治的“脑病”。临终前，芮恩施总感觉日本人要“加害于他”。芮恩施去世后，上海新闻界给予极高评价，认为芮恩施生前一直致力于东亚和平。《申报》评价说，如果没有芮恩施的“仗义执言”，那么中国“今日恐已在日本势力之下，而东方又一大战之根已种于此矣”。

芮恩施去世了，但是他留给美国东亚外交的思想遗产仍在发挥作用。自1900年以来，芮恩施通过大量著述汇聚而成的“门户开放”政策思想，已经深深地植根于美国的对华政策中。其思想的核心要点，就是美国在华的工商业利益是牵涉到美国国运的战略利益，故而美国必须维护中国的领土和行政主权之完整。按照这个逻辑，美国必须抵制日本的大陆扩张政策。从战略上看，芮恩施认为，中日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关系是一种“敌对关系”。

芮恩施之所以能够对美国东亚政策产生深远影响，还在于当时的美国能够像他这样拥有崇高学术地位并对美国政府产生直接影响的专家非常少。在当时的美国社会，能够著书立说并有机会得到国务院咨询，或在国会出席作证的东亚专家不超过100人，这些人主要是传教士、商人、教师、记者和外交官。

除了思想上的影响之外，芮恩施还通过他的得意门生亨贝克（Stanley K. Hornbeck）继续影响美国的东亚政策。换言之，亨贝克成为芮恩施“遗嘱”的执行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亨贝克正在担任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1932年1月7日，国务卿史汀生（Henry Lewis Stimson）向中日两国发出的“不承认”照会，不仅在主题上是对1915年5月11日的“布莱恩照会”的模仿，措词也受到亨贝克的影响。比如，在照会的初稿中，史汀生使用的是语气较为缓和的“不愿承认”（will not to recognize），但是亨贝克建议使用更加强烈的措辞“不会承认”（does not intend to recognize）。这个意见最终被史汀生接受。可以说，史汀生“不承认”照会继承了芮恩施对美国外交思想的遗产的结果，而亨贝克则发挥了“临门一脚”的关键助推作用。

简言之，芮恩施对美国东亚外交的思想遗产的核心内容是坚持“门户开放”原则，为此要保卫中国主权和抵制日本侵略。芮恩施给美国政府的东亚政策赋予了一种强烈的“道德责任”和“感性力量”，就是让美国充当中国免受日本侵略的保护者。几乎与海约翰发表“门户开放”照会的同时，芮恩施在《世界政治》一书中给“门户开放”政策赋予了丰富的道德和情感元素，并为其后的美国历届政府所继承。正是在这种思想框架中，美国与日本的关系成为“敌对关系”。顺着此种政策逻辑，从九一八事变到珍珠港事变，美日关系最终滑入太平洋战争的深渊。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马慕瑞开始反思近代以来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以及美日关系。一战爆发前夕，马慕瑞正在美国驻华公使馆工作。那时，他就对芮恩施过度偏袒中国的立场有所“讥讽”，他在给母亲的信中批评芮恩施总认为美国人“大公无私”，别的国家“都不好”。1935年，马慕瑞撰写了一份产生巨大反响的秘密备忘录，其题目是《和平如何消逝：影响美国远东政策的形势变化》。他将东亚危机的爆发归咎于华盛顿体系的崩溃，认为美国政府东亚政策的中心不应该是围绕中国打转，而把日本当作中国的“卫星”。芮恩施一向认为中国市场前景广阔，故而美国的东亚政策重心应该是中国。这一观点遭到马慕瑞的批驳：“由于中国拥有巨大的发展前景，在我们传统的远东政策中，中国一直都是所有问题的关键。事实上，我们对日贸易额远超对华贸易额。事实证明，日本才是我们的同场竞技者，我们与日本的政治关系本应当更为重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人只是乌合之众，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组织还很落后，且经常遭遇政治或经济危机。由于自身的落后，中国时常遭受侵略，而这威胁着我们的既得利益或预期利益。”马慕瑞认为，美国的东亚政策应该调整，不是与日本为敌，而应该考虑日本的国家利益诉求。他说：

在即将到来的艰难岁月里，我们在远东需要做的是：加强我们的自身实力，但也不炫耀实力；（由于中国现在已经完全在日本的阴影之下）我们应当减少我们的在华利益（使我们在华投入的程度，符合中国现有的国际地位）；公平且同情地对待日本，既不挑衅也不屈从；以自己的利益为指导，不走“亲华”“反华”“亲日”“反日”的错误路线。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忠实于自身的行为原则和理念，即使其他人持不同意见，也要维护我们的尊严。

这意味着美国必须放弃对中国的“道义责任”，不要让中美“特殊的情感友谊”左右美国的东亚政策。美国的东亚政策应该回到仅谋求“国家利益”的理性轨道上来。在这个意义上，马慕瑞是在努力清除美国“门户开放”政策所蕴涵的情感和道德思想遗产。然而，这种对华友好的情感和道德责任恰恰是芮恩施在世时一直强调的。

在冷战初期，马慕瑞的联日外交思想开始对美国的冷战遏制政策发挥作用，而芮恩施的“联华制日”观念则被美国政府抛弃。1949年8月16日，曾任东北亚事务科科长的马克斯·毕晓普（Max Bishop）向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代表杰塞普（Philip C. Jessup）推荐了马慕瑞的备忘录，“也许你会惊讶于我向你推荐一部写于1935年的备忘录”。毕晓普表示马慕瑞对于远东局势的看法时至今日“仍然有相当强的有效性”。几天后，中国事务部主任石博思（Philip D. Sprouse）又向杰塞普推荐了这一备忘录，他表示马慕瑞观念的价值“并未因为时间流逝而逊色，我认为这值得您和其他顾问参考”，并且将马慕瑞称作“我们驻华使团中最著名的学者”。

乔治·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则借助马慕瑞备忘录抨击美国以往外交政策中的“理想主义”因素。凯南赞同马慕瑞的解释，认为美国“以损害外国政府在中国的地位和阻挠日本在大陆获得利益为目标”的政策是错误的。在冷战背景下，芮恩施关于美国东亚政策的外交思想遗产被彻底批判。1951年，埃兰·坎特（Alan E. Kent）发表文章称“尽管芮恩施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者，却不是一位优秀的驻华公使”；“芮恩施在华公使任期内的外交行动是错误的，值得批判的。随着远东问题成为国际事务的前沿问题，我们早期驻华公使的外交缺点值得重新思考”。冷战加深了东西方文明之间的鸿沟，芮恩施在世时致力于促进跨文化交流和文明互信的历史功绩被弃之如敝履。

乔治·凯南

结语

芮恩施关于中日冲突将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预言，并不仅仅是他本人的看法，而是代表了当时旅居中国的美国侨民群体的主流意见，反映了一战结束之后美日两国在中国的利益竞争已经到了无法调和的地步。1921年6月，芮恩施的朋友、《密勒氏评论报》的老编辑密勒（Thomas Millard）在给哈定（Warren G.Harding）总统的电报中指出：“远东局势比我所知的更为悲观，我认为，与日本的战争几乎是肯定的，而且正在迅速接近。”一战前后，正是美国“门户开放”政策形塑的重要时期，而推动“门户开放”政策从诞生走向定型的源动力则是来自中国的美国侨民群体和相关利益集团。换言之，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从一开始就遵循一种“自外而内”或“自下而上”的生成逻辑。如英国外交官观察的那样：“传教士、美孚石油公司（跨国企业）和国务卿”才是美国驻华外交官执行指示的正确顺序。其意是说，美国国务院在对华政策的制定上是处于末梢地位，真正发挥作用的是身在中国的传教士、跨国企业和外交官。

在“门户开放”政策实施初期，特别是塔夫脱（William H. Taft）政府任期内，芮恩施对“门户开放”政策的运作已经发挥了实质性影响。时任国务卿诺克斯（Philander C. Knox）与芮恩施关系密切，对他的学术思想非常推崇。1911年5月3日，诺克斯在给芮恩施的信中写道：“您的‘国际化’观点，以及对国际合作组织的看法，令我着迷。”和芮恩施一样，诺克斯认为非政府国际组织在促进国际和平、让人类远离战争方面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在芮恩施出使中国之后，中美特殊关系更是急剧升温。即使在芮恩施去世之后，美国政府仍然在坚定不移地推行“门户开放”政策，抵制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史汀生“不承认”照会的发表也是遵循上述历史逻辑的产物。只是到了1935年，马慕瑞在给美国政府的秘密备忘录中才深刻反思了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弊端”，主张与中国拉开“距离”，不要触怒日本。

不幸的是，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41年12月7日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芮恩施的战争预言一一应验。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芮恩施的遗孀艾尔玛（Alma Reinsch）到华盛顿中国使馆，主动捐助5000美金的支票。此款虽经中国代表的婉言谢绝，但是芮恩施夫妇对中国的真挚情感，已表示无遗。她在谈到日本对中国的欺凌时，声泪俱下。

随着美苏冷战的开启，芮恩施的“联华制日”外交思想在美国已经变得不合时宜。他的亲华主张在冷战年代遭受美国舆论的批判，也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