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文学与文明：中国文献文化史研究的新进展

日前，十卷本《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丛书陆续推出徐兴无《早期经典的形成与文化自觉》、俞士玲《明代书籍生产与文化生活》、程章灿《作为物质文化的石刻文献》三种，至此已经出版了八卷。伴随该丛书各卷不断面世，学界对文献文化史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如何总结中国文献文化史研究的新进展、建设中国特色的文献文化史研究体系、彰显中国古代文献对人类文化的贡献，成为有待研究者着重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2023年7月15日至16日，由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主办、南京大学出版社协办的“文献、文学与文明：中国文献文化史研究的新进展”会议在南京大学文学院召开。此次会议属于“程千帆先生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系列暨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成立40周年系列活动”，吸引了众多专家尤其是青年学者参与。来自首都师范大学、《文献》编辑部、《中国出版史研究》编辑部、复旦大学、上海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凤凰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浙江大学、台州学院、湘南学院、中山大学以及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美国恳吟大学等国内外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三十余位专家，发表了各自有关文献文化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并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和交流。

会议首先由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程章灿致辞，介绍《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丛书的结构设计，表达了对文献文化史未来研究方向的期待，希望学界能继续开拓文化史视野，发掘以往未受重视的文献类型，融汇、利用书籍史、印刷史、新文化史等研究范式，使文献与文化相互融合，实现文献学的人文性突显与文化史转向。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部主任、《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丛书出版统筹胡豪代表出版社对会议顺利召开表示祝贺，同时引述匡亚明、程千帆等前辈学人的寄语，强调人文学科的发展应阐扬传统、赓续文脉，并表示《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丛书的成功出版为中文学科建设，书籍史、文化史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程章灿致辞

随后，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徐兴无、俞士玲、程章灿分别就各自的新著《早期经典的形成与文化自觉》《明代书籍生产与文化生活》《作为物质文化的石刻文献》作主题报告。

徐兴无在报告“中国早期经典形成的一个路径与两种形式”中指出，轴心文明应是考察中国早期经典的重要知识和思想背景，该背景中的中国特色和中国学术话语需要加以重视。由于中国轴心文明的特色，带有政治权威的文字与文书及其载体首先分离出历史文化经典，儒家的六经就是这些文献在轴心时代的进一步凝炼。在封建社会下，个人的言论附着在礼乐制度之中，并发展出轴心时代个人经典的传统。经典话语权威成为现实政治的依据，经学也被其他与政治紧密结合的思想重新阐释。

俞士玲的报告“监察御史的财权与图书生产”，延续新著《明代书籍生产与文化生活》对明代书籍生产所采取的官刻、家刻、坊刻“离合贯通”的研究模式，进一步探究了明代监察御史的图书生产过程。从图书生产的上游（倡议刊刻、资金来源等）讨论了明代监察御史刻书的多样性。监察御史事权统摄，对地方征赋有最直接的知晓权和监督权，对脏罚银使用有提议和支配权，且常将此款用来刻书。御史刻书能否视作风化教育的一环，时人对此态度如何，为人们提供了观察明代官方图书生产的另一视角。

程章灿以“发掘石刻文献的物质性、当代性和中国性”为题的报告，认为石刻文献的研究视角和层次有史料研究、史学研究、文化研究三种。其中文化研究可以从社会文化、技术文化、艺术文化、物质文化等维度切入；物质文化又有尤物、造物者等角度。此外，还可以从物质文化的材质方面，铭刻艺术、树碑立传、文化记忆、历史情境与博物馆、“石本+拓本+辑本”等当代性方面，以及文献渊源、类型文献的文化学研究、比较文献学等中国性方面，进一步观察和探究石刻文献。

主题报告结束后，与会学者分两个会场进行分组报告，每位报告人指定两位讨论人。本次会议分组没有特别依据时代或专题，以期为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提供跨学科的交流环境，在讨论中产生思想的碰撞。与会代表的报告可总结为以下七个方面。

一、文献文化史研究的新期待、新体验、新范式、新理论。张燕婴（《文献》编辑部）“基础之外，还可以是什么？——对文献文化史的点滴理解”，探讨关于文献研究的理想化路径，包括关注文献的物质性，在描述文献的基础上重视文献载体、装具；使用文化的视角看文献的问题，从“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进入文献生成的“过程”，将文献视作“生命体”；看到文献背后的“人”，注意到“个性”，“将自己作为方法”，发掘书籍背后广泛的人类活动。徐雁平（南京大学）“如何探索文献文化史研究的路径”，结合个人生活经历，从对象与方法两个角度出发，分享对于文献文化史研究发展方向的思考。他认为应当从“文字的研究”迈向“人的研究”，将对象的范围延伸至具体的人、物、事。同时提出文献文化史的研究可以以自身经验为方法；从“集群”的角度，建立文献之间的关联，在脉络中理解文献，发掘解读材料的新动力；由“变”看“常”，在“加速时代”寻找观看古代文献文化发展轨迹的新视角。吴玉廉（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物与文献学：清代宫廷制作中知识的建构和流通”，通过讲述乾隆年间一件特磬的制作过程，将研究视野从以文本为对象的文献转向物质与匠人的知识生产，由此提出“技艺（skill）的文献学”等概念。徐雁平认为，该研究范式发掘出文献的生命史，为文献文化史研究贡献了新概念与新视角。张玉亮（《中国出版史研究》编辑部）“中国化‘交流循环圈’模型刍议：以谭嗣同为例”，围绕谭嗣同的出版活动，总结出中国文献传统下“交流循环圈”的模型与达恩顿模型的显著差异，强调在中国的出版实践中，作者与读者往往能够直接对话，且交流循环圈中诸种身份有时是交叠存在的。“从圈到网”，重新建构出书籍史的坐标。

二、版本、目录、典藏等传统文献学研究对象的新探索。南江涛（首都师范大学）“刻意的制造——论近代藏书家群体对新善本的追求”，以近代藏书家的刻书家身份为切入点，提出藏书家品味的介入推动“新善本”的制造与交换，并从字体、装帧、纸、墨等角度，介绍了“仿宋”风潮下，藏书家们翻刻宋元古本的实践活动。卞东波认为，“新善本”概念对于书籍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这一话题表明书籍不仅是文献载体，也承载着物质层面的刻意追求，“以书会友”是文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社交手段。许勇（凤凰出版社）“书带离披绕砌长——雕菰楼藏书的流散与后世因缘”，介绍了焦循、焦廷琥父子去世后，焦芝叔对雕菰楼长达六十年的坚守，并以徐乃昌等人所藏雕菰楼稿钞校本为例，系统梳理出光绪七、八年前后焦氏藏书的流散情况。刘仁（南京师范大学）“部次甲乙与考镜源流：论书籍物质属性对目录分类的影响”，强调书籍具有文本内容和物质载体的二重属性。传统目录学侧重于考察、辨别书籍的文本内容，然而事实上，书籍的物质载体往往会对藏书目录产生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书籍的数量和组织形态两方面。因此，从七略到四部某种意义上是书籍物质属性影响合理化的过程。刘雅萌（南京大学）“从七略到四部——文献文化史视域下有关汉唐学术体制转变的思考”，以四部分类法何以有如此强大的稳定性、七略到四部这种分类发生巨变的动力来自于哪里两个话题为导向，思考目录演变的影响因素。她认为，从七略到四部的变化，本质上是汉、唐之间学术与思想的体制与形态的变革。从《汉书·艺文志》到《隋书·经籍志》，变化最大的可能是经部，师法权威逐渐被文本权威取代，经学权威失落。

三、经典文献的文化语境与历史意义。苏芃（南京师范大学）“《孙子兵法》文本演变的世俗化历程”，通过比对《孙子兵法》的汉简本、抄本、刻本以及类书引文等各种版本之间的差异，发现《孙子兵法》在虚词的使用、内容的删补等方面发生过许多演变，这些文本演变具有明显的世俗化趋势。陈健炜（南京师范大学）“行格制度与朱子升格——南宋后期朱熹著作刻本‘疏行大字’发微”，从黄丕烈跋语入手，思考刻本时代的行款、字体、开本等物质性因素能否呈现思想史的等级与秩序。他认为，朱熹著作刻本的“疏行大字”展现出朱子学在南宋书籍史与理学史上的升格进程，朱子著作出版的官方化象征着朱子学的官学化，朱子书是宋学巅峰与宋刻巅峰的统一，不过元明时代的朱子书在行款层面出现了“降级”。张玉亮指出，该研究方法本身已经具有启发意义，同时结合自己的出版经验举例说明当代出版物的情况。王赫（南京大学）“明代‘泉州经学’的讲章出版与学派构建”，以蔡清、陈琛、林希元的《四书蒙引》《四书浅说》《四书存疑》在不同地方、不同情境下的刊印为例，展示出明代泉州经学的建构历程。“蒙存浅达”作为最主流的举业用书，其编辑、校阅与流通反映出官、学、商之间和谐融通的关系。李心畅（南京大学）“宋代官颁、官撰农书的刊刻、传播及阅读实践——以《齐民要术》为中心”，通过检视官颁农书在宋代的传播样态，勾勒出以士大夫阶层为主导的农书进献与阅读网络。又以《齐民要术》为例，论证官颁农书主要在士人之间传播，并不直接作用于农业生产的现象。孙承娟认为，宋代农书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颖的视角，而由此牵连出的相关话题，如农书的作者构成、编撰时材料的来源等问题仍有待进一步厘清。唐可欣（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书写与权力：《真诰》中‘洞天’观念建构初探”，围绕《稽神枢》中许谧的一次探访茅山之旅，讨论山中神圣空间在《真诰》里发挥的作用，并由此探析“洞天”概念产生的时代背景及背后隐藏的士人需求。赵益指出，《真诰》囊括中古时期的诸多要素，应作为文献文化史研究的重要材料予以更多关注。

四、新文献的发现与阐释。郑幸（上海大学）“稿本《随园诗话》初探”，考察新近影印出版的《随园诗话》稿本，介绍该书的基本样貌、递藏源流、真伪问题等，认为其中确有袁枚手书，但题跋的真伪存疑。又从创作、誊抄、校订、重编等角度，分析稿本《随园诗话》的文本层次，呈现出诗话的成书过程，且考证了一些条目的撰写时间。她认为相比于刻本，写本形态能呈现丰富的信息，有利于诗话文本层次的细节捕捉和分析。杨珂（南京大学）“李兆洛《八代全文》的纂辑语境与文学史意义”，探究的是新近拍卖的李兆洛稿本总集《八代全文》，提出书名或为《十五代全文》，并进一步揭示作为“书籍”的《八代全文》及其纂辑的历史文化语境。由于该稿本无目录，各册亦未标明次序，他在参考《骈体文钞》的基础上还原该稿本总集可能的分类组织，指出其中具有突出的实用性。该大型通代总集的发现，为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的编纂争议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王芊认为，家族、师承是编纂别集的主要力量，总集中是否存在此类现象或可进一步关注。高惠（南京大学）“《明文西》的编选与明清之际的地域隐喻”，关注学界之前很少注意的韩诗《明文西》。报告围绕“地域隐喻”展开，强调该选本拥有文化意义的“复秦”旨趣，凸显明代关中文学存在甲申之际时空的置换；具有尚武精神，注重用兵、卫疆等文章，营造出天地不宁、海内震荡的氛围。她还注意到关中人士与江南文学的关系，及他们仕清后的转变等问题。俞士玲认为，《明文西》中的地域、时间值得继续探索，同时建议将《明文西》放到明代的整体框架中认识。徐隆垚就文学史的建构、卫所与西北军事、阅读群体等问题提出补充建议。

五、石刻文献的生成与现场。于溯（南京大学）“叱石成书：书籍史与宋代石学的呈现”指出，宋代金石学者在石学的表达和呈现形式上的思考、实践的结果是形成以《集古录》和《隶释》为代表的两种不同研究范式。前者关注拓，如剪裱、手卷；后者关注石，如录文、刻本。变化的背后，是椎拓技术的进步与图经地志的加持。程章灿强调，金石不能“长久”，书籍才能“长久”。王芊建议可再注意跋语撰写是否存在“预设读者”这一话题。敖炼（湘南学院）“摩崖文献与地方官员的文化活动——湖南江华县宋代摩崖的‘职官志’”，通过实地考察大量摩崖文献，指出元结出任道州刺史后，在永州开辟多处摩崖石刻景观，引发后人的刻石、传拓风气。今存石刻中，留名的两宋江华县令有22任之多，还有诸多尉、主簿、府判等官员题名，阳华岩堪称宋代江华县的“石刻职官志”。可见，宋代刻石的兴盛与地方官吏有直接而重要的关联，地方官吏的文化活动以刻石和兴修建筑为主。侯婕（南京师范大学）“作为仪式参与者的碑”，关注作为礼器的碑在宗庙、庠序等仪式场合中所承载的功能和意义，指出碑在礼仪场景中的现实功能有如下三种：一是观测日影，正朝夕；二是用以系牲；三是作为仪式定点参照物。相应地，碑具备仪式参与者、仪式记录者、永恒纪念、垂范教化等多种属性。杨曦（南京大学）“石·纸·字·笔：石刻的生成与转换”，从石、纸、字、笔四个层面分析石刻生成与转换的过程，指出此前有关石刻的讨论往往关注文本性而忽视物质性。从“石”到“笔”，传统石学研究中的“信息递减”现象提示研究者，应回归采、砻、刻、立等话题，以“石”为中心，进一步拓展研究视野。侯婕在讨论时以上海博物馆金石展为例，补充说明石刻文献在鉴赏环节中同样面临信息的缺失。

六、文献生成与文学史书写的新维度。赵庶洋（南京大学）“以水喻唐诗：书籍史视野下的唐诗文本流变”，以水为喻，梳理了造成写本、刻本唐诗在传写过程中的不稳定因素，以及明清时期唐诗选本层出、泥沙俱下的现象，期望借此打破以朝代划分的唐诗文本研究方式，从书籍发展历史的角度观察唐诗文本的演变。南江涛认为，“文本凝定”是近年来备受讨论的话题，该报告关注到编者、刻工等环节的介入引起文本的变异，为相关问题的研究提出可供借鉴的视角。王芊（中山大学）“文书立言：宋代奏议专集编纂形态考论”，关注宋人别集中大量存在的奏议专集，指出这些奏议专集的编纂形态不仅体现宋代士人心态与制度文化，而且反映出唐宋古文革新进程中的文体演变，并在士人个体、时代氛围、国家治道等方面产生重要精神意义，论谏奏议的功能价值存在由“立功”向“立言”的转变。徐隆垚（复旦大学）“宋元明辨体、博古与正统论的兴起——比较文艺复兴视角下近世文人的历史意识”，将彼得·伯克对文艺复兴的历史意识所作的类型学区分与中国中古、近世的历史意识相比照，强调宋代以来文章辨体、博古风气与正统论的兴起正与文艺复兴的模式相类。这既是对彼得·伯克认为“中国古代不具备与文艺复兴相似的历史意识”这一结论的商榷，也从宏观层面重构了中国历史意识的本土经验。孙承娟（美国恳吟大学）“淑女之笔：清代闺秀诗歌中的自我赋权”，将研究视角聚焦于清代中期闺秀诗歌的创作，以席佩兰、骆绮兰、汪端为例，探讨女性诗人对夫妻关系、寡妇守节、子女教育等问题的态度，由此继续探索清代闺秀如何利用当时主流的学术思潮和道德律令，实现自我表达、自我赋权的目的。张燕婴提出，女性作者的“自我表达”和“自我赋权”有时不是并列关系，而是一组递进概念。刘雅萌也通过对“赋权”概念的再阐释，建议从父权社会的思维体系中离析出女性自身的价值。

七、文献文化史与东亚汉文学。卞东波（南京大学）“文学史的掘进——中国文集日本写本与古典文学研究”，关注中国文集的日本写本及其价值，强调中国已经失传的文集可在日本写本中发现，日本写本还拥有比现存刻本更完整的中国文集；中国文集日本写本可以呈现当时汉籍交流的诸多细节，反映汉籍在中、日、朝三国流传的情状；东亚古代的书籍抄写产生的“交流循环”，为东亚汉文学发展带来深远影响。刘驰（南京大学）“由吴中到东亚：从《七子诗选》看清诗总集在地域圈层间的传播与影响”，将清代文学的地域圈层分为府县小圈层、道省中圈层、全国大圈层与东亚泛圈层，并以《七子诗选》作为地域文学跨圈层传播的典型案例，讨论权力、诗歌、诗学等多种力量在地方总集的圈层跃迁中发挥的作用。

会议最后，赵益（南京大学）作题为：“‘文献文化史’的拓进：趋向·理论·方法”的大会报告。他在报告中表示，文献文化史可以拓展传统的文献学研究，发现新问题，提出新结论；反之，文献学的知识积累与研究方法也可以促进文献文化史的研究。现阶段文献文化史研究存在理论意识缺乏等客观问题，需要学者们有意识地进行理论建构。在方法上，还应加强对社会性与物质性（形制）的关注。与会青年学者代表张玉亮、徐隆垚分别发表参会感言。徐雁平在总结时认为，可以关注专题研究，从多种角度发掘文献文化史的“中国性”；尽管文献文化史研究目前正在迅猛发展，但在新的范式建立之后，如何创新、保持活力是亟待思考的问题。程章灿作会议总结，感谢与会学者对活动的支持，并表示《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丛书最后两卷即将付梓，届时欢迎大家就相关话题展开更多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