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乡村女教师的独白 | 散文

一位乡村女教师的独白

文 | 舒怡然

我刚进大学才一个月，就接到了二姐的信。至今仍记得那封信的开头：“不知道二姐我做什么损事了，怎么老天要如此惩罚我呢，偏偏把我一个人发落到青背小学。你问我青背在哪儿，大山沟沟里，地图上你都找不到的地方。”

读了二姐的信，我也忍不住急起来。青背小学在哪里？我赶紧跑到系图书阅览室，翻遍了所有的地图，真如二姐所言，它果然是个山沟旮旯名不见经传的地方。我只能凭想象在心中勾画着青背小学。它隐蔽在大山里，不，是深山老林里，像小说《林海雪原》描绘的那样：只有一条羊肠小道，在山腰间盘旋，那肯定是这个小村庄通向外面世界的唯一一条出路。

（图片来自网络）

二姐那年才十九岁，刚从师范学校毕业，孤零零的一个女孩子，要挑起山村女教师的担子。她怎么敢呆在深山里？山里晚上有狼吗？我整天为二姐担心，怕她孤单，每周都写一封信给她，也不管她能不能收到。

没过多久，二姐就给我写来了第一封回信。她说：“二姐的境遇还算不上是悲惨，因为，还有另一位长我一岁的女孩作伴，我们是一对山村女教师，这回你可以把我们俩当成小说的女主角了。你一定想象不出来，二姐我现在可是位全才，一人教三个年级的课程，除了教语文、算术两门主课，还得教音乐（就是唱歌）和政治（现在叫作德育）。她教另外两个年级，还得兼任体育老师，因为她比我好动而且长得高大。我们的教室只有几间土坯平房，全校有六十几个学生，他们都是从周围几个村子来的孩子，最大的已经十五岁了，因为不断地经历着辍学又复学，然后再辍学再复学，这样折腾了好几个来回，所以到现在小学还没毕业。比起他们，我该算是幸运儿了，你看我才十九岁就为人师表了。”

放下二姐的信，我稍稍释然了一些。感觉那个天性乐观豁达的二姐，又慢慢复活了。但她接下来的一封信，却让我把心又提到了嗓子眼。她说：“山里的初冬不像我们城里，奇冷无比。每天六点多我们就得起床去教室，把炉火生起来，不然白天根本没办法上课，那种烟熏火燎的滋味就甭提了，常常呛得眼睛都睁不开。教室的窗玻璃不知道是被打碎了，还是被人偷走了，呼啸的北风毫无顾忌地扫进教室，小孩子的手都冻得跟胡萝卜似的。我们俩连夜把窗子用纸糊上，教室光线是暗了点儿，但总算挡住了风寒。”

二姐在信中还说，那件她最可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昨天夜里，狼来了！叫得很凶。我们俩人抱成一团，不敢哭，怕狼听到人声会更纠缠。我的好妹妹，北京动物园里一定也有狼吧，可是那些供人观赏的狼，已经失去了野性，它们即使嗥叫起来，也没有那么吓人吧？”

读二姐这封信时，恰好是晚上，我一个人坐在安静的宿舍里，外面街上华灯初上。我听不到狼嗥，也不用担心夜里会有狼的造访。我若是想哭，就可以大声地哭，不必担心会引狼入室。可我没有泪，胸口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很难受。那一刻，我真想跑到街上，大喊一声：“狼来了！”可我什么都没做，就那样僵僵地捧着二姐的信，似乎连心也僵住了。

后来，二姐来信说，狼被村民们赶跑了，赶到深山里去了，估计它们不会再来骚扰了。“或许老乡们只不过是哄着我们俩，怕我们胆小吓得跑回家，那谁来教他们的娃娃呢？其实，他们多虑了，我们已经习惯了夜里的狼叫，它像催眠曲一样。要是哪天没听到狼叫，还觉得像少了点什么似的。”

一个十九岁的女孩，说“习惯了狼叫”，听起来多么沧桑啊！人的可塑性到底有多大呢？生活的重压会完全改变一个人，而这种改变甚至连她自己都意识不到。

阳历新年刚过，就收到了二姐的信。她说：“过了个很开心的元旦，一位学生的家长邀请我们俩到家里过节。他们包了饺子，馅儿里没有肉，只有蘑菇和白菜，但这是他们能做出来的最精美的客饭了。我俩吃得狼吞虎咽，太好吃了！八成是因为我们很久都没有正经吃上一顿饱饭了。平日里，我们自己生火做饭。谁都没用过柴火，经常煮夹生饭，所谓吃饭，就是饥一顿饱一顿地凑合吧。”听二姐这样说，我心里跟打翻了五味瓶一样，不是个滋味。乡村女教师啊，你们的甘苦谁人能知，谁人能晓呢？

二姐在青背小学，一晃就是三年。后来，她读了函授大学，城里很多中学教师短缺，二姐的生活出现了转机，她也动心回城当老师了。

可二姐心里又矛盾起来。她写信来说：“好妹妹，快帮我拿个主意吧。那天，我和学生们说要回城去了，没想到，孩子们竟异口同声说：‘不，您不能走！’几个女孩子还伤心地哭了起来。”

“一个家里最困难的女孩叫雪茹，她抽泣着对我说：‘您是真的要走吗？你这一走，俺的书也读不成了。每次俺妈叫俺退学帮她做事，俺就跟她说，你不能不让俺读书，荣老师说了，女孩子也要读书，只有读书长了见识，才有可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只要一提到你，俺妈就不吱声了，因为她最佩服的就是你了。她说你不光有知识有教养，心眼也好，看得起俺们山里人。”

（图片来自网络）

“听雪茹这样说，我忍不住抱着她的肩头哭了。我该怎么办呢？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个怎样的人，我真的动摇了，不想走了。这些孩子需要我，需要有个好老师教他们。难道我就忍心撇下他们，自己回城图享受去吗？”

最终，二姐还是回城了，尽管她内心很愧疚，觉得对不起那些山里的孩子们。回城以后，她给我写信也少了。但有一封信，让我一直记忆犹新。二姐在信中说：“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雪茹，就是我在青背小学教过的那个女孩儿，今年春节她来看我了。我很吃惊，几年不见，她都长成大姑娘了。我走后，她还是把小学读完了，毕业后又接着读了两年初中，后来家里需要劳力帮手，没办法，她还是不得不辍学了。”

“这女孩真懂事，她居然还记得我最爱吃核桃，好几十里的山路，又要赶长途汽车，她还特意给我背来了一大口袋刚从山里打回来的核桃。我送她去汽车站，一路上她一声不吭，我抢先给她买了车票，就在要上车的瞬间，她忽然转过身来，对我说：’荣老师，俺来，就是想亲口说一声，谢谢您，若不是遇到您，俺恐怕连小学都读不了，那到现在还是个白丁呢。’雪茹说这番话时，眼里全是感激。那一刻，我真是无地自容啊。我有什么资格接受山里孩子这份纯朴的情谊，我是个逃兵，名副其实的逃兵。”我懂二姐的自责。但是，假如一切从头来过，二姐她会选择留在青背小学吗？

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注定会有很多纠结，无解也是一种常态。二姐曾经怎样地与命运抗争过，也只有青背小学的孩子们能记得住吧。

发表在《侨报》文学副刊2013年4月9日

原标题：《一位乡村女教师的独白 | 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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