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个性趋向 相近的学术气象：缅怀蒙培元、潘富恩先生

前些时，惊悉蒙培元先生逝世，当我尚沉浸在悲痛之中时，潘富恩先生与世长辞的噩耗又传来，这使我在惊愕之余，又陷入更为深沉的哀痛。忍看前辈先后辞世，不觉悲从中来。尽管多年未见，但两位先生的音容笑貌，却历历在目。蒙先生的峻严，潘先生的和顺，虽个性不同，但都令我难以忘怀。

蒙培元先生

我初识蒙培元先生的时间，可以追溯到1983年夏天。那一年我与冯契先生到长春参加学术会议，归途中特意到北京寻师访学。蒙培元先生是冯友兰先生的高足，到北京自然不能错过见面机会。当时好像在社科院（建国门大街）的办公室拜访先生，该处空间狭小，蒙先生则正襟危坐，不苟言笑。具体对谈的内容已淡忘，只依稀记得谈及蒙先生在冯友兰先生指导下学习的情形，以及蒙先生对冯友兰先生哲学的看法。此次见面，蒙先生留给我的是严肃的形象，这种印象一直没有改变。

此后，由于生性不善交往，虽然在一些学术会议上有机会相遇，但一直没有当面请教。不过，尽管未直接接触，然而对蒙先生的学术工作，却甚为关注。在读博士期间，蒙培元先生的《理学的演变》一书对我了解理学发展大势，提供了很好的参照。在这一著作中，蒙培元先生从朱熹讲起，考察了朱子后学、朱陆之争，追溯了元、明整个理学的变迁过程，一直到清代王夫之、戴震，条分缕析、梳理十分清晰。这部书的特点之一，是非常注重对相关史料的考察和分析，材料很详实，都是以第一手的资料为依据，梳理细密。后来他又写了厚厚的《理学的范畴》等，对理学作了更系统的考察。蒙培元先生对理学所作的研究，都非空疏无据，而是基于实证的研究。他以理学的代表性人物为对象，对理学的演化过程的梳理非常细致、清晰，提供了很好的学术范例。

1996年，我关于王阳明哲学的第二部著作（《心学之思》）完成，在出版之前，三联书店特别邀请蒙培元先生评审该书，并将评阅意见印于书后。在评阅意见中，蒙培元先生写道：“这是我所看到的有关王阳明研究的一部佳作。作者从一个新的视野出发，对阳明心学展开多维度的阐释，思路开阔，创见颇多，具有开拓性。尤其从‘存在’的维度上，阐明阳明心学的个体性特征，进而提出‘存在意义’的转换问题，明确肯定阳明心学将情感、意志视为主体应有的规定，这都是同类著作中少见的。又如从阳明学关于‘心体’‘本体’与‘工夫’等方面所表现的二重性引出其演变分化的历史叙述，得出阳明形而上学的消解过程完成于黄宗羲的结论，亦有前人所未言者。此书的出版必将推进阳明学研究的深入发展。”这里自然包含了很多对后学的鼓励，同时，它也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以文会友”。对此，我至今记忆很深。

作为中国哲学界的重要代表，蒙先生不满足于哲学历史的考察，而是自觉地进行哲学理论的探索，这也许是受冯友兰先生的影响：照着讲与接着讲的结合，构成了冯友兰先生治哲学的重要特点，在这方面，在蒙培元先生那里可以看到冯门的传统。在前一时期“照着说”的基础之上，蒙培元先生十分自觉地从事于“接着说”的哲学思考工作，后者构成了他在哲学研究上十分重要的方面，其中的突出之点在于他对“情感”的关注以及对“情感”内涵的深入梳理。蒙培元先生固然以哲学史史料的考察为起点，但并未仅仅限定于对材料的梳理，而是从哲学史的梳理出发，又进一步提炼出在哲学上具有普遍意义的观念。蒙先生对人的理解也体现了独特的视域。关于何为人的问题，从古希腊、先秦以来，出现了各种说法，诸如人是理性的动物，人是运用符号的动物，等等。蒙培元先生特别提出：人是情感的存在，并强调，作为人的存在的一个根本性的规定，“情感”首先表现为“真情实感”。何为“真情实感”？蒙培元先生作了以下阐释：“‘真情’之所以为‘真’， 因为它是‘实感’之情；‘实感’之所以为‘实’因为它是‘真情’之感。 二者结合起来 就是儒家所说的情感， 也只有二者结合起来， 才是一个真实的生命存在、 一个真实的人。”对人的以上界定也许可以进一步讨论，但值得注意的是，蒙培元先生对人的理解特别侧重于 “真”和“诚”的内涵，这种看法与抽象的解说不同：“真情实感”肯定的是人的存在的真实性、具体性。

在注重情感的同时，蒙培元先生并不单纯地就情感而讲情感，而是注重情感与理性的沟通，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动与联系。按他的理解，情与理之间的关联体现于多重维度，对此，他也作了多方面的分析，并通过分析儒家的德性阐释了以上看法。在他看来，儒家的德性是“ 具体理性”或生命理性而不是抽象理性或形式理性。 这就决定了它不仅不与情感相分离，而且以情感（特别是道德情）为其心理基础和实质内容。认为理性之中包含情感，这是十分独特的见解。按蒙培元先生之见，情感和理性之能够彼此沟通，其根据在于理性之中本身就包含情感，同样，情感之中也有理性的成分。如果回到现实形态，便可以注意到，作为意识的不同方面，情感和理性都是人的意识的相关规定。就其现实性而言，人的意识并不纯粹由理性形式构成，而是同时隐含着情意等非理性的规定。事实上，人的情感之中同时便渗入了理性的规定，理性的活动也包含情感的作用。也就是说，理性之中渗入了情感，情感之中也内含着理性，正由于两者之间存在如上的内在关联，因而理性与情感尽管可以用分析的方式考察，但在现实形态上能够以相互沟通的方式呈现。

蒙培元先生在中国哲学上的研究体现了“照着说”和“接着说”的统一，“照着说”侧重于实证性，主要基于详实的真实材料进行历史的回溯和分梳；“接着说”则体现于对人的具体理解，包括对情感、理性等范畴及其相互关联的肯定。这一史与思相统一的研究方式既延续了冯友兰先生的研究进路，又体现了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重要特点。

潘富恩先生

相对于蒙培元先生在人格和学术上的俨然、肃然，潘富恩先生更多地给人以如沐春风之感。我与潘富恩先生接触，是从1984年下半年开始的。那一年，我硕士研究生毕业，潘富恩先生与严北溟先生作为答辩委员会成员，都特意到华东师范大学参加论文答辩。答辩的具体情形已经不太记得，印象中，几位答辩参与的先生，包括潘富恩先生，好像没有提出什么问题，以致回答时，几乎无具体的回应内容。这从一个方面表现了潘富恩先生等对后学的宽容。

第二次与潘富恩先生见面，是1988年1月的博士答辩会上。这或许是有趣的经历：两次见面都与研究生答辩相关。相对于硕士研究生的答辩，博士答辩会自然气氛不同，但先生们，包括潘富恩先生提出了什么问题、我如何作答，已比较模糊。总体上，感到潘富恩先生等都比较“客气”，没有提出难堪或尖锐的问题，我的回应也比较轻松。

1991年初，我被校学术委员会确定由讲师破格晋升为正教授，按“程序”，需补充校外同行的学术评议。学校委托童世骏兄前去邀请潘富恩先生作评议。世骏兄为此专程前往潘先生住所请他撰写评审意见，据他后来描述，潘先生当时稍一思忖，便立挥而就。这固然基于对我以往学术工作的了解，但也体现了潘先生敏捷的才思，而他提携后进的雅意，则使我至今铭感。后来凡遇项目结题等事宜，也常烦请潘先生评审，每次他都欣然而应。

此后与潘富恩先生的交往，几乎都是与研究生工作，包括研究生论文的审阅和答辩相关。1992年前后，潘先生指导的博士生完成论文，他特意委托人将他们的论文寄给我，让我作为评阅人之一加以评审。这可能是我第一次参加博士生论文的评阅，这也充分表现了潘先生对后学的信任。从答辩人到评阅者，这无疑是重要的学术角色转换，而这种转换又是在潘先生的关怀下实现的，对此，我至今心存感激。当时冯契先生尚健在，并还亲赴复旦参加答辩，因此我只是评阅论文，而没有参加答辩。1995年以后，潘先生不仅让我参加评阅，而且除了我出国不在上海，他每次都邀请我参加或主持其博士生的论文答辩，而华东师范大学的博士生（包括我指导的学生）毕业答辩，也每年都请潘先生参加并主持。由此，我们之间的彼此了解也更为深切了。我与潘先生几乎无话不谈，学术问题，人物评品，学生评点，内容包括各个方面，我们也成为忘年之交。

潘富恩先生在中国哲学史领域，特别是宋明理学方面，有很深造诣。他为人谦逊，淳厚内向，看似朴实无华，但学术眼光却十分犀利，在每次答辩会上，所作评论和所提问题都深沉中肯，发人思考。同时，对学界的一些现象，也有比较敏锐的观察。记得一次参加上海的一个学术会议，潘先生应邀发言，对当时学界的一些负面现象作了尖锐批评，一时语惊四座。这也体现了潘富恩先生为人的另一面：秀外慧中、对相关问题洞若观火。

进入21世纪后，我与潘富恩先生的学术交往依然延续，每年去复旦参加或主持潘先生学生的答辩、请潘先生到华东师大主持我们学生的答辩，成为年度的常态。然而，随着潘先生的退休，这种往来也逐渐变化，不知何时开始，最终趋于终止。现在想来，真是令人惋惜。由于不善交往，此后与潘富恩先生也联系较少，记得最后一次见面，是前往复旦参加潘先生八十寿庆，当时潘先生红光满面，精神很好。因为人较多，只能作短暂交谈，虽然如此，我也甚感欣慰。不曾料想，这次见面，竟成为永诀！

随着蒙培元先生、潘富恩先生的先后离去，中国哲学界少了二位个性各异的学人，我也分别失去了一位可敬的前辈和可作推心之论的长者。每念及此，不觉唏嘘长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