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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巴黎的手艺人（下）

2018-09-01 18:12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编者按：蒋彝（1903—1977），字仲雅，又字重哑，北伐战争后辞官赴英，却不承想一走竟是数十年。旅居英美期间，以笔名“哑行者”出版了一系列隽永的旅行画记，畅销西方，成为享誉国际的散文家、画家、诗人和书法家，堪称“中国文化的国际使者”。其中的《巴黎画记》，记录了他上世纪五十年代游历巴黎时的见闻。法语学得泪水涟涟，正好来一场名副其实的“哑行者”之旅。旅行中，他还和画家朋友一起走访巴黎引以为傲的手工匠人。60年前的游历竟然神奇地迎合了今天对匠人推崇的世情，下面就让我们跟随蒋彝当年的步伐，探访那些敬业、有才华的巴黎匠人们。

近些年来，黎士姆先生一定经历了一些棘手的困难，毕竟，用于制作琴弓的常用木材苏木（通常产自巴西）在“二战”期间很难获得。但他笑盈盈地说，他早已储备好一些木材供未来使用。但战争到底将持续多久无人知晓，许多来自大西洋对岸的订单因而被取消或者不能满足。很幸运的是，战争并没有使这个琴弓制作世家消亡。黎士姆先生骄傲地说，他的家族自1750年便开始了这门手艺。我对他的这种骄傲之情感同身受，因为在我们中国，许多手艺也通常是家族世代沿袭，代代相传。在我的家乡九江，有安徽胡开文家族的一个分支，制作画笔达千年之久。当我还是初学书写的学童，去胡家店铺买了第一支画笔。我的父亲是一个画师，买画笔必到胡家，他认识胡家笔匠的总管，因而我有机会看到胡家父亲甚至祖先制作的精美古老的画笔。他总是鼓励我子承父业，而我最终也确实如此做了。我怀疑现在这些制笔家族是否依然存在，我在家乡时还是二十二年前呢。这二十二年的混乱岁月！

黎士姆先生工作的房间不算大，但是显然够他使用。他的长凳像张小课桌，似乎是特别制作的，种种砍切、测量、打磨等工序均在上面操作，表面已裂痕累累。主人将它放在窗边以便采光。黎士姆先生说，非自然光会投下阴影，妨碍他获得最光滑的琴弓表面，令他无法工作。幸好巴黎能为他提供充足的阳光！离开前，我问他，需要多久才能完成一把上乘的琴弓。他笑着回答：“直到我满意为止。”我不禁问了他一个很私人的问题：生活中还有其他的兴趣能让他投入所有的闲暇吗？他又笑了笑。制作琴弓是他仅有的兴趣，他永远乐此不疲。他偶尔会在晚上和妻子一起出去散散步，但他们没有什么爱好。黎士姆夫人点头称是。他们似乎是一对完全幸福、知足的夫妇，生活在喧闹的蒙马特中心地带，又全然属于他们宁静的世界。我对他们艳羡不已，希望自己也能从众多的兴趣中挑选出一样，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唯一的兴趣中。那样的话，我或许会有所成就。

在黎士姆先生一家的住所外，莫瓦森小姐带我们去下一层楼，去看她的另一个朋友勒内· 哥努瓦（René Quenoil）先生，一位制琴师，弦乐器的制作者。哥努瓦先生是一个身材高大但体格纤细的年轻人，才二十几岁，他笑容可掬，举止活泼，对工作的热情以及乐意为我们展示的热情令我们十分感动。

制作弦乐器的第一要事是选择木材。最佳的木材以往常选自亚得里亚海，而且价格昂贵。在过去的上百年里，法国的小提琴制作者一直采用这种木材。小提琴的各个部分需要用到四种不同的木材：匈牙利的枫木、瑞士的松木、黑檀以及柳木。要想制作出上乘的小提琴，选材贪便宜是万万不可的。哥努瓦先生从一个高高的架子上取下两半切割得完美无缺的小提琴面板—这是用瑞士松木制作的，向我们展示整个结构的第一阶段成果。它们看上去好像只是被从中间切开了。他告诉我们，每一个的厚度都是精确的，而且是从精确的角度去掏空的，左右两部分必须严丝合缝，连纹路也要完美无缺。乐器的背板也是用同样的方法制作，木材则采用匈牙利的枫木。平板的厚度只有很细微的差别，下侧底面被掏空的部分，尺度比其他部分更大。他向我们一一指出那枫木制的侧板的独特曲线，以及曲线末端与中段相接处柳木制的侧框的尖锐角度。哪怕是最细微的不规则也是不允许的。声孔的位置和形状需要特别的关注。通过声孔，气流在共振室振动，和外面的空气相通。透过木材纹路挖出声孔的角度会影响到音符。一把小提琴的品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用木材的质量和延展性。哥努瓦先生强调了一个要点，即所选木材需经过至少四十年的放置，否则，哪怕温度发生极细微的变化也会影响到乐器，使音符的音高发生变化。我惊叹他现在正用的木材应该是他的父亲甚至祖父所购，一直被妥善保存，从他出生，长大成人，然后被教会如何使用它。他很爽朗地笑了，表示赞同。他告诉我们，同黎士姆家族一样，他的家人也世代从事此手艺。他和他的两个兄弟依次从父亲那里学到手艺，而他父亲也是从自己的父亲那里获得真传。哥努瓦先生这一辈的三个人在巴黎的不同地方从事小提琴制作。他也买了木材，准备将它们放置四十年，供他的孩子以后使用。“你有几个孩子？”我问他。他又笑了，指向他左手的一枚簇新的金戒指，说他刚结婚约一年。尽管年轻，哥努瓦先生仍很自信地说他的孩子们也会继承祖辈的手艺和职业，如同我们中国人的祖先们被灌输孔子提出的尊敬、崇拜祖先的思想。印象中，在16—18世纪，有许多意大利家庭因小提琴制作而闻名，他们的技艺从未被超越。我在想，哥努瓦家族的小提琴制作史是否可上溯至16世纪，和意大利有什么渊源。

接下来，我们参观了对未涂层的小提琴上清漆的工艺。哥努瓦先生告诉我们，从完成一把小提琴的结构到上清漆通常需要历经三周的时间。许多人认为，清漆的成分以及上漆的过程必有独门秘诀，但哥努瓦先生对此并不苟同。他自己调配的清漆，以亚麻籽油、天然树胶、松香和松节油为基础材料。他特别强调上清漆的时候要格外仔细，但同时也强调要获得完美的效果全凭经验。他说，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任何艺术品的制作。我发自内心地表示赞同。他说，上清漆的时间只能在四月到九月之间，因为其他时节的温度不适合。他不赞成通过人工手段调节温度，在他看来，一把好的小提琴应经得起任何气候、任何温度的考验，故小提琴应该在自然温度下制作。我想这是很合理的理由。我想这个道理也是生活的真谛—生活应在自然而然的条件下进行。

哥努瓦先生告诉我们，一把小提琴的尺寸和共鸣箱是固定的，但制作者可能会在调音琴轴正上方琴干的顶端，或沿着琴身的两侧增加装饰图案或镶嵌饰物。接着，他说道，除了小提琴，没有什么能让他如此痴迷：他去各大博物馆学习小提琴的知识，也阅读了大量相关的文献。他有大量小提琴制作方面的藏书，表示如果我有兴趣，他乐意借我一些读读，但我婉言谢绝，因为我的法语水平不足以品读这些读物。之前，我从未遇到过一位像哥努瓦先生一样孜孜不倦沉浸于自己的手工艺的年轻人。

不久，两个身穿无尾礼服的人走了进来，一位十分年轻，另一位为留着黑色胡须的中年人，这两位显然流露出音乐界专业人士的气质，哥努瓦先生将他们迎到另一个房间，在那里，他取下几把小提琴供他们审视。显然，他们是顾客。于是，在迅速参观了哥努瓦先生的工具和工作台后，我们满怀感激之情地向他告别。

编制匠人夏皮昂

我早已得知一位女编织艺人的名字，并打算拜访她。让我哭笑不得的是，朋友们对我的这个兴趣有些不以为然，他们甚至联合起来反对我的计划，并声明没人愿意陪我一同前往。但最终，在我的软磨硬泡下，方君璧答应与我同行，尽管她当时正在法国吉美博物馆（Museé Guimet）里忙得焦头烂额。于是，我们去了位于第六区的马耶街（Rue Mayet）。抵达时，看门人告诉我们，这位夏皮昂女士（Madame Chapion）住在第五层楼。然而，我们没找到任何电梯，这让方很沮丧，也使我心存愧疚，因为她看上去已经筋疲力尽了，而那一级一级的台阶是那样的让人望而生畏。上楼梯的时间似乎占据了此次旅途的大部分时间。爬上楼梯以后，夏皮昂女士热情地迎接了我们，但方则早已露出疲惫不堪的神色。

夏皮昂女士的房间小而舒适。我们三人在一个方桌旁坐下，方桌的一边紧挨着窗户。房间小到似乎只能放下这些桌椅。夏皮昂女士拿出一堆小物件给我们欣赏。方似乎看不出它们有什么特别之处。不一会儿，一个直径仅4 英尺的小巧花篮出现在我们眼前，它看上去有些年头了，是中国制造的，女主人滔滔不绝地向我们介绍它，不停地赞叹中国手工艺者的高超技艺。她充满感情地向我们指出竹藤的每一个连接点。我被她的热情深深打动，然而方却丝毫不为所动。夏皮昂女士对这个小花篮非常感兴趣，因为她此前对这种手工艺品见得不多，而且她深知制作这样的手工艺品需要多么错综复杂的技巧。但对我们而言，它算不了什么，因为在四十多年前，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玩过很多类似的小花篮。大人把它们当玩具送给我们，但过不了多久，娃娃们就会把它们折磨得破旧不堪。在那时的中国，这类小花篮几乎一文不值。

遗憾的是，即便夏皮昂女士如此地盛赞中国的手工艺品，方还是提不起兴趣。由于我无法用法语交谈，而方的心情如此低落到一言不发，气氛显得有些沉闷，我想我得做点儿什么来活跃气氛。我开始用中文讲话，好让方来翻译：近年来，美国人对北美印第安人的手工编织篮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因为这些篮子精巧而独特。菲律宾、夏威夷和新西兰的篮筐编织技巧也同样备受赞誉。但中国的编篮手艺，也许是当前仍在传承中的最为古老的手工艺，当然比中国的大多数手工艺历史更为悠久。早在两千五百多年前，《诗经》一书就提及过这门手艺，而这书可比孔子的儒家著作还要历史悠久。古代中国讲究男女授受不亲，因而，篮子有一种有趣的用途，倘若一位男子想要给女子赠礼，女子必须通过篮子这个媒介才能拿到。篮子还被广泛用于桑蚕养殖，在中国人的葬礼上，篮子也是不可缺少的物件。于是，我不由得吟诵起以下古诗：

溱与洧，浏其清矣。

士与女，殷其盈矣。

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

洧之外，洵且乐。

维士与女，伊其将谑，赠之以芍药。

这首古风民谣已有三千年的历史。正因为竹篮的用处十分广泛，这门手工艺在设计和创造性上能不断推陈出新，不断进步。不同的省份编织出来的篮子自然各有千秋。在芝加哥的费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就陈列了非常优秀的中国编织篮的收藏品。

起初，方慢慢地向夏皮昂女士翻译着我的话，我留意着，想不到她竟能把这首古诗粗略地翻译出来。夏皮昂女士不断点头，方看出她很有兴致，渐渐地加快了翻译速度，不知不觉地，她也和夏皮昂女士聊起来，说到开心处，两人忍不住大笑起来。女士们可以通过聊天来驱散疲惫，这让我惊奇不已。

方的态度转变是有原因的，因为她发现夏皮昂女士不仅是一个技艺精湛的手艺人，而且还有着迷人的人格魅力。她们俩聊天的时候，方不时地给我翻译几句，好使我不至于因太无聊而丧失兴趣。

最初，夏皮昂女士并不以手工编织为业。大约五年前，她在一家工厂工作。一天晚上下班后，她去看望一个同事，到了同事家，她看到同事正忙于另一项活计—篮子编织。同事向她抱怨说，她必须在规定时间里完成编织的活儿，但却找不到人手来帮助她。这可不是普通的篮子编织，很需要一双巧手和一点儿慧根。这位同事有一大家子要供养，她不得不白天在工厂干活，晚上在家编织篮子。她的这种编织方法广受人们欢迎，以至于供不应求，因为其父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并且发明了一种新方法来把薄薄的藤条编织在一起。父亲将这门手艺传授给她，但她忙得没有时间来设计新的式样。夏皮昂女士见朋友为生计艰难挣扎，内心备受触动，便出于友谊提出了帮助。“尽管我受教育不多，”夏皮昂女士说，“但我仍然热爱读书，并乐意想办法解决困难。我的手也很灵巧，每根手指都灵活自如。一连好几个月，我跟着朋友在晚上编织，学会了她的一切手艺。”最后，她们决定合伙做手工。但不幸的是，这位好友由于日夜工作积劳成疾，一病不起，最终离开了人世。现在，夏皮昂女士独自经营着这项生意。

编织工作包括用藤条或马来亚白藤编织的椅子、桌子和其他家具。夏皮昂女士告诉我们，她本可以用传统工艺来制作，但她希望做得与众不同。她非常热爱大自然，以前也常常去动物园游玩，正是在那里她收获了无数灵感。她找到了一种编织和连接藤条的方法，以便仿制自然界的事物。她向我们展示了一些照片，照片里的工艺品是她曾在法国和其他国家的大型手工艺展上所展出的。她的创作里有鸟儿，有其他动物，还有人类的形象—主要是女人。我认为这些展品非常有趣，因为原材料的特性使她无法自由地发挥，要想在作品中体现现实主义是不可能的，但它们仍是真正的艺术品，正是原材料的局限性才使风格成为必不可少的亮点。结果就是每件作品都极具原创性，一看便知是出自夏皮昂女士的双手和智慧，而不是其他任何人的制作。有一张照片展示了一整套手工编织品，表现的是一位年轻女士在一座现代洋房的花园里喂鸽子的场景。整体效果令人陶醉！我了解到，这件独特的作品是为现代家装展所创作的，这个展览类似于一年一度的英国理想家居展。我想这些作品一定让参观者们饶有兴致。夏皮昂女士第一次的成功之作是一对公鸡。展览的成功为她赢得了法国知名女手艺人的名声。为留作纪念，我照着相册作了一张这对公鸡的素描。这对公鸡给她带来了盛誉，她的作品也渐渐地被人们用作百货商店的橱窗装饰。

巴黎某家大公司的经理曾找她定做了一双藤条编织的长筒靴。夏皮昂女士编好之后，开出一张1万法郎的账单。这让经理大跌眼镜，并提醒夏皮昂女士，藤编商品在市场上是很廉价的。夏皮昂女士的回应是要求经理退还长筒靴，她说，这是她双手的创造物，也是她想象力的结晶。创意比单纯的手工技巧更加宝贵。这个故事让我和方很兴奋，因为我们从小到大被教育的是，珍视所有创造的结晶—也就是靠手和脑共同完成的工作，视金钱上的回报为粪土。夏皮昂女士纠正了我们对西方社会的错误印象，我们原以为西方人更注重物质的获取，而不是精神的满足。我长期旅居英国，有幸见识了很多满怀崇高理想的优秀人士，而夏皮昂女士则是法国众多优秀人士的一个典范。这件事让我更坚信，一概而论往往会导致误解，亲身的接触才是促进人们真正理解的最好方法。

夏皮昂女士的简单纯朴和全心全意使我印象尤为深刻。尽管早已功成名就，但她并不精于世故或虚与委蛇。她说许多人报道过她的作品，但她从来都不愿意保留那些剪报。这让我想起我之前拜访过的某些巴黎手艺人，他们把我当成了新闻记者，一边给我引座一边急不可耐地向我展示他们的剪报簿。她说她喜欢自然的举止，不善于为那些试图扭曲或夸大事物的人说好话。她不断提醒我们，她的父母都是普通的工人，她唯一受过的教育就只是小学程度的阅读和写作。成名以后，她应邀参加一些大场面的社交聚会，但这些常使她局促不安，因为她不擅长用恰当的语句来表达自己。听到这里，我打断了她，安慰她说，她的作品就是她最好的表达。

方和夏皮昂女士继续交谈。对动物的热爱成为她们的聊天主题。夏皮昂女士养了一只猫和一只狗，她对那些虐待动物的人发出了愤懑之语。她继续说道，人们都热爱和平，要是能发明出一种世界通用的语言，使人类能心平气和地交流思想和工作，该多么好啊！她的生活完全是以工作为中心的。在见识了精美的中国编织品后，她说她很高兴能见到我们，只因为我们是中国人。

末了，她拿出材料向我们展示她是如何编织的。整个过程中，她时不时告诉我们这样或那样的编织藤条的方法，似乎期待我们回答中国人对此有更佳的方法。遗憾的是，我和方都对此一无所知，无能为力。我告诉她有一本带插图的书叫《中国编织》（Chinese Baskets），是芝加哥费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出版的，这也许能给她带来一些启迪。

1947 年5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举办了一系列艺术与文学大会，我出席了其中的一次会议，并提出了一个议案。我提议：各国之间除了教授、学者和学生之外，也应该有手工艺者之间的交流。这个提议未经讨论便被否决，理由是超出了该委员会的职能范围。当时，我无可反驳。但我仍坚信，如果教授、学者和学生可以对人类的相互理解起到推动作用的话，那么，手工艺者也可以。事实上，各国间手工艺者的交流交换不仅可以促进理解，还可能会产生更广泛的反响。同行相妒可能会因此而消失，行业偏见也可能会被打破。过去，中国曾因唯一持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而闻名。而中国的学者—有些是名副其实，有些则是名过其实—总是被过分重视而脱离了广大民众，使得整个社会体系失去平衡。我希望全世界都能以中国为鉴，不要只强调教授、学者和学生的作用，而应同样认识到手工艺者的价值。

本文摘自《巴黎画记》，[美]蒋彝著，王艳译，世纪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