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聋先生」炒酸奶：沉默的生存，无言的小店丨镜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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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写丨马立傲

指导老师丨许燕

编辑丨柳逸

图源：视觉中国

1.67%。这是全国听障人士的比例。

这1.67%里的9个人，从沉默中出发，走到了一起，在街角开了一家小小的炒酸奶店。

失声，谋生

“什么事都会变成小事，总会有过去的那一天。”店员章颜玉如此回忆她姥姥的教诲。

她无法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失去了听觉的，“那时我在我妈妈肚子里几个月，我妈妈一直抽烟喝酒。我待在妈妈肚子里就待了六个月，意外地早产。那时我妈妈根本不想要我了，我爸爸说死了就死了吧。我一出生，我妈妈爸爸就离婚了，各走各路。那时候我一直在生病，每月发烧三次……是姥姥姥爷一手把我带大的。”

那时候她的姥姥、姥爷没有这么多钱带她去看病，就到处借钱给她买奶粉喝，一个月就能喝一两次奶粉。买不起奶粉，就把大米打成粉煮成糊给她吃，因此她那时营养不良，总生病。“我舅舅为了我不上学了，直接去打工，一直打工把我养大。我从三岁开始，自己一个人在家，四岁自己知道怎么去亲戚家上门要饭吃，妈妈把我行李、衣服、裤子、鞋子都扔在门口，白天在楼梯上一坐一晚上。”

四五岁的时候，她的姥姥坚持送她到正常的幼儿园去，因为沟通困难，幼儿园的老师并不喜欢她，同学们也因为她的父母都抛弃了她，都嘲笑她为野种。到了八岁，她被安排到了聋哑学校，然而即便在这里，留校的孩子们依然并不喜欢她，放学后把她的衣服裤子全都弄湿。“直到我求姥姥姥爷要退学，他们尊重我，我进了公司、上了班、挣了钱，花了好大的时间才调整了自己的心理。”

聋哑人士这一群体的谋生往往很困难，通常要花比别人更多的时间在社会上立足。章颜玉对当初打工的情形历历在目，“我14岁那年，放暑假、寒假就偷偷去打工，给人洗车给人刷碗，那时是我求老板收留我打工的，挣钱了也不告诉家人，只是为了放假有口饭吃……姥姥姥爷以为我在家有饭吃，有舅舅的前妻在，可是他们不知道，她没有给我吃，做了饭跟表妹一起吃，没有我的份。”

老板娘伍婕苹则在三岁因为一场持续不退的高烧彻底失去了听力。等到她到五岁，她第一次发现“我和别人不一样，我无法和他们交流”。在幼儿园毕业以后，她在福建接受了一年的听力康复训练，但是世界却是依然沉默，从此她进入了聋哑学校。“福建的聋哑学校，无论是硬件设备还是教学，跟上海的聋哑学校比起来还是差得很远。”伍婕苹用手语跟我们说。

离开了聋哑学校，和大多数听障人士遇到的情形一样，她曾经在酒店厨房、甜品店、咖啡店里做过服务员，但是上司和顾客经常对于只能用文字表达感到不耐烦，薪资也并不够高。在过去求职的过程中，章颜玉和伍婕苹都反映，有时候即便单位对听障人士没有意见，学历依然是他们跨不过的一道坎，因为听障人士的学历往往止步于聋哑小学或者特殊中学，这也就导致了在应聘过程中屡屡被遭到拒绝，即便找到了工作，也通常是些低薪的工作。

也就是在咖啡馆工作的那段时间，伍婕苹萌生了开这家“聋先生”店的想法。

失序的起点

“想要开一个这样简单的店，不但解决了我自己的工作，而且还能帮助更多的听障人朋友就业。”这是伍婕苹最朴素的想法。

从集资、选址到开业，前前后后总共花了两个月。

上海市区的地价的昂贵程度是她所望而生畏的，伍婕苹没有那么多资金，其中很大一部分的资金是由听障人士一起慷慨解囊的。资金有限，因此店铺不大，总共不过几平米。品牌是加盟的，所以在装修设计上她并不用花太多心思，但是当时在上海仅她一家——后来才在宝山另外开了一家分店，依然是小本经营。“因为我听不到电话沟通，选店铺的过程中间比健听人会付出更多的辛苦。”

至于购买原材料的问题，除了手语表达的困难，因为手语的语法结构本身和正常的口语表达并不相同，加上阅读和写作能力比较差，店长和老板娘伍婕苹和供应商互相交流起来很不方便。供应商最终没有答应长期的合作，决定先给一段时间的观望期，临时合作一个短期的阶段。

从那起，每天晚上午夜12点下班了以后，伍婕苹除了清点账目，还有就是连夜盘点缺失的原材料以及可能将要过期的酸奶水果等等，连夜去郊区进货。“有时候在白天缺货的话，我老公直接开车去买。”

当然，最大的问题在于外卖。

图源：视觉中国

在当下这个时代，任何和食品餐饮有关的行业都和外卖点单平台离不开关系。在创业一开初，美团的相关负责人和伍婕苹就提出合作：一方面是线下的手机点单，一方面是外卖的合作。

炒酸奶工作本身并不复杂，但是需要的凝结时间很长。“我们店的营业额中外卖的比重占到40%左右，外卖单子还不少。外卖小哥有很多都赶时间，等的时间一长，有很多就不耐烦，有一些我们通过唇语和表情也能看得出他们的恼火，有些会骂脏话。我们也都知道外卖小哥不容易，超过规定的时间就要扣钱，但是没有办法，凝结酸奶所需要的这些时间不可能缩短。”另一方面，对于一般人来说，遇到顾客不耐烦的情况可以一边炒酸奶一边与顾客再进行解释沟通，听障人士在店里生意繁忙的时候如果需要和顾客、外卖小哥解释情况，还需要腾出正在炒酸奶的手来进行文字交流，这对于高峰时期的生意是很不利的。

另外，和美团签订的合同也对小店的经营产生了诸多不利的影响。对于商业合同的不熟悉，再加上阅读能力有限，伍婕苹并没有看得太明白合作的条款就签下了合同。但是，美团的运作机制是定期促销打折或者派发红包，以销量换单位产品的盈利额，而减少的单位盈利额是由店家自行承担。事实上，伍婕苹表示，由于原材料价格的昂贵，一旦美团搞活动打了八折或者更多，她就变成了做亏本买卖。

唇之形

章颜玉当时是在boss直聘上看到这家店正在招人。那时是三月份，她正在广州做艺术绘画工作。

“那时候我本来是不太想去的，根本没有兴趣。一直到五月中旬的时候，闺蜜和朋友很强烈推荐我去上海，去‘聋先生’炒酸奶店那边上班，让我去上海长一下见识。后面我加了老板娘的微信，谈好了，所以我就在5月31日辞了在广州画画的工作，来到了上海，6月1就开始上班了。”

她是整个店9个人中最新来的一个。也是为数不多的能靠助听器听到声音的店员。曾经她上班时，其实能基本通过唇语正常和健全人交流，但是因为这一层口罩，阻隔了她与外界交流的机会，整整三年， “疫情期间上班的时候大家都戴着口罩，没法看到唇语，这样三年下来，现在即便大家都脱了口罩，上班在柜台收银的时候已经看不懂唇语了，尤其是因为很久没有说话，现在我说话已经发音很不准了。”

在这里上班，每天分早晚两班，早上十点到晚上七点白班，下午三点到午夜十二点夜班。每周由伍婕苹排好班发到群里。

日常经营的时候，虽然店名“聋先生”和包装上的手语已经表明了店员的听觉障碍，还是经常会有很多顾客并没有意识到店员的听力障碍，例如依然有顾客问了好几遍：“这个炒酸奶能不能和其他人拼单？”，有的顾客问了几遍以后才能发觉他们的听觉损失，有的会误以为是店员对顾客的冷漠无视。“一些顾客不愿意扫码下单，而我们又听不到顾客说什么的时候，我们通过看顾客的简单唇语和表情，发现顾客生气了，就赶紧用我们的手写板和顾客沟通。多数客人还是能理解我们并给我们点赞的。” 在用手语说这段话时，伍婕苹的手划得很急，“但还是有少数顾客不想写字交流，怕麻烦，我还是为自己服务不周而感觉很内疚。”

为此，伍婕苹在聋哑人的微信群里托朋友找了翻译，管源紫就是那时入店的，她也是听障人士，但是在特殊学校系统地学习过振动发声，可以通过唇语和正常人简单交流，“当时就是想帮个忙，后来看他们不容易，也的确在为我们这个群体提供岗位，我就从临时志愿服务转正了。”不过，考虑到正常的休息需要，管源紫一周不可能天天上班，伍婕苹表示，日常经营的问题依然没有办法根本地得到解决。

无言的明天

团结，愉快。当被问起店员们相处得怎么样时，伍婕苹用手语打出这两个词。

“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困难，炒酸奶店也至今还没盈利，但是七八月是上海天气最热的时候，相信接下来销量会好很多。” 每日在总店、分店和供应商之间来回奔波，伍婕苹没有什么空闲的时间。对于门店，她还没有扩大店面规模的打算，目前她最大的心愿就是扭亏为盈。目前，门店的支出主要在于租金、员工工资和制作成本，而这三者，她都不可能节约，“不管怎么说，虽然我们这家店还在亏损的状态，但是既然开办的初衷是为了我们聋哑人互相帮助，那工资就一定要有增无减，要让小店生存下去，现在的目标就是尽可能扩大销售量。”

“在这里工作收获的还真是挺多的。只要我一上班，都会有不少客人夸我帅，还会收到客人送的巧克力。这些我都会高调告诉店长，告诉他说有顾客夸我今天好帅——因为他没被别人夸过。”想起这些，章颜玉总是很高兴。

图源：视觉中国

不过在他们之间，虽然共事得很团结，但是即便是在聋哑人这一群体中，沟通也往往很困难，“我与他们交流的有的时候明白交流，也有的时候交流不明白，问题是在学校里面学习手语都是全国统一的，可是每个地方都有不一样的手势，会有方言上的差异，有些是一些没有去过正规的特殊教育学校学的，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是用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的手语。”章颜玉这样描述日常的工作。现在她戴上助听器，能大致听到一些音乐，“三四个字的短句能听清，长句机器根本识别不了。听音乐还真挺舒服，但是平常工作戴上了会听到很嘈杂的声音。”所以平常在工作时她还是不怎么戴助听器。

平常没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她喜欢跑到各地旅游，有时候也戴上助听器练练乐器。“我觉得，旧的是昨天，新的是明天，因此我不怎么在乎回忆。” 章颜玉如此总结自己的生活，“姥姥没什么文化，但是她跟我说，人生时间短暂，活着就一次机会，随心走。”

（章颜玉、伍婕苹、管源紫均系化名。由于手语的语法结构和普通文字不同，若直接引用，相关意涵不易被理解，因此本文中记者和手语翻译对源自手语的内容进行了一定的语序的调整和语句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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