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首任总理本-古里安：为了国家，不惜一切

本文选自“好望角”系列《为了国家，不惜一切：本-古里安传》，作者：[以色列]汤姆·塞格夫，译者：李栋 单凌，浙江人民出版社2023年7月出版

１９４０年１月的一天，天气寒冷，大卫·本－古里安（ＤａｖｉｄＢｅｎ⁃Ｇｕｒｉｏｎ）驱车前往位于死海边的卡莉亚酒店，这里是地球上海拔最低的陆地。他在此严肃地思考一个问题：未来的传记作家们定会为他和他的同僚——以色列的这些创建者们著书立传，而这些传记作品将以何种方式呈现自己？他希望有一个“年轻、聪明、优秀的传记作家”为他们立传。显然，这样的传记作家才能觉察到他和他的同僚的“弱点、缺陷和不足”，正如本－古里安本人所写的：他们可不是什么“救死扶伤的天使、六翼天使和小天使”。但是，这样的传记作家是否能够同时对他们保持尊重，并真正领悟他们辉煌成就的历史意义呢？在人归尘土后才开始探究、了解他们的情况下，他是否可能意识到自己究竟错过了多少重要的内容呢？死亡常常萦绕在本－古里安心头，挥之不去。

1948 年 5 月 14 日，特拉维夫，本-古里安签署《独立宣言》之后

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一样，本－古里安孜孜以求地塑造他本人和他所处时代的历史叙事。在以色列建国十周年的时候，他曾想象，在３０００年之后，有一位考古学家发掘出以色列的手工制品。他可能会发现关于１９４８年独立战争的一部编年史，并从中了解到以色列的胜利。但是，如果这位考古学家找到的是埃及、叙利亚、约旦和伊拉克的报纸残留，上面记载的是阿拉伯人的胜利的话，这该如何是好呢？本－古里安想知道，这位来自４９５８年的考古学家应该相信哪一方呢？

本－古里安写的日记、文章、书籍、信件和演讲词足有数百万字，每一天他都会奋笔疾书上几小时。他有一回说道：“有时我都吃惊于自己的笔耕之勤。”他写的很多东西其实都是为了赢得后来者的同情，并试图影响他人的创作。在以色列国防部决定出版一部１９４８年独立战争的官方史书时，本－古里安要求该书着重强调他为获取武器装备所付出的努力，也正是这些武器使战争胜利成为可能。他告诉该书的作者，“枪可不是凭空而来的”。和本－古里安不对眼的几位以色列国防军军官撰写和编辑了另一本书，对该书，本－古里安如此写道：“本书的编纂者们玷污了伟大的独立战争和为此而献身的数千名勇士。”

作为一名人物传记的狂热读者，他经常试图再现这些作者的不同动机。本－古里安针对他随身带到卡莉亚酒店的其中一本书，这样写道：“普鲁塔克显然不喜欢马吕斯，所以对其极尽侮辱诽谤之能事。即便如此，他依然不能抹杀马吕斯令人钦佩的男子汉气概。”盖乌斯·马吕斯（ＧａｉｕｓＭａｒｉｕｓ）是罗马的一位将军和政治家，他之所以引起本－古里安的注意，很可能是因为其性格的内在冲突和个性的变化无常。

本－古里安与数位传记作家合作过几次，这些作家都将他视为以色列国父。不过，也并非所有人都将他奉若神明。１９６７年初，《希伯来百科全书》要收录“本－古里安”这个词条，此举引发了争议。该词条的编纂者是这部著作的主编、希伯来大学教授叶希亚胡·雷博维茨（ＹｅｓｈａｙａｈｕＬｅｉｂｏｗｉｔｚ），他也是本－古里安的宿敌。他向《晚报》（Ｍａａｒｉｖ）这家日报表示，“我认为本－古里安是犹太人和以色列国有史以来最大的灾难”。他所撰写的词条也采用了这种观点。表面看来，本－古里安对此不以为意。他回应说：“我不在乎雷博维茨教授写了什么，我在乎的是我做了什么，无论好坏都是如此。”但事实上，他相当生气。他写信给《希伯来百科全书》的出版商：“雷博维茨被仇恨和愤怒冲昏头了。”他的所作所为与普鲁塔克对马吕斯的行为如出一辙。几年后，一位雕塑家告诉他关于将在海法建造“万神殿”的计划，“万神殿”中将会展示该国伟人包括政治家、作家、艺术家、军队将领、科学家、运动员和其他杰出人物的半身雕像。本－古里安听后自然十分高兴，他写道：“我告诉他说，我喜欢这个主意，但除此之外，我也不会再多说什么。”

根据果尔达·梅厄（ＧｏｌｄａＭｅｉｒ）的说法：“我们由衷地祈祷，本－古里安能够承载着光环，永载史册，但可悲的是这几无可能。这对他与对我们而言都是个不幸的消息。”为本－古里安立传的传记作家们发现，他们面对的是浩如烟海的档案材料，而这些材料会影响他们对本－古里安或好或坏的判断与评价。总体看来，这些材料展示了本－古里安之坚强、优点和成就，同时也凸显了他的局限性、弱点和失败。

1962 年，耶路撒冷，本-古里安（左）与果尔达·梅厄（右）在国会上

他的一位熟人曾说过：“本－古里安这个人从始至终都没有改变过。”从一开始，他就展现出意识形态上的虔诚，并让周围的人深感敬畏。犹太复国主义的梦想是他最大的愿望，也是他身份的本质和个性的核心。他在１８岁时就用希伯来语写道：“犹太国家的重建需要我们这些人的牺牲。如果我们这些承受国破家亡之灾的年轻人都尚且不能勇于牺牲自我的话，我们就彻底完了。”直到生命的最后，他都是如此坚信。他把自己视作，也被其他人视为一个历史的化身。他的思想条理清晰、体系严整，即便自相矛盾时，也给人如此印象：他的言论反映了持久的、深刻的、一致的、不变的和审慎的判断。他准备着在任何情况下随机应变。

他非常希望成为一名领袖人物，而且也渴望着领导权威所能赋予的一切，即实现梦想，这对他而言也意味着自我实现、责任、权力和历史地位。他时常唤起人们对《圣经》和犹太人命运的思考，但他也认识到要实现建立一个犹太国家的梦想路阻且长，需要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许多人和他一样胸怀远大目标，但却没有几个人如同他那般从小就痴迷于政治，也没有几个人如他那般勤奋，或者像他那样能够把控细节。这些特征使他成为一名不可或缺的领导者，即便他并非无所不能。

1949 年，本-古里安（中）去埃拉特途中

在他的生命历程中，也有一些颇不寻常的戏剧性时刻，比如，他在故乡波兰挥舞手枪威胁犹太资本家，在牛津一家书店的地下室中度过了几个小时，在沙漠中牧羊，在白宫中体味权力的气息，在莫斯科红场等待列宁的到来。他投身政治事业，作出改变命运的决定，把人们送到战场上，站在战死的伞兵的遗体旁，深深着迷于尼亚加拉大瀑布的壮美，并在巴勒斯坦最古老的橡树下寻求和平。对以上所有经历，他都付诸纸笔，记述得完整而精妙，并在其中常常透露出一种诗意的情愫，几乎没有人会想到，这种情愫竟出自本－古里安的手笔。

在记录他一生的数千张照片中，没有哪一张能够像１９４８年５月１４日星期五这天在特拉维夫的罗斯柴尔大街上拍摄的那张照片那样，能如此准确地表达他的个性。这张照片中，一个头发花白且浓密的矮个子男人，正从一辆看上去官气十足的黑色林肯轿车上下来。他的妻子宝拉（Ｐａｕｌａ）在他之前下车，他跟随在妻子身后，向通往市立艺术博物馆的楼梯走去。一群人围在这栋建筑旁。本－古里安身穿深色西装，打着领带，一只银色的领带夹把领带固定住。他左手拿着一顶汉堡帽，手臂下夹着一个细窄的公文包，看起来更像是一位经验老到的律师，而不是一位有魄力的革命家。下车后，他用力关上了车门。一位普通青年身着制服，站在汽车旁不知所措，这身制服正是代表着这个即将诞生的国家。本－古里安在这位青年面前停下，突然向他鞠了一躬，并将右手置于前额，庄重而又充满活力地向他敬了个礼。在那一瞬间，他似乎将这位不知所措的青年与犹太历史上的英雄联系在一起。

当时他６２岁，身材有些矮胖，看上去比他实际年龄要大。几分钟后，他将宣布以色列国的建立，并监督《独立宣言》的签署。他即将成为这个新国家的首任总理，并将领导这个国家应对建国初期近１５年的各种挑战。他跑上楼梯，似乎要确保他不会错过这历史性的时刻。

宣布国家成立之前的那一周繁忙而紧张。他努力工作，忧心忡忡，而且睡眠不足。大部分时间他都和军队将领在一起，他们中的一些人并不满意，甚至声称要发动政治叛变。巴勒斯坦战争半年前就已打响，并且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耶路撒冷长时间以来一直被围攻，通往该城的各条通路都被阻塞。几个犹太人定居点被迫向阿拉伯军队投降。一些军事行动出师不利，已经有１５００名犹太人阵亡，这其中大多数是军人，其余的则是平民百姓。本－古里安匆匆写下了一长串需要他作决定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阿拉伯人是否应该被驱逐出去？”

此时，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阿拉伯人已经无家可归了。在许多城市中，包括在海法和雅法，许多阿拉伯房屋已经空无一人。那是“巴勒斯坦大灾难”（Ｎａｋｂａ）的第一阶段。本－古里安从未如此接近自己的人生目标——在巴勒斯坦的一个犹太人占多数的独立国家。

宣布建国的前一天晚上，他一直在修改完善《独立宣言》的最终版本。这份文件有数份草稿。即将被任命为以色列外交部部长的摩西·夏里特（ＭｏｓｈｅＳｈａｒｅｔｔ，当时用名仍为谢尔托克Ｓｈｅｒｔｏｋ）将它们校对整合成一个版本。后来他谈道：“我编撰的这个版本相当完美。该版本采用了‘有鉴于此、有鉴于彼、有鉴于其他一些因素’的表述形式，最终得出的结论措辞为‘因此’！”他认为如此的结构和行文构建出了“内部的悬念”。但是本－古里安想要的可不是一份类似租赁合同的文件——他想要的是一份令人印象深刻且铿锵有力的历史性宣言，而且这份宣言要能达到在子孙后代中耳熟能详的效果。他将文稿带回家，几乎完全推倒重写了一遍。为此，夏里特从未原谅过他。

本－古里安的版本强调以犹太复国主义的叙事模式记述犹太历史。开篇的头两句话就贬低了大流散时代的犹太人对犹太历史的贡献：“以色列地是犹太民族的诞生之地。在这片土地上，犹太民族的精神、宗教和民族特性得以塑造。”夏里特的版本从犹太人的流亡写起，而本－古里安重新撰写的版本则强调了犹太国被毁灭之前的独立地位。他着重强调了２０世纪初移居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的身份，这其中也包括他本人，认为他们是“拓荒者、突破封锁的新抵达者（ｍａａｐｉｌｉｍ，不顾英国当局的限制性规定，仍然进入巴勒斯坦的移民）和捍卫者”。这就将犹太复国主义事业与劳工运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夏里特引用了联合国在１９４７年１１月２９日通过的关于巴勒斯坦的决议，该决议呼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家和阿拉伯国家。该决议还规定，在两个民族间分割巴勒斯坦，而本－古里安在自己的版本中则有意忽略了这个事实。该《独立宣言》承诺人人享有平等的权利并享有宪法保障。这个新国家将成为一个“犹太国家”，但没人真正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本－古里安本人也不知道。

仪式组织得很仓促，这样的话就可以赶在安息日开始之前结束。事实上，因为针对上帝是否应在宣言中被提及存在分歧，整个仪式在最后一刻都险些被取消。宗教团体的代表们坚持认为应当提及，而左派的一些成员则表示反对。本－古里安说服所有人都同意使用“以色列磐石”（ＲｏｃｋｏｆＩｓｒａｅｌ）这样的措辞。由于为大典所准备的书法艺术作品无法按时完成，宣言的签署人都将他们的名字签到了一张空白羊皮纸的底部。本－古里安将该宣言视作跨越２０００年历史、重返过去的一步，以此重新确立了希伯来国家的独立地位。他完全有理由在签署这份宣言时展现出积极乐观的态度，但他在日记中写道，他感觉自己是一群庆祝者中唯一悲伤的人———这个国家还有种种不确定性。他引用《塔木德》中的一种表述说：“国家不会被盛在金盘里呈送给一个民族。”本－古里安也可以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表述这个意思：“以色列国的未来不会一帆风顺的。”他的悲观主义使他不再沉迷于幻想。他有一回说道：“我已经觉察到了可能发生的最糟糕情况，这些年来我一直在这样做。如果这没有发生，那很好，但是，你需要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人类可不是理性的动物，你根本不知道驱动他的究竟是什么力量，在一些情况下他会产生什么念头。”他预判周边阿拉伯国家的军队会入侵以色列，并将其摧毁。他坚信以色列能够取得胜利，相信自己有能力带领他们赢取胜利，也相信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他声称这个国家的建立是对犹太大屠杀中“数百万人惨遭屠杀的补偿”。

1947 年，耶路撒冷，联合国通过巴勒斯坦分治决议后

庆典结束后，他返回到“红房子”——军队总部的别称，坐落在离海滩不远的地方。前线战报纷至沓来，情况危急，令人不安。夜里，他被叫醒两回，一次被告知杜鲁门总统已经承认这个新国家，另一次则是被送到电台，以便向美国广播他的讲话。在广播过程中，埃及的战机出现在特拉维夫的上空，爆炸声隐约可闻。本－古里安告诉美国人：“此时此刻，他们正在轰炸特拉维夫。”回到家后，他把这一切都记在了日记中：“身着睡衣的人们从自己的房子中探头向外张望着，但没有过度恐慌的迹象。”他回忆起闪电战期间他在伦敦的情景，似乎期待着特拉维夫也能经历这一决战时刻。他认识到文字创造历史的力量，在２０年后试图纠正特拉维夫的居民不够勇敢的印象，他在原来的日记中添加了以下几个字：“我感觉，他们会坚持下去。”

他没有把以色列国的建立归功于自己，这样做其实合情合理。３０年前，英国人决定协助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家，开启了建立以色列国这项伟大事业的进程。本－古里安领导一代人投身这一进程，特别是在独立之前的１０年。他已经投身政坛４０年，几乎在到达巴勒斯坦时就开启了政治生涯。他几乎参与了犹太社区生活的方方面面。他２４岁时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使他卷入了政治斗争，从那时起，他就努力争取并维持自己在整个民族中的领导地位。那些比他资历老的前辈，首先是伯尔·卡兹尼尔森（ＢｅｒｌＫａｔｚｎｅｌｓｏｎ），再加上几个潜在的宿敌，一个又一个地死去。右翼劲敌泽夫·雅博廷斯基（ＺｅｅｖＪａｂｏｔｉｎｓｋｙ）去世，再加上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主席哈伊姆·魏茨曼（ＣｈａｉｍＷｅｉｚｍａｎｎ）的身体日渐衰弱（本－古里安试图继承这位犹太高层政治家的衣钵），这使他在世界范围内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几乎没有对手。

通常来讲，他尊重政治体系的基本规则，并且倾向于将自己放于中心的位置。他愿意付出几乎任何代价来实现犹太复国主义的理想，同时在处理问题时，他也会考虑战术上的让步和务实的妥协。同僚们对他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批评者中既有他的反对派，也有执政联盟的同事。有时人们对他的要求和主张视而不见，他的提议提案遭到否决。但是，总的来说，他们接受他的领导。他所在的政党将他视为政治和民族的财富。有时候，同僚的所作所为像极了背后说老师坏话的学生。“我口头上反对他，但还是把票投给他，因为我信赖本－古里安，而且我自己不想承担责任。”他的一位内阁部长曾如是说。

他在大庭广众下频频露面，回复人们写给他的信件，而且对于很多访客也是来者不拒，这其中不乏形形色色讨人厌的人。他通常会事先写好演讲稿，但他的高明之处在于，在发表演讲时，他的种种表现会让人们感觉他好像是在即兴演说。他的许多演讲都持续数小时，演讲中的句子冗长、复杂，更适合观众阅读而不是倾听。他尖锐的嗓音和矮小的身材，不利于在人们心目中留下好印象。但是随着年龄渐长，本－古里安越来越成为正确且可行的犹太复国主义的象征。

他有一回说道：“在我遇到一个具体问题，如今天该怎么办、明天该怎样做的时候，我就变成了一台计算机。”在另外一个场合，他借机解释说：“我用科学的方法处理、解决所有犹太复国主义的问题。我总是以理性的方式提出问题、处理问题。”他将自己比作正准备建造房子的工程师。他说，建造房屋的动机可以是“审美的、宗教的和超验的”，但是到了实际建造的时候，“你必须去称重、去测量……治国之道也同样如此”。实际上，他经常受到强烈情绪的支配，进而左右他的行为，影响他的决定。有时人们会惊异于他那种自以为是的态度和不顾一切的顽固立场。这种情绪的爆发可能源于精神忧虑的刺激，而这种精神忧虑状态可能会使他失去自控能力。其他时候，他会事先计划好这样的情绪爆发。他不仅常常将挑战自己领导权威的举动视作对他个人的侮辱，还将其视作对国家利益的侵犯。在本－古里安身上，犹太复国主义理念和他的自我融为一体。在他当时领导的这个国家生活并不容易。当时，以色列人都被期望将集体的需求置于个人的期待和愿望之前。在为历史服务的过程中，每个公民都是一名战士，而本－古里安则是这部历史的指挥官。

认识他的人，包括他的妻子宝拉在内，都一致认为“他并不了解人”；这也许是对他自我中心主义和他习惯于挖苦、羞辱别人的一种婉转的表达。有时他是一个报复心强又吹毛求疵的人，他也会时不时地撒谎。他毫无幽默感，是个输不起的人，很少道歉。一位熟悉他的人说，他对人本身并无兴趣，他唯一关心的是，他如何能够利用他们。

他的文章总给人这样一种印象，他对各种拈花惹草类的轻浮行为全无兴趣，但事实上，情况并非如此。瑞秋·亚奈特·本－兹维（ＲａｃｈｅｌＹａｎａｉｔＢｅｎ⁃Ｚｖｉ）是以色列国创建者之一，她给后人留下了一个隐藏极深的秘密，多年来对此一直守口如瓶。直到她去世后，这个秘密才被本－古里安遗产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公之于众。１９４０年那天，亚奈特也住在卡莉亚酒店，她看到本－古里安身边有一个年轻的女子。亚奈特对本－古里安非常了解。她说，他艳遇不断。而且，他似乎是更爱“爱情”这件事本身，而不是爱某个特定的女子。

同样，他深深爱着的还有他的梦想，而且很害怕梦想会离自己而去。他说：“弥赛亚时代比弥赛亚本身更为重要。在弥赛亚真的到来的那一刻，他就不再是弥赛亚了。当你可以在电话簿中找到弥赛亚的居住地址时，他就不再是弥赛亚了。”有时，他似乎很希望自己梦想成真，同时却又害怕梦想真的成真。他想实现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同时又害怕未来的自己在每天醒来后就重复那种一成不变的生活。有一回，他召集一些作家开会，会上与作家们分享了自己对弥赛亚的这种思考。他倾向于认为自己的个人梦想是人类面临的重大生存问题之一。

１９４８年９月的一天，他从指挥作战中抽出身来，为柏拉图进行了一番辩护。《达瓦尔报》（Ｄａｖａｒ）的作家兼记者叶吉尔·哈珀林（ＹｅｃｈｉｅｌＨａｌｐｅｒｉｎ）写了一篇文章，本－古里安对此作出了回应。哈珀林在文中声称，柏拉图“认为让奴隶制度万古长存没有什么不好”。本－古里安在一封信中作了纠正：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根本就没有提及奴隶制度。他写道：“没错，柏拉图是一名贵族，他的政治理念也是贵族式的，但他的政治主张是一种纯粹和正确意义上的贵族制度，也就是，国家应当由优秀的人来治理，或者如他所言，国家应由哲学家治理，也就是让那些拥有绝对正义、真实正直的人来统治，这些人不会因为自己居庙堂之高而为自己谋利，他们甚至都不愿意身居高位，统领一方，但他们必须这么做，这是他们的责任。”

三周后，在（独立战争的）几场终极战斗烽烟将起之时，他又给哈珀林写了封信，在其中关注了柏拉图的《法律篇》。他过去一直打心里认为这部著作（以对话形式出现）是伪造的，当他得知这部著作确实是由柏拉图所著时，感到很是遗憾。他认为，与《理想国》中浸染其中的人文主义精神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法律篇》几乎把生活看作是一个严厉的审问者。他尝试着向自己解释，这究竟是如何发生的。他写道：“这两本书写于人生的不同阶段。柏拉图撰写《理想国》时差不多５０岁，正值其文学才能和智力的鼎盛时期，无论从哲学还是从艺术上讲，这本书都是他的巅峰之作。而在创作《法律篇》时，柏拉图已处人生的暮年，当时他已经８０岁了，他的心灵不再柔软，灵魂也愈发无情，思想中满是愤懑。”同样的事情也会在本－古里安身上重演。然而，他急于为柏拉图辩护，为此又补充说：“我并不确定奴隶制是不是那个时代最不公正的事情——在我看来，战争比奴隶制更糟（而且也是造成奴隶制的一个成因），而且至今仍然存在。”他补充说，这也是柏拉图的观点，我们应该感激他。本－古里安其实错了——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确实提到了奴隶制。不过，柏拉图的对话录成为他建国的指南。他将柏拉图的半身雕像，连同佛陀和摩西的雕像一道，摆放于自己书房之中。

1970 年，本-古里安（右）在萨德博克学院

他在自己的家中发起并主办了一个《圣经》学习班，并积极提倡两大概念以界定以色列国的道德准则和命运，以及其对本国和世界的责任：第一个是“上帝选民”，这个术语出自上帝与以色列人之间的约定（《出埃及记》１９：５－６）；第二个是犹太人本着先知的精神，对正义原则与和平原则的尊崇及承诺，这使得以色列成为“列国之光”（《以赛亚书》４９：６）。他在演讲和著述中，频繁地提到这两大概念。很大程度上，他将这些概念视作他为自己有关该主题的一篇文章所选的一个标题：“位高则任重”（ＮｏｂｌｅｓｓｅＯｂｌｉｇｅ）。以一种能使以色列成为“列国之光”的方式行事，反映了这个国家的脆弱和对全世界支持者的依赖。但他也作过截然相反的陈述。他宣称：“真正重要的并不是非犹太人说了什么，而是犹太人做了什么。”实际上，他通常相当重视其他民族。同他的绝大部分同胞一样，他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他喜欢引用《塔木德》中的一句话来形容和界定以色列人：“这个民族被比作尘土，比作星辰。当他们衰退之时，他们卑微如尘土，而当他们腾飞时，他们崛起如星辰。”这是他在很大程度上认可的一种心理结构，对此他心知肚明。他写信给夏里特：“如果你要使用批判性《圣经》学术研究的方法来细读我的日记……您可以证明这本日记实际上是由两个生活在不同时期的人所写的。”本－古里安具备一种能力，可以以一种审慎而又有勇气的方式进行自我剖析，而且乐此不疲；而这也是令他如此魅力四射的一个原因。

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我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他们的名字将出现在致谢里。我花费了五年多的时间写完本书，在此期间，以色列的媒体几乎每个星期都会提及本－古里安的名字。最重要的是，市面上已经有四本他的传记，此外，在很多其他书籍中，他也是核心人物。有一部关于本－古里安的纪录片是根据以前对他的私密采访制作的，吸引了大量观众。这足以表明以色列人是多么渴望正直诚实、充满力量的领导，多么希望了解这位充满魅力的人物和他戏剧性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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