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帆逐浪银潮来——辉煌灿烂的“第一商都”苏州

原作者：马翔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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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郎世宁 乾隆皇帝大阅图（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乾隆二十四年，名帅兆惠旗下的四千精骑深入葱岭（今帕米尔高原），彻底攻灭了大小和卓残余势力，天山南路自此重入中国版图，清朝的疆域达到全盛。此战之后，中亚的浩罕、布哈尔、安集延、巴达克山、阿富汗、博洛尔、坎巨提等国遣使入贡称臣，中国的西北边疆安定了下来。也是在这一年，宫廷画家徐扬完成了《姑苏繁华图》，将帝国的第一大都会苏州城铺展于四丈长卷之上，全幅画有各色人物1.2万余人，各色房屋建筑约2140余栋，各种桥梁50余座，船舶400多条，各种商号招牌200余块，涵盖了珠宝、鞋帽、凉席、乐器、盆景和丝绸等50多个手工行业，展现出了当时苏州城“山海所产之珍奇，外国所通之货贝，四方往来，千里之商贾，骈肩辐辏”的繁华景象。

清 徐扬 姑苏繁华图（局部） 辽宁省博物馆

乾隆朝在拓地数万里的同时，仍然维持了国内经济的相对发展和财政的正常运转，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鲜见的成就。而在实现这个成就的诸多助力因素中，大运河的商道化以及以苏州为代表的一批工商业都市的崛起更是当中无法忽视的一个。庞大而高度实控的领土又反过来助推了苏州城的进一步发展，大宗商品贸易取代奢侈品贸易，使得其成为能够发展出庞大手工业工人群体的天下第一商都，迈入其建城史上最辉煌灿烂的岁月。

官运与商运：

对有限物流能力的重新分配

江南地区的商品经济进程，在宋代即已经开始，其时唐代的市坊制度被打破，城市内的宵禁制度被取消，商贸繁荣自不消说。即便在乡间，定期集市性质的草市也已经普遍出现，而转变为定居点的市镇，苏州府境内在宋代也已经形成了十一个。尽管宋代存在货币沉淀的问题，但其年铸币量达到唐代二十倍以上却仍然频繁爆发钱荒的现象也同样证明了其商品经济发展之快，以至工商业税在宋代一度取代农业税成为最主要的财政来源。而元代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对于基层几乎放弃控制的时代，普遍的包税人制度下，其商业发展更是堪称狂飙恣意。

北宋 交子 辽宁省博物馆藏

进入明代后，也许是出于对元末乱象的警醒，明朝对于实物征收以及限制人口流动有着堪称信仰级别的偏执，更兼其失败的纸钞发行以及万历以前都没能理顺的钱-钞-银流通秩序，种种不利因素的合力下，明代前中期商品经济规模较之前代反而出现了萎缩。直至万历朝“一条鞭法”改革之后，明代的商品经济才真正繁荣了起来，在明王朝的最后七十年里，显现出一些白银帝国的气象。但是，终明一代，实物征收仍然占据着运河的绝大多数运力。

哪怕在“一条鞭法”实行之后的天启年间，明代实物漕运仍在300万石体量，此外还有作为正赋征收的2100万石米，430万石麦，以及大量的丝绵、麻布等纺织品。其中，仅苏州一府提供的漕粮就在70万石，而一石漕粮解运至京城，损耗和成本至少在3-4斗，也即损耗率在30%-40%，农民负担很重。正是在明代“务运本色”和“不得镯免”的税收方针指导下，大规模转向棉花种植的苏淞一带在明代中后期开始出现“江南重赋，买米纳粮”的情况。于是，尽管保障官船通行是运河第一要务，但米粮还是成为了第一样在江南运河上流通起来的大宗商品，本地棉布贸易与外来米粮贸易成为了当时最重要的民间贸易门类，也即“民必以花成布，以布贸银，以银粜米，辗转贸易，方能完纳”。

清雍正 明黄色缎绣彩云蝠金龙纹男棉龙袍
故宫博物院藏

进入清代之后，运河运力在官运与商运之间出现了重新分配。

宏观上，首先出现了长期和大规模的减税，并甫以蠲免制度。顺治元年，废除明末三饷加派及召买米豆。康熙五十一年，丁银税额固定，各省现行钱粮册内有名丁数永远作为定额，不再增减，是为所谓的“盛世滋丁，永不加赋”。雍正元年，推行“摊丁入亩”，把固定下来的丁税平均摊入田赋中，征收统一的地丁银，不再以人为对象征收丁税。其次，在明代赋役黄册的基础上，清朝修订《赋役全书》，并新编《漕运全书》，为国家的税收活动奠定准则，压缩地方肆意摊派的空间。第三，清朝税收遵循货币化原则，除却400万石漕粮，其他赋税几乎完全改为折银，顺治年间，征收结构就已经变成2100万两银和500万石米，而哪怕是漕粮，在康熙朝与乾隆朝也出现了蠲免。

在清代的税收体系下，理论上农民的负担将得到极大的减轻，并且运河运力也将获得巨大解放。但实际上，清代高度货币化的征收方式也为贪污提供了空间，尽管清代一再整饬吏治，但最终还是向官僚集团妥协，走上了“耗羡归公”，在禁止私收火耗的同时发放养廉银的道路。不过，苏州府一带本就要买米纳粮的农民们，相对于其他地区卖粮换银的农民还是得到了更多实惠，运河运力也确实得到了解放。清初，浒墅关过往船只转运的主要货物除了四川、湖广、江西米石和豫东豆产外，已经出现江广的桐油、药材、烟叶，海州、青州所产豆饼、腌猪等。

元 任仁发 大豆图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微观上，漕运队伍本身的商业化程度逐渐提高。明代与清代前期，漕运由专门的军事化管理队伍，也即运军承担，考虑到“官军运粮，远道勤劳，寒暑暴露，昼夜不息”的辛苦，以及运途中“ 有盘浅之费，粮耗米折，所司又责其赔补”的经济风险，明王朝开始允许运军在漕船上搭载私货，也即“土宜”。土宜的法定额度一直在逐渐提升，由弘治朝的每船10石，到嘉靖朝的40石，再到万历朝的60石，而超额部分一经查出即行罚没。但南北远途贸易的客观需求导致运军屡屡破禁，以至于影响到漕船运输，天启二年，工部尚书王佐直言：“漕之迟，迟在贸易”。

清代康熙年以后，随着运河运力的解放和雇佣关系的发展，运军裁撤，每艘漕船只保留两名官方管制的运丁作为监督，其余改用招募水手。同时，将明代土宜限额进一步提高，雍正七年，每船土宜升至100石，雍正八年，多由运丁充任的漕头、舵手每人允许多带3石，其余水手总共允许多带20石，至此单船土宜增至126石，达到船只运力的20%。而对于从京城回空南下的船只，康熙二十二年开始亦允许水手们“揽载货物家口”，并在乾隆三年、乾隆二十五年两次提升了免税货物的额度至84石。至此，清廷利用运河商业供养漕运队伍的目的基本达成，漕帮广泛地与商贾合作，成为了运河上最早的专业化物流队伍，成功促进了手工业品在运河沿岸的流通。

清乾隆 各色釉彩大瓶 故宫博物院藏

而清代为了标准化土宜搭载的管理，留下了完整的土宜分类与论石的标准档案，我们在康熙朝江南土宜清单中，已经可以看到48种纸张及纸制品、31种日用杂货、31种食品、16种竹木器、6种油料、4种糖制品、18种药材、6种酒、5种瓷器、5种铁器、7种棉布和4种绸缎。与之相对应的，是连片的手工业区，也即苏州府正在崛起中的121个市镇。

苏城十二路与帝国常关网：

从贸易江南到货通天下

至明崇祯年间，江南地区的商贸网络已经基本构建完成。其中以苏州府为核心有十二条主要商路，除苏州由四安至徽州府这一条是陆路以外，其余的十一条全部为水路，也全部借用江南运河水系作为物流干线。这十二条商道，打通了江南市场的内部循环与生产组织，服务的主要是棉布、米粮和丝绸三种大宗商品的贸易。

以苏州府由嘉兴府至上海县商路为例，该路走向为苏州府沿京杭运河南行50里至吴江县，再40里至平望驿（今平望镇），再30里至嘉兴府王江泾，再30里到嘉兴府后转而东折，经嘉善、平湖、枫泾、朱泾、松江、七宝最终抵达上海县。如果我们翻开地图，会发现这是一条V字型弯折线，并非苏州府至上海县的最短水路，但这条商道却串联起了江南地区的棉花与蚕丝产区、纺织业基地与苏州这个批发中心，原料、制成品与白银在三地之间流动，整个苏嘉湖与苏淞地区的纺织业便被盘活。除了供应江南，还得以沿着运河和长江覆盖湖广、江西、山东、京师等处。

而江南商品所能覆盖的范围，也就是明代主要的商业税征收机构——钞关设置的范围。终明一代，在直隶、山东、南直隶、湖广和江西设立了十五座钞关，其中两座位于淮河沿岸、四座位于长江中下游、九座位于大运河沿岸，而苏州的浒墅关，是全国税额最高的五大钞关之一，由户部直接派遣差官监管。

进入清代，伴随着国家领土的扩张以及对边疆地区控制力的大大加强，清廷治下的商道覆盖的远不止于中国的东部，钞关（清代改称“常关”）也从线状分布，发展成了一张巨大的商业税收网络。清代常关隶属于工部与户部两个系统，其中工部关15个，户部关35个，覆盖了运河、长江、淮河、珠江、沿海、内地和满蒙藏边地的广大范围，北至蒙地多伦诺尔（今多伦）、归化城（今呼和浩特）；西至康区打箭炉（今康定）；南至广州粤海关；东至满地宁古塔（今牡丹江宁安）、伯都讷（今松原）。

而支撑如此巨大的商业税收网络的，是其背后的远途商业网络，尤其是乾隆朝东西方向的边线（京师至伊犁与和田）、北线（临清至日喀则与察木多）、中线（苏州至打箭炉）和南线商道（广州至独山、大理与昆明）的贯通，使得运河沿线已经成熟的南北贸易借助晋商等商帮之力向西辐射万里，清代的京师、苏州、佛山、汉口作为“天下四聚”，经此四地批发的商品已经可以行销清帝国治下的上千万平方公里土地和三亿人口组成的巨大市场。而商品主产地运河和长江沿线的商业税规模也因此激增，仅从明朝保留至清朝的十个钞关，关税在乾隆年间即增长至了明代最高记录的六倍，其中的苏州浒墅关关税从年入8万两增至40万两，超越了明代时税收更高的崇文门和临清，成为了运河第一关。

浒墅关
清 王翚 康熙南巡图卷第七卷/无锡至苏州（局部） 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博物馆

千帆竞渡，驼马穿沙，苏州作为工商业城市最鼎盛的时期到来：府城内外崛起了一批超级市场，如金阊一代的棉布绸缎商号聚集区，枫桥的米豆商号集聚区，南濠的洋货与药材商号集聚区，齐门的木制品商号集聚区以及远郊浒墅的草编制品、盛泽的丝织品贸易集聚区等等。超级市场吸引了各地客商与手工业工人，统计现存碑刻遗存，乾隆时期苏州城内设立的行业公会、商帮会馆、同乡会馆和游宦公所不下162家，其中：商帮以江西、杭州、岭南、金华、宁波、陕西、山西、潮州、嘉应、三山、徽宁、武安和山东等地影响最大，远道商人还纷纷沿着运河设立自己的码头，如山西、陕西、河南等省商人便集资在苏州阊门外南濠设有北货码头80多座；而行业公会也多以同乡关系为纽带，汇集了来自长三角各地的工人，譬如仅织染加工当中的一道工序踹布业，便汇聚了踹坊450家和主要来自江宁一带的踹匠两万人。

踹布石 江宁织造博物馆藏 图源：方志江苏

工商并举，苏州府城百业兴盛，从传统的绸业、棉布棉花业、染料染业、粮食业；到日用必须的蜡烛业、凉席业、酒业、油漆漆器业、铜铁锡器业、烟草业、油盐糖杂货业、酱菜业、灯笼业、竹器业、柴炭业、皮货业、麻行、猪行、果品业；再到面向奢侈品市场的金银珠宝玉器业、衣服鞋帽手巾业、书画文化用品业、窑器瓷器业、南货业、洋货业、乐器店、扇子铺、花木业；进而到服务商贸活动的钱庄典当业、酒肆饮食业、医药业、船行、茶室、澡堂、客栈，各种行当中都产生了在全国享有盛名的字号。

清 王翚 康熙南巡图卷第七卷/无锡至苏州（局部） 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博物馆藏

在府城商贸加工与市镇手工业的共同滋养下，嘉庆年间，苏州府城人口达到百万，整个苏州府人口将近600万，直到上世纪90年代，苏州市常住人口规模才再次达到这一体量。

裁撤满城与总兵：

一座剥离军事功能的省城

有清一代，苏州为江苏省城，是江宁巡抚及后来的江苏巡抚衙门驻地，江苏按察使司与布政使司也在此驻节，这是自唐以后这座城市政治地位的一个高峰。然而，清代的苏州城在城市建设上却是一个完全的工商业城市，既没有形成集中连片的衙署区，也没有对交通具有强管制的军事区。这种城市功能的转变并非自然形成，而是清王朝人为剥离维护的结果，其中又以裁撤苏州满城和苏州总兵对城市布局的影响最为深远。

清初，为防御郑氏政权的进攻，苏淞两地是驻兵的重要节点，仅苏州府城即驻有江宁巡抚标下2000余人、苏州总兵标下1600余人，周围苏松常镇四府境内的23960名绿营兵也全部归巡抚节制。战事紧急之时，还会临时性进驻八旗军。

清同治元年 木“圆明园八旗枪营”合符 故宫博物院藏

顺治十四年，苏州总兵裁撤，隶属于府一级的兵营为之一空。顺治十六年，郑成功北伐，包围江宁。顺治十八年，宁海将军祖永烈率领汉军旗下官兵、军工匠役和家属共三万七千余人进驻苏州，是为苏州八旗驻防。雍正朝以前，驻防旗军并不另筑新城，而是会在驻地划定区域，迁移驻地百姓，在城内形成封闭独立的驻防军营，也即“满城”。依此成例，祖永烈也同样圈定了苏州满城范围：即娄门直至桃花坞宝城桥的大半个北城，唯独绕开了后板厂一带，因其地业主是于祖家有旧恩的前明兵备道李灌溪。而苏州将军府的选址，正是“胜甲吴下”的拙政园。

康熙元年，郑氏政权内讧，再无力进攻长江沿线。清廷评估苏州“地非岩疆，奸无窃发”，其面临的重大军事威胁已经解除，苏州驻防旗军遂在康熙三年撤防北归，苏州北城军事管制和交通管制解除，这才有了日后阊门、齐门等北城商业区形成的可能性。而江南一带仍保留了驻防旗军的江宁、京口和杭州，日后满城的规模将达到城区的五分之一至三分之一，在控制城区明御道等交通干线和运河主航道等主要水系的同时，还将在郊区设立旗地、炮场、马场、码头、船厂、水营，以维持后勤供应、防御体系和军事训练。此外，驻节于三城的非八旗系统的官衙也将向满城靠拢，在城内形成集中连片的衙署区。而三城的城乡发展，也就势必要为军政功能让路，无法如苏州府一般由工商业占尽交通之便，甚至行政功能还要反过来迁就工商业，向跨县的手工业区派遣协调机构了。

拙政园 图源：摄图网

一省省城之中的军政功能羸弱至此，当然是一种非常状态，倚仗的是清朝中央的刻意维持。康熙后期，两江总督邵穆布上书请求恢复苏州总兵，并在苏州设立京口水师营的军港，被康熙帝以“劳民”为由拒绝；乾隆初年，苏州府城驻军只剩巡抚标下500人，不但在全国省城里独树一帜，还远低于江南其他主要府城，但清廷仍然以“松江有提标，崇、狼有镇标，又有城守、太湖两营声势联络，抚标即此五百余名，不患其寡”为由，叫停了苏州增兵。苏州府城就在长期的和平发展中，成为了清帝国腹心一座不闻兵戈，但见繁花流彩的风流富贵之城。直至太平天国占领苏州之后，太平军才将苏州城各城门及附属的三关六码头再度要塞化，桃花坞一带也出现了集中连片的王府区，这座省城才终于看上去像一座省城了。

明人西山胜景合璧册-陈淳桃花坞图页 故宫博物院藏

清末，大运河与苏州城的命运再度共振，原本的帝国腹心成为前线。咸丰五年，黄河大溃北流，大运河淤塞，南北商道遭受重创。咸丰二年至咸丰五年，太平军四破汉口；咸丰七年，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咸丰十年，太平军攻陷苏州，英法联军攻陷京师；之后的四年之中，西北大乱，清朝东西向的远途贸易也遭遇沉重打击。待清政府重新收回苏州之时，湘军在苏州城设立的32处厘卡已经将本土产品在江苏省内的流通成本推高到了洋货的四倍，苏州府以手工业为基础的商贸走向衰落。

光绪三十二年，在清政府已经完全丧失抵抗经济侵略的能力后，由英国主导的沪宁铁路俢进了苏州，两年后，铁路全线通车。这条铮铮大道在苏州以西的路段，与大运河走向基本平行，穿过了锡常一带沿大运河形成的人口密集区，而在苏州境内的路段，非但完全不与运河重合，还与苏城当时的近代工业区南辕北辙。潮流浩荡，属于火轮与机车，长江与铁路的时代到来了，古城钟声回响，与汽笛的余音渐行渐远。

直至九十年后，沿着长江、铁路和公路，这座城市又诞生出了“张家港精神”、“昆山之路”和“园区经验”。当庇护她的运河已经无力为这座城市托底之后，这座城市却奇迹般地再度复兴，成为这个国家工业与贸易领域无法忽视的重镇。两千五百年世事变换，两千五百年桨声波影，这世上没有永恒的运河，但可以有比运河更加长久的风范与韧性。这种风范与韧性也许是至虚幻的，缥缈到一夕之间便可散尽；但也能是至坚实的，虽千回百转，千磨万击亦不能挫其锋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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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千帆逐浪银潮来——辉煌灿烂的“第一商都”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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