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城市到乡野，我们的公共艺术介入能否避免“游乐园模式”？｜新批评

都市更新并不是由精品时尚店铺、咖啡店、酒吧餐饮和奢侈品牌商店的多少决定的，未来的街区能否真正成为一个充满活力、公正合理的空间，如何持续用我们的文化叙事来建构城市的精神与品格，如何深耕于我们文化的土壤而使之长久且良性发展，这才是我们要思索的议题。

当下，我们需要怎样的公共艺术？

— 文化观察 —

从城市到乡野，

公共艺术的几种衍生态

文 / 林霖

如今，对公共艺术的观念早已不是将一座雕塑摆放到公共空间里那么单纯；今天的公共空间朝向复合型发展，对公共艺术的定义也必然是基于复合型业态结构之上的要求。比如，从去年开始，上海提出“美术新空间”的概念，并于今年5月正式挂牌了15家“美术新空间”——“美术新空间”比起传统美术馆、博物馆机构的定位更亲民，因为主打“无墙”以及社会美育的概念；也区别于传统的美术馆、博物馆、展览馆、画廊等展示空间，“美术新空间”指在室内或户外的特定空间内，经常性向社会公开陈列展示视觉艺术作品的非营利性场所，包括但不限于商业综合体内、办公楼宇内、产业园区内、已改造的老厂房内、众创空间内、机场候机楼内、旅游景区内、游船内、邮轮内的展览空间。

▲15家“美术新空间”中的地铁美术新空间、今潮8弄

诸如“美术新空间”这类公共空间其实一般都是发生在大城市，是大城市特有的艺术业态。而在广袤的乡村，则多表现为主题性策展的“大地艺术节”模式，艺术品多以“外来者”身份介入。所以两者分别有“艺术介入街区改造/城市更新”和“艺术介入乡村”两种议题，虽两者皆早已不是新鲜议题，但因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冒出许多的问题，引发争议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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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城市而言，在新千年以来持续至今的城市更新进程中，有很多老房子、老街区被拆迁或者整修，原区域重新对外开放后虽然是“崭新”的面貌，但我们往往会觉得有点“割裂”——既没有对往昔在地文化的记忆，也看不到未来将走向何方，有的只是永恒的“现在”——膨胀的消费主义所营造的一个个游乐园式的景观。景观不关心在哪里，景观只关心资本本身。

但我们的公共艺术项目也好，城市更新也好，街区和老洋房改造也好，归根结底并非硬件的搭建，而在于讲述我们文化的故事，讲述城市的记忆，这便是文明基业的意义。当然，对历史文化资源的深耕与活化转译从来都不容易，文化事业本就是“百年树人”，更何况从现实层面来说也是需要有足够的资金去扶持。然而仅靠资金驱动也是不够的，我们见过荣宅、张园这类的改造案例，因国际奢饰品牌的赞助而让老房子、老里弄们得以有机会焕然一新，据说修缮与改建也是遵循了高难度老建筑改造的规范。但“如旧”的外表和璀璨奢华的内饰反差极大，尤其是品牌LOGO醒目地悬挂于建筑主立面，总令人觉得隔阂。

▲ 伦敦国王十字区旧工业改造项目曾引发当地居民关于城市更新“士绅化”讨论

改造后的老式里弄或许就摇身一变而成为“游乐园”化的新街区，高端餐饮、精品咖啡、时尚品牌纷纷入驻，社交网络也源源不断炮制着光鲜明亮的打卡元素；而那些原生社区的活力、在地文化的根基则被抹去。这一场场润物细无声又摧枯拉朽的都市更新早在近二十年就在西方社会上演过——这一进程被称为“士绅化”（gentrification）——那是在新自由主义裹挟下的都市更新，更注重资本需求和财富扩张胜过居民的福利。因为我们都知道，都市更新并不是由精品时尚店铺、咖啡店、酒吧餐饮和奢侈品牌商店的多少决定的，未来的街区能否真正成为一个充满活力、公正合理的空间，如何持续用我们的文化叙事来建构城市的精神与品格，如何深耕于我们文化的土壤而使之长久且良性发展，这才是我们要思索的议题。从这个意义来说，笔者认为艺术介入社区是一种积极的推动作用。它们如同一个个细胞，构筑了城市的肌理和血脉。

这或许启引我们一个思考：当下，我们需要怎样的公共艺术？

虽然这不是一个有标准答案的设问，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我们需要的是开放式的公共空间，是共生的人地关系；而不是游乐园式封闭空间（而后者往往打着艺术更新街区之名）。而在近期余德耀美术馆入驻蟠龙古镇的案例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举措所带来的积极的、可持续发展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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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余德耀美术馆（YUZM）成立的第十年，启动转型，离开了西岸艺术家而选择入驻青浦的蟠龙古镇。看起来，美术馆的实体场馆面积比之西岸馆大幅缩水，但是却将美术馆的功能延伸至更广阔的公共空间领域，从白盒子走到户外，积极发挥美术馆的主观能动性，不失为一个令人惊喜的转型。接替父亲余德耀先生事业的余至柔女士带领团队进入了美术馆事业的2.0时代，并启动第二阶段的战略规划——“流动的美术馆（Yuz Flow）”，逐步将其整体布局从“白盒子”模式转为“卫星网络”，让艺术深入社区，走向公众，创造艺术机构与社区生活的新联动。余至柔曾在采访中表示，她和团队打造的美术馆希望能主动走进老百姓的社区，和他们互相认识，看看会不会有新的联动产生。另一方面，她也坦言要适应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在思考以怎样的方式，让年轻人觉得在美术馆看艺术展可以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美术馆也尝试了很多方法，如今在古镇里的一栋老建筑“雪竹轩”也被改造用作展厅，免费对公众开放，据悉，每日参观人数可达2000人次，远超参观美术馆的人数。那么，这种“流动”就成功了。

此外，“流动的美术馆”也是一种推广美术馆的藏品的方式，透过这一概念，不仅仅是艺术联动社区，从专业运营的角度来说，余德耀美术馆也能够和东南亚的艺术机构产生联系，把本土艺术家的作品推广流动出去，也有对方的好的作品和艺术家流动进来。

余德耀美术馆与蟠龙古镇的联动合作不禁让人联想到大地艺术节的运营模式。因蟠龙古镇的历史可追溯至隋代仁寿年间，这里水网密布，交通发达，曾是布匹和稻米的集散地，历史上几经战乱，日渐衰落。如今经过多年改造，以蟠龙天地之名重新唤醒古镇。而中国的大地艺术节团队迄今选择落地的两处乡村：景德镇浮梁和佛山南海，也都是有着悠久人文底蕴的村庄，大地艺术节团队选择这两处村庄也是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有这样的历史悠久、颇有文化底蕴和人文习俗的村子；而此二处可能很多人先前并不知道，但会因为有大地艺术节前去打卡、参观，而后了解到这个村子有那么多的故事。那么，对当地村民的聆听、看见、学习、共生，这才是公共艺术应有的良性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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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我们也见过热土之下的急功近利的模式，如引发争议的碧山社项目，被质疑以情怀之名实为精英主义牟利的争议（详见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周韵《谁的乡村，谁的共同体？——品味，区隔与碧山计划》一文）；还有杭州青山村的“在青山群响艺术季”项目也招致长期跟踪项目的业内人士撰文批评直言“介入者们的尴尬”；阿那亚艺术社区已是成功案例，但也属于房地产属地内特地打造的“景观”，并不具备“流动性”……如此种种，艺术乡建曾经描绘的壮志凌云的蓝图，因现实的种种骨感，很多处于尴尬而无以为继或背离初心的境地。

▲ 在青山群响艺术季

不过，艺术在很多时候确实是诗意和浪漫化的比拟，是一种精神的输出。我们必须承认也必须捍卫这一点。但现今很多时候，艺术成为一种修辞，以及，愈来愈尴尬的地位在于提出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比如，我关心的是，这样的一个当代艺术展设在当地，当地居民反馈如何？对当地的生态及经济是否有实质性推动？这番追问看起来似乎太过某种正确，但是——别忘了，是这场展览的定位和策展基调首先拔高到一个人类历史发展和生存的问题。

在迄今的人类历史都是被从乡村到城市的运动所定义，所以乡村并不是作为一种抽象的情怀而存在，也不应是“落后”“淘汰”的代名词。世界文明史，一大半属于农耕文明，中国的农耕文明更源远流长。曾经，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乡镇人口借着教育和工作大量移向城市，并由此带来了大量民宅空置、留守儿童缺乏关怀、当地人口老龄化严重（农村成了老人村）等问题；不仅如此，还曾经因年轻人的外流，大量农田耕地随之闲置，今日中国也早已不是昔日农耕时代；乡村的原始风景必然也是逐渐被新的景观取代。在此种状况下，党的十九大之后，乡村振兴成为建设美丽中国、表达文化自信、展现大国魅力的重要途径，并已在“十三五”期间取得卓著效果。基于此，乡村振兴、艺术介入乡村都是顺势而为。艺术展览介入乡村带动了旅游业以及与之相关产业链的发展，对当地经济的发展、文化形象的提升、文化品牌的塑造具有促进作用，对村民来说也是一个能培养“文化自信”的好途径。

但是，通过艺术展览振兴乡村只能是一种可行的方向，在当下还不具有普遍性。因为在偌大的中国，乡村、古镇并不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而是若干个在文化结构、生活方式、地理生态上具有差异性的个体。同样的，这种模式也不应成为一种噱头，也不是为了立竿见影的某种“政绩”，而是一种积极主动解决一定社会问题的态度和实践，并将我们所面临的时代问题纳入关注和研究的视野，并非就艺术谈艺术。

▲ 马岩松《萤》、郭达麟《虫洞》

南海大地艺术节

我觉得可以在此引用一段德国学者鲍里斯·格罗伊斯在《艺术力》中《旅游复制时代的城市》章节中提到的观点：“城市将自己呈现为乌托邦与敌托邦（dystopia）的混合，而毋庸置疑，现代主义珍视并为之欢呼雀跃的正是城市敌托邦的侧面——颓废、危险以及无法消释的诡异氛围。如此昙花一现却又永恒的都市景观经常成为文学和电影的表现对象……不过，乌托邦冲动和对理想城市的寻求在现代已经变得越来越微弱，并逐渐被对旅游业的着迷所取代。……借助于将城市外空间重新置入全球化空间的拓扑之中，全球化和流动性从根本上对城市的乌托邦特点提出了质疑。在对全球化世界的反思中，麦克卢汉曾创造了‘地球村’（global village），而不是全球城市这个词，这不是偶然。对游客和移民来说，城市矗立于其中的乡间再次成为关键问题。”在当代全球一体化的时代，乡村或城市本身都在经历着变化以及一定程度上的换位思考。

▲ 阿那亚戏剧节、海浪电影周 / 官方图

行文至此，有一个逻辑关系我们还未突出：即，我们谈论大地艺术节和市郊的乡村、园区改造和发展，最终是为了让我们的城市和公共空间得以更为良性地发展，因为很多实行的经验可以回馈于城市，避免城市建设因开放成熟而可能划入的经验主义窠臼。这一点在全球一体化的当下，一些矛盾和尖锐的冲突其实很明显，比如很多时候为了地区发展和经济开发，一些曾经的公共空间被作为“交换”的砝码而失去了公共性，成为一个可以获利发展的空间，于是，一个个公共空间成为了商场、购物中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会觉得大城市越来越千篇一律的原因所在。当然我们也不能一律盖帽将之归咎消费主义惹的祸，这个问题背后牵涉的因素很多也很复杂，并非本文篇幅所能详述，在此按下不表。相比大城市的同质化，市郊、乡村倒是保留较好的地方文化、风俗和生活习惯，很多地方也在努力在保留自身文化的同时开发旅游经济、打造文创产业，这还是可以有很多的探索和发展的空间。

我们再次回到本文的开头：我们需要怎样的公共艺术？不是单独一件雕塑，不是一场众星捧月的项目，而是能激活当地的传统文化，又能让当代人说出当下的故事、发出必要的声音。而无论是发生在城市还是乡村，公共艺术的确有多种不同的业态结构，还是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调动尽可能多的主观能动性去拓展属于当代中国气象的公共艺术形态。

原标题：《从城市到乡野，我们的公共艺术介入能否避免“游乐园模式”？｜新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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