坂本龙一：到了时间你就一定要上场，人生就是这样

在小学填写志愿时，别人都有明确的梦想，他却完全不知道要写点什么，他没办法想象自己变成某种固定的身份。

“就连自己喜欢吃的东西，都一直在变……有时候会觉得自己怎么那么奇怪啊。”他对Lens回忆道。

他在幼儿园里接触了钢琴，而母亲多半是为了维持一种阶层身份，才为他请了一位钢琴老师。

坂本龙一也不是很喜欢弹琴。幸亏钢琴老师慧眼识珠，一再说服他们坚持下去。

从中学到大学，坂本龙一都觉得自己未必要做和音乐有关的事。他兴趣广泛又不确定。他也拒绝确定。

他逃课，自己编写前卫戏剧，泡电影院，交女朋友，走遍新宿的爵士咖啡馆，看那些搞学生运动的人，跟着他们去示威游行，跟着语文老师读诸如《精神现象学》这样严肃的书，也读安部公房和大江健三郎等人的小说。

十几年后，成为流行偶像的他，和日本最重要的一些哲学家做对谈。他还想过：如果退出音乐界，就一个人躲到山里去读书。

同很多年轻人一样，他激进而冲动，反对很多事情。即使今天他爱上了那些曾经反对的东西，他也坚持认同：“年轻人总是对的”。

“我一直都很迷茫啊。就像我做音乐的时候也一直在犹豫，到底是用这个声音好，还是那个声音好。最后到底用哪个音，时常难以抉择。”他对Lens说道。

其实，他那时的人生，已经被一些音乐的线索深深牵引着……

他考上了音乐学院，却厌恶那里富家子弟浮华虚伪的气息，他和美术学院的人混得更密切一些，在那些没有专门学过音乐的人中间，他反而感受到了对摇滚、对现代音乐的爱。他这个科班分子，成了那个团伙里特殊的一个，被他们戏称为“教授”。

但“教授”大三时就结了婚，为了赚生活费，打过很多工，音乐只是他比较方便的赚钱手段。他还是无法想象自己应该是什么样的身份，就去读硕士，但他也不怎么去学校，学位证后来都不知道丢哪去了。交的毕业作品，导师也不满意。很多年后，他成名了，学校又把他的作品翻了出来。

工作经常干得通宵达旦，直到他在一种虚无中感受到一种严肃的创作冲动，他就利用收工后的时间，躲在逼仄的小屋里，完成了一张专辑。那一年，他26岁。

“给自己一个deadline是很重要的。不管自己有多么不安，多么紧张，但是到了那个时候你就一定要上场。人生大抵都是这样吧。”他对Lens说，“也正是因为有这些时间节点，可以让我结束了一份工作以后，换一种心情投入到另一份工作里去。”

同时期，他和高桥幸宏、细野晴臣组成了电子乐队YMO（“黄色魔力乐队”）。他们赶上了日本在80年代变得富裕和引领潮流的时期，一走上国际舞台，就被视为日本文化的一种代表。当然，这些都是事后总结出来的，当时，他们只是不想变成那种圈起山头做大王的老式音乐人，他们有很多自己的想法要去尝试。

最初的一年，他们在日本国内少人问津。

他们是先在世界巡演时红了，回到日本才被当做文化英雄。但这种意外成名，却让坂本龙一又一次不知所措。

他揣摩自己如果去写小说或是拍电影也是可以的。

别人眼中，他正居于偶像巨星的顶峰，实际上，他自己还在盘旋，还在悬而未决，还在苦熬。

尤其是三个有才华的伙伴，都开始考虑自己的个性时，这种组合就仿佛一个“监狱”。

1983年，乐队解散。

高桥幸宏后来和很多音乐人都合作过，包括给山本耀司操刀的歌曲。细野晴臣也进入了电影配乐，最新一部作品是《小偷家族》。

回忆中学时参加学生运动，坂本龙一说是因为觉得那样比较酷。

在1984年的记录片《东京旋律》中，他说自己很悲观，因为年轻人不再抗争了。现在，他仍然认为自己是一个悲观主义者。福岛核辐射之后，他很高兴地看到日本人又走上街头抗议，但过了几年又消失了。

“现在，少部分日本年轻人还会追求精神上的东西，但绝大部分年轻人更关注时尚，音乐也已经演变成时尚的一种类型。”

“现在的年轻人好像都不愿意再去关注那些沉重的话题了……真的好悲哀呀。”他对Lens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