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春秋︱上海银行公会选址与建楼事略

1915年7月，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张嘉璈及其周围人物主导形成的金融界午餐会应是上海银行公会的雏形。据张嘉璈回忆，自就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后，他就开始与金融界人士交往。在1915年的新春宴会上，他结识了浙江地方实业银行副经理李馥荪、浙江兴业银行常务董事蒋抑卮、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叶揆初。同年3月，经杨廷栋介绍认识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经理陈光甫，8月，又经人介绍认识了交通银行经理钱新之。张、李、蒋、叶、陈、钱……他们每日中午聚餐，互相交流信息和交换意见，促成了不少实事。这个团体后来发展成为上海银行公会。徐寄庼在《希望民国十年之银行公会》一文中评价：午餐会互相接近的那段时期是上海银行公会的“精神结合时代”。

成立银行公会

“银行公会”这一称呼自午餐会后已经出现，为什么迟迟没有正式成立？其中有几个原因，作为一个金融行业团体首先必须合法，那时北洋政府没有相关的法律条文允许组织金融行业团体。直到1916年北洋政府财政部颁布《银行公会章程》，参加聚餐会的代表才开始商讨正式组织公会；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适当的会所，没有会所就无法聚会，无法聚会就无法议事，无法议事就无法办公，这一阶段银行公会是假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为会所，因此正式成立银行公会的事悬而未决。

1917年9月，庄得之介绍了香港路一处房产。庄得之是盛宣怀夫人庄氏的兄弟，当过买办，是上海银行的大股东，得知银行公会正在选办公场地，于是向银行公会推荐。香港路这一处房产占地1.5亩，有两栋洋房，洋房后有一块空地。房主索价银规元五千两，地皮索价5.25万两，几番协商，地皮不还价，房屋还至三千五百两。两项合计5.60万两。银行公会开了几次会，商量此事，但还是拿不定主意，几次三番后，发函请示已调往北京中国银行总行担任副总裁的张嘉璈。张嘉璈复函：“会议妥协，弟自然赞成……。诸公如不嫌香港路偏僻，自无庸议。不必再彼此函商，即行定议，以免久延。”得到张嘉璈的回复，各银行垫款买下香港路3号、4号两栋洋房作为会所，全部办妥手续，已是1918年春了。从上海银行公会留下当时买卖房产的文献看，银行公会方面颇为得意，其中有一段描绘：“香港路闹中取静,树木葱茏,空气充足,并说洋房后面有一空地或作打球之用。”可见香港路会所的宁谧幽静、环境优美。银行公会对两栋洋房略为扩充和装修，择日进驻办公。

财政部《银行公会章程》颁布和会所已定，万事俱备，只欠东风。1918年7月8日，上海银行公会正式成立，除中国、交通、浙江兴业、浙江地方实业、上海商业储蓄、盐业、中孚七行外，聚兴诚、四明、中华、广东、金城五行次第加入，会员银行达十二家。各行代表议定了 《上海银行公会章程》53条，并按照章程选举宋汉章、陶兰泉、盛竹书、倪远甫、李馥荪、陈光甫、孙景西七人为董事，复由董事中互选宋汉章为会长，陈光甫为副会长，李馥荪为书记董事，呈报财政部及各官厅备案。同年10月19日，上海银行公会举行正式开幕典礼，当日 《申报》头版头条刊登大幅消息“银行公会今日开幕”。《银行周报》刊载了开幕盛况：

开幕典礼在香港路3号4号，屋内悬挂中外政商各界颂辞以及对联，屋后隙地搭盖五色彩绸天幔，门前高悬国徽。中午12时至下午2时接待外宾，下午2时至4时接待华宾。来宾中有财政部、农商部、江苏省、沪海道尹、警察厅的代表以及上海总商会会长；各国领事及商务参赞均派代表到会，各外国银行大班、各洋行大班、各钱庄、各公司经理、报馆记者多莅会参观。银行公会方面组织各银行经理作为招待员导引来宾参观并款以西点。香港路车马盈门，颇为热闹，来宾不下千人，可谓盛也。

位于香港路3、4号的上海银行公会成立之初的会所

原址重建新楼

今版《上海城区道路交通图》所指的香港路由江西中路至圆明园路，而1850年英国人辟筑这条路时，仅为四川路至虎丘路短短一段,并以英国人诺门名字命名。1865年,英租界当局竟傲慢地使用从清政府手中抢夺的香港这一地名，将诺门路改为香港路。

银行公会在香港路洋房办公约莫四五年，因为公会业务范围扩大，进驻人员增加，办公场地显得拥挤，于是有了重新选址建造新厦的打算。为选新址，银行公会1922年5月26至28日连续在《新闻报》上刊登购地通告：

本公会现拟购地建筑，如有现成房产亦愿购置，其地大小自一亩半至二亩半为度，至地段以北苏州路至三马路（今汉口路），黄浦滩（今中山东一路）至河南路之间为相宜。倘有此项地产愿出售，请开明详细情形，投函香港路四号本公会，如不合格，恕不奉复，此启。

购地通告刊登后半个月，应征者仅有三处，一是在黄浦滩即东亚银行旧址，计价六十万两；二是在博物院路（今虎丘路），共二亩五分余地，计价每亩五万两；三是在二马路（今九江路）与三马路，山西路与山东路之间，共四亩四分余地，计价二十四万两。于是，银行公会开会讨论。讨论结果认为：“地段均不适宜，而地价又昂。”于是，银行公会打消了另行觅地的念头，决议在现有地点香港路三号、四号重新翻造新楼。然而，为郑重起见，为使建筑完美，银行公会登报公开征求新楼设计方案。

从当年的档案材料看，银行公会已经在讨论，是请外国洋行设计大楼，还是请华人公司设计大楼问题了。当时大陆银行经理叶扶霄得此消息，会同浙江兴业银行副经理孙陈冕、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等联名书面提议, 会所兴建拟请华人建筑公司承建。此函仅数行,在此照录主要内容：

……查沪埠习惯巨室之建筑, 其打样包工每信托外人。今查华人之建筑公司亦复不少,本会之组织纯系华人,似宜信托华人,则公会之房屋如何打样、如何包工应注重于华人之建筑公司。敬具提倡之诚意即有造就之实力。每叹华人事业不易发展,其弊在信内之心不如仰外之切,敝行等有所感觉拟力矫此弊，敢贡一言,借供采纳,想本会同人皆明达者,必能赞助斯义……

叶扶霄、孙陈冕、陈光甫等人感叹中国人的事业不容易发展,问题症结在于中国人相信外国人的能力,而不信任自己的能力。因此，他们要 “力矫此弊”。

不久，银行公会开会讨论采纳了叶扶霄等人的书面提议，在20余家投标的中外建筑公司中，大胆选用东南建筑公司。东南建筑公司创于1921年春，全由华人华资设立，在承建上海银行公会大楼之前，设计并建筑了南京国立东南大学全部校舍，国立暨南学校之新校舍以及上海交通大学新屋。该公司中标后致上海银行公会函写道：“沪地建筑事业几乎完全掺于外人之手，而彼等所具学识亦并无特别优胜我国人之处，是以设此公司专谋以最上等之建筑学识贡献国人并免使建筑权利之外溢。”东南建筑公司也认为，我国的建筑事业掌握在外国人手中，为免使建筑权利之外溢，他们要为中国人争口气，奉献最上等的建筑学识于祖国。可见，当时无论是银行家，还是建筑师，爱国之心人人有之。

银行公会自1922年决议翻造会所，为筹措资金发行“上海银行公会房地产公债”，定额上海规元30万两，分作3000份。每份实收规元100两，利率按5厘计算，以新屋及地产作为担保，另订简章，并报预算。在房屋翻造的这段时间里，银行公会暂借交通银行空余的房屋办公，《银行周报》暂借中国银行旧址办公。至1925年7月银行公会新厦次第落成，办公人员迁回新屋。办公人员搬回新楼约莫半年后，于1926年2月17日才正式举行落成典礼。

1922年8月21日，陈光甫、徐寄庼、叶扶霄等具名的“请华人之建筑公司建筑大楼”的提议

九十多年过去了，事实证明，香港路的银行公会大楼无论是外观，还是内部配套设备的合理性以及坚固程度都不亚于外国人所设计的建筑。该楼已被上海市人民政府立为市级建筑保护单位，并作为“外滩源”保留建筑之一，为重现当年“金融之枢纽”的风采，各方正在积极酝酿筹建中国工商业博物馆（上海馆），发挥其爱国主义教育的功能。

（本文摘自2018年08期《档案春秋》，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