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的悖论》：爱如何成为问题的一部分

当下，我们似乎既生活在一个爱与情感枯竭的世界，但又仿佛时刻被关于爱的语言、形象、故事和想象所包裹。我们所面对的好似就是鲍德里亚在分析消费时代的图像以及商业符号时所指出的悖论：既真实又虚幻，如一个玻璃屋。关于爱的意象在当下似乎同样处在这一尴尬位置上，既让人着迷渴望，又是如此的遥不可及，而徒增伤感。帕斯卡尔·布吕克内的《爱的悖论》所关注的便是在现代社会文化中关于爱的思想、认识以及观念的流变，是一部关于爱的知识考古学，追溯过往，徘徊当下。通过旧时今日的比较，布吕克内指出自启蒙之后所创造的关于爱的话语以及围绕它而形成的一系列问题，最终让爱陷入悖论，并由此引出了一系列现代人所需要面对的顽疾，蔓延至今。

由于布吕克内在本书中讨论的内容十分庞杂多样，因此本文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对此进行讨论：一是启蒙运动所开启的关于爱的新的话语与观念；二是在此观念推动下，爱与性对于现代人的改造与规训；三是“以爱之名”而产生的从古至今的压迫。

一、启蒙之后的爱

兰波在19世纪说“爱需要被重新创造”，这一宣言自有渊源。从启蒙运动开始，随着中世纪神学遭遇挑战，基督教的权威被驱逐，人们对于爱的观点也在经历新一轮的重塑和建构。爱不是什么我们天生就有或是某种本质之物，它同样来源于社会、文化以及其他诸多因素合力的创造。因此，当一个新时代来临，随之一起登场的便是关于爱的新乌托邦。对于启蒙运动学者以及之后的继承人而言，他们“一直试图将爱放入自由解放的大事业中”，并且相信“爱与美德、肉体的快乐与精神的升华，是可以相容的”。这是对基督教禁欲思想的反叛。

对于爱的信仰并非完全来源于启蒙运动，在古希腊的哲学以及希伯来人的虔诚信仰中，有关爱的想象几乎从一开始就起步甚高。在柏拉图看来，爱是对于他那个完美“理式”世界的信仰，因此在《会饮篇》中，我们看到这一崇高的情感所能带来的对于存在于这一不完整世界中的人类的拯救；而于以色列信仰而言，爱是对于上帝绝对服从与追随，而也只有存在于这一关系中，拯救才是可能的。

这些诞生于古代的零碎且不时面临着压制的爱的思想，最终在经历漫长的中世纪后，重新被启蒙运动学者发现。他们相信“完美的爱情可以让人类自我超越”，在某种程度上，为了弥补被驱逐的神所留下的空位，“两个世纪的改革家们的雄心壮志是：使爱再生，从爱中再生”。正是在这一崭新的新信仰中，由启蒙运动学者从传统神学之下所剥离出来的脆弱且崭新的个体，有了一个新盼头：爱是我们新的救世主，而与旧救世主不同的是，这一“救世主”存在于我们自己心中。

就如我们都已经十分熟悉的，启蒙运动带来的最大收获是人与理性的发现。从此，一个有着理性的个体成为这个世界的主宰，存在于此，且完全能够根据自身的理性创造出一个不再屈服于神以及自然的全新人之社会。而在这一过程中，“爱的拯救与个人的解放是相辅相成的：从此，个体从集体中解放出来……心灵的法则高于宗族的法则，个人不再畏惧社群的压力”。布吕克内指出，“在初生资本主义的推动下，欧洲开始了一场情感革命”，而其特点便是传统由贵族以及特权阶级所掌控的“情感”权利开始为更多的个体——大众——所拥有，而在这个强调自由个体的社会中，爱成为实现这一理想的最佳助手。从此，爱与自由成为一枚硬币的两面，形影不离且彼此协助。

在这一看似完美的创造中，布吕克内发现了存在其中的问题，即存在于爱与自由各自个性中那些无法调和的冲突。“自由意味着独立（不屈服于任何一种权威）、时刻准备（对于各种机遇都持开放态度）、主权（将自己的快乐强加于他人）和责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然而，以上有三项不符合两人共同生活的关系”。即使启蒙运动创造了新的爱的观念，但传统已经累积于爱中的诸多思想并未就此被彻底清理。

因此，对启蒙之后参与建构爱的人们来说，他们同样生活在一个已经有太多关于爱的言说的世界中。关于爱的崇高以及对于人类的升华和拯救被启蒙继承且发扬光大，因此它让我们“热烈地去爱”，但另一方面——对于启蒙中刚刚获得清晰主体意识和地位的个体而言——“在保持自主权的前提下被爱……期望爱人双方拥有更多弹性空间，和谐共处”。

这一被布吕克内称作“相互矛盾的准则”将成为启蒙之后现代关于爱的观念中所存在的最大问题，而也因此就导致了现代式的爱之悖论——“如果爱的快乐就是失去自我，那么自我的快乐就是永不自失”；“于是现代爱人之间产生了这种可怕的关系：互相寻找，彼此逃避，一场交织着激情承诺和迅速抽身的芭蕾”。这便是解放以及爱的新代价。

个体的自由与自主性，爱所渴望与他者产生的亲密与联系，这一对关系的冲撞所促成的新型现代亲密方式中开始出现资本主义的特色，即某种形式的劳动力模式，为了得到自己所付出的自由与独立，而希望能获得与之相似甚至更大程度的回报。而也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之后爱与情感的商品化在现代社会的快速蔓延与发展。因此，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时，人们所要做出的选择以及由此建构的“现代的梦”成为两股张力，导致一个精神分裂时代的诞生（“它在宣扬快乐的同时保持怀疑，它认为个体与他人的关系是一种毒物癖的模式”）。

现代个人主义以及理性要求每个人做自己的主人，而爱告诉你，要对他人产生信仰，享受与他人相依为命的快乐。新的律令已经诞生，但它面目却又十分熟悉，因为“传统与现代将继续并存，就算有部分的改观，就算有暂时的美好，它们也将永远并存”，这是启蒙运动未曾想到的漏洞，由此导致旧日的蛇溜进了他们所创造和想象的新伊甸园中。而开始蓬勃生长的爱已经发出新的要求和命令。

布吕克内引用莫泊桑的短篇小说中一个将死老祖母对孙女所说的话来展现在启蒙之后的现代社会中，人们对爱情与婚姻看法的变化。老祖母的观点是“爱情与婚姻不是一个东西。人们结婚是为了组建家庭。家庭组成了社会，社会不能没有家庭……我们只能结一次婚，这是社会的要求。但是，在一生中，我们可以爱二十次，因为这是人的本性”。但在小孙女看来，“人只能爱一次，婚姻是神圣的”。祖孙两代对于爱情与婚姻的不同看法最终在现代融为一体，人们既“像少女一样，相信爱的婚姻”，也“像老妇人一样，顶礼激情，无论天长地久”。

“爱的婚姻”在基督教蜂蜜与大棒的双重作用下成为后世的传说，而即使启蒙运动都未能对此过分干涉，反而是由此改造了婚姻，而使得这一古老制度得以在现代延续且发展。但在启蒙之后的另一条道路上，“爱的婚姻”成为一个矛盾词组，因为曾经被压制的激情随着个人的解放而在此后成为爱中最为耀眼的明星。于是现在，激情“成为婚姻的基石”，但启蒙运动学者们对此的改造显然太过理想，而忽视了无法被约束和安定的激情对于一夫一妻制婚姻的威胁。因此为了于传统婚姻中容纳新的激情，被解放的诸如肉欲以及传统放荡淫秽的诉求开始“从妓院转移到夫妻的床榻上”。因此，“性被赋予了一项新使命：测量夫妻的幸福度”。曾经夫妻所涉及的是传宗接代的义务，而如今夫妻的义务在激情与性的要求下变成色情主义。

婚姻被要求容纳更多在启蒙之后被解放的“新神”，在其中爱、性以及激情都是必不可少的元素。因此，繁衍成了婚姻最边缘的功能，而容纳现代人性解放，对于快乐、冒险以及关于爱的诸多渴望成为婚姻无法摆脱的责任。“在本分的地方做疯狂的事，现代夫妻正具有这种模棱两可性：一面是传统保守的形象，一面是令人难以启齿的放荡”，各种夫妻间的新的性花样、换妻、群交……“你必须享乐”，这是融入婚姻之中的爱与性最新的律令。

当基督教把爱与性、以及婚姻相区别时，彼此的分离导致它们难以形成联盟。但随着爱与性、“激情和地久天长”，以及“水与火的组合”开始被人们诉求，于是随之诞生的便是一个新的现代性神话：“可持续的性关系”。于是性与欲望成为人们膜拜的新神，为了让爱与激情永不熄灭，欲望便必须好似永动机般不能停止。于是性再次成为人们关于爱以及自我和某种个体超越性体验的信仰之路。

布吕克内于现代发现的问题是，爱与性的泛滥最终并未带来它们的胜利，反而迅速地使其枯竭，走向失败。布吕克内说：“使我们受伤的不是心的干涩，而是心的潮湿，感情过剩”，即在爱与性的新律令中，人们重复关于爱的神话、关于情感的虔诚以及对于性的魔力的信仰，结果便是“爱产生了过度的野心”而“贪婪注定失败”。“现代的悲剧情节是爱死于自己的剑下，爱死于爱的胜利”，并且“这种悲惨更具隐秘性，它源于饱足，而非饥渴”。

这似乎是一个贪吃者的最终困境：他因为无法控制的疯狂进食，而最终导致自己的死亡；但另一方面他又必须不停地进食，因为这是来源于欲望和自我的要求。问题或许是出在这里：个体的神话在启蒙之后被一步步建成，而在这自信之中存在的孤独和恐慌又必须依靠其他力量的协助与疏导才能使自我得以继续生存，爱从一开始就承担了这一重任，于是人们渴望通过它得到拯救，得到通往启蒙所许诺的乌托邦的方便法门。而为了实现这一渴望，爱便施展自身的魔力，开始繁盛。这一扩张最终使其获得绝对的力量来要求和规训对其寄予厚望的人类。于是人们不停地在激情的引导下更换伴侣、不停地做爱、不停地欲望、新式禁欲主义以及阴茎崇拜……希望在这一永动中获得彻底的解放与自由，因为“性欲的反义词不是禁欲，而是对生命的厌倦”。

在这一律令下，现代人相信爱情又质疑爱情，对性充满渴望又恐惧性。性成为某种成功、荣耀、尊严和自信的来源，好像谁在床上最厉害，谁便是最完美之人。于是，你必须淫荡，而“淫荡，在昨天还是受到控制、受到禁止的，在今天却成了义务”。正是在这一不停的诉求中，亲密关系的悖论产生：“靠近只是便于更深的伤害”，因为我们把被爱者当做实现自我目的的工具，而这一想法直接违背了康德的伦理要求。

关于爱的话语、亲密的关系以及由此所建构的现代婚姻和家庭等，已经无法容纳它们的飞速繁衍，而开始向现代社会公共领域蔓延，如经济与政治。而它们并非新时代的创造物，而是旧时宗教与爱的意识形态的新一轮扩张、融合与改造。

“早在莫斯科进行的审判之前，基督教（至少是其罗马版本）就已经发明以爱的名义进行压迫”，布吕克内指出。基督教继承了古典时代的思想，对于不完美世俗的鄙夷以及对于上帝世界的渴望，围绕此他们区分了两种爱：“人类的爱，它其实是一个圈套，因为它给必死之人以永恒性的幻觉；另一种，也是唯一真实的一种爱是神圣之爱”，而只有后者——在基督教看来并且也一直于几个世纪中严格地追求着——是人们应当信仰的。

随着基督教于公元4世纪被罗马帝国定义为国教，他们一直以来所坚持和守护的真理最终得到承认，而成了新的权力。布吕克内在此说，“爱掌握的权力。严格意义上来说：掌权的不是爱的面具或者影子，而是既崇高又令人憎恶的爱本身”。因此当曾经的受害者变成今日的掌权者时，便轮到他们去迫害他人，而后者便是那些不相信真理以及敌基督者。因此，为了彻底地遵循上帝的教诲，为了拯救这些不信者于尘世的苦海，基督教开始“为爱而杀”。迫害甚至杀害他们的原因是为了拯救他们的灵魂，是因为对他们的爱。“如果所有人都是我的教友，我就应该让他们也进入这个大家庭；他们的背离是错误的，我应该为了他们好而去惩戒他们”。这便是基督教的罪行：己所欲，施于人。

圣奥古斯丁对此有过直白的解释：“有一种非正义的迫害，也就是异教徒对基督教会的迫害；还有一种正义的迫害，即基督教会对异教徒的迫害……教会以爱进行迫害，异教徒是以残酷……教会迫害它的敌人，追捕他们，直到逮住他们，消灭他们的高傲和虚荣，从而让他们享受到真理的恩德……教会以其爱德而致力于让他们从迷失中走出，防止他们死去”。

爱的神话赋予了暴力以正义之名，因此随着启蒙之后，爱与宗教的分离也就是为了“拔去它的牙齿”，并且在这一强调个性与多元化的现代社会中，布吕克内进一步强调，“一个巨大的信仰越是分化，它越是客气，越能够怀疑和自省”。启蒙运动领袖之一的伏尔泰也曾指出，“只有一种宗教的地方便有暴政；两种的时候是宗教战争，而如果有了许多种，自由就来了”。

“因爱得救”的观念在如今依旧流传而蔓延着，人们对于爱的创造性与“改造能力”的坚信使得旧日的阴影始终存在。而爱在此扮演的角色也显露出了它的另一面让人更加不安的模样。

四、结语

“人类的未完成状态是无尽动荡的起源，它是让人类灵魂降落到谷底，同时也让它走向伟大的抬升动力，因为他让每个人都有了改善的可能”。正是在这样的“未完成”的不完美状态中，爱的局限才得以体现。

而它首先体现在其于公共领域中的有限度性。布吕克内指出，“爱的意识形态作为民主时代一切不确定从属关系的隐喻，它不能取代政治意识形态”。但在今日，政治家“不再是领导人民，而是哄骗他们，抚慰他们”，他们利用“亲密关系、用亲子式的吸引和他们连在一起”，由此导致政治智慧的衰落，而导致现代一系列问题的产生。

在启蒙之后，个人希望用爱来获得生命的升华，集体则希望用它来获得凝聚力，一些意识形态则希望借助它来打开进入乌托邦世界的大门……但“我们生活在一种情感和情欲双重下流的时代”，因此为了避免这一现象的不可挽回，布吕克内提倡需要“在一定的自知之下维持情感秩序，而不是将后者与一切混为一谈”，即把爱与情感从那些它们无能为力的地方收回来，而全心全意地“用在亲密关系里”，因为那些宣称的“爱国家、爱人民、爱被剥削者、爱人类，都太过华而不实，难不免令人怀疑会不会被挪作他用”。

布吕克内说，“爱曾被视作万能药；如今它已成为问题的一部分”，因此对其的重新反思和批判也就是必要的，而这也正是布吕克内这部精彩且深邃的著作所做的一次非凡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