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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歌舞伎演员为何钟爱中国的长袍马褂？

刘玲芳

2023-07-21 15:13

中国服之话

1900年代以后，即清末民初，中国人的服饰状况究竟如何呢？首先来简单介绍一下。

所谓“中国服”，是从清朝末年到民国，日本对中国人（无论男女老少）服饰的一种总称。清朝，男性的服饰主要分为朝服、官服、常服、便服等四种。当时，不管是统治阶层还是被统治阶层，中国男性在日常生活中最主要的穿着是长袍和马褂。

随着衰败的清王朝最终走向灭亡，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中国发生了一场巨大的政治变动，而社会也进入了一段混乱的时期，生活中人们的服饰也出现了各种混乱。目前，有关中国服饰史方面的研究认为，进入中华民国以后，除了传统的长袍马褂，还有中山装、西服，这三种是近代中国男性的主要服饰。其中，除了与政治相关的人士爱穿中山装，与银行金融、外资企业等相关的人士爱穿西服以外，中国绝大部分普通男性依旧习惯穿中式的长袍马褂。清朝及民国的男性中，一般像劳动者、道士、和尚等特定人群是不需要穿长袍马褂的。

特别是在当时无比崇尚西洋文化的社会风潮中，一部分身穿长袍马褂的中国知识分子特意标榜自己与西方文明绝缘，并一再强调中国文化的优越性，十分引人注目，而长袍马褂也成为他们特立独行的标志。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能成为日本人关注焦点的究竟是怎样一种中国服呢？接下来笔者将详细考察一番。

在第三章中已经详细论述过，有一些日本人曾关注并在日本介绍中国人的服饰文化。在中国人丰富多彩的服饰文化之中，一部分日本人对中国服表现出较大的兴趣，还有人专门研究中国服。代表则有：引领了当时“中国趣味”风潮的著名“中国通”井上红梅就曾写过《中国服之话》；另外，一本名为《有关中国服》（朱北樵撰）的著作也曾在日本出版。接下来，就以这两份资料为依据，来看看当时日本人所介绍的中国服究竟为何物。

首先，来看一下井上红梅介绍的中国服。在1921年出版的《中国风俗》（下卷）中收录了一篇题为《中国服之话》的文章。文章的前面插入了好几幅中国服的图片。这些图片一目了然，结合图片下面的详细说明，大致可以了解当时中国男性服饰的基本情况。比如，图1中右侧像连衣裙的衣服就是长袍；左上方的外套则是马褂，穿在长袍外面；左下方的称为裤，像长裤一样，是穿在长袍下的下半身贴身衣物。当然，关于马褂，井上也介绍过其他的类型。不过，一般来讲，当时中国男性的常服大致如图1所示，日本人亲自体验的中国服大多是这样的款式。

图1 中国服图解

接下来，再来介绍朱北樵笔下的中国服。1928年《有关中国服》作为东亚研究会举办的第24届东亚研究讲座的成果被出版成书。朱北樵先将中国服的种类以及名称翻译成了日文（见表1）。为了方便读者更好地理解，他甚至为每一种衣物都做了具体的说明。比如马褂，朱北樵解释“是一种为了方便骑马时穿着而刻意裁短”的衣服，“在外出时必须在长袍外穿上马褂方显礼仪”。接着他补充说明：“这马褂正好类似于日本的和服外褂。”而有关长袍，他又解说道：“是一种袍子或是叫长衣，在历史上它与马褂并列为礼服，在我们日本可以理解为素袍、直衣之类的衣服。”除了长袍马褂，中国人常常还会穿类似于西装马甲的衣服，它在中国北方被称作坎肩儿，而在南方被称作背心。这“是一种没有袖子的衣服，长度上比马褂要稍短一些，左右和上面左侧有时会带有像西装马甲那样的口袋”。

表1《有关中国服》中朱北樵译成日语的中国服装和面料

以上内容就是井上红梅和朱北樵面向日本人所介绍的中国服。由此可见,日本人所关注的中国服实际上是中国男性传统的服装，也就是长袍马褂。后来大多数日本人所穿着体验的也是这种中国传统的长袍马褂。因此，笔者在此提前申明：在本章中使用的“中国服”，具体就是指长袍马褂。

歌舞伎演员的中国服

日本报纸杂志上最初有关中国服的记载，是一篇关于某位歌舞伎演员身穿中国服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和热烈讨论的文章。1910年8月8日，《朝日新闻》刊登了一则艺能界的小道消息，称：“寿美藏近来只要进后台必然会身穿一袭中国服，并且将帽子压得低低的，这任谁看了也不会想到他居然是一名歌舞伎演员。”歌舞伎演员寿美藏在进后台时身穿中国服，反而让人料想不到他的身份。1913年6月21日，《读卖新闻》与《朝日新闻》同时报道了一则有关市村羽左卫门（第十五代）身穿中国服的消息。其具体内容是：负有“美男子”盛名、当红歌舞伎演员市村羽左卫门在台湾巡演结束后回到日本时居然从头到脚一副中国人的打扮。对于市村羽左卫门身穿中国服，这两家报纸分别报道：“宛若中国的贵公子一般”（《读卖新闻》），评论他是一副风流倜傥的样子；“周围的人都称赞说他太适合中国服了”（《朝日新闻》），记录了当时周围人的赞叹与欣赏。当然，拥有超群美貌的歌舞伎演员穿着外国人的服装这件事原本就容易成为报刊上吸引人眼球的话题。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服在当时的日本人看来的确是一种新鲜而又奇特的服装。因此，可以推测，对当时的普通日本人来说，中国服仍是一种遥不可及的存在。

1920年以后，报刊上关于歌舞伎演员身穿中国服的新闻报道越来越多。具体来说，1924年10月19日,《读卖新闻》和《朝日新闻》又同时刊登了一篇关于身穿中国服的歌舞伎演员的报道。这篇报道的主人公是歌舞伎演员市川左团次（第二代），内容是：左团次在完成中国东北、朝鲜的巡演之后访问了北京，最后居然穿着中国服回到了日本。《读卖新闻》的报道《昨晚欢迎会上一身中国服的左团次》的标题刻意选用了“中国服”一词来吸引读者；而《朝日新闻》甚至还刊载了一张市川左团次身穿中国服的照片（图2）。当然，这些都是报刊吸引读者的方法。据这两家报纸所说：左团次身上穿的中国服其实是梅兰芳所赠。这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呢？为实现日本歌舞伎的近代化做出了卓越贡献的著名歌舞伎演员市川左团次，与中国京剧的代表性人物梅兰芳之间究竟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梅兰芳又为何向左团次赠送中国服呢？

图2 中国服打扮的市川左团次

对于这整个经过，虽然以上两篇报道并未做详细解说，但从中也能窥探一二，更详细的说明可以参见《左团次艺谈》一书。接下来整理一下梅兰芳与左团次二人的关系。1924年，左团次一行在大连、奉天（现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地进行了巡回公演。据说，当时左团次最大的愿望就是可以与梅兰芳一起表演一台戏。然而遗憾的是，当时中国正值第二次直奉战争，因此左团次的愿望未能实现。不过之后，中日演艺界的两位标志性人物还是获得了机会相见。（市川左団次『左団次芸談』南光社、1936、159-160頁。）这件中国服正好弥补了两人未能同台演出的遗憾，同时也是中日交流、中日友好的象征。

另外，1926年，《电影与演艺》中“告别了不舍的舞台之后，演员的夏季家庭生活”栏目刊登了一张超人气歌舞伎演员市川松茑（第二代）一家的照片（图3、图4）。这张照片的标题是“终于穿上了梦寐以求的中国服开开心心的松茑父女俩”。照片中，市川松茑穿着中国男性的常服，即长袍外套了一件马褂；身旁依偎着一个八九岁模样的女孩，正是他的小女儿，穿着一身中国少女都爱的上衣下裳；而不远处正坐着穿和服的妻子。从照片看，全家人一副其乐融融的样子。不过，小女儿虽然穿上了一直嚷着想穿的中国服，可表情却有点凝固、不自然。由此可以看出，中国服已经逐渐渗透到了歌舞伎演员的日常生活中，甚至对其家人也产生了一些影响。

图3 身穿中国服的松茑父女

图3右边部分放大

在此笔者发现了一件很有趣的事：由于年代的不同，报刊上有关当红歌舞伎演员的报道也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差异。1910年代，市村羽左卫门的中国服不过被认为是新奇的外国人的服装罢了，而到了1924年，左团次的中国服却成了中日友好和交流的一种象征。当然，左团次的中国服也许只是一个特例，然而不难看出到1924年，日本人对中国服的新奇感逐渐消失不见了。换言之，对普通的日本人来说，中国服早已不是十多年前那种新奇的外国服饰了。而到了1926年，从市川松茑父女俩的事例来看，中国服甚至早已渗透到了歌舞伎演员的家庭生活之中。

不过话说回来，中国服为何在歌舞伎演员之中流行呢？从下面这则新闻报道中或许可以找到一丝线索。

1924年9月28日，《读卖新闻》中有一篇醒目的文章，名为《近来越来越引人注目的中国服的流行》。来看一下其中的一小段内容：

云吞呀，烧卖呀这些中华料理变得流行已经有些日子了。近来倒不是因为受到中国又爆发战争的刺激和影响，像中国的纹样图案、电影戏剧等也变得流行起来了，甚至还波及了我们的服饰生活。不仅仅是男性的服饰，就连女性的服饰中也能看到零零星星的中国文化的影响。不仅是日本，就连欧洲，和日本趣味相互融通交流的也是这中国趣味。

从这一段文字中大概可以推测出中国服流行的原因。这些原因之中，受日本社会环境的影响尤为重要。当时流行的“中国趣味”种类不少，不难推测中国服作为其中一种被当时的日本人欣然接受。不过，在此不可忽略中国戏剧的影响。也就是说,很有可能中国戏剧与中国服的流行其实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在当时的日本盛行中国戏剧之风究竟是怎样一种情形呢？

根据伴俊典的研究成果，1895年-1910年代，中国戏剧在日本的情况大致如下：大概是在甲午战争后，日本开始介绍中国的戏剧，面向一般读者的有关中国戏剧的翻译也开始出现在各大新闻报刊上，讲义录和戏剧史等作为专业资料相继出版，另外日本还广泛开展了各个主题的深入研究。（伴俊典「日本における中国戯曲受容の基礎的研究——江戸期から明治期を中心に」博士論文、早稲田大学、2015、17176頁。）即使1910年代以后，也仍出现了不少有关中国戏剧的文章。具体来说，有《中国戏剧的研究》（《中国与日本》第3期，1913）、《本乡座的中国戏剧〈复活〉》《本乡座的中国戏剧〈豹子头〉》（《歌舞伎》第175期，1915）、《有关中国戏剧》（《中国戏曲集》，1917）。

1919年可以说是真正掀起中国戏剧热之年。笔者推测大概因为那一年中国著名京剧大师梅兰芳第一次率领其艺术团抵达日本，在东京帝国剧场进行了一系列的公演。据说帝国剧场那时卖出的票价惊人，但依然场场爆满。当时，同月公演的日本戏剧的特等席中，歌舞伎座为4圆80钱，市村座为3圆50钱，明治座为2圆。而梅兰芳剧团的特等席为10圆。由此可见，当时梅兰芳剧团的表演在日本的票价之高！当时的观众席里不仅能看到谷崎润一郎和秋田雨雀等知名作家，还有花柳章太郎、市川左团次等演艺界人士。

那时，不仅报刊上突然出现大量跟梅兰芳相关的报道文章，而且，内藤湖南、狩野直喜、浜田青陵等十三名知名学者也分别撰写了自己的观后感，这些文章后来被编辑成《品梅记》出版。从这些现象中可得知梅兰芳艺术团当时在日本究竟受到了何种程度的欢迎。

1924年，梅兰芳艺术团再次东渡日本进行公演。1925年以后，中国的绿牡丹和小杨月楼等著名的戏剧演员陆续访日进行公演。如此一来，通过中日演艺界频繁地交流，更多的日本人获得了观看中国戏剧的机会，自然而然对中国文化更加亲近熟悉。除了大家关注的中国戏剧以外，在日本报刊刊登的照片里也能找到身穿中国服的中国戏剧演员的身影。而这些表演和照片应该给当时的日本读者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也就是说，中国戏剧热成为加速当时中国服流行的一个重要因素。

根据以上论述，大概在明治到大正时期，日本就出现了有关中国戏剧的研究和介绍，特别是在1895-1919年达到了一个小高潮，而1919年梅兰芳艺术团的访日公演与交流让中国戏剧热达到了顶峰。此后，也就是1920年代到1930年代，日本的中国戏剧热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经久不息。在中日戏剧界的交流过程中，歌舞伎演员们率先穿起了中国服，这成为当时各大报刊的热门话题。从1910年的市川寿美藏到1926年的市川松茑父女俩，中国服从一种新奇的外国人服装、报纸上吸引人眼球的话题逐渐演变成歌舞伎演员家庭生活里很普通的存在。歌舞伎演员们正是因为跟中国戏剧热直接相关，因此他们比其他日本人更早地与中国服建立了亲密的关系。英俊潇洒的年轻歌舞伎演员穿戴起异国的服饰，自然十分吸引普通人的眼球，不难想象，这让他们感到震惊的同时，也对他们的中国服印象产生了一些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