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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边疆移民的多元文化考察

2023-07-17 12:08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下文为《古代中国边疆移民的多元文化考察——以刘渊兴汉立国为例》，张晋著。摘自《宗教信仰与民族文化（第14辑）》，由何星亮主编，郭宏珍为执行主编。

古代中国边疆移民的多元文化考察

——以刘渊兴汉立国为例

张晋

匈奴是传统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蒙古草原的政治军事共同体，代表着草原游牧文化正式成为中华文明形成来源中的重要文化之一。因此，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故此学界关于匈奴的论著中佳作非常之多。从史书上记载匈奴的传记来看，冒顿无疑是使匈奴走进中国王朝正史的标杆性人物。那么匈奴历史人物中堪与冒顿相媲美的另一个杰出人物，应该是刘渊。刘渊是中国王朝正史给予书写立传的第一个匈奴人。刘渊著名于史的事件，是建立了具有开创性的政权“汉”国，这一创举拉开了北方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王朝政权的序幕。刘渊作为南匈奴单于一族的后裔，在起兵反晋之时，并没有把恢复匈奴政权模式作为目标，反而以复兴汉王朝为目标，选择建立中原王朝政治体系。通过传世的历史文献，查询其原因，显然不只是汉王朝国祚长久，天下民人心向往之，这么简单。“汉”国号可以招揽人心自然是历史事实，但这也只是历史表象。刘渊宗汉立国实质上是政治文化认同下，构建政治秩序行为正当性的显现。因为，不同地域下、不同政治文化氛围下的政治秩序形态是不同的。跨越地域边疆之后，政治文化会发生交汇融合。正如，拉铁摩尔所言，游牧民族深入中原之后，社会结构会向非游牧化转型。而在社会结构转型之后，不可能不影响到政治文化的认同，进而影响到政体的建设。这涉及南单于一族在南迁中原后，融入中原王朝政治秩序后的政治身份变化，刘渊本人的成长历程以及其的学识与交友圈，匈奴族裔对中原传统文化的吸收、借鉴等诸多因素。因此，刘渊借乱世以兴汉为名建立政权的动因是有研究价值的。所以，本文拟在充分借鉴前辈学人成果的基础上，以传统中国时代移民政治文化为视角，通过分析梳理史料，来探讨刘渊在八王之乱时期做出兴汉抉择的历史事实。

一超凡魅力型首领的多重政治身份

历史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人，刘渊作为本文主要的研究对象，其本人的出身、经历及所处的时代背景，无疑对本文的书写逻辑展开是至关重要的。同为南匈奴单于后裔的刘宣对刘渊的评价极高，将其品评为具有超凡魅力的首领。刘渊“姿器绝人，榦宇超世”，是常人所远远不及的，在匈奴上层贵族中，无人能出其右，故而其是复兴匈奴霸业的希望所在。

本文中的“‘超凡魅力’将用于指称个人的某种品质，而这是由于这种品质，他被看作不同寻常的人物，被认为具有超自然或超人的，至少是特别罕见的力量和素质。这些力量和素质为普通人不可企及，而且被认为出自神圣来源或者被当作楷模，在此基础上，有关的个人则被视为‘领袖’”。传统中国的正史中，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皇帝）为数并不少。西汉王朝的创立者刘邦无疑是其中之一。刘邦从出生之前起，就笼罩着神圣性，其母“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无独有偶，数百年后，宣称要兴复汉王朝的刘渊，其出生之前的神迹与刘邦出生前的神迹颇为相近，只是更加详细、丰富、精彩。

豹妻呼延氏，魏嘉平中祈子于龙门，俄而有一大鱼，顶有二角轩髻跃鳞而至祭所，久之乃去。巫觋皆异之，曰：“嘉祥也。”其夜梦旦所见鱼变为人，左手把一物，大如半鸡子，光景非常，授呼延氏，曰：“此是日精，服之生贵子。”寤而告豹，豹曰：“吉征也。吾昔从邯郸张冏母司徒氏相，云吾当有贵子孙，三世必大昌，仿像相符矣。”自是十三月而生元海，左手文有其名，遂以名焉。

《晋书卷一百一·刘元海载记》书影

清乾隆时期武英殿刊本

上述记载刘渊神迹的史料来源于大唐宰相房玄龄与中书侍郎褚遂良监修的《晋书》中。当时的皇帝唐太宗李世民亲自参与《晋书》的编撰工作，曾“自著宣、武二帝及陆机、王羲之四论，于是总题云御撰”。由此可知，《晋书》是可以代表唐太宗李世民的史观与价值评判尺度的。而刘渊出生前的神迹作为一种历史记忆被以书面化的形式呈现出来，不可能没有得到李世民的同意。在《晋书》中，刘渊因为“名犯高祖庙讳，故称其字焉”。因此，如果李世民不同意，关于刘渊出生神迹的历史记忆显然不会出现在《晋书》中。那么这段史料显然有其特殊的历史意义。与刘邦相对比，关于刘渊出生神迹的这段史料描述，是很典型的中原王朝创始之君受命于天的传说叙事模式。陈序经认为，“《史记》、《汉书》、《后汉书》记载匈奴风俗，没有述及匈奴妇女拜神祈子。这种传说当然是受汉族文化影响的结果”。刘母呼延氏一族是匈奴族群中仅次于单于孪鞮氏的贵族，而且“孪鞮氏单于世娶呼延等氏女为‘阏氏’”。而祈求神灵赐子是中原习俗，这意味着刘母呼延氏日常生活行为中已经打上了很深的中原文化烙印。刘父豹是南匈奴单于于扶罗之子。而刘豹言，有卦师给他算出，其当有优秀杰出的子孙，三代之内，必然会使刘家发达昌盛。这番言语，与中原的官宦之人已经没什么差别了。从春秋至汉魏，相人术已经成为构成社会精英文化的一部分，不只是问吉凶，对社会精英们来说，更关注的是前程如何。《三国志》转引《魏书》记载了魏武帝曹操少年时，被当时名士桥玄预测前程的往事。“太尉桥玄，世名知人，睹太祖而异之，曰：‘吾见天下名士多矣，未有若君者也！君善自持。吾老矣！愿以妻子为托。’由是声名益重。”曹操先祖父是宦官曹腾，而东汉王朝在经历党锢之祸后，宦官群体深受天下士人的鄙视。桥玄是当时名士，由其以善识人而誉满天下。因此，桥玄之言辞对曹操个人的发展前途影响极大。众所周知，于扶罗故去后，南单于位并非由其子继承。这样，刘豹看相的原因中，自然有其对前程忧虑感的存在。而相师之言给出了刘豹的希望在未来。那么，从出生之前起，刘渊身上就潜藏着多重文化的基因。而刘渊所属的南匈奴单于家族，在其出生前，由于不断地南迁，政治身份已然发生了大转变。

汉宣帝时期，匈奴政权五单于并立，相互厮杀。呼韩邪单于被其兄郅支单于击败。左伊秩訾王建议呼韩邪向汉王朝求助，“称臣入朝事汉”，只有这样才可以生存。呼韩邪思量再三，决定采纳左伊秩訾王的建议。汉宣帝大喜，对呼韩邪单于“宠以殊礼，位在诸侯王上，赞谒称臣而不名”。有了西汉王朝这样强大的后援，呼韩邪最终战胜了郅支单于，成为匈奴唯一的单于。汉元帝初年，在匈奴发生饥荒时，“汉诏云中、五原郡转谷二万斛以给焉”。此时，汉王朝与匈奴的关系由两强并立，转变为匈奴向汉王朝表示臣服。这样，匈奴单于的政治身份多了一重含义——汉王朝的属臣。在表示臣服后，匈奴单于往往会将自己的儿子送来做人质，纳质成为“边疆民族政权和西汉王朝保持藩属关系的重要保证之一”。

东汉王朝时期，匈奴彻底分为南北两部分。建武二十五年（49），匈奴“南单于复遣使诣阙，奉藩称臣，献国珍宝，求使者监护，遣侍卫子，修旧约”。建武二十六年（50），东汉王朝派遣中郎将段彬、副校尉王郁帮助南单于在五原郡西部塞八十里处，设立了单于庭。而这一行动正是应南单于请求“使者监护”而为之的。南单于庭在汉郡的设置，使东汉王朝对匈奴南单于具有了实质性的控制与管理。匈奴南单于的政治身份也在实际意义上变成东汉王朝的臣子，同时匈奴最高统治者的政治身份依然存在。此时，南单于的政治身份具有了双重性。

南匈奴内附后，东汉王朝掌控了南单于继任的话语权。中平五年（188），南匈奴内讧，羌渠单于被杀，匈奴国人不认同羌渠单于之子于扶罗继任单于位，另立单于。于扶罗赶到洛阳，向当时的皇帝汉灵帝申诉，请求得到支持与认可。此时的南单于几乎等同于中原王朝政府委任的封疆大吏，而这一现象有助于具备继承南单于资格者很好地融入王朝政府官僚群体之中。曹魏时期，刘豹被册封为匈奴左部帅之职。这一任命可以看作匈奴贵族正式开始融入中原政权体制的标志。南单于一族改姓刘氏，“大约始于曹魏时期”。而匈奴贵族要想真正融入中原政治秩序中，离不开对中原主流文化的学习。据《汉书·儒林列传》记载：“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学……悉令通孝经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学。”由此可知，早在汉光武帝时期，匈奴贵族子弟便已进入东汉王朝的最高学府太学学习儒家经典。所以，《晋书》中记载匈奴贵族大多通晓儒学是可信的——毕竟他们接触儒家经典有近200年的历史了。此时在魏晋做官的匈奴贵族已经深受政治精英文化的熏陶，故而会有刘豹找相师预测前程之事。

汉王朝自从汉武帝时起，便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意识形态来指导政府如何治理国家。孝道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东汉进入仕途的主要方式便是举孝廉。刘母亡故时，刘渊年方7岁，顿足捶胸，号啕大哭，“哀感旁邻，宗族部落咸共叹赏”。年纪幼小的刘渊便是至情至孝之人。此事，使得刘渊初次闻名于以司空太原王昶为首的一众名士圈中。刘渊自小好学，跟随上党崔游学习期间，于诗书经传，孙吴兵法，皆有所涉猎。其成年之后，文武双全，尤其武艺，“妙绝于众”。当时，“有屯留崔懿之、襄陵公师彧等，皆善相人，及见元海，惊而相谓曰：‘此人形貌非常，吾所未见也。’于是深相崇敬，推分结恩。太原王浑虚襟友之，命子济拜焉”。从这些史料记载的事件来看，青少年时期的刘渊便已经融入并州士人圈之中，而且颇具影响力，成为当时公认的、颇具潜力的政治精英。

因此，对于南迁中原的南匈奴单于一族来说，到了超凡魅力型首领刘渊的时代，他不再是具有自南匈奴单于因为移民中原，融入中原王朝政治秩序中的双重性政治身份，而是具有了多重政治身份：其一为继承南匈奴单于资格者；其二接任其父曾经担任的左部帅之职，为晋室臣子；其三为士人群体中的政治精英。

二支配权力角逐下的移民骑兵

魏元帝咸熙年间，刘渊以任子身份居住在京师洛阳，受到实际上掌控支配权力者晋王司马昭的赏识与优待。魏晋更迭之后，王浑多次极力向晋武帝司马炎推荐刘渊。

帝召与语，大悦之，谓王济曰：“刘元海容仪机鉴，虽由余、日无以加也。”济对曰：“元海仪容机鉴，实如圣旨，然其文武才干贤于二子远矣。陛下若任之以东南之事，吴会不足平也。”帝称善。孔恂、杨珧进曰：“臣观元海之才，当今惧其无比，陛下若轻其众，不足以成事；若假之权威，平吴之后，恐其不复北渡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任之以本部，臣窃为陛下寒心。若举天阻之固以资之，无乃不可乎！”帝默然。

通过这段史料可以得出，晋武帝司马炎很是赏识刘渊，认为其可以做晋室的由余与金日。与刘渊交好的王济认为，刘渊才华盖世，是不可多得的栋梁之臣，希望朝廷委以其重任。而在孔恂与杨珧看来，刘渊除了才华之外，还有一个隐藏着的政治身份，即潜在的支配权力竞争者。这一政治身份，对刘渊今后的个人发展以及传统中国历史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

“后秦凉覆没，帝畴咨将帅”，上党李憙时任司隶校尉乘此良机，继王济之后再次向司马炎推荐刘渊为将率兵平叛。李憙列举刘渊军事才能出众，同时麾下又有骁勇善战的匈奴骑兵，定能一举荡平秃发树机能的叛乱。面对李憙的力荐，孔恂再次极力阻止。在孔恂看来，刘渊的上述优势，却是对晋王朝最大的威胁。司马炎斟酌再三，决定弃用刘渊。刘渊仕途受阻，心灰意冷，对晋王朝已不抱希望。

后王弥从洛阳东归，元海饯弥于九曲之滨，泣谓弥曰：“王浑、李憙以乡曲见知，每相称达，谗间因之而进，深非吾愿，适足为害。吾本无宦情，惟足下明之。恐死洛阳，永与子别。”因慷慨嘘唏，纵酒长啸，声调亮然，坐者为之流涕。

晋室之齐王司马攸当时恰好在九曲，听闻刘渊与王弥及众宾客宴饮之事，派遣属下前去打探消息。并上书晋武帝司马炎，言辞间希望尽早除去刘渊，否则恐怕刘渊会割据并州一带。王浑听之进言，以己身力保刘渊。实则，司马攸的上书中，也不无合理之处。刘渊在并州一带的士人群体中，颇具威望，俨然稳居中心之位。刘渊在悲愤的自白中，也提及这一点，王浑、王济父子与李憙等人正是因为“乡曲”之谊，才力荐、力保刘渊的。同时，刘渊还具有常人无法企及的杰出才干，中原世家大族所没有的精锐骑兵。这几点优势确实不能不令人生畏惧之心。

众所周知，魏得国于汉，晋得国于魏。虽然，这三朝之间的轮换，形式上是以禅让制和平交接支配权力来完成的，但是，实际层面上却是由于强大武力致使支配权力发生流转的。东汉末年，曹丕如果没有手握重兵，如何能使汉献帝禅让江山？同理，司马炎如果不是有强大的军力，如何能替换魏帝？因此，极力阻止司马氏重用刘渊的诸臣，是在担心刘渊变成另一个曹操或司马懿。而这正是刘渊多重政治身份中隐性的政治身份——支配权力强有力的竞争者。

晋王朝建立后，“帝惩魏氏孤立之弊，故大封宗室，授以职任”。同时，司马炎设计司马氏宗室诸王可以有统兵权，“封诸王，以郡为国。邑二万户为大国，置上、中、下三军，兵五千人；万户为次国，置上军、下军，兵三千人；五千户为小国，置一军，兵五百人”。想以此来护卫晋朝皇帝对支配权力的永久掌控。

可惜，天不遂人愿，正是司马炎赋予宗室诸侯王的权力，致使西晋王朝变成了传统中国历史上的短命王朝之一。“帝疾笃，未有顾命。勋旧之臣多已物故”，在司马炎没有安排好后事即驾崩的情况下，西晋王朝外戚与宗室之间围绕谁来掌控支配权力展开了一连串的争夺。而围绕权力的角逐离不开强大武力的支撑。

从东汉王朝中后期时起，南迁中原的游牧移民部众成为帝国骑兵的主要兵员。东汉末年，政治秩序崩溃后，游牧移民骑兵更是成为军阀割据称雄的有力武器。袁绍起兵时，就把倚重游牧骑兵作为争霸天下的利器。“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曹操统一北方后，三郡乌桓成为其麾下的天下名骑。同时，析分南匈奴为五部，任命匈奴上层贵族分别担任部帅之职，其中刘渊父刘豹“为左部帅，部族最强”。这样做自然是为了更好地控制匈奴部众。

刘豹去世后，刘渊接任了左部帅之职。晋武帝太康末年，改任北部都尉。晋惠帝初年，再次改派，“以刘元海为离石将兵都尉”。周伟洲认为：“将兵都尉一职，不见记载，其在离石，且云‘将兵’，很可能是晋朝所派至离石领兵监督匈奴五部的职官。也就是说，此职有一定的实权，掌握一定的军队，非五部都尉的虚衔可比。”因此，史料上所说的，刘渊“明刑法，禁奸邪，轻财好施，推诚接物，五部俊杰无不至者。幽冀名儒，后门秀士，不远千里，亦皆游焉”。这样，游牧移民部众与幽、冀地区的儒生名士纷纷前来归附的盛况，最有可能发生。刘渊担任离石将兵都尉一职时期，也就是在担任将兵都尉期间，刘渊凭借个人才干，迅速积累了雄厚的政治资本。

晋惠帝外祖父杨骏以辅政之名，掌控支配权力时，任命刘渊为建威将军、五部大都督，并册封汉光乡侯的爵位，其目的自然是想拉拢刘渊为己所用。后因匈奴五部众中有人叛逃至塞外，刘渊被罢免官职。惠帝后贾氏联合楚王司马玮尽灭太后杨氏一族。这一宫廷政变引发了司马氏诸王内讧的八王之乱。成都王司马颖出镇邺郡，上表请封刘渊为“行宁朔将军，监五部军事”，以此招揽刘渊至麾下。由于刘渊文武兼备，才干冠绝于当世，因此成都王司马颖很是器重他，并委以重任。“自邺悬秉国政，事无大小，皆先关咨，以渊为太弟，屯骑校尉。”

当时，正值八王之乱高潮期，左国城以刘宣为首的匈奴贵族密谋，推举刘渊为大单于，认为“今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兴邦复业，此其时矣”，并派呼延攸前往邺郡，禀告刘渊。司马颖军政大事皆需刘渊谋划，因此刘渊暂时无法脱身回归左国城。只得命呼延攸先行返回，并转告刘宣，以声援司马颖为名召集匈奴五部及杂胡人马。

八王之乱后期，实质上争夺王朝支配权力的双方是成都王颖与东海王司马越。双方为了战胜对方，急需拥有压倒对方的武力，因此，自汉王朝时起，南迁中原的游牧移民便成为他们急需的强大后援。

司马越的弟弟并州刺史司马腾与幽州刺史王浚联兵进攻邺郡，王浚军中的乌桓、鲜卑骑兵尤其骁勇善战。面对乌桓、鲜卑骑兵快如疾风般的进攻，司马颖心生恐惧之感，竟意欲避之锋芒，弃城而逃。苦于困在邺郡不能脱身返还左国城的刘渊紧紧地抓住了这一良机，匈奴五部的精锐骑兵成为他名正言顺脱身的借口。

元海说颖曰：“今二镇跋扈，众余十万，恐非宿卫及近都士庶所能御之，请为殿下还说五部，以赴国难。”颖曰：“五部之众可保发已不？纵能发之，鲜卑、乌丸劲速如风云，何易可当邪？吾欲奉乘舆还洛阳，避其锋锐，徐传檄天下，以逆顺制之。君意何如？”元海曰：“殿下武皇帝之子，有殊勋于王室，威恩光洽，四海钦风，孰不思为殿下没命投躯者哉，何难发之有乎！王浚竖子，东嬴疏属，岂能与殿下争衡邪！殿下一发邺宫，示弱于人，洛阳可复至乎？纵达洛阳，威权不复在殿下也。纸檄尺书，谁为人奉之！且东胡之悍不逾五部，愿殿下勉抚士众，靖以镇之，当为殿下以二部摧东嬴，三部枭王浚，二竖之首可指日而悬矣。”颖悦，拜元海为北单于、参丞相军事。

《晋书卷一百一·刘元海载记》书影

清乾隆时期武英殿刊本

这样，刘渊口衔王命以正当身份返还了左国城。同时，通过上述史料，可以看出以下几点：司马颖与刘渊关系密切，刘渊是司马颖麾下极为重要的谋臣良将；司马氏诸王之间的内讧惨烈，兵强马壮成为掌控王朝支配权力的基础，南迁中原的游牧部族中“鲜卑、乌桓起兵所支持的是司马越，匈奴起兵所支持的是司马颖”。

而这些游牧移民部族骑兵深度参与司马氏诸王之间的混战，在客观上“促进了融合着游牧族群骑兵与农业社会官僚行政体系的国家的建立”。

三重构政治秩序的正当性

当年正是由于秦汉之际的中原战乱，“诸秦所徙适戍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随后冒顿又侵入燕、代之地，诱发了西汉王朝初期的边疆危机。同样，晋室的八王之乱使王朝政治秩序崩溃，整个北方陷入了刀兵战火之中。

刘渊回归左国城之后，在以刘宣为首的匈奴贵族的拥戴下，任匈奴大单于。在短短的二旬之间，“内迁匈奴及杂胡纷纷投附”，五部部众发展到了5万人。此时，王浚部将祁弘率领鲜卑骑兵进攻邺城，司马颖不敌，弃城南逃洛阳。刘渊以“吾与其有言矣”，决定派兵阻击鲜卑骑兵，以救司马颖。刘宣极力劝阻，并进言刘渊，“今司马氏父子兄弟自相鱼肉，此天厌晋德，授之于我”。此时起兵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政治秩序模式，成为亟须解决的问题。而政治秩序的重建必须有合理的正当性，这样才能国运长久。

刘宣等人认为，方今天下大乱，又有刘渊这样才德盖世的英雄，正是上天要让匈奴复兴之时，所以应该“复呼韩邪之业”，同时联合鲜卑、乌桓诸部为盟军。实际上刘宣的主张在当时的历史情境几乎不具有可行性。首先，来看刘宣口中的呼韩邪单于。匈奴历史上的呼韩邪单于一共有两位。而如本文前述，这两位单于无疑都是在身处困境之时，请求归附汉王朝，以求获得资源来自保与发展。因此，两位呼韩邪单于执政时期的匈奴无论在形式上或者是实际层面上，已经不是曾经与中原王朝对等的政治体，而是转型为汉王朝藩属。如果要恢复冒顿时代的草原帝国，则需出塞返回草原。在长城以南的并州建立冒顿时代的政权形态，显然是不可行的。因为，游牧民族在内迁中原后，会不可避免地发生社会转型，生活习俗与行为趋同于中原民众。其次，再看以鲜卑、乌桓为援说。秦王朝建立之初，“东胡强而月氏盛。匈奴单于曰头曼，头曼不胜秦，北徙”。此时，东胡实力强于匈奴，冒顿曾为质于东胡。冒顿成为单于时，故意示弱，使“东胡初轻冒顿，不为备。及冒顿以兵至，击，大破灭东胡王，而虏其民人及畜产”。东胡彻底被击溃，余部潜逃化为乌桓与鲜卑二部。乌桓以山为族名，“俗善骑射，随水草放牧”。乌桓与匈奴生活习性相同，但灭国之仇，却不可不报。乌桓实力转强时，曾“发掘匈奴单于冢，将以报冒顿所破之耻”。而鲜卑拓跋部常常协助司马腾、刘琨等与刘渊部作战。因此，匈奴与乌桓、鲜卑二部相互为敌的历史颇为久远，相生相杀数百年，在草原游牧空间中是竞争对手，同样融入中原王朝政治秩序之后依然如此。由此，可见刘宣的政治主张在当时注定是无法实现的图景。

刘渊面对晋王朝政治秩序崩溃后的天下乱象，赞同刘宣起兵割据的主张，但在政权形态方面，则认为应该建立中原王朝式的政治秩序。

当为崇冈峻阜，何能为培乎！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德所授耳！今见众十余万，皆一当晋十，鼓行而摧乱晋，犹拉枯耳。上可成汉高之业，下不失为魏氏。虽然，晋人未必同我。汉有天下世长，恩德结于人心，是昭烈崎岖于一州之地，而能抗衡于天下。吾又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可乎！且可称汉。追尊后主，以怀人望。

这段史料清晰地再现了刘渊当时的政治意图。夏之大禹、周之文王均不是中原人士。建功立业，帝王无问出处，有德之君居之中原是天意。而精兵锐骑在刀兵四起的乱世中，是建功立业的基础。今，这两者齐聚于刘渊之身，正是大显神威，开创万世基业之时。那么，刘渊何以要延续汉祚，以兴汉为政治旗帜？

在匈奴单于向汉王朝皇帝形式上奉藩称臣之后，“有威名于百蛮”的草原霸主的权威已然在逐渐消退。“匈奴日削，不能取复”是当时的历史事实。到东汉末年，“2世纪后期，南单于丧失其权威的事态是越来越深刻而严重的”。刘渊作为“超凡魅力”型首领的存在，匈奴以刘宣为首的上层贵族认为是上天要匈奴中兴的预设。而匈奴中兴要实现什么，对此刘宣是有期望的。乘乱起兵是为了摆脱“晋为无道，奴隶御我”的悲惨境地。而之后怎么做，刘宣也只是提出“复呼韩邪之业”。但令刘宣等人怀念的是“昔我先人与汉约为兄弟，忧泰同之”的地位。而要实现刘宣等人的期望，必须制定符合当时形势的路线与方针。

因此，刘渊在深思熟虑、审时度势之后，做出了“追尊后主”，以“兴汉”为旗帜的历史抉择。刘渊的成长环境以及他的人生经历，无可辩驳地已经使中原王朝的政治文化融入了他的意识之中。所以，起兵割据必须要有正当的理由，接下来建立的政权才会有正当性。在起兵前，刘渊在晋王朝的政治秩序中拥有重要的政治身份。故而，他起兵绝不是要做晋王朝的叛臣，而是要成为复兴汉王朝的功臣。汉魏禅让背后是强大武力的胁迫，魏晋禅让也是如此。刘渊以兴汉来对抗晋室，自然在道德方面已居于有利位置。刘渊决定以兴汉为旗帜后，从离石迁居左国城，返回左国城对刘渊来说是意义重大的。东汉中期以后，在南单于任免的问题上，汉帝很有话语权。南单于在某种意义上是汉王朝政治秩序中地位很高的藩王身份。刘渊返回左国城后，据史料记载“远人归附者数万”。这些“远人”自然不是“晋人”，而是心怀汉室者。而这正印证了刘渊前面所说的，汉室国运长久，恩德广播于天下的论断。刘渊在左国城称汉王与刘备在成都称汉中王实质上是相同的，刘备属汉室宗亲疏支，刘渊只是“汉室之甥”。同时，二人均是在国家社稷蒙尘，不得不挺身而出的形势下称王的。刘渊祭天文书，言辞恳切，动容处不禁潸然泪下，称汉王绝非为一己之私，而是“大耻未雪，社稷无主，衔胆栖冰，勉从群议”的壮举。刘渊冠冕堂皇的言辞行为，背后是对中原王朝政治文化的认同以及为即将建立的政治秩序谋求正当性的行为。

《中国一百帝王图》刘渊画像（图源网络）

刘渊在左国城南郊设坛祭天，并“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通过郊祀与宗庙来昭告天下，汉王朝将再次中兴。刘渊的这一系列举动，震惊了晋王朝。在当时的中原政治文化中，郊祀对王朝的正当性有着无可替代的功效。因为，祭天礼仪是皇帝与上天之间的对话，以此仪式来证明，皇帝是受上天委任而具有统治天下与民众的权力。魏晋时期，有一段时间皇帝是不亲自执行郊祀仪式的。在刘渊称汉王之后，晋室怀帝亲自执行郊祀活动，这无疑是对刘渊汉国建立的回应。以此来昭告天下，司马氏依然是秉天承命的拥有者。在有君主的社会中，仪式彰显君主本人具有超自然地位，以此来证明其政权具有的正当性。这样，汉与晋都宣称各自的政权拥有来自上天所授予的统治权力，展开了对王朝政治秩序正当性的竞争。此时，任何一件无意中出现的偶然事件都可以成为印证构建政治秩序正当性、天命所归的例证。比如，“永嘉三年，刘渊徙平阳，于汾水得白玉印，方四寸，高二寸二分，龙纽。其文曰：有新宝之印，王莽所造也。渊以为天授，改永凤二年为河瑞元年”。从历史事实来讲，刘渊宗汉立国是南迁中原的游牧移民第一次将中原王朝式政治秩序作为建立政权的模式。这表明，当时无论是中原人士还是游牧移民，如果要逐鹿中原，取得支配天下的权力，必须认同中原王朝政治文化，以建立中原王朝式的政治秩序为建立政权的模式，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建立王朝政治秩序的正当性。

当然刘渊的汉国政权，有着为数不少的游牧文化的印记。其中以游牧民众组成的骑兵为征战、角逐天下的主力军队。统治集团的核心成员大都也是游牧移民出身的人。同时，设有不同于中原官僚体系管理游牧民众的机构。而这些，也已经不同于游牧民在草原空间中所设立的机构，其是在移民政治文化下，出现的融合着不同文化因素的管理机构。

综上所述，八王之乱时期刘渊以兴汉为名建立政权立国的重要历史事件，究其原因绝不仅仅是刘渊为了招揽人心的权宜之举。这一历史抉择是多重原因促成的。首先，刘渊本人文武兼备，傲视群雄的杰出才华。其次，南单于家族南迁中原后，在王朝政治秩序中，有了新的不同于草原空间中的政治身份，到刘渊这一辈更是具有了多重政治身份。再次，匈奴部众强悍的骑兵部队，使刘渊集团有了乘势起兵的机会。此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刘渊认同中原王朝的政治文化，并获得了当时部分士族人物的支持与拥戴。与此同时，刘渊建立的汉国政权中依然会保存有大量的草原政治文化的因素，这是南匈奴族裔移民中原后，形成的独特的移民政治文化。其包含了中原政治文化与草原政治文化中的诸多因素，而这正是民族交融、中华民族文明一体多元性的历史显现。

书籍简介

宗教信仰与民族文化（第14辑）

何星亮主编

郭宏珍执行主编

2023年5月出版/89.00元

ISBN 978-7-5201-7553-1

内容简介

本书所收录论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重点学科宗教与文化研究成果。第14辑共收录文章21篇，分为经典再读、历史探微、民族文化、译介述评四个栏目，相关文章从不同角度关注了理论前沿、历史文化、民族分类与中华民族宗教文化的多样性以及与社会认同以及宗教信仰与文化变迁等，资料丰富，观点鲜明，具有一定学术参考价值。

书籍目录

经典再读

理性化的命运与价值行动的难题

——理解韦伯的一个线索冯雨萱

历史探微

鸠摩罗什译《中论》“空”概念的诠释研究李进

古代中国边疆移民的多元文化考察

——以刘渊兴汉立国为例张晋

合纵连横：开天之际唐蕃军事斗争的新趋向李学东

简析土族的形成与蒙古族之关系

——兼论“土达”的来源及归宿秦永章

民族交融背景下的元代河南哈剌鲁人李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