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山与出塞”，李零的“大道理管小道理”

7月7日，“思想构筑未来——三联学术论坛”（第08－12期）第二场论坛“入山与出塞——早期中国文化中的宇宙模式与外来影响”在北京三联韬奋书店·美术馆店二层举行。北京大学中文系李零、浙江大学艺术学院缪哲（线上）、故宫博物院王睿、西湖大学来国龙（线上）、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耿朔、故宫博物院熊长云参与讨论。论坛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田天主持。

论坛线下到场学者：田天、王睿、李零、熊长云、耿朔（从左至右）

论坛主题来自李零在2004年推出的学术著作《入山与出塞》。“入山”与“出塞”可以视作作者梳理中国上古文明特色的两个独到视角，前者涉及对中国早期宗教传统的再认识，后者是指考古发现中的外来影响。这两个问题，都属于“睁开眼睛”看世界，在更宏阔的视野下思考中华文明的形成与演变。作者由此在书中提出下列问题：先秦至两汉时期，中国文明如何发展出独树一格的自身特色？如何对外来影响加以改造，以致面目全非，难分彼此？中国早期的宗教传统和宇宙观念如何以视觉化的方式得以呈现？

李零在发言时介绍说，《入山与出塞》这本书的写作缘由实际上是为了纪念千禧年。“2000年，我记得在东京看到他们庆祝千禧年的场景，灯红酒绿，可是当时我心里却有一种不祥之感：迎来的新世纪可能会是一个战争不断，灾祸横生的时代。正好《文物》杂志约我写庆祝文章，我就写了一篇《入山与出塞》，后来就把它当作全书的题目。”

李零在论坛现场

《入山与出塞》收录李零考古艺术史论文二十九篇，分为“写在前面的话”“翁仲研究”“有翼神兽研究”“早期艺术中的宇宙模式”“早期艺术中的神物图像”“淅川楚墓研究”“楚国铜器研究”与“读书偶记”八部分，探讨课题牵涉广泛、丰富多元。文章内容多由考古遗物遗迹入手，结合历史学、艺术史与古文献学等研究，以小见大，探究表象之下的渊源流变。

作者欲从“入山”与“出塞”两个角度出发，解释中国上古文明演变的特色。在全书首篇《入山与出塞》一文中，作者大略叙述他近来关注的两个研究课题：中国古代的祭祀遗址，以及考古发现的外来影响。前者(入山)强调中国在上古时代，早已发展出自身独树一格的文明特色；后者(出塞)则论述远古时期中外(华夏与蛮夷，中原与境外，东方与西方)交通与相互影响的关系。研究方式则是考察出土文物的型制与艺术表现的手法，从中寻绎外来文化对“古代中国”文化的影响。

《入山与出塞》

缪哲在发言时认为，《入山与出塞》里面的文章虽然是李零早年写的，今天再来读，除了少数短篇之外，大部分都不过时。“‘入山’和‘出塞’，如果我们理解得宽泛一点，也是早期中国艺术的两个最重要的关键词。大家知道，商周秦汉的艺术，是一种社会的集体表达，所表达的内容在不同程度上其实都跟宗教有关。早期中国的艺术，与其说是一个美学问题、一个形式创造的问题，不如说是一个宗教再现的问题，或者是跟这种再现相关的宇宙观再现的问题。李先生平时有句话常挂在嘴边，大道理管小道理，对于早期艺术研究而言，我觉得宗教再现就是大道理，艺术再现是小道理，不理解大道理，就讲不清小道理。用‘入山’所指的宗教现实来讨论早期的艺术，不仅对这本书贴切，也抓住了早期艺术的根本。”

“第二个关键词‘出塞’，指的是早期的中国艺术跟文化交流。我记得巫鸿先生很多年以前写过一篇文章，用合跟开这两个关键词来概括佛教输入前后中国跟外来艺术的关系。所谓‘合’就是没有影响，或者是影响特别小，商周秦汉属于‘合’的阶段。所谓‘开’，是指受了很大的影响，中古的佛教艺术就是典型‘开’的时代。大家知道战国秦汉的艺术，跟商周时期的艺术，呈现出一种断裂式的关系，不仅是纹样设计的传统出现了很多革命性变化，巴洛克式的变化。纹样传统之外，还出现了以人物、动物为主的自然主义样式，进入汉代之后，这种新的样式就取代了老的样式，成为中国艺术新的统治类型。这一新的变化，我想是跟外边的接触直接有关，这种接触未必是决定性的，更多的是补充性的，或者是灵感启发性的。”

王睿引用了《入山与出塞》的一段话，“考古学是门很大的学问，我们原来崇拜的古文献也好，古文字也好，跟它相比，只是今人叫做工具，古人叫做器的东西。它们想要发挥更大的作用，恐怕都应融入考古学的视野，就像江海不择细流，大故不可融于小，但小却可以融于大。即使是历史学，按我们的习惯，好像可以包容考古学，但它的研究范围是受文献史料制约的，从真正的时间跨度讲，还是没法和它相比。”

来国龙在发言时关注到了《入山与出塞》一文最后一段话。“关于真正的中国气度，其实都是‘大有胡气’，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对外来影响加以改造，难分彼此。我们强调中国特色、中国气派考古学研究的时候，应该跟李先生说的开放的态度，尤其在当下还是很有必要强调的。我们一方面强调我们的特色，但其实更要看到，我们到底跟世界的考古、世界的文化是一个怎样的关系？这种开放的态度是我们通过阅读这本书，以继续学习很重要的方面。”

耿朔认为李零在20多年前，写这样一组文章，很大程度上其实是突破固有的观念。“像古迹中的石人、石兽，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把它们作为中国文化非常地道的标识，南朝的陵墓石刻，北京十三陵神道上的石人，我们都觉得是非常非常本土化的，且很突出的一种艺术表现，但在李老师的研究当中，想要告诉我们的是更早的源流。我们谈到南北朝，谈到唐代经常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但是再往前追，秦汉，甚至更早的时候是什么情况？李老师的研究给我们打开了扇很大的窗户，拉出来一个时空的框架，横跨欧亚大陆，从西到东，从北到南，这对于此后学界的研究至少是提供了很重要的方向。”

“《入山与出塞》涉及考古学、历史学、铭刻学、文字学以及很多具体领域，我想这本书最大的特点是很多领域都是开创性的。”熊长云认为通过该书可以看到李零的文化信仰，“中国文化是大一统的，这是中国文明的主线，我们关注文化的时候如果过分强调它的分类，每一个时代当然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系统来研究，但这实际上是画地为牢，把早期、晚期的联系刻意割裂了。其实中华文明一直是四海归一、前后延续的发展历程，这些背景和研究的基本态度对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是非常有用的，不能脱离这个看法强调它的断裂，否则很多器物就无从认知了，而它的延续性可能才是主要的价值。”

另据悉，李零新书《考古笔记》今年也将在生活书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