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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展细读｜解锁墨纸拓痕间的“复印”技艺（上）

2023-07-17 17:27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原创上海博物馆上海博物馆

2023年7月7日至10月8日，上海博物馆聚焦中华民族非遗技艺——古金石传拓，在第三展览厅推出“与时偕行：金石传拓技艺”特展。展览通过历代拓本、青铜器、甲骨与印章等多门类展品，为观众奉上一场墨纸拓痕间的视觉盛宴，揭秘这项古老技艺的精彩故事与特殊魅力。

本期我们将一起细读展览的前两部分——“文化传承的实用技艺”和“拓墨入画的艺术表现”，理解传拓技艺因墨和纸的发明而成为可能，最初以传播内容，提高效率为实用驱动，并在文明的发展中不断演变创新，成为一门与时偕行历久弥新的艺术。

传拓技艺的产生与发展

金石传拓技艺是指用纸将器物表面上的文字、纹饰等内容信息“复印”下来的一项技艺，这是我国古代发明的一种独特“复印”技术。

金石传拓的基本步骤分为①清洗器物表面；②上纸；③上墨；④揭取。其中上纸环节分为干纸法和湿纸法。

干纸法

用宣纸等覆盖在所需传拓的器物表面，用水湿润纸张，使纸张柔软并负有张力，再用鬃刷等工具刷纸，使纸张和器物的文字、纹饰紧紧贴合吸附在一起。

湿纸法

为事先将纸张折叠并闷湿等步骤提前备好，在使用时展开于器物表面用鬃刷刷紧，等纸张逐渐干燥适合上墨时，用拓包等工具蘸墨，均匀地扑打在纸上，纹饰的高低落差使器物表面的内容以黑白分明的形式复印在纸上。

战国晚期至秦墨及石砚

湖北云梦睡虎地M4出土

传拓技艺具体产生的时代一直未有定论，但传拓的出现离不开主要的工具——墨与纸。有关早期墨的发现，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一座战国晚期至秦代的墓葬中出土了一块圆柱形墨块，同墨伴出的还有以菱形鹅卵石加工制成的石砚，并附研石一件。石砚和研石均有墨迹和使用痕迹。[1]这是目前已知时代最早的墨。战国至西汉，虽然人造墨得到广泛的运用，但没有固定的形制，要与研石配合使用。考古发现表明东汉开始，墨模得到应用，墨锭取代小墨丸或墨块，墨可以单独手握直接在砚面上研磨。[2]目前学术界对纸的发明时间尚有争议，但基本公认蔡伦在东汉元兴元年（105）主持所造的“蔡侯纸”标志了造纸术的发明，实现了纸张的社会化规模生产。制墨技术的改良与纸张的普遍运用使传拓成为了可能。

东汉熹平石经残石拓本

上海博物馆藏

石碑作为典型的文献载体，是传拓出现的必要前提条件。先秦时期就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刻石，其中以战国秦《石鼓文》为代表。西汉武帝实行独尊儒术，儒家经典成为帝王治国和文人通向仕途的必读之书。为避免书籍在传抄过程中出现讹误，将经书刻于石碑是一种很好的选择。据《后汉书·蔡邕传》，蔡邕“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于东汉熹平四年（175），“与五官中郎将堂谿典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可见东汉晚期已经使用石刻来进行儒家经典传播。但碑石不易移动，为了方便携带，高效“复印”的传拓技艺便有了诞生的土壤。传拓不是一朝一夕出现的，而是一个逐渐产生的过程，因此，一般认为传拓可能出现于汉、魏之际，最晚不过南北朝时期。[3]

唐温泉铭拓本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本次以照片形式展出

目前已知存世最早有明确纪年的拓本为1900年敦煌莫高窟第十七窟所发现的《温泉铭》拓本残卷，是唐太宗为骊山温泉撰写的一块行书碑文，原石早佚。拓本现藏法国国家图书馆。其拓本尾题“永徽四年八月□日圉谷府果毅儿”墨书一行，永徽四年为653年。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的唐天宝四载（745）《石台孝经》后刻李齐古上表，表内有“谨打《石台孝经》本分为上下两卷，谨于光顺门奉献两本以闻”。（清）王昶《金石萃编》卷六十六著录的唐元和八年（813）《那罗延经幢》后有“女弟子那罗延建尊胜碑，打本散施，同愿授持”。这两处提到“打本”即“拓本”。唐代诗人韦应物在其《石鼓歌》中写到：“今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扫白黑分。”当指将湿润的纸覆盖在石刻文字的表面，用工具通过击和扫的方式上墨得到黑白分明的拓本。由此可见唐代对传拓中的“涂扫”和“击打”技法已经能熟练掌握，能制作黑白分明的拓本。

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的《石台孝经》

拓印载体上的内容是传拓技艺最根本的用途，其发展离不开社会的需求变化。宋代金石学盛行、刻帖业发达，古代名碑石刻被大量翻刻传拓。由于之前使用双钩填墨的“搨书”，技法过程复杂，不能满足大批量需求，所以在使用中很快便被更高效的传拓技法取代。[4]传拓效率的大幅提高，为后世留下了许多珍贵的书法艺术作品和文献资料。宋代除了拓印石刻文字之外，由于金石学的兴起，开始采用传拓技术拓取青铜器铭文、文房墨砚等纹饰。明代的传拓方法基本延续了宋法，在工具材料选用上更为考究。清代中晚期传拓技艺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金石学的兴盛深刻地影响了传拓技艺的发展，传拓器物的范围和形式也不断扩大，种类繁多。西方美术的传入同样影响到了传拓技艺的发展，传拓工具和理念都在不断地改进。

金石传拓中的艺术性

由于纸张的物理特性，传拓技艺的应用长时间停留于较为平面的浅浮雕内容表达，如碑刻、墓志、器物铭文等。立体的器物造型则不能直接通过传拓的方式，在平面的纸上表现出来。《宣和博古图》《西清古鉴》等大量金石类著录中，器物造型多以白描线图呈现，未见以传拓器型记载。清道光初年，一种能将器物整体形状通过传拓形式呈现出来的全形拓技艺开始出现。全形拓不是单纯的内容复制，而是在制作过程中对传拓内容的取舍有整体的思考，是集金石学、传拓技艺、绘画于一体的二次艺术创作，全形拓作品突破了以往平面的束缚，使器物的立体形状通过传拓跃然纸上。这种前所未有的技法首先在文人的金石交游中流传开，马起凤、六舟是全形拓技艺初期的代表人物。

马起凤《汉洗》

马起凤（1800—1862），字傅岩[5]，浙江嘉兴人，据徐康《前尘梦影录》对全形拓起源叙述：“吴门椎拓金石，向不解作全形，迨道光初年，浙禾马傅岩能之。六舟得其传授。”据近年对其一些存世作品的研究，马起凤确为早期全形拓实践者之一。[6]

清六舟百岁图

浙江省博物馆藏

释达受（1791—1858），俗姓姚，名达受，字六舟，浙江海昌（今海宁）人，17岁为僧。六舟精通诗书画印，尤擅传拓，其传拓古器物全形，堪称一绝，以“金石僧”“九能僧”名播海内。六舟与文人交际甚广，留下了一定数量的全形拓作品。六舟“以灯取形”，用灯照印出器物的轮廓并以此获取器物的造型来传拓。六舟的作品充满视觉冲击效果，其通过锦灰堆的形式结合传拓的技法创作的《百岁图》和《百岁祝寿图》可以看成是传拓和八破绘画形式的一种艺术融合创新。图中金石百种皆用传拓的形式完成而非绘画和粘贴，《百岁祝寿图》远看整体是一个大写的“寿”字，其中创作的整体构想，已经区别于单纯“复印”，成为一种艺术创作。而他最负有盛名的《剔灯图》，作品中惟妙惟肖的将青铜雁足灯一正一反立体地表现在了平面的纸上，和陈庚合作用绘画的形式将自己的模样缩小绘于灯上。全形传拓在当时更多是一种文人意趣的体现，是对器物形状的一种补充，拓片内容是否全部忠实原物并无标准，表现出了传拓技术与新思想的融合及文人之间的意趣和雅致。

清六舟拓陈庚绘剔灯图

上海图书馆藏

*本次以照片形式展出

在传拓技艺发展中，簠斋也是技法改进代表人物之一。陈介祺（1813—1884），字寿卿，号簠斋，山东潍坊人，道光进士，金石学家，嗜好收藏文物，精于鉴赏，擅长墨拓技艺。陈介祺对传拓技艺的改进有过详细的记载，《陈簠斋文笔记附手札》记载：“作图之法，以得其器之中之尺寸为主。以细竹筋丝或铜细丝穿于木片中，使其丝端抵器，则其尺寸可准……他人则以意绘，以纸背剪拟而已。”表达出他对器形绘制准确的改进心得。在陈介祺《簠斋传古别录》中，更是有他对不同器物、所使用的传拓工具、技法要求等各方面详细记载。其中最著名的技法代表便是“全形拓分纸拓”法：“以纸裱挖出后，有花纹耳足者，拓出补缀，多者去之使合。”由此可知“分纸拓”是将器物的铭文、纹饰等各个部位分用单独的纸独立拓出，然后将需要的部分组合在提前绘制好的器物立体图像中，去除多余的部分做成的全形拓技法。这种拓法克服了大型器物和高浮雕器表等不易于全形传拓的缺点，也保证了传拓部位的真实性。

清毛公鼎全形拓

上海博物馆藏

*本次展品

除全形拓的改进，在曲面传拓等方面也有很大的进步。其收藏中最负盛名的是“海内三宝”之一毛公鼎，由于铭文多达497字，从口沿延展半个鼎腹内壁，如何进行一次成功的传拓一直是个很难解决的问题。从陈氏不同时期毛公鼎的拓本可以看出，他和拓工们不断钻研曲面铭文传拓技法，从前期的四瓣式到后期的左右两片足靴式，铭文拓片历经重复的叠加和折叠分拓后的剪裁，足见传拓技艺的不断改良。以陈介祺为代表的文人艺术家为传拓技艺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此时期全形拓已经广泛应用，并衍生出了各种表现全形之法。在陈介祺与潘祖荫书信中“盂鼎图已装二轴，真是巨观，秦汉以来那得见此。再乞拓鼎耳内外及两侧及上全形，口向上全形，口向外唇全形，鼎腹鼎足真形，鼎口下花纹及觚棱全形，精拓足同赐寄，俾得依照本真形拓本缀成刻传之”[7]，提及“全形”和“真形”二词，可见“全形”与“真形”应当是两个概念，全形当指所拓器物的整体形状，真形则是图中真实在对应器物中传拓出的内容。对于不便“真形”的内容，其《簠斋传古别录》中“素处以古器平者拓之”[8]，“素处”当指器物中无纹饰的素面部分。

马子云虢季子白盘全形拓

民国初年直至近代考古学开始在中国出现，周希丁（1891—1961）[9]、马子云（1903—1986）[10]等传拓名家更将金石考古、书法绘画、西方素描、摄影艺术等元素融入全形拓作品中，传拓作品开始基于透视学和写实主义，改进了“全形整纸拓”“整纸拓”技法：即器型绘制用卡尺、照相等技术辅助，绘制出来的器物形状尺寸更真实还原，通过照片或素描的不同光影明暗，在线图不同部位区分出所要上墨的浓淡。技法的改良带来的是作品逼近真实的效果，随之制作难度也大大提升。代表作品如马子云拓“虢季子白盘”全形拓作品，其如黑白照片一般别无二致，令人叹为观止。此时的全形拓技艺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并在传拓技艺中自成一脉，不断积累发展。值得注意的是，晚清至民国时期大量全形传拓作品的出现，传拓技艺的快速发展，是一种群体现象。通过拓师工匠的师承，对拓片质量的精益求精，对工具制作的高要求，对传拓技艺的经验总结与分享交流，进行取长补短的创新，这是传拓技艺在这一时期发展的重要特征。

金石传拓作为一项流传至今的技艺，其艺术性包含了传拓对象的艺术性，传拓作品的艺术性，传拓作品交流中的艺术性，创作思想变化的艺术性以及传拓技法不断改进的艺术性。传拓艺术的发展离不开文化的有序传承和创新，更离不开与时代的相汇相融。

注释

[1]湖北孝感地区第二期亦工亦农文物考古培训班：《湖北云梦睡虎地十一座秦墓发掘简报》，《文物》1976 年第 9 期。

[2]参见王志高、邵磊：《试论我国古代墨的形制及其相关问题》，《东南文化》1993 年第 2 期。

[3]周佩珠：《传拓技艺概说》，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 年，第 1-2 页。

[4]同 [3]。

[5]有关马起凤的生卒时间，参阅仲威：《马起凤藏〈永安琴砚〉拓本》，《收藏》2015 年第 5 期，第 103-104 页。

[6]陆蕾平：《浙禾地区早期全形传拓群体及其影响》，《西泠艺丛》2020 年第 12 期，第 4-19 页。

[7]（清）陈介祺：《簠斋鉴古与传古》，陈继揆编，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年，第 75 页。

[8]（清）陈介祺：《簠斋传古别录》，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第 7 页。

[9]贾双喜：《周希丁和青铜器全形拓》，《收藏家》2008 年 07 期，第 47-52 页。

[10]马子云：《金石传拓技法》，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