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冠④｜戒指：指尖上的契约与权力

戒指是当之无愧的爱情图腾，因爱之名，戒指身上也汇集了很多浪漫传说。除了爱情指代物之外，戒指在大众文化中还有着另外一张面孔。魔幻作品《指环王》中以“至尊魔戒”（One Ring）代表中土最强大的力量；美国职业篮球联赛（NBA）以冠军戒指作为胜者的标志；漫威漫画中的超级反派满大人甚至戴着十枚拥有不同魔力的戒指……可以看出，戒指背后除了浪漫与永恒，还有着权威、荣耀的喻意——那为什么这两种“风格迥异”的意向会集于戒指一身呢？

《指环王》中的戒指

答案是戒指在其诞生之始就与契约相关。早在古埃及时期，西方人便开始使用印章戒指作为签字画押的方式，这是人与人的契约；古罗马时期，戒指开始与婚姻制度相结合，这是夫与妻的契约；而在漫长的中世纪，众多教皇、国王都不会忘记将戒指作为自身教权与王权的象征物之一，这是人与神的契约。一旦理解到戒指本身是物化的契约，那结婚戒指、冠军戒指的喻意便豁然开朗；而承载着超自然之力的“至尊魔戒”与满大人“十戒”，也隐隐道出了持有者与魔鬼签订契约的暗喻。这种暗喻有时也会变成明喻，比如在1997年的美国电影《魔鬼代言人》中，律师的“黑化”正是从他摘下戒指那一瞬间开始的。

印章戒指：人与人的契约

在古埃及新王国时期的墓地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戒指。这是一枚蜣螂形状的印章戒指，制作年代大约在公元前14世纪。古埃及人有强烈的太阳崇拜，认为有一位肉眼看不见的神灵，为了世界的稳定运行每天推动太阳东升西落，而蜣螂努力推动煤球与这一幕想象完全吻合；同时蜣螂又有在粪便中产卵的习性，被视为死后再生和富有生命力的象征，于是蜣螂顺理成章地成为埃及王室的代表图腾之一，被敬称为“圣甲虫”（scarabaeus）。在图坦卡蒙的陵墓中，这位堪称古埃及最著名的法老其心脏部位也佩戴有蜣螂型的胸饰，正是这种比喻的另一个例证。

蜣螂形状的印章戒指

这枚戒指不仅仅带有宗教上的象征意义，更具备十足的实用性。“蜣螂”底部刻有“Neb-maat-Re”的象形文字，即拥有者阿蒙霍特普三世（Amenhotep III）法老的名讳及“阿蒙（太阳神）所爱之人”。文字为阴文——事实上，蜣螂本身是一枚用于签署公文的印章，古埃及统治阶层为了便于随身携带便将印章镶在戒指上，于是就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印章戒指。

印章戒指在本质上就是一份便携式身份证明：戒指是其载体，而印章的内容则证明着佩戴者的社会阶层与行政职权。古希腊人没有继承“圣甲虫崇拜”，但延续了古埃及印章戒指的传统，尤其是在迈锡尼文明时期，印章戒指极为常见，其雕刻内容多与祭祀相关。

公元前700年至公元前500年，古希腊的戒指已经被视为证明个人身份的重要器物。雅典城邦的第一任执政官、《梭伦法典》的主要制定者梭伦曾颁布法令禁止雕刻师“将已售出印章之模本置留身边”，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印章戒指的使用已相当普遍，而且不乏有非法复制印章戒指的行为。

古罗马延续了古希腊人的传统，元老院及将领均使用过金质的印章戒指；罗马共和国时期，还会向派遣至国外的公使们颁发印章戒指。这一时期当权者的印章戒指如同古代中国的虎符，迦太基将领汉尼拔在获取罗马执政官马塞卢斯后就曾试图用后者的印章戒指发送信函，信函虽然被识破，但印章戒指的功用却不言而喻。

印章代表着身份，在等级分明的罗马帝国，统治者通过法令详细规定了不同阶层成员佩戴不同戒指标准，直到查士丁尼大帝——《查士丁尼法典》的编纂者——统治时期，这些禁令才逐渐取消。不过即便每个社会成员都有佩戴戒指的权利，却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证明自己身份的需要和能力，所以印章戒指理论上虽然不分贵贱，但在实践中自然而然成为权威的代表，这一点与纹章极为相似。

在纹章没有出现的时代，掌权者会用华丽的图案来标榜其权威，如凯撒与屋大维便分别将武装的维纳斯和亚历山大王、斯芬克斯的组合图案刻在自己的印章戒指上。中世纪的欧洲渐渐形成了纹章传统，于是印章戒指上的图案又渐渐演变成各个家族特有的纹章，用于国家间缔结条约、贵族间书写信件、商人间签订契约时作为当事人身份的证明。

虽然这种印章在证明力度上无法与亲笔签名相比，但在文盲率较高的时代，印章戒指无疑比羽毛笔更为实用。14世纪后，刻有姓名首字母的印章戒指开始普及到平民阶层，15世纪至16世纪更迎来了印章戒指的全盛时期，姓名首字母的雕刻款式开始多样化，印章戒指也终于在实践意义上与其理论合一，成为全社会各阶层共同作用的身份证明。在无数份条约、契约上，印章戒指与火漆一道盖下不同所有者的姓名，在不同材质的纸张上构建出一完整的契约社会。

婚姻戒指：夫与妻的契约

如此法律意蕴十足的器物，为什么会成为婚姻的代名词呢？因为婚姻在本质上也是一份契约，只不过签订者换成了丈夫与妻子。

早在古罗马时期，就出现了将印章戒指视为订婚凭证的风俗。婚约成立时，男方需要给付女方父亲一部分金钱，而印章戒指作为个人身份、权力的指代物，常常被视为金钱的一部分一道交付，成为婚姻这一“订单”中最重要的“保证金”，这也是男方对婚姻的承诺和供养新娘经济能力的证明。

古罗马时代的婚约被视为私人性质的契约，举行婚礼时需将契约文本写在正式的文本上，印章戒指虽然与婚姻相关，但爱情色彩为轻，家族、身份、财产色彩为重，尤其是在罗马法区分“有夫权婚姻”和“无夫权婚姻”的背景下，印章戒指很难体现出丝毫浪漫色彩。

除了印章戒指，古罗马还有一种钥匙戒指与婚姻制度密切相关。罗马人惯穿的宽外袍托加袍（toga）没有口袋，所以常将钥匙也铸造到戒指上随身携带，这就是钥匙戒指。作为财产的象征，新郎通常会在结婚之际将钥匙戒指交给新娘，作为后者家族女主人地位的象征。西罗马帝国灭亡后钥匙戒指随之消亡，但欧洲中世纪的宫廷中，臣下被委以管理钥匙并同时兼任秘书后往往会以钥匙戒指作为职务的象征，这其中不难看到罗马传统的深远影响。契约性与权利性十足的印章戒指与钥匙戒指很可能就是后世欧洲新婚夫妇交换结婚戒指习俗的滥觞，而当文明演进到一定程度时，人们通常会回过头来给古老的礼仪披上更具人文关怀的外衣。

古罗马的钥匙戒指

古罗马传统于西罗马帝国灭亡后能在多大层面上被后继的日耳曼诸民族所接受一直是个疑问，但早在塔西陀时代，浪迹北方的日耳曼人新郎就需要在婚约确定后给女方牛马、武器、金钱、刀剑等“保证金”，这其中也包括戒指。

日耳曼传统结婚制度带有浓浓的“买卖婚”色彩，但在冷酷之中也蕴含着极强的契约精神。日耳曼人的婚姻被视为氏族之间的“法律契约”，新娘与新郎预支的“保证金”一样属于财产——在迎娶之日，新娘由列队送往新郎家，这一过程本身就是“物”的交付。

罗马人与日耳曼人的婚姻制度中均有戒指出场，但戒指毕竟还不是婚姻的代表器物。直到9世纪中期罗马教皇尼古拉一世才提出了“戒指是结婚的证明”，这也是关于结婚戒指的最古老的说法。1027年，M·缪尔在《罗马结婚戒指的起源》一书中记载：“在那里，新郎把金戒指送给新娘，新娘则用铁戒指交换。”这一记载明确描述了新婚夫妇交换结婚戒指习俗的过程和寓意，也就是说最迟在11世纪，戒指已经正式超越其他器物，成为婚姻乃至于爱情的代表。与此同时，12世纪德意志的民间婚礼上，也有将利剑与戒指横在胸前盟誓的情形，这或许能够反推出在9世纪之前，戒指与婚姻的联系就已经在罗马、日耳曼和教会传统中渐渐传播开了。在13世纪的德意志习惯法汇编《萨克森法典》中甚至还有一幅描绘新郎新娘交换结婚戒指情形的插图，相比于法典中列举的家居用品和牲畜家禽，戒指的象征意义明显不可同日而语。

德国画家老卢卡斯·克拉纳赫作品《不相称的一对》，1530年至1540年

1470年纽伦堡曾印制一幅与结婚相关的版画，画面四周是男方应当准备的武器、马具、农具和女方应当准备的家具、炊具、食物等，正中心则是新郎向新娘赠送戒指的画面。可见在经历古罗马文明和中世纪时代的熏陶后，结婚戒指已经成为婚姻最具代表性的指代物，并与夫妻双方应当提供的其它财物一道，组成了婚约契约最核心的内容。

权力戒指：人与神的契约

戒指的便携性使其与印章天然相联，继而水到渠成地成为个人身份及婚姻关系的象征；在等级社会中，戒指的持有者多为社会显贵并掌握相应政治、宗教职权，戒指就又演变成了权力的象征。

早在古埃及时代，戒指就成为王室与祭司阶层的权力指示物；古希腊时期，选举城邦继任者时前执政官同样要拿出城邦法典和印章戒指，招募继任者候选人。古罗马的外交使者们使用金质印章戒指在国书上进行签押，奥古斯都、提比留、喀劳狄一世、尼禄等罗马帝国皇帝均在印章戒指上刻上了自己的肖像。时至中世纪，查理大帝从丕平三世接过象征王权的权杖时，同时接到手中的还有戒指；亨利四世在“卡诺莎之辱”中被迫放弃的除了冠冕同样也有象征“罗马人民的国王”的戒指。戒指或许没有权杖、冠冕那么耀眼，但在皇帝、国王们手中，同样成为了王权的象征物。

与之相对，基督教的符号体系中同样承认了戒指与世俗权力的关系。如果将《圣经》作为史诗，那《旧约》的记载中，法老和亚哈随鲁王的戒指就分别代表了埃及与波斯的至高王权：

《旧约·创世纪》41:42-44：“法老就摘下手上打印的戒指戴在约瑟的手上，给他穿上细麻衣、把金链戴在他的颈项上。又叫约瑟坐他的副车，喝道的在前呼叫说跪下。这样法老派他治理埃及全地。法老对约瑟说，我是法老，在埃及全地，若没有你的命令，不许人擅自办事。”

《旧约·以斯帖记》3:10-12：“于是王从自己手上摘下戒指，给犹大人的仇敌、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王对哈曼说，这银子仍赐给你，这民也交给你，你可以随意待他们。正月十三日就召了王的书记来，照着哈曼一切所吩咐的，用各省的文字、各族的方言、奉亚哈随鲁王的名写旨意，传与总督和各省的省长、并各族的首领、又用王的戒指盖印。”

如果说《圣经》中的记载还仅仅是基督教对世俗王权的客观描述，那从罗马教皇卡伊乌斯的陵墓中发现的印章戒指无疑证明了基督教本身对戒指指代含义的接纳。中世纪时期，教皇、红衣主教、神父等神职人员在叙任时均需佩戴戒指，这类戒指从印章戒指发展而来，同时也传承了古罗马时代印章戒指与婚姻的联系：教士佩戴戒指象征其与教会的神婚，亦象征其要以父亲般的慈爱，照顾着教会的普通信徒。1187年教皇格列高利八世的信件中称“谁拥有神父戒指，就具备了神父资格”，可以看出这种戒指在实用功能渐渐退化后甚至成为单纯的宗教权力“无记名证书”。

当然，教皇所佩戴的渔夫戒指职权甚重，必须是“记名证书”。所谓渔夫戒指，是指刻有圣彼得在船上撒网捕鱼图案的戒指，图案象征着教皇继承了圣彼得的使命，正如《新约·马太福音》4:18“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得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或《新约·约翰福音》21:11“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一百五十三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所述的那样。教皇去世后，这枚戒指也要在枢机院众枢机前敲碎——新的教皇会有属于他自己的新戒指。

天主教教宗本笃十六世戴着戒指向朝圣者挥手

无论是政教合一的古埃及还是天主教会主导的中世纪欧洲，王权还是教权均不可避免地指向神权，于是戒指自然而然会成为人与神签订契约的象征，进而在神话传说与大众文化中被赋予神性、强大的力量。柏拉图在《国家篇》中提到了一枚能够隐身的魔戒，吉格斯借此击败了吕底亚国王；犹太神话中天使加百列曾赐予以色列国王所罗门一枚具备战胜一切恶魔之力的戒指；19世纪瓦格纳的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中同样描绘了一枚具备统治世界之力的金戒指……托尔金在《指环王》中对至尊魔戒的描述，也是站在众多文学作品的肩膀上向前迈进的自然一步，只是将人与神的契约，修改成了人与魔鬼的契约。

相较于至尊权力“三件套”权杖、宝球和冠冕，小小的戒指终究少了视觉冲击——或许这也是戒指适合被文学作品勾勒，而权杖、宝球和冠冕更容易被油画作品描绘的原因之一？

戒指的文化渊源在于其隐含的契约精神，但契约精神的真正承载者其实不是戒指，而是印章。印章勾连着持有者的身份、地位、职权、财富，而戒指能够拥有印章所指代的一切，仅源于其使用上的便携性，以至于当印章渐渐没落时，戒指依然能凭借其象征意义流行于人类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