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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十年不上班的人,如何确立自己的存在?
“工作、结婚、生子,过上正常的生活,我发现我好像进入不了这条轨道。其实我并没有勇敢尝试做一个不一样的人,而是我一直向着正常努力,我以为我也是正常的,我去做了所谓正常人该做的事情,但是后来我发现这些事我都做不到。”
大头马是一个生于1989年的青年小说家。这两年,很多媒体找她约稿,包括我。但不是约小说,毕竟在此刻的页面上阅读一个两三万字的小说太过困难。
我们找她是想让她讲讲脱离轨道、退出系统的人生体验。大头马已经十年没有上班了,当然这对一个职业小说家而言并无特殊。但在这十年里,她在地球上东游西荡,满世界跑马拉松,直至南极。在过去封闭的三年里,她也流转于不同的城市,四处体验生活。
而所有这些体验,大头马都有一个共同的由头:为了写小说。
因为要写一个医生的故事,她去医院实习,获得了一件白大褂,以及一个要求“千万不能给别人看病”;因为在饭局上听说了一桩耸动跌宕的碎尸案,她进入了刑警队;她还去了现场勘察科,跟着法医验尸,尸体通常高度腐败,有一次持续工作8小时后他们就近吃了顿地锅鸡,每个人都狼吞虎咽的。
过去大半年,大头马在南京红山动物园体验做饲养员。三月底,我去红山和她见了一面。跳过寒暄,也跳过日常,她很快跟我分享起她最新的写作灵感,来到南京后她发现当地典型聚会围绕着打牌进行,“饭前不掼蛋,等于没吃饭;饭后不掼蛋,等于白吃饭”。她觉得南京很适合写一个关于打牌的小说,“假如杀父凶手就是多年后天天和你一起打掼蛋的人呢?会不会很有趣。”
大头马的生活几乎全部围绕“体验”与“写作”展开:上午做类似的思维漫游,下午去动物园,晚上学打乒乓球。因为她想写的这个故事,主角从小就会打乒乓球。她要跳进人物的命运里生活。她就像一个通道,各种体验注入,产生某种化学反应,然后吞吐出一个故事来。
和她认识后,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在听故事,动物园里动物的故事,人的故事,刑警队里曲折离奇的案子,不同风格的警察的人物画像。我们几乎梳理了过去7年里每一段“体验生活”,但我发现在这些体验里,很少出现她自己。就像你读完她所有的小说,也拼凑不出关于作者本人的故事。
后来我在大头马的小说集《不畅销小说写作》里读到了一种解释。关于小说,她有这样两条意见:一,永远不要暴露你的生活。二,不要出卖自身经验,你会陷入体验式写作的怪圈中,你会试图把自己的生活变成虚构,你会失去真实的生活和自我。
随着了解深入,我发现这并不是一个小说家寻找灵感的故事,也不只是一个现代人“不上班”的故事,它是存在主义的,关于一个人如何确立自己的存在,如何活着。就像大头马一位朋友的评价,她奔向巨大遥远的世界,只给自己找到了一个角落里的位置。
一个无法上班的人
大学毕业后,我的第一份工作是互联网公司的产品经理。工作非常辛苦,每天10点下班,天已经全黑了,我走在空旷的中关村,心里特别凄凉,我觉得天哪,难道我一辈子就这样吗?
当时我最大的幸福就是看书,空闲时我每时每刻都在看书,不和同事来往,如果一起聚餐,我就坐在旁边看书。后来我还在一家杂志社短暂地工作过,几年后再见到一位当时的同事,她说他们有次采访阿乙,发现阿乙也是随时随地都捧着一本书在读,他们当时就会心一笑,说,这不就是大头马吗。不久之后我在一个饭局上碰到了阿乙,他果然掏出一本书来读,而且更夸张,他一边读还一边做笔记。我当时第一反应是,天呐真是一个怪咖啊。后来想,这不就是过去的我吗。
我非常不喜欢集体生活。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时,有一次外出团建,要留宿一晚,还要集体看演出。我当时就惊恐发作了,特别难受,我就和同事说我得先回房间了。在大厂,每天要写日报,每周要写周报,做大量在我看来没有意义的工作。你只是系统的一部分,而我非常排斥成为任何系统的一部分。
后来主管找我谈话,要我学会合群。我就开始逼着自己和同事吃午饭,逼到最后,我决定辞职。主管劝我说,她婆婆得了癌症刚做完手术,作为一个女性,有一份安稳的工作有多重要。但我当时心里想的是,我不要十年后成为她。后来我又换了几份工作,做过记者、编剧,换到最后,我终于确认我最大的缺陷是,我没有办法融入正常社会,上学时没有办法融入班集体,上班之后发现这是一个更大的问题。我每干一个事情,我就知道我再也不想干这个事情。
这是我耗费好几年时间才确认的,我之前一直都处于矛盾中,是不是我能力有问题?我应该怎么去改进?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可能还会试试看自己能不能融入。
最后一次辞职,我找到老板说,我要回去写小说。当时我的表现在他们眼里应该很傻,如果你的手下和你说她要去写小说,好像类似于说“世界那么大,我要去看看”,听起来非常中二。
辞职前,我已经有意识地做写作训练了,比如我每天坐地铁的时候,我会观察,随机挑选一个我面前的人,在手机上对这个人进行白描,就像画速写一样。但当我辞职在家写作,写了两三个月之后,却发现没什么可写的。“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的一个很明确的时刻是,我每天上午去菜市场买菜,遇到的全是拉着拉杆车的大爷大妈,我觉得自己在过一种退休生活。我对这样的生活也产生了恐惧。那时我就知道我不能像这样每天坐在家里空写,因为我的生活经验非常苍白,我必须去寻找他人的故事。
于是,我决定“体验生活”。
17年冬天,我在老家的一个饭局上听到一桩十年前发生在老家的命案。案件曲折复杂,疑犯背景离奇,寥寥几笔就能看到一个独属于犯罪侦查的世界。我通过很多门路去接近这个案子,找熟人,找业余也在搞写作的警察,找作协开介绍信。这件事虽然也费了一番工夫,但没有想象中困难,可能是因为各行各业都有被看见的诉求。
一年后,我终于进入老家公安系统实习,从派出所到刑警大队,待了大半年。一开始警察对我很防备,但等大家慢慢熟悉,尤其和几个人建立好关系后,他们就会对你展示更真实的部分。
日常巡逻
在刑警队那段时间,我每天五点起床,六点出门,刑警队离家车程一个半小时,一般晚上十点后回来。当时我觉得这个工作太有意思了,是我这辈子遇到的最精彩的工作。虽然那之前我去过很多地方,包括去南极跑马拉松,但和一个三线城市的刑警队相比,这些经历都不值一提。
没过多久,我开始觉得写作这件事非常虚无,每天生生死死、悲欢离合高度密集地砸在我的眼前,大部分事件对于办案人员来说,不过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但对于当事人来说又是扭转了命运的惨剧。当现实以极为复杂的面目发生在你眼前,文学变得苍白无力。而当我站在一个自以为安全的位置去旁观的时候,就像尼采说的那样,你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视着你。
夜守
有一天刑警队决议了一项涉黑抓捕任务。大队长正在开会部署方案,但一个电话功夫,他突然就被带走了。更多的事情琐碎、荒诞、令人唏嘘。有一次有人举报嫖娼,实则抓奸姐夫。最后婚外恋的姐夫没事,报假警的自己被抓了。还有一年大年三十我在派出所值班,来了十几个农民工讨薪,拿不到钱就不能回家过年。僵持了几个小时后,有农民工过来问我要水喝。我就出门买了纸杯和水果,但分发之前被同事制止了,同事告诉我这样的行为是越线的。每天有太多类似的事情同时发生,久而久之人会生出一种麻木。
动物需要丰容,人也需要
去年我搬到了南京。每换一个城市,我必须找到一个切入点去认识陌生的环境,去和人建立联结。这两年提到南京,就会想到红山动物园,我觉得我可以去看一看,体验体验。
选择动物园还有一个原因是,我的语言和知识结构需要更新,博物学是我的盲区。而我们的语言是由大量名词构成的,如果小说里写到植物、动物、自然,我的语言就会空白,比如词库里没有鹩哥、小麂、散尾葵等这些词。我有意识要寻找一个途径去学习,最好是一边玩一边学。
南京的文学杂志《青春》给我开了“作家体验”的介绍信。去年八月,我进入了红山动物园。在红山,一个展馆的负责人会被称为“某师傅”。比如你姓王,别人就会喊你王师傅。当然,也不一定得是岗位负责人,但是能被喊“师傅”的一般都是有一定本事能力的,大家出于对这个人的尊敬。我在红山做志愿服务的第一个展馆叫“本土动物保育区”,是彭培拉“拉师傅”负责的。我问她红山还有哪些馆值得跟一跟,她告诉我,其实最重要的不是你去哪个馆,而是你要跟什么样的人。
到本土区后,我发现动物园确实博大精深。可能一般人认为饲养员就是喂动物,但这其实是一个极具创造性、综合性的工作。厉害的饲养员都是多面手,他们懂动物,懂植物,还得有极强的动手能力,比如要为游客提供一个放置红外望远镜的观赏位,就要自己设计图纸,然后根据图纸找材料,锯木头、钻眼、组装。
开始动工
你玩过《塞尔达传说》这个游戏吗?就是那种感觉,这里不是现代社会,而是一个开放世界。如果生活里我们要做一个东西,会有现成的工具、图纸,也会有前人的经验,只要按照步骤实现就可以了。但在这里,连可不可以有这项工作,都是自己创造出来的。本土区就像《鲁滨逊漂流记》里那座等待被建造的荒岛,所有事情都很原始,都要自己发明创造。可以说,来到这里你目力所及的一切,几乎都是他们自己建起来的,大到一片农田、一个生态系统,小到一块展板、一个丰容玩具。
饲养员比较核心的一项创造性工作是改善动物的居住条件,他们有个专业词汇叫“丰容”。简单说,就是在圈养条件下,丰富动物的生活情趣,满足动物的生理心理需求,促进动物展示更多自然行为而采取的一系列方法、措施。怎么做创造性丰容,需要你自己去观察、去思考。
比如,喂食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动作,有时候喂食不只是让动物吃饱,也是为了让动物的生活有一点响动,留下一些新的信息,产生一些新奇,或是为了观察和实验,确定动物的状态。在本土区,几乎每天都要变着花样投喂。喂一只失明的豹猫,饲养员会把小鱼藏在一个大麻袋里,再在麻袋中填满干草,最后把麻袋扎紧,这是为了调动豹猫对气味的敏感,丰富它的日常活动。
救助的非洲刺猬做教育项目动物前的脱敏训练
他们还要给动物造窝,既要安顿好它们,也要让这个窝更符合动物的需求,还要让这个窝每天都有一些变化。在红山,动物的福利永远是第一位的,所以经常有游客来会发现看不见动物。因为“动物有不被看见的权利”。一个饲养员要了解他负责的每一种动物,它们不同的性格和行为习惯,记录它们体重和个头的变化。有时候听饲养员们谈论动物,就像在谈论一个婴儿,“今天它的身体和心情状态怎么样啊”。
刚到红山动物园没多久,我观察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经常能从游客口中听到“丰容”这个词,他们会一边看一边说,这个丰容做得很不错。还有很多游客对动物很了解,能叫出它们的名字——在红山,每一只动物都有一个独属于它自己的名字。我觉得红山动物园培养出了一批更专业的动物爱好者,而不再是普通游客。
为每一只逝去的动物写讣告是本土区的传统
我在这里认识了野生动物救护专家陈月龙。他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他说动物的需求每时每刻都在变化,就像人一样,你不也每天都想换着花样吃点新鲜的?
我想,我到处体验生活,也是为自己生活的“丰容”。人和动物一样,最害怕无聊,如果每天吃一样的东西,每天圈在一个那么小的地方,生命力、创造力都会被慢慢剥夺。
后来我常常跟着陈月龙观察。有一次他说要规划下“北门湖”,就是红山北门的一小片湖,我每天都会路过,从不觉得这个池塘大小的湖竟然还需要规划。但他那天花了一个下午去观测,当几只鸟飞落在湖面上时,他突然抬头问我,你觉得这个鸟和我们有什么关系?他经常会冒出类似这样在他人听来有点哲学的问题,虽然他的出发点都是很实际的提问,是基于生态学或具体工作的问题。比如这片湖要不要种植物,种什么样的植物,后续如何管理,才能吸引哪些物种自然活动,让整个湖保持更多的生态多样性。而这片湖也不是封闭的,它和整个城市的水道、城周的山川湖海以及我们的饮用水都息息相关。
救护中心正在为一只受伤的鸟做复健
所以这只鸟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大自然是一个万物循环链,每个有生命的物种都和我们有关系。那天我本来因为现实中的问题而有些沮丧,听他说完,我觉得自己好像上了一座山,遇到一个道士,这个道士对你说了一番话,他并不了解你身处的世界、你的现实、你的感受,但他说的那番话解开了你的某种困惑。
进入到任何一个工作场域里开始一段“工作”,一开始你都不知道要做什么。每个人工作都很忙,没有时间为你安排,都需要你厚着脸皮主动问,主动学。因为饲养员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工作。作为志愿者,我一开始做的主要工作就是洗碗、搬运东西,修剪垫料,清理笼舍、整理文档,这是最简单的。后来才开始做一些高级点的工作。
比如给动物做饭。我处理最费力的食材是南瓜,一是因为南瓜难切,二是喂不同的动物要切成不同的形状或大小。我站在露天的动物厨房里,切了两个月南瓜。不管风吹日晒,你都得站在那里去完成这些像西西弗斯一样枯燥重复的工作,甚至切出了一种“修行”的感觉。
动物日常伙食
我想如果将来我写一个动物园的故事,文章题目可能会叫《禅与动物饲养艺术》。开篇就写切南瓜。切到最后你的心里就只有一个字“空”,进入到一种“参禅”的状态——你不会去想我是谁,我在这里干什么,我接下来要怎么办,这个世界里只有你和这只南瓜。
我们已经被现代化规训得非常“后现代化”了。所有的衣食住行都像理所应当的,我们从来没有深入思考过它是如何运作出来的。但在动物园,我时刻体会着原来自然万物是这样运行的,而人也是万物的一部分。那些看似和我们毫无关系的东西,动物、植物、湿地、风向,其实时时刻刻都在我们的生活里。我们共同生活在一起。
待久之后鸟就不会怕你
我想我四处体验生活,诚实地说不是为了写小说。我觉得我本身就是这样一个人,从小就是,我对于很多事情都具有强烈的好奇心,我想去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如果我不写作,我也会做这些事情,写作反而给了我一个更好的借口。如果有人对这样的生活产生质疑,我就说这都是为了创作。
文学意义危机之外,这种流动性的生活体验,另一重危机是孤独。我发现我的生活里什么都是留不住的,人际关系留不住,工作经验留不住,钱留不住,可能只留下了一篇或半篇小说。最近这两三年,我发现自己越来越恐惧周末,工作日的时候,会有人找我对接一些工作,一到周末则完全没有人跟我讲话,特别难熬。我发现自己的口语能力急速退化,有时候会不自觉地自言自语。现在我基本是靠过去的积蓄在生活,我还不知道怎么靠写作养活自己。如果只是想活着,其实有很多种方法,比如我打算去考一个救生证,这样就能去游泳馆做救生员,一个月也有五六千块钱。
写作的孤独还在于,反馈周期特别漫长。所以我现在一点都不在乎别人给我差评。只要有人看,我就已经很开心了。想到这些我会焦虑,但当我开始写作的时候,所有的一切就烟消云散了,我只会沉浸在那个世界里,仿佛被附魔了一般。哪怕没有任何收入,我也愿意去做。因为我觉得生命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创造,并不是只有文学是创造,饲养员丰容是创造,爱也是创造。人无论在什么时刻,都要保持着一种生命力,我可以活得很难堪、很不体面,哪怕像一条狗,我也要活下去,因为只有活下去,才能继续创造。尤其是我在刑警队、在法医待了这么长时间,包括我去了动物园,我觉得生命的出现是一个奇迹。如果停止创造,人可能就在某种程度上死掉了。
我并非一个喜欢漂泊生活的人,我很迷茫接下来要去哪儿。但把这条路走到这里,就不可能回头了,这个问题我之前和班宇聊过好几次。他说,像我们这样的人,不可能再回去上班了,不可能有别的活法了。
童书主角的观察与被观察
每个人在人生不同阶段都要找到一个在世界上安放自己的方式。
现在回想一下,20岁之前我都处于混沌状态,好像自我尚未觉醒,但当时我就本能性地不想被规训。当一个环境对我不构成约束,我就可以很快乐、很自由,也享受和人打交道。为什么我没有办法上班但可以去体验生活?可能因为我始终把自己放在一个旁观者的位置上。
我小时候是一个当地尽人皆知的小孩。一是我写作开始特别早,9岁时就开始发表文章了。当时周围的大人都喜欢把我和蒋方舟比较,而我妈毫无把我往那条出名要趁早的方向打造的意愿,他们都很怒其不争。其二是,我是一个儿童文学读物的主角。以我为原型的第一本书叫《鬼马小女生》,80%的内容来自我的口述和生活趣事。那是我人生中第一笔比较高的稿费,三千块。
书里这么描述9岁的我:
“大头马喜欢周星驰,喜欢上网,在网上灌水,写小说,还向往小资生活。她不喜欢老师,最喜欢钱;成绩一般般,从没当过三好生。
大头马有个很开朗、乐朗和宽容的妈妈,她和妈妈关系很融洽,但也时常吵吵架。她喜欢和大人交朋友,所以妈妈的一帮女友也成了大头马的好朋友。
大头马还有个男同桌八爪鱼,他们关系还不错,经常讲讲笑话,一起捉弄同学。”
小时候的大头马
但是等书出版之后,我拿到书一看,发现里面还有很多内容直接照搬了我写作的文章,但作者写着那位儿童文学作家的名字。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成人世界的卑劣。我决定不要成为别人叙述的对象,我要自己掌握叙述权。
我好像过早地进入了成人世界。放学回到家,我的第一件事就是看报纸,从头到尾看一遍,每天都要了解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我妈在报社工作,六七岁时我接触了电脑。1998年,我开始上网,也是中国第一代网民中年龄最小的。当时我觉得互联网好像魔法,那时还没有OICQ(QQ前身),但已经有了类似的聊天室,你能接触到各种各样的陌生人,我觉得太神奇了,我的打字速度通过在聊天室聊天飞速提升。因为上网要起网名,1998年最流行的网络文学是痞子蔡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我就借用了“痞子蔡”的构词法,给自己取名为大头马。
我父母从小不管我,他们甚至不太清楚我上几年级。父母关系也不好。从小到大的家长会都是我爷爷去开的。我妈沉浸在她自己的世界里,不会把太多注意力分配到我身上。小学的时候,别的同学考不好会哭,我非常不解,后来我才意识到我的家庭和别人不一样。初中时,老师布置了一个作业,我不会做,就去问父母,他们勃然大怒,要打电话给学校,问他们为什么老师出一道学生不会做的题目,后来我就再也不和他们交流学校的事情。
那段时间我有好多事情想要分享,但又没有分享对象,因为同学不知道什么是互联网。在特别迫切的表达欲下,我开始写文章,写了一系列“我的上网历险记”,像写科幻小说一样写互联网,发表在类似于《少年博览》杂志上。每个月我会收到几十封来自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
网络和现实是两个世界。我在网络世界很活跃,在现实世界离群索居。这种所谓的体验好像贯穿了我的青少年时代,进入社会后,通过模仿学习我逐渐掌握了在现实世界生活的办法,逐渐地“被社会化”了一部分。但还是有一些内核被保留了下来。我从小喜欢冒险,喜欢以一个全新的陌生身份进入一个陌生的群体。在网络聊天室聊天时,我会冒充大学生,如果你是小学生,没有人愿意和你聊天。我就自己编造了一套身份。并且还把这些欺骗网友的故事写了下来,我就是这样开启了我的写作生涯。
大头马“游戏世界”的文学作品(左右滑动)
从那时起,所有人都喊我大头马,只有同学会喊我真名。我家里人现在也都喊我大头马。这个名字比我真实的姓名更像是真名,反而听到“XXX”我会浑身不自在。
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种人格障碍,另一种“冒名顶替综合症”。这些年,我从一个被他人叙述的童书的主角,变成了掌握了叙述权的作家,但我好像一直站在一个旁观者的位置上。生活变成了小说,小说也反过来推动了我的生活,改变了我的生活。
虽然我很早就进入了成人世界。但我后来才发现,我好像永远停留在了某个地方,其他人都成长了,都进入正轨,都过上一个正常人的生活。我却慢慢地和社会脱节了,我好像还在那样一个我幻想中的江湖世界里。我虽然看似被社会化得还不错,乍一看挺像个人的,可我很快就会意识到那不过是一种扮演。我在扮演一个叫“成年人”的人。原来是我被落下了,我成了一个和社会格格不入的人。
工作、结婚、生子,过上正常的生活。我发现我好像进入不了这条轨道。其实我并没有在勇敢尝试做一个不一样的人,而是我一直向着正常努力,我以为我也是正常的,我去做了所谓正常人该做的事情,但是后来我发现这些事我都做不到。最后发现写作这条路,不是因为我擅长,而是因为其他我都不擅长,我没有找到一个比写作更适合我的事,我是被迫无奈走到了这条窄路上来。
我记得小时候,白天家门口的天线塔总是挤满了玩耍的小孩。只有到了晚上,孩子们都消失了,那座天线塔才独属于我一个人。每逢家中来了客人,或是我不想在家中待着的时候,便溜出去一个人爬上天线塔,躺在上面安静地发呆、看星星、沉思。
最早吸引我开始“体验生活”的那个案子,被我写成了小说《白鲸》。我一度担心这个故事被刑警队的人看到,会带来什么麻烦,但想想概率极低,我不是有名的作家,这本书也不是畅销书。我斗胆给派出所所长寄了一本,他果然没有看。
采访、撰文:杜梦薇
编辑:李纯
图片:受访者提供
原标题:《一个十年不上班的人,如何确立自己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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