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汤志钧：一生只做一件事

2023年6月25日是著名的中国近代史学者汤志钧先生百岁华诞。汤先生长期供职于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以读书、著述为安身立命之本，辛勤耕耘数十年，耐得住学术研究的清冷与寂寞，取得了相当卓越的学术成就。2023年7月9日，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在上海社科院举办了“庆祝汤志钧先生百岁华诞暨汤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为汤先生百岁华诞献礼，同时也意在深入理解汤先生的学术思想，继承前辈学者的良好学风，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走向深入。

汤志钧先生

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郭长刚作为主持人，首先介绍了汤志钧先生的生平经历。汤志钧先生生于1924年，江苏武进（今常州）人，早年毕业于无锡国学专科学校，1951年起任常州中学历史教师，后兼任常州市历史教研组组长。1955 年出版第一部专著《戊戌变法史论》。1956年，汤先生调入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部，是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创所元老之一，曾任历史所近代史研究室主任、副所长，一直在历史所工作，直至退休。2014年，汤先生即被授予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贡献奖。2022年，汤先生主编的《梁启超全集》获上海市第十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一等奖。汤先生从事史学研究 70 余年，在中国经学史、戊戌变法史、辛亥革命史以及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研究等领域做出了杰出的学术贡献。

汤志钧先生通过视频发言，向与会嘉宾表达谢意。在发言中，汤先生首先讲述了自己的工作经历以及主要的研究方向、研究成果。说到研究体会，汤先生认为，无论是讲课还是著述， 最重要的就是“持之以恒”，一件事情，要一生做下去，不要中断。他进而解释，自己之所以选择康有为、梁启超作为重点研究对象，就是因为中国近代史的发展与康、梁有很大关系，研究近代史，康、梁绕不过去，因此下定决心从二人入手研究。最后，汤先生具体阐述了康、梁在中国近代史发展中的巨大作用，鼓励学者继续深入研究。汤先生已是百岁之龄，思维、发言仍相当清晰而有条理，给与会学者很大震撼，起到了相当有效的激励、示范作用。

汤志钧先生百岁华诞

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王德忠因故未能出席会议，发言稿由院党政办主任邵建代读。王德忠代表上海社科院向汤志钧先生表示由衷的祝贺。王德忠高度称赞了汤志钧先生取得的学术成就，指出汤先生为上海社科院工作了60多年，期间编写、撰写出版的著作有50多种，还发表了文章无数，为社科院的学术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是社科院的元老与骄傲。王德忠认为，汤先生的学问是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相结合的一个典范。汤先生出生于江苏常州，家学渊源深厚，从小受到良好传统文化教育，后又在著名的无锡国专求学。新中国成立时，汤先生只有二十五岁，却已经系统接受了传统文化高等教育，并开始在经学史研究领域崭露头角。新中国成立后，又努力以历史唯物主义指导自己的史学实践，在戊戌变法史、辛亥革命史、康有为研究、梁启超研究、章太炎研究等领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时代不断变迁，汤先生的学术著作却一直受到学界尊重，影响遍及海内外。汤先生在介绍自己的治学方法时强调要实事求是、持之以恒，他详细占有资料、去伪存真、去芜取精，这既是传统史学的精髓，又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原则。最后，王德忠向汤先生表达了真挚的祝愿，并预祝本次会议圆满成功。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王为松介绍了汤志钧先生与上海市社联等机构的联系，并讲述了汤先生与《章太炎全集》编纂出版的渊源。王为松指出，哲学家伽达默尔提出学者应具备三个禀赋——专注、怀疑和谦恭，汤志钧先生毫无疑问符合具备这三个重要禀赋，他本人就在与汤先生的长期交往中，近距离地感受到汤先生作为大学者的谦和。王为松强调，上海海派文化的风格，一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二是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汤先生的学术风格，是海派文化两大特点的完美融合展现。

《章太炎全集》

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党委书记瞿骏受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章清教授委托，代表上海市历史学会全体会员，向汤先生的百年华诞表达诚挚祝福，向汤先生取得的不朽的学术成就表达由衷的敬意。瞿骏分享了自己学习汤先生生平、著作的体会，认为汤先生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文化的厚重传承中，为史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汤先生常年深入研究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这三位中国近代史上的思想巨匠，取得了极其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让他自己的研究达到极高的尺度，也为中国近代史的主干问题、基本问题设定极高的尺度，对后学尤其具有垂范作用。同时，汤先生由人物进入时代进而描摹、书写时代，在戊戌变法史、经学史领域均有奠基性的重要著述，在海内外学界获得广泛重视，学术影响力极其深远。第二，汤先生的学问均从海量原始史料的发掘、整理出发，立足坚实的文献基础，不断推陈出新。他主持编纂了《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章太炎年谱长编》《康有为政论集》《梁启超全集》等重要史料，这些史料既充分全面地反映着汤先生的扎实学风和惊人学养，又沉淀为牢靠的史学研究基础，滋养着代代学子。第三，汤先生一直主张学术研究要具有世界眼光，他本人也为中外的学术交流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早在上世纪80年代，汤先生就受邀赴东京大学、哈佛大学等地讲学，与海外学者建立起深厚友谊。汤先生还积极投身于两岸学术交流，他在台湾讲学的消息即引起高度关注，台湾学界对汤先生的讲学予以高度的肯定。瞿骏最后指出，70多年来，汤先生无论处在何种境遇之下，都始终专注于历史学家的本职工作，为学界贡献了一部又一部精品著作，后学需要常备案头、细心揣摩，以吸收其中的真知灼见。所谓“人才成于风俗”，汤先生，就是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乃至整个上海史学界良好风俗的开创者与塑造者。

梁启超的孙女梁旋认为，100多年以前，梁启超先生为了启发民智、救亡图存，撰写了大量振聋发聩的文章，其中有许多关于中华民族未来发展的思考。梁启超先生一定希望100多年后的今人，能够比较方便地读到他的著作，看到他的思考，以便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有益于当今人类文明进步的思想。汤志钧、汤仁泽父子尽心编纂的《梁启超全集》，就帮助梁先生更好实现了这一愿望。而且，他们倾注两代人的心血，用30多年的时间与精力，完成了这项艰巨的工作。今天看到的《梁启超全集》，印刷精美、阅读方便，但30多年编纂生涯中的困难繁琐、艰辛苦恼、挫折打击，都由汤老父子二人默默承受、努力克服。可贵的是，这一切都是他们在独立精神之下自觉、自愿的选择。1500万字的《梁启超全集》，体现着梁启超先生的文章与思想，也体现着编者父子二人勇担重责、坚韧不拔的高贵精神。

《梁启超全集》

大型纪录片《梁启超》摄制组导演吴玙歆受总导演秦远委托，代表摄制组向汤先生献上祝福，并对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和汤志钧、汤仁泽父子给予摄制组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吴玙歆指出，今年是汤志钧先生百岁华诞，同时也是梁启超先生诞辰 150 周年，摄制组曾在上海对汤志钧先生进行了专访。对汤先生的访谈，极大地提高了《梁启超》这部纪录片的学术性、权威性，这是导演组的荣幸，学术界的欣慰。汤先生接受访谈并在纪录片中出镜，是他与梁启超先生的一次隔空对话，也是一次跨越历史思想交流的珍贵文献。

中华书局编审欧阳红细致回顾了汤志钧先生与中华书局结缘的过程。1958年，汤志钧先生将用文言写成的《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寄到中华书局，得到老一辈出版家张静庐先生的赞赏，并于1961年出版。1960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一套历史知识读物，其中就包括汤先生撰写的《戊戌变法简史》。1963年，中华书局决定在增订改写的基础上重印《传稿》，汤先生为此广泛搜集史料，大量补充修订，成稿时篇幅已经增加了两倍。先生耗费 20 年的功夫，最终才有了 1982 年的《传稿》增订本。这部书出版以后，获得海内外的赞赏，成为学术界研究戊戌变法人物史事的重要参考书。1970年代末到90年代，汤先生整理的近代文献、撰写的研究著述相继在中华书局出版，深受关注，海内外反响强烈。除了出版自己的著作，汤先生还对中华书局的出版项目予以热心的帮助。80年代，应总编辑李侃的邀请，汤先生担任《梁启超全集》的主编；90 年代，汤先生又协助方行先生完成了《谭嗣同全集》的修订工作，还主持影印出版了《中国近代期刊汇刊》。欧阳红强调，汤先生与中华书局结缘，不仅是书缘，也是学缘。书局老一辈的领导和编辑，例如张静庐、赵守俨、李侃等均与汤先生建立了深厚情谊；新一代的编辑如欧阳红本人，也曾得到汤先生的耐心指点与帮助。欧阳红总结说，汤先生自 1958年投稿到中华书局，与书局结缘至今已经有 65 个年头。汤先生在书局出版的各类著作不仅见证了中华书局的发展，也见证了一代又一代编辑的成长，对中华书局的出版事业，惠泽尤深。

《梁启超全集》

《梁启超全集》责任编辑王婉莹代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向汤先生致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当年有幸与汤先生结缘，得到信任与支持，承担《梁启超全集》这一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出版工作，全社都感到振奋与鼓舞。王婉莹表示，她于2009年进入人大社，此后近十年间，一直是《梁启超全集》的执行编辑，因此能与汤志钧、汤仁泽两位先生保持长期联系并跟随学习，受益匪浅。《梁启超全集》辑录散见各处的梁氏文辞初刊稿，涉及近代各种文献、档案，包括梁启超赴日时期的著述、书信，尤其是收入了新发现的“南长街54号梁氏函札”全部内容。同时，比对初刊稿和其他多种版本，进行了细致的校勘，是迄今为止梁启超先生文集的最佳版本，较为完整地呈现了梁启超先生一生的思想结晶。《全集》能够作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的一种出版，后来又获得各种重要奖项，与汤志钧、汤仁泽先生的工作密不可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也对此高度重视，付出了相当的心血，先后有20位编辑参与工作，不断地进行打磨。今后，人大社将继续用实际行动表达感谢之情，努力做好相关文献的整理出版工作。

常州市谱牒与祠堂文化研究会会长朱炳国强调常州与汤志钧先生的渊源，他指出，常州是江南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今天仍然是长三角地区的文化重心。汤先生作为“常州学派”的嫡系传人，为家乡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是常州乡贤的杰出代表，也是常州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生命力的表现。朱炳国祝福汤先生在新的百年，光耀家乡，光耀上海，光耀中国乃至世界。

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副研究员、汤志钧先生之子汤仁泽代表家属向与会的领导、专家，表达了深深的感谢。汤仁泽指出，父亲以读书著述安身立命，著作等身，这一巨大成就的背后是父亲甘于寂寞、辛勤耕耘、勇于探索的人生态度。母亲经常抱怨父亲将太多的时间花费在了学术研究之上，而忽视了对家人的陪伴，希望父亲能够过上规律的普通人的平凡生活。在汤仁泽的记忆里，父亲也不曾带子女外出散步、逛街、旅游，只有在父亲去日本讲学时，他陪同父母在商店购物、在公园散步，才真切感受到与父母一起休闲的快乐。汤仁泽认为，父亲不讲究吃穿、不会娱乐，因为他懂得要争取时间，不能辜负人生，直到今天，父亲还在读书、思考。这是一代学者百年探索的奥秘，从中可以领略到中华传统文化绵延不绝的幕后故事。

汤志钧（左）与汤仁泽（右）

汤志钧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分上、下半场，由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周武主持。

周武指出，中国史学界有的史学家偏重史料，有的史学家偏重义理。上海在这两方面都有突出贡献，陈旭麓先生可以说是义理派的重要代表，汤志钧先生则是史料派的一个典范。这两大学术重镇，让上海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在全国乃至国际学术界，都占据了重要地位。今天在此召开汤志钧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希望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在碰撞中加深对汤先生学术思想的理解。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杨国强认为，汤志钧先生以学术为志业，一生与学术相守相伴，不动不摇，最终将学术研究熔铸为生命价值，相当值得敬重。他进而指出，汤先生的学术成果，是孤灯长夜之所郁结，以心血研磨光阴做出来的。同时代许多学者的著作已湮没在历史长河中，汤先生的著作几十年来却一印再印，经受住了时间的磨洗与淘汰。相较于担任过的职位、获得过的荣誉，这些著作才真正是学者的立身之本，是他人无法掌控、无法剥夺的东西。汤先生的学术成果与学术精神，都会长久地存在。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回忆了自己与汤志钧先生的几次交往，第一次是他在华东师范大学读本科期间聆听汤志钧先生关于戊戌变法史研究的讲座，再是在日本访学期间给汤志钧先生充当翻译，通过这些日常交往，苏智良感受到汤志钧先生的严谨但不失风趣的个性。苏智良认为，汤志钧先生凭一己之力，研究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三位近代史上的思想大家，并留下如此之多的著作，称得上前无古人，或许也是后无来者的。而且，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些领域外，汤先生在上海史研究方面也有杰出贡献，尤其主编了许多质量上乘的史料集，这为后来上海史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汤先生取得的成就，当然与其个人的资质、努力密不可分，同时也与他所处的时代相关。这一点值得我们反思。苏智良最后强调，汤先生是上海史学的一面旗帜，后学应该传承他刻苦为学、长期耕耘的精神。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虞云国的发言主题为“走近汤志钧先生”，分享自己作为历史学人通过阅读著作以走近、了解汤先生的体会。虞云国教授表示，出于对戊戌变法、经学史以及吕思勉史学等领域的兴趣，他初步阅读过一些汤先生的论著。后来，又因为对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近代史上思想大家的兴趣，更深入地了解到汤志钧先生在相关领域的贡献。再后来，因为给已故导师程应鏐先生编纂编年事辑的缘故，认识到程、汤两位先生的交谊，进而发现汤先生在宋史方面的贡献。虞云国认为，汤先生的这些著述以及史料整理，造福学界久矣，而且将会永远流传。虞云国还以《章太炎全集》编纂中的一个事例，说明了汤先生在学术上的高风亮节。最后，他以“仁者寿”“知者明”概括了汤先生的学术人生，并祝福汤先生健康长寿。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邬国义从他本科期间听汤志钧先生讲课说起，着重说明了汤先生在授课过程中对史料的重视与熟悉，这对当时熟悉史学论文而陌生于史料的本科生而言，是极大的震撼。接着，他从挖掘史料、撰写著作、不断修订旧作三方面，高度评价了汤先生的治学精神与成就，认为汤先生“言之有故，持之以恒”的治学经验相当具有启发意义。邬国义还肯定了汤先生出国访学为中国史学界赢得的荣誉。最后，邬国义强调，汤先生的学术成就无愧于他所处的时代，我们应该尊重前辈学者们的劳动成果；同时，自己也应该做出无愧于时代的贡献，尤其是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周育民扼要回顾了他与汤志钧先生的交集，并着重评价了汤先生在戊戌变法领域的贡献。他认为，汤先生是戊戌变法史研究的先驱，正是汤先生在1950年代到60年代的工作，助推了戊戌变法研究后来成为学界热点。其次，周育民阐述了汤先生的学术路径，认为汤先生以重大的历史事件为主，不断开拓历史研究的领域，而且，根据政治环境的变化，灵活地选择自己的研究领域，充分抓住可供研究的一切条件，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最后，周育民以《戊戌变法人物传稿》的修订为例，肯定了汤先生在学术上精益求精的态度。

东华大学教授陈祖恩分享了对汤志钧先生的两点认识。一是沉潜治学，在近代史研究室工作时，汤先生曾多次强调踏实的重要性，尤其反对研究人员在报纸上发表有关社会问题的文章。因此，在进入研究工作时，在汤先生的领导下，陈祖恩就与同事协作，认真完成了《近代上海大事记》的编纂工作，在编纂过程中做到“无一字无来历”，每一条记录都确保有明确的史料支持；后来，他又与汤先生完成了教育史资料汇编。陈祖恩认为，这些工作对他以后的学术发展有很帮助。二是用心待人，陈祖恩回忆，1980年代汤先生去日本访学，回国后给近代史研究室每位都带了一份礼物，从这一点就可以感受到前辈对晚辈的关怀。

《学术月刊》编审谢宝耿认为汤志钧先生是同时代人里最杰出的历史学者之一，学术由经入史，由古而经，文史兼擅，研究领域涵盖相当广泛。谢宝耿并讲述了年轻时辗转社科院、复旦等机构，抓住机会听汤先生授课的经历。汤先生上课基本脱稿，如流水般滔滔不绝，且深入浅出，给谢宝耿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同样也为他的学术起步打下良好基础。作为编辑，谢宝耿后来还负责了汤先生多篇学术论文的发表，他表示，这相当有助于他把握汤先生学问的精髓。

同济大学教授蔡建国因故未能现场出席会议，但向主办方提供了发言稿。蔡建国回顾了44年来在汤志钧先生关怀、帮助、指导下，逐渐成长的过程：1979年，由叔公蔡怀新先生带领拜见汤先生；编辑《蔡元培先生纪念集》时在汤先生指导下选择篇目；进入历史研究所后在汤先生指导下撰写学术论文；后来赴日本留学得到汤先生支持与推荐，在日本完成博士论文，也离不开汤先生的帮助。蔡建国还表示，学术生涯之外，在家庭生活等方面，他也得到汤先生的许多照顾与关怀。最后，他衷心祝愿汤先生身体健康，永远年轻。

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承载是汤志钧先生亲自指导的硕士研究生，作为亲传弟子，他首先向恩师表达了由衷的谢意。承载表示，汤先生长期无微不至的教诲、关心，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一生至今受用不尽的学术财富和精神支撑。承载进而从汤先生的治学、育人、处事三方面具体谈了感受。首先，汤先生的治学特色是朴实严谨，突出表现在行文必慎，这是汤先生治学80多年的一贯态度。上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思想非常活跃，与传统观点不同的一项论述不断涌现，其中难免掺杂着一些远离历史本相的谬论，汤先生花费大量精力从事史料整理、年谱编纂工作，一定意义上就是有感于某些人的颠倒是非，力图从最根本的历史事实入手，说明问题。其次，汤先生的育人讲究娓娓道来、循循善诱、授人以技，汤先生常说，具体的知识学习要靠自己，但理解、运用知识，需要正确的方法指导。承载以自己曾经着力的汉代经学与政治关系的研究为例，说明汤先生教他做表格、卡片，按时段、分类整理史料，从中理清历史脉络的方法，他至今受用。第三是处事，承载举例说，十多年前，有一位前辈学者在重新整理出版周予同先生经学论著时，对当年周先生与汤志钧先生合作发表的一组论文颇有微词，并将大意写进了这组论文的注释。承载当年跟随汤先生研习经学史，了解这些论文写作的来龙去脉，认为这位前辈学者的做法并不妥当，并询问汤先生是否写点文字澄清。汤先生听过只是淡淡一笑，和颜悦色地说，这位学者这样做，大概也有他的道理，这些论文的稿子都还留着，总有公之于众的时候，不必再麻烦了。之后，汤先生也未提及过此事。承载认为，这个例子突出显示出了汤先生为人的气度与追求。

常州大学教授葛金华细细讲述了他与汤志钧先生一次两小时的长谈。2015年，常州准备申请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需要召开一个关于清代学术的会议。在接汤先生来常州参会的途中，葛金华与汤先生进行了深入交谈，在章太炎嫡传弟子、常州乡贤徐哲东年谱编纂等诸多方面，都得到汤先生的亲切教诲。葛金华表示，汤先生提携后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让人深深感动。常州成功申请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与汤先生的支持也有关联。

《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书封

上海大学教授廖大伟表示，他在读大学时就读过汤志钧先生的《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后来不断从汤先生的研究中受益。他认为，汤先生治学的最大特点，便是扎实。正因如此，汤先生的著作才会传之久远。不仅如此，汤先生还是开风气之先的学者，为中国史学界与海外的交流，做出重大贡献。另外，廖大伟还叙述了汤先生参与发起上海中山学社的细节，这有助于认识汤先生书斋之外的另一面。

复旦大学教授戴海斌首先指出汤志钧先生治学规模宏大，打通新旧，融会经史，不为当代学术体制所约束，研究领域从经学而中国近代史：从今文经学而康有为、戊戌变法；从古文经学而章太炎、辛亥革命。著作非常之多，为学界所推崇。而且，汤先生极端重视史料工作，在近代人物文集、年谱编纂、近代报刊搜集整理等方面前路先驱，贡献卓著。接着，戴海斌从个人读书研究经验入手，具体说明了汤先生治学的特色。首先是汤先生的著作《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这一成果是对晚清史研究的重要推进。研究中国近代史，日本因素自然不可忽视。戴海斌认为，所谓日本因素有两层含义，一层是近代中国与日本的现实关系；另一层是保存在日本的关于中国近代史相关的文献材料。后者又包含两部分，一部分是在日本保留下来的中文图书、报刊、档册，另一部分是以日语形式的留存的与中国相关的史料。研究晚清史，尤其是要研究甲午以后到辛亥民初这段历史，凡是比较重视中日双方文献的综合利用，从互补互证的角度来重建史实、解释史事者往往取得良好的成绩。在这方面，汤先生的《乘桴新获》做出了重要示范，是真正的“预流”之作，后来学者如李吉奎、桑兵、廖梅、茅海建、郑匡民、夏晓红、孔祥吉等，都在这条学术延长线上。其次是汤先生在近代人物史料整理、研究领域做出的学术贡献，比如撰写《戊戌变法人物传稿》，编纂《陶成章集》《梁启超全集》等等，这些都是相关学者的案头必备之书。再是，汤先生和顾廷龙先生合作，主编了“中国近代期刊汇刊”，囊括《时务报》《清议报》等十多种近代重要报刊，对专门的报刊史研究乃至近代史研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在具体阐述汤先生的学术特色后，戴海斌还分享了与汤先生交往的两个细节，并祝福汤先生芳华百岁，幸福安康。

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司马朝军从三方面具体阐述了汤志钧先生在学术上对他的深远影响。一是年谱编纂，司马朝军是从汤先生编纂的《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得到启发，着手仿纂《黄侃年谱》，这一决定大大缩短了独自摸索的时间，使得他一下子进入学术的前沿阵地，最终有所收获。二是学术史研究，由于年谱编纂的引导，司马朝军进而对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产生浓厚兴趣，汤先生在其中自然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三是经学史研究，在编纂《清代经学学术档案》的过程中，尽量吸收了汤先生有关经学史的研究成果。司马朝军还指出，汤先生的《章太炎年谱长编》对章太炎生平与学术研究起到开路作用、功不可没，但仍然存在突破可能，可以继续编纂一部新的年谱长编。基于这些学术因缘，司马朝军真诚地向这位前辈“恩公”致敬。

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培德认为，汤志钧先生的长寿、著作等身两大特点，都是常人难以企及的。著作等身的原因，在于全身心地投入学术、坚持不懈地读书著述，比如汤先生曾说，他在日本访学时，常常要在图书馆、档案馆抄史料，直至关门。而长寿，则离不开汤先生坚强、乐观、风趣的性格。张培德举了亲身经历的几个例子，认为乐观是汤先生长寿的真正秘诀。

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程念祺强调了汤志钧先生持之以恒的学术定力，讲述了汤先生在“文革”时期晚上偷偷挤出时间做学问的经历，并以“君子自强不息”概括了汤先生的学术风范与追求。

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施扣柱指出，汤志钧先生是一位非常纯粹的学者，他为学术而生，一生为学术。他没有什么闲暇活动，几乎不陪伴孩子外出逛街或旅游，海外访学也沉浸于学术活动，自觉放弃观光旅游机会。他似乎也没有体育活动的习惯。但他著作等身、身心健康地迎来百岁华诞。这似乎有点颠覆人们关于高寿的常识。其实，秘密在于:他的学术研究和健康高寿是互相成就的关系。他对学术的执着，全心全意全情全力的投入，起到了练习气功的作用，屏蔽了现实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各种不良因素对心境的干扰；他对学术的至诚热爱、乐在其中，则有助于分泌内啡肽多巴胺血清素，有利于身心愉悦。而身心健康，又反过来给予学术研究须臾不可或缺的体力和心力支撑。汤先生的健康高寿，给了历史学人很大的信心。让我们以他为榜样，衷心热爱学术，热爱到上瘾的程度，以此为乐，乐在其中，乐此不疲。这既是为了学术，也是为了自身。或者可以概括为：以学术为健身手段，以健康的身心投入学术。

上海史学者、白蓝会会长虞建新表示，他仰慕汤志钧先生已久。一是在华东师大历史系读书时，便听过汤先生关于戊戌变法的讲座，记忆深刻；二是在个人研究中经常用到汤先生的著作与所编著的史料集；三是90年代初，他也追随汤先生的脚步，到日本访学。值此汤先生百岁华诞，虞建新最后用一首自撰的俳句，送上了对汤先生的美好祝愿。

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创所元老程天赋之女程岩因故未能出席会议，发言由汤仁泽先生代读。程岩回忆了汤志钧先生为她讲授古文、《论语》乃至指导如何为人的经历，并强调汤先生在“文革”的严酷环境中，给母亲程天赋女士以关心，让母亲感受到人间温暖。在当时的环境下，汤先生如此行事，是要有极大的勇气的。程岩还表示，母亲含冤离世后，被抄家时，她又受到汤师母的极力保护，她为此深深感激。最后，程岩表达了对汤志钧先生的真挚祝福。

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张剑从三方面说明了他对汤志钧先生学术人生的认识。第一，汤先生生于1924年，历经民国的各种动荡与战乱以及1949年后的各种政治运动，但他一直沉浸于学术志业而不旁骛。今天面对不可预测的世界大势与周遭环境时，如何沉下心来，专意于学术，汤先生给我们树立了榜样。第二，与一般学者主要汲汲于自己的个人著述不同，汤先生还参与或主持编撰不少的资料集与文集，为学者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资料基础，这种“既为己也为人”的学人态度值得我们学习。第三，汤先生论文超过150篇、文章也近150篇，除学术论文外，大多是研究综述、序跋、学人怀念等，真正的学术评议性文章极少。但其实，汤先生私下对史学界的一些人事有过评议。不知道汤先生是否有记日记的习惯，如果有相关记录，就可以进一步了解汤先生对史学界的看法，这样或许能更深入地理解汤先生的史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