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平：粤军第一师师长邓铿遇刺是陈炯明策划的吗

陈炯明参谋长、粤军第一师师长邓铿（邓仲元）之死，“实为孙、陈关系之转捩点”（陈炯明秘书莫纪彭语），影响现代史至巨。邓铿被刺身死不到3个月，孙中山与陈炯明彻底决裂。对于邓铿死因，拥孙派、拥陈派各执一词，聚讼多年。笔者近期发现一些较为中立的史料，或将有助于解决这一百年争议。

笔者不久前连撰两文，论证廖仲恺被刺案正凶为陈炯明侦探长黄福芝，并提及黄福芝也涉嫌暗杀邓铿。笔者从廖仲恺被刺案庭审记录出发，搜罗中立报纸上海《申报》、广州《大同报》等报道，参考陈炯明秘书莫纪彭、继任参谋长罗逸群等人的回忆，相信可得出较为可靠的结论。

邓铿死因争议

邓铿（1886-1922）为不世出的杰出军事人才，只因去世太早，未能尽展所长，时至今日邓铿的知名度并不高，但只要列出一个名单，就可窥见邓铿的地位。1920-1922年间的粤军第一师，是邓铿组建、训练、指挥的粤军最精锐部队，经他选拔进入第一师而后威震八方名将有：李济深、陈铭枢、邓演达、叶挺、陈济棠、蒋光鼐、蔡廷锴、张发奎、薛岳、余汉谋等等。北伐战争中所向披靡的“铁军”第四军、淞沪抗战中彪炳史册的十九路军，其前身都可追溯到粤军第一师。邓铿、许崇智是孙中山最倚重的两大军事干部，蒋介石则是位居邓铿、许崇智之下的参谋人员。邓铿不死的话，蒋介石很难迅速冒头。邓铿之死，确确实实改写了现代史。

邓铿清末毕业于广东黄埔陆军小学，1911年武昌起义后，协助陈炯明发动惠州起义并光复省城，出任广东军政府陆军司长；二次革命失败，邓铿追随孙中山，加入中华革命党。1920年，邓铿协助陈炯明率领粤军回粤，驱逐桂系，极著劳绩。邓铿同时得到孙中山与陈炯明的信任，是两人之间的润滑剂、粘合剂。在平定广西之后，孙中山力主北伐，陈炯明主张休养生息，两人发生分歧，有赖邓铿苦心调护，北伐所需饷械有相当部分是邓铿在后方帮孙中山筹措调拨。

1922年3月20日，邓铿赴香港接他的老师周善培，21日傍晚乘广九火车抵达大沙头车站，刚下车就遭到两个凶徒枪击，被送到中法韬美医院抢救，到3月23日凌晨去世。因邓铿本人的汽车入厂修理，陈炯明派自己的司机和汽车去车站接邓铿，在当时风声鹤唳的气氛下，没有派出卫队保护，连司机也不带手枪，不得不说是极大的疏忽。

对于邓铿死因，拥孙派与拥陈派有着绝对对立的看法。《蒋总统秘录》认为“陈炯明所指派的刺客，在广九铁路大沙头车站行刺粤军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邓铿。”拥陈派以陈炯明之子陈定炎为代表，他在《一宗现代史实大翻案》书中引用英国总领事报告，称“他（指陈炯明）的参谋长邓铿为国民党所谋杀。”

拥孙派多认为刺客是陈炯明所指派，这个指责不准确，给对手抓住漏洞大张挞伐。莫纪彭回忆：“竞存决定下野，搭车返惠州时，余往送行，看见邓妻犹亲往车站送行，其后登车坐在竞存之旁移时。如果真有杀夫之仇，则竞存已下野返乡，邓妻可不必再来送行，即送行亦不必登车作惜别也。”（《莫纪彭先生访问纪录》第17页）

争议双方都忽视了一个最大可能：出谋指使与组织执行暗杀的，并非陈炯明本人，而是陈炯明亲信；暗杀的动机，是邓铿缉获了他们私运的大宗鸦片，因利益受损而报复，并非出于政治目的。

邓铿的职务是粤军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也直接指挥总部宪兵。陈炯明以开明著称于世，跟他一直高调禁赌、禁毒、禁娼有莫大的关系。经营黄、赌、毒的，背后均有一定势力的支持，对付有军队、警察背景的鸦片走私，需要宪兵出马，这是邓铿不得不从事缉毒的原因。陈炯明本人虽很廉洁，但他的部下则并非如此。邓铿缉获陈炯明部下走私烟土的记载不少，但此前被引用的多是事后回忆。笔者从拥陈派的《香港华字日报》、中立的广州《大同报》发现同一天的两条史料，可证实此事不假。

1922年3月21日，也就是在邓铿被刺的当天，《香港华字日报》刊登“水厅座船亦搜出大帮烟土”消息：“日来省中宪兵四处搜查私烟，极为严密。前数日，忽有大队宪兵到长堤水上警察厅前之水警厅长座驾船随查，当场搜出烟土数千两之多，价值甚巨，登即将原赃搜获，解返司令部，闻已转解总部核办矣。”陈炯明秘书莫纪彭回忆道：“事先数日，余至省长公署，侍卫告余署中押有鸦片烟土，价在数十万元以上，为参谋长（指邓）亲自缉获者。并告余押藏一室，余乍见室中堆积如山。……此日于获得情报后亲自出马，缉获烟土又不交于地方司法或警察机关，而迳行押送省长公署，烟商遂无活动转圜之余地。此批烟土价值至昂，烟商痛心之余，乃必欲杀之以泄恨。”（《莫纪彭访问纪录》第16页）莫纪彭说的“烟商”，似是为陈炯明亲信掩饰。

同一天，广州《大同报》登出一条消息“大人物运土被获续讯”，称宪兵一营罗排长带领宪兵29名，前往番禺沙湾共起出私运烟土63箱，用“万里”电轮运回广州天字码头。《大同报》是广州本地媒体，不敢直接点出名字身份，但“大人物”三字大可玩味，实际指的是陈炯明亲信。

同一天不同报纸报道了宪兵缉获的两大宗鸦片走私，虽属巧合，但内中信息仍发人深思。一个是“水警厅长”，一个是“大人物”，这样的人贩毒，不是一般的警察所能对付，惟有邓铿直接领导的宪兵才有此权威，这也是按陈炯明要求行事。早在一年前，陈炯明已授权参谋长邓铿“纠察文武官吏”。（1921年4月4日《香港华字日报》）莫纪彭认为邓铿缉毒“越俎代庖”的指责是不符合事实的。在很多陈军将领转任行政职务的情况下，由粤军参谋长负责“纠察文武官吏”，有其必要性。

拥陈派的《广东群报》，在邓铿被杀后连续几天对此消息没有任何报道，直到3月25日才刊出短消息“邓仲元死后之继任问题”，报道罗翼群有望继任参谋长，而对案情无一字叙述。对于邓铿之死，陈炯明无论如何都会竭力追查真相。如果他确定是国民党方面所为，本应通过媒体加以适当披露，以释群疑。陈炯明的沉默，含有自知理亏的味道。

为应付死者家属缉凶的诉求，陈炯明令宪兵进行全城大搜捕，“陆续拿获嫌疑人犯五六十名，均寄押于陆军监狱，听候侦查，久未讯释。现该疑犯关裕、李文甫等数十人联同全体具呈伍省长及各当局，请予格外开恩，将各嫌犯一体开释，以免无辜延押云。”（1922年4月27日《香港华字日报》）以省港之间来往的便利，在广州犯事立即逃往香港已成为固定模式，陈炯明依然搞全城大搜捕，一抓就是五六十人，显然只是做文章给邓铿遗孀李顺春看。

陈达生与黄福芝

拥孙派也有表达较为严谨的，将真凶指向陈炯明族弟陈达生、陈炯明侦探长黄福芝，但这些比较严谨的表述，多年以来已被不严谨的陈述所淹没。

追随孙中山多年的邓泽如称：“时适有粤军总司令部侦探部黄福芝，串结陈氏兄弟，私运鸦片，所值不下百万，在伶仃洋为盐务缉私舰截缉一事，后邓决主严办，黄畏罪逃亡香港。陈炯明以禁烟自任，至是亦不便为之庇护。及邓遇害之事发生，政务厅长古应芬，疑凶徒必匿居香港，乃派夏重民赴港密缉。陈炯明谓此事非黄福芝不办，乃起伏黄职，使驻港缉拿凶手，并派黄强助之。夏居港多日，探得主谋暗杀者，为陈族弟某，使黄某贿买凶人为之，许以复还原职，黄遂收买凶徒，任此职务者，皆惠州人云。”（邓泽如：《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迹》，正中书局1948年，第248页）

邓泽如这段话有些绕口，换言之，是说：陈炯明侦探长黄福芝串同陈炯明族弟走私鸦片，数额巨大，被缉获后，邓铿力主严办，黄福芝潜逃香港。邓铿被害后，政务厅长古应芬派人赴港秘密调查，发现是“陈族弟某”指使黄福芝买凶杀人。“陈族弟某”，《孙中山年谱长编》直接点出是陈炯明族弟陈达生。陈达生追随陈炯明征战多年，此时任广东全省公路处处长。

省议会副议长、陈炯明海陆丰同乡曾享平事后回忆说：“外间传说是陈竞存派人把邓铿刺死，其实竞存实在毫不知情。据陈觉民透露，此事完全是陈达生个人干的。因陈达生上次借广东督署的名义，从香港运了一批私货到广州……陈达生非但赚不了钱，连一大批资金都损失了。所以非常痛恨邓仲元，誓非把邓仲元除掉不可。乃以重金买通督署两名海丰同乡的卫兵，伺机刺杀邓铿。久未得其便。那天陈达生在督署闻知邓铿只身赴港，当天即返回广州，即令那两个卫兵，乔装接客的样子，预在大沙头车站等候，俟邓下车，即混在人丛中乘机把邓刺毙。”（沈太闲：《关于邓铿被刺事件》，《文史资料选辑》第103辑第83页）

这两个直接刺客，是粤军总司令部的卫兵（应该说是陈部侦探），邓铿见过也认得，故而下车见到他们后，毫无防范。朱勉躬记录的邓铿夫人李顺春谈话称：“枪杀仲元之凶手，是仲元见过面善之人。”（《广东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210页）邓铿过继女儿则曾对人说，邓铿受伤后入医院后“不能言，请左右拿纸笔欲留字，却被床边某党国要人（姑隐其名）上前阻止，不许左右给邓纸笔，并言：‘不用冤冤相报！’”邓铿认得枪手身份，但最终因被人阻止而未留下证言。

胡汉民指出：“又有一个暗探长叫王福芝的，亦因私贩烟土，为仲元先生严办；陈炯明替他缓颊，不许，以此为陈炯明部属所衔恨——取死之道二。”（《革命先烈先进传》第462页）粤语中“黄”“王”同音，胡汉民此处误写成“王福芝”。

1923年4月8日，上海《申报》报道：“暗杀邓铿凶徒已枪毙。黄福芝任陈军调查处长时，何仿周同两调查员陷害党人不少，现经侦缉队获解公安局留押。孙中山随派出副官往公安局审讯，何[仿]周直认侦探不讳。孙于三十日下令将何仿周同提出东郊枪决，临刑时何仿[周]自言‘该死该死！打死邓铿就是我’云云。则剌邓真凶已枪决矣。”《申报》为上海的商业性大报，与广东政局没有利害关系。从这篇报道可知，暗杀邓铿行动由黄福芝组织，侦探何仿周等人实施。5月2日，《申报》又报道，孙中山回广州时，陈炯明避往惠州，“二十三日下午孙密令缉拿前粤军侦探长黄福芝……闻黄福芝与刺邓铿案有关”。

邓铿被刺后，黄福芝马上到香港避风。4月23日，也就是孙中山从广西乘船抵达广州当天，陈达生辞去广东公路处处长职务，前往香港；7月14日，陈达生在香港被暗杀，应看作是国民党这边的报复行动。1922年7月17日、18日，《香港华字日报》连续报道了陈达生在港被暗杀案情。综合两次报道，大体情形是：7月14日晚，陈达生赴太白楼与友人饮宴，到省港金山轮行将抵港时，与友人7人乘电车往中环码头接人，在霖士街近船政厅处下车，突被人用手枪连轰数响，陈达生背后中弹，穿前腹而出，仍能走动，到国家医院救治，因伤势过重，到7月16日正午去世。华人警探当场拘捕疑犯一人梁启禧，之后并到他所供职的有记小轮公司搜查。港警怀疑梁启禧有党羽协助，之后曾到某某等处搜查。所谓“某某等处”，应指国民党设在香港的机关。

1923年，在枪毙何仿周之后不久，国民党派人在香港连续两次谋刺黄福芝；黄福芝当侦探长多年，警觉性极高，两次暗杀均功亏一篑。（1923年4月23日、5月16日《香港华字日报》）

廖案爆邓案内情

邓铿被刺案，拥孙派与拥陈派事后的各自陈词都有可疑之处，但从别的案件中无意爆出来的证据则更加可靠。笔者找到的有力旁证，是审理廖仲恺被刺案特别法庭披露的信息，即国民党方面曾派出陈世、梁博等人赴港暗杀陈达生，而当时属孙科“太子系”主将、广州市公安局长吴铁城也证实了此事，这是比较有力的证言。

1926年3月6日，梁博在法庭上如此回答主审法官卢兴原的讯问：

（问）查公安局报告中云，汝与陈世均是在港谋刺杀陈达生之人，是否属实？

（答）我知此事，但未同去，返省后，曾得六百元分用。

3月10日，公安局长吴铁城与卢兴原在法庭上有如此对话：

（问）据检察委员会纪录，载有八月二十日陈世曾到公安局秘书处办公室，见过梁秘书，陈世既非公安局侦缉，以何资格入见梁秘书？

（答）陈世是本党同志，他常有到局，是日往见梁秘书，系报呈朱卓文昨夜在南园酒店居住，梁秘书转报我，我乃派人按址拘拿朱卓文。我发令逮捕梁博，梁或不知有令逮捕，故敢回局。

（问）梁博系打死陈达生凶手之一，此消息何处得来？

（答）凡是本党同志皆知此事，至消息如何得来，我不记忆。

以上供词、证词，分别见1926年3月9日、15日《广州民国日报》。吴铁城在法庭上证实，陈世、梁博均为刺杀陈达生凶手。梁博供认，陈世是刺杀陈达生主要凶手，他本人知情并分得600元报酬。梁博不肯承认同在现场开枪，但至少承认知情并一同到达香港协助执行任务，否则不会分到600元。

吴铁城，孙中山香山同乡，自幼随父在江西九江经商，是1911年辛亥九江起义领导人之一，被推举为江西省代表赴南京组织临时政府，得孙中山赏识；二次革命失败，吴铁城随孙中山赴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历任大元帅府参军、非常大总统府参军、香山县长、东路讨贼军第一路司令、广州市公安局长等职，1924年9月随孙中山北伐，担任大本营参军长。他在投靠蒋介石之前，属于孙科死党，与闻国民党最高机密，与会党、秘密社会关系密切，才兼文武，黑白两道皆通，故能担任广州市公安局长这个关键职位。他与孙中山的关系，类似于黄福芝与陈炯明的关系。从陈世经常出入公安局、梁博为公安局侦缉员这些事实判断，吴铁城应是暗杀陈达生行动的策划者之一。

结论与附记

邓铿死后数天，罗翼群继任粤军参谋长，他在回忆邓铿的文章中说：“事实上仲元之见害，完全与陈炯明左右宵小有关，或谓炯明本人事前未必忍出此毒手，我亦同意此说，但谓炯明事后仍不知情，则颇难解释，是则‘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炯明亦不能辞其咎也。”（《广东文史资料》第三辑下册，第70页）陈炯明过分重用族亲的事例斑斑可考，仅身边担任重要职务的海丰陈氏族人就有陈炯光、陈演生、陈达生、陈觉民、陈伯华、陈小岳等。

以陈炯明与邓铿多年共事形成的感情以及工作上的倚重，陈炯明不会下令刺杀邓铿，但陈的左右陈达生、黄福芝却有着确切的杀人动机，那就是他们走私鸦片被邓铿没收，金额巨大，他们杀邓铿不仅是报复，还借此清除今后谋私的障碍。陈炯明在事后出于利益考虑没有实施真正的缉凶、逞凶行动，有包庇犯罪之嫌。

笔者认为，世间并无完人。陈炯明为近代社会转型做过许多有益的探索，方向是对是错最好由后人去评价，他本人也十分廉洁，但放纵亲信谋私、被宵小所包围，是其短处，也是引发孙、陈冲突的重要因素。陈炯明其人有明显的阴阳两面，邓铿代表他阳的一面，陈达生等代表他阴的一面。邓铿为孙、陈两人的粘合剂、润滑剂，邓铿一死，孙、陈两人无法再维持互信，彻底决裂也就不可避免。历史常常是在一场接一场的悲剧中行进，邓铿被杀后，孙陈决裂、孙中山引滇桂军驱陈、两次东征，曾经的同志加兄弟战场相见，为筹措军饷都实行横征暴敛，1920年代“革命策源地”广东的民众为此付出无量白银无量血的代价，惨痛之极。

1962年，李洁之发表《邓铿之死》一文，根据一些人事后回忆，指行刺邓铿主使人为陈炯明族弟陈觉民，这篇文章由于在史实陈述上有漏洞而饱受攻击。笔者认为，李洁之在事发当时，只是孙中山警卫团一个排长，远在广西，得自道听途说的东西不足凭信，不能把他的陈述当作主流观点的代表。莫纪彭为陈炯明秘书，曾享平是陈炯明当政时的副议长，罗翼群继任邓铿的参谋长职位，邓泽如事发当日在广州当内政部矿务局局长、国民党广东支部长，都有一定的地位与便利了解事情真相，只是莫纪彭作为铁杆拥陈派，不愿意指出是陈炯明族弟陈达生等人所为，而用“烟商”一词代替，是一种讳饰手法，目的是为陈炯明减轻责任。李洁之回忆文章的失误，不能成为陈炯明族人、亲信免责的依据。

（本文原题《重审邓铿被刺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