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熟悉的陌生人：当代法国政坛搅局者勒庞及其《回忆录》

关于法国政治人物勒庞家族老中青三代的分析，已经相当丰富。单论那些在法国本土关于让-玛丽•勒庞（Jean-Marie Le Pen, 1928-）的出版物，多得已与这位90岁的老人齐高，可谓是把这位当代法国政坛搅局者的方方面面都分析透彻。有时甚至透彻到：老勒庞的政见、公众形象和私人生活都再无挖掘的噱头，什么都无法再引起法国社会的涟漪。观察家们也似乎早已把注意力转移到其女儿和外孙女身上。法国极右思潮内部近十年的代际演变，大得让人淡忘了老一辈奠基人。

老勒庞的《回忆录：国民之子》（Mémoires. Fils de la nation., Paris, Editions Muller, 2018）首卷刚一出版，便在法国乃至西方社会引起关注。大家难免好奇：老勒庞会如何定位自己的一生？这位早为政坛、舆论界、学界所熟悉的老人，会不会在《回忆录》中披露些之前不为人知的事迹或心迹？历经法兰西第三、第四和第五共和国的风云变幻，老练的勒庞会不会在晚年修正或粉饰过去的是非？

按老勒庞在书中所述，《回忆录》第一卷于2016年正式动笔。由书中所提及最新事件的时间顺序，大致可以推测首卷在2017年底脱稿，内容主要覆盖1928年出生到1972年“国民阵线”创立这一特定划分的近半个世纪。而据他向媒体吹风所传递的信息，《回忆录》第二卷应该会在2019年初出版，主要覆盖1972年至今的近半个世纪。可以说，完整的两卷《回忆录》，将会是勒庞的世纪回忆录。倘若一切历史无非只是当代史，那么我们今天翻开这本新鲜出炉的世纪回忆录时便应留心老勒庞在每一处选料上的用意。

四百余页的这卷《回忆录》，大致按时间顺序以二十多个小节再现老勒庞心目中的一幅法国动态全景。诚然，它面向的首先是法国的读者群，叙述的是法兰西的当代史。不过，哪怕身处万里之外的中国读者，也多少对诸如二战中的法国、五十年代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战争、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等硝烟战火有所了解，听说过戴高乐、贝当甚至那位和中国关系复杂的武元甲。再者，在1928-1972年间诞生在法国的文艺或影视作品，也已陆续被介绍到中国。应该说，关于这期间法国内政、外交和社会文化生活的粗线条，中国人已经积累下厚重的认知和成体系的研判，用不着捧起老勒庞的《回忆录》来对号入座。至于老勒庞本人的生平流水账，早已是各界细致研究的对象，用不着再靠白纸黑字来揣摩一个人的真情实感。在这里，我们更关心的是：他自己如何看待与法国有关的大小事？既然已贯穿全书地自诩为“国民之子”、“由国家养大的孤儿”（pupille de la nation），那么他对法兰西的核心利益有什么研判？

有了从军经历之后才投身现实政治，很可能会比书斋里的坐而论道更接近时代的脉搏。就老勒庞的阅读趣味而言，他似乎亦看不上那些走出书斋、走上街头的意见领袖。在《回忆录》里，老勒庞多次指名道姓地贬斥萨特和波伏娃带头的左翼声势，认为他们无非是苏东阵营在法国的几步烂棋；对那位频频在法国发声的作家莱维（B.-H.Lévy），老勒庞从未较真过这位晚辈的言论，认为文人的名气并不会必然地增加其立场的可靠；对两位学院派史学权威（R. Paxton和P. Boucheron），老勒庞也很不以为然，认为前一位史家把法国人的注意力错误地引向了二战屠犹的集体愧疚，暗批后一位史家把正统法兰西国史推上了某种“去法国化”的时髦歧路。

总之，《回忆录》中出现的几次对当代知识人的特定援引，似乎让我们窥见老勒庞对那些没有经历过风浪的文人所抱有的蔑视。而从时间顺序上来看，勒庞年轻时先后赴越南、埃及和阿尔及利亚的军旅生涯，是他以实际行动为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岌岌可危的全球利益而作的最后努力。也许，光凭书生意气，尚不足以把握老勒庞心目中的法兰西国家利益。平心而论，今天法国政坛和文坛还健在的人里头，确实很少有他这样接地气地亲历法国在二十世纪中叶的由盛转衰。

按《回忆录》的叙述，曾和法兰西国家利益相左的，固然有二战期间的纳粹德国和英国等强邻，但最让他耿耿于怀的，更是战后凌驾于国家主权之上的两股全球力量：美式自由主义和苏式共产主义。和最初单纯经济学意义上的“全球化”一词相比，老勒庞一早便对美苏两种普世扩张的模式（mondialisme）抱有警惕和敌意，认为两者都不同程度地减损了战后法国内政外交上的核心利益。从《回忆录》一开篇就提及的本该彰显法兰西影响力的巴拿马运河开凿权旁落美国人之手，到终篇借用作家杜拉斯的话来概括苏东阵营对法国的影响渗透，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拉锯似乎被勒庞认定为小恶和大恶的较量。在亚洲和非洲，共产主义和反殖思想的传播尤其让他感到冷战时期法国国力的式微。那么，在勒庞心目中，什么样的理想国才可以保住法兰西的核心利益？

从《回忆录》可以看到，这首先不是走保皇派、恢复君主制的回头路，尽管勒庞也在书中肯定了某位保皇派抵抗者在德占期刊的英勇殉国。其次，这亦不是复辟教会权威、鼓吹教法大于国法，尽管勒庞本人明言自己更接近天主教的“传统派”阵营，对第二次梵蒂冈公会所进行的礼仪改革有着顽固的抵触。再者，这远非法国五、六十年代以降各路左翼，因为全书各处散见着对这些左翼实践的嘲讽。最后，勒庞着墨最多、也最带火药味的一点，竟在于他几乎全盘否定戴高乐对第四、第五共和国的两次历史功绩。用他的原话，这是要纠正今天法国公众的认知偏差，还历史一个清白。《回忆录》中最密集的火力，几乎都围绕戴高乐而展开。为什么这位“国民之子”要把矛头指向戴高乐，斥其为罔顾法兰西核心利益？

一般说来，影响当代法国国运的关键转折点有二：二战和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以今天法国官方正统的观点来看，这两大转折点都和戴高乐有莫大的联系。年轻时的勒庞就对在伦敦号召法国抵抗纳粹德国的戴高乐不抱好感。在处理阿尔及利亚问题的态度上，他更是和戴高乐南辕北辙。在我们看来，《回忆录》无非延续着勒庞出道以来五十年间的立场，本身并无新颖之处。倒是他贬损戴高乐所搬出的论据，让我们终于得以看清“国民阵线”创始人前半生对国家利益的构想。

从《回忆录》我们可以大致概括出勒庞的基本理念：乱世期间（1940-1944）的法国国家利益，应是在军事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避免亡国灭种，维持好社会的基本运行；战后五十年代法国逐渐恢复元气时的国家利益，应是抵御美苏争霸的两股大潮，尤其要警惕受到民族自决思潮影响、且见机在美苏间寻求支持的求独力量，守住法国本土以外的大片领地；六十年代物质丰富期间的国家利益，应首先抵御个人主义蔓延，重新唤起普通民众的爱国热情。从书中的口气可以看出，勒庞自认比任何一位政坛领袖更敏感于法兰西在不同时期的优先选项。就连五十年代曾一度让勒庞眼前一亮、在法国商贩和手艺人里颇受支持的民粹领袖布热德（P. Poujade），当时也很快被勒庞视为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反应迟钝（pp.219-220）。

我们先看勒庞对二战时期法国核心利益的研判。一路以来，勒庞及“国民阵线”的高层都曾企图为“通敌合作”的贝当元帅翻案，且认为戴高乐在抵抗纳粹德国上的功劳被过分捧高。浓缩成勒庞多次在媒体上有意渲染的话，那便是：“在伦敦的戴高乐及其追随者，仿佛更多地把维希政权、而不是把纳粹德国视为敌人！”（p.124）而且，有了德占期间颇得勒庞好感的秩序之井然，法国战后对通敌合作者予以清算时的混乱便让他感到“抵抗”的变味。

为了进一步挑战今天几乎早已深入法国民心的抵抗叙事，勒庞竟搬出战后1948年某天主教神父笔下带蔑视意味的新词“抵抗主义”（résistancialisme），强调战后清算无非是中了苏式共产主义的毒。最让勒庞忿忿不平的，大概要数他为纳粹诗人布拉席拉赫（R. Brasillach）正名的尝试——这位诗人因通敌而被戴高乐下令处决。在书中多处，我们都可以见到勒庞对布氏的引用，有的地方还大段摘录，仿佛刻意用这种方式来回应法国舆论界近十年对其以往在公开场合引用其诗句的质问。就连曾激起千层浪的“毒气室无非是二战中一个细点”一说，也被勒庞以维希政权屠犹绝对人数少于其他德占国家为由而再次间接地回应。在我们看来，出版于2018年的这卷《回忆录》，更多把法国二战史五十年积累下的诸多共识和底线，而不是把纳粹德国本身视为主要敌人：纳粹德国，并非老勒庞眼中绝对的恶；战后形塑出来的抵抗叙事，才是更大的恶。

我们再来看看老勒庞对决定法国国运另一转折点的研判：阿尔及利亚问题。如果说他在二战结束时还只是时局的旁观者，五六十年代法国多次远离本土的重大军事行动则都出现了勒庞的身影。无疑，美苏在全球范围内争霸的白热化是《回忆录》回顾法国在越南、埃及甚至阿尔及利亚问题时一再提及的地缘大背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亲赴越南，就是要在亚洲阻止共产主义的蔓延。加上其反对民族自决、企图捍卫“法属阿尔及利亚”（Algérie française）的一贯立场，我们便容易理解勒庞何以要在“阿尔及尔战役”一节中对几位曾经协助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FLN）展开游击战的法共成员咬住不放，何以直到晚年对当年组织袭击法军、后来步入阿尔及利亚政坛的几位要人依然密切留意，何以把当时法国左翼舆论界对法军使用酷刑逼供的谴责视作共产主义对法兰西核心利益的又一次重创。而从2002年开始一直为媒体诟病的勒庞参与使用酷刑这一指责，读者亦可以在《回忆录》中读到他最新的自我辩护。

在这里，我们无意一一复述1954到1962年结束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的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倒是《回忆录》中勒庞有意刻画或淡化的事件、援引或弃用的证词，值得今天中国的法国研究者留意。因此，这些都不仅是勒庞的一家之言，还在相当程度上折射出一部分长生斯长于斯的阿尔及利亚法国人所抱有的集体情结，同时也透视出法国军方和政府高层之间对阿尔及利亚问题理解上的出入，甚至还触及到至今在法阿两国官方依然无法达成共识的“哈基”问题（Harki）。在以勒庞为代表的“法属阿尔及利亚”狂热支持者看来，恰是那批相信了戴高乐1958年6月5日在阿尔及尔著名演讲的人，最寄望于这位第五共和国的总统，以为他将牢牢抓住这片土地不放。按《回忆录》的说法，戴高乐一句“我已理解你们”（Je vous ai compris）所带来的定心丸，曾一度凝聚起当地欧洲人和穆斯林两大群体，让他们发自内心地认同“法属阿尔及利亚”（p.277）。因此，当戴高乐稍后在1959年9月16日宣布全民公决阿尔及利亚前途时，这批人感到被玩弄了。作为对戴高乐态度转变的绝望反应和对“法属阿尔及利亚”的捍卫，在阿尔及利亚的部分法国军方将领便在随后三年内接连策划了至今依然吸引着法国史家兴趣的“街垒之周”（semaine des barricades）、“四月政变”（putsch d’avril）和“秘密军组织”（OAS）。

从细处看，正是关于这段时期军方和戴高乐步调不一致、甚至让其屡遭暗杀的插曲，《回忆录》为后人提供了勒庞当时和多位插曲主角（P. Lagaillarde, R. Salan, J. Bastien-Thiry）交往的第一手素材。从大处看，“法属阿尔及利亚”更直接体现老勒庞对横跨地中海南北岸的法兰西核心利益一度有着迥异于当时世界反殖潮流的考量。本在1958年底旨在发展阿尔及利亚工业和基础设施的计划，才是勒庞心目中缩小阿尔及利亚和法国本土生活水平差距、且有节制地吸纳当地精英的理想思路。恰是当年戴高乐放弃“法属阿尔及利亚”及随后的移民潮这两次错误选择（pp.279-291），才在今天置欧洲于最危险的境地。顺带指出，2018年夏天勒庞毫不避讳地明言自己当年企图协助刺杀戴高乐的军人逃亡，便是这位九十岁的极右政治领袖对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成立之初的国家利益有着不同理解的又一表态。

风平，并不必然就会浪静。《回忆录》最后十余页对戴高乐发起的总攻，让我们这些遥远的中国读者在掩卷之际感到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自然是一字一句看到“国民之子”多年沉淀下来的论调及其现实引申；陌生的，也许恰是他全书有意拈来的人和事。《回忆录》首卷主要覆盖的时段，不仅是勒庞人生的上半场，还是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核心利益的前世今生。它引出的问题，比蕴涵的素材还要丰富：我们该如何理解老勒庞重新编织素材时的轻重缓急和爱恨喜恶？不进一步把握这一问题，老勒庞便很可能继续是我们最熟悉的陌生人，当代法国的开局也很可能继续是我们最熟悉的陌生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