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曾是“禁书”的作品令昆德拉一举成名：始于玩笑、终于泻药的人生闹剧｜翻翻书·送书

据俄新社、塔斯社12日援引法国媒体消息报道，欧洲知名作家米兰·昆德拉去世，终年94岁。昆德拉作为一位中欧小国的作家，其影响力已经超出文学范围，他的作品常年受到关注与谈论，可见他的思想必然和世界当下语境产生了联结和呼应。

最早向大陆介绍昆德拉的是美籍华人学者李欧芃先生。1985年，他在武汉一学报上发表文章，将南美的马尔克斯和东欧的昆德拉并称为当代最重要的两个作家。不同于马尔克斯强烈鲜明的魔幻现实主义写作手法带给读者的震撼，昆德拉给读者带来的是一种新的批判角度，他重新阐释了“刻奇”，认为刻奇是极权下的伪崇高，是自我感动的不真实的激情。

这一思想与他生活的文化环境密切相关，捷克汇合了斯拉夫、天主和犹太人三大文化，又接受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洗礼，所以捷克人不喜欢绝对的事物，天然追求多元多态的生命世界，反感极权和民族主义情绪压迫下的刻奇心理，这在他们看来是失去自我的表现。

《玩笑》是昆德拉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很好地呈现了他“反刻奇”的思想。青年学生路德维克想抖抖机灵，在给女友的明信片上写了句玩笑话，但没想到被开除党籍，进了苦役营。路德维克以为给举报自己的人戴上绿帽子，就能大仇得报，但没想到恰恰帮对方甩掉了一个包袱，自己却差点背上一条人命，另外还发现那人对正统意识形态的鄙弃现在比他更激进。情人埃莱娜以为吃了一瓶安乃近就能让路德维克内疚甚至回心转意，但没想到误服的是泻药，最终在路德维克面前出了一次大洋相。

昆德拉用捷克式的幽默表达现实的荒诞，用夸张的手法完成对夸张事物的反讽。在小说中，所有人都试图用宏大的意义和情感绑架别人，最终发现一切行为都是无意义的挣扎，收获的只有洋相。昆德拉认为“刻奇是人类境况的一个组成部分”，于是他将其无限放大，最后导致对一切意义价值的否定。

反思“刻奇”能让我们对极权下的宏大情感保持警惕，但人生总归需要一个意义寄托，这就需要我们自己去继续探索、追寻。希望我们在面对人生这场闹剧时，都能保持轻松心态，笑一笑，没有什么大不了。

今天，第十四期「翻翻书•写写字」的征集就为大家带来这部让人哭笑不得的作品——《玩笑》。

◎ 昆德拉首部长篇小说，不落传统的写作风格令他一举成名

◎ 始于玩笑、终于泻药的人生闹剧

◎ 与昆德拉一起，追问生命的轻与重、快与慢、卷与丧

◎ 我不太喜欢笑，相比笑，我更喜欢让别人发笑

◎ 当误会消除的那天，就是爱情消失的时候

▼第十四期书目：《玩笑》

《玩笑》
米兰·昆德拉 著 蔡若明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22年4月出品

▼书籍简介

《玩笑》是米兰·昆德拉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不落传统的写作风格令他一举成名。

青年学生路德维克因为在寄给朋友的明信片上写了几句玩笑话而被开除出党，并被下放到矿井做苦役。在服役期间，他爱上了一位老实稳重的姑娘露茜，将她视为自己黑暗生活的引路人。然而露茜对两人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表现出了强烈的排斥和抵制，激怒了不知内情的路德维克，最终，路德维克用一个耳光将露茜彻底赶出了自己的生活。十五年后，获得自由的路德维克重回故地，遇到了成为理发师的露茜，而露茜已经不认识他了。为了报复当初执意将他驱逐出党的泽马内克，路德维克设计引诱了他的妻子埃莱娜，却随即得知埃莱娜与丈夫的婚姻早已名存实亡，反而令泽马内克庆幸可以因此与埃莱娜离婚。埃莱娜知道路德维克不爱自己之后决定服毒自杀，却误服了泻药，故事以一场闹剧收场。

在20世纪60年代，最初几篇短篇小说的写作让昆德拉明白，从此以后自己将成为小说家。他从朋友那里听到一个奇怪的故事：一个年轻的女工因为偷墓地里的花送给情人而被逮捕。他写道：“她的形象始终没有离开我，我的眼前浮现出一个年轻女人的命运……”也许就是从这个强烈的印象出发，从他流亡时待过的矿城出发，从摩拉维亚的民间习俗出发，他写出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并且一举成名。

《玩笑》在捷克斯洛伐克一出版，几个月内销售了十一万七千册，对一个人口不足一千五百万的国家而言，这个数字相当可观。随后它在法国出版也大获成功，昆德拉作为文学家的地位就此奠定。

▼作者简介

米兰·昆德拉：小说家，当今世界最具声名、最畅销的作家之一，曾获耶路撒冷文学奖、欧洲文学奖、赫尔德文学奖、捷克国家文学奖，以及多次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著有《玩笑》《生活在别处》《告别圆舞曲》《笑忘录》《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不朽》等书。2019年11月28日，米兰·昆德拉重新获得捷克共和国政府的公民身份，2020年9月20日，获得卡夫卡文学奖。

▼译者简介

蔡若明（1943— ）196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法语专业。1978年通过教育部考试赴法国公费留学。1980年回国后，历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法语教研室主任、西欧语系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等职。1993年后，先后担法国昂热大学客座教授、驻华代表；兼任法国华侨教育基金会、中国与卢瓦尔河域协会重要职务、欧美同学会留法分会常务副会长等职。

▼名家推荐

我最喜欢米兰·昆德拉早期作品《玩笑》，里面有一种女性才有的痛苦而温暖的情感。在世界的男作家里面，只有昆德拉才具备了这样的柔情和矛盾。没有哪个作家像昆德拉那样做了对个体的感情的关怀，这些都会让人感到温暖，这也是昆德拉的文学价值之一。

——王安忆（作家）

作为现代小说，昆德拉的作品价值还远远没有被挖掘出来。他强调个体，强调人的感知，他作品中的人物不管是做什么的，都有自己的血和肉。

昆德拉作为20世纪西方现代文学的最后一位大师，也为文学未来的发展提供了许多可能的方向。文学创作者、批评家、爱好者将可以从他对小说和文学的真知灼见中，汲取无穷的能量。

——董强（法语翻译家，学者）

阅读昆德拉是愉快并且益智的，他通常能使读者大开眼界，层层剥离出我们惯常熟视无睹的某些事物的真相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阅读昆德拉同样是令人难堪的，他总是无情透视着生命的本质、人性的本质，让读者不得不直面自身的存在，无路可逃。

——王东亮（法语翻译家，学者）

▼精彩试读

第二部

埃莱娜

1

今天晚上我要早点睡觉，我不知道能不能睡着，反正我要早上床。巴维尔今天下午去了布拉迪斯拉发，我明天一早乘飞机去布尔诺，然后乘汽车。我的小乖乖兹德娜要一个人在家待两天，她对这个倒无所谓，并不非要有我们陪着她，至少她不爱跟我在一起，而喜欢巴维尔。巴维尔是她的第一个男性偶像，应当承认，他懂得怎么样跟她相处，他一向善于和女人，也包括我周旋，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这个星期他待我又像从前一样了，拍拍我的脸，指天画地发誓说等他从布拉迪斯拉发回来的时候到摩拉维亚去接我。看他的意思，我跟他应当好好谈一谈，也许这是他开始明白过来事情不能这样下去；也许这是他想让我和他又恢复到从前一样。可是他为什么要到这时候，等我现在已经认识了路德维克，才想起来这么做呢？我越想越不安，然而我不应该悲哀，不应该，让我的名字在任何人心里都不要唤起悲哀，这句伏契克（捷克斯洛伐克民族英雄，作家）的名言是我的座右铭，他即使在受刑的时候，甚至在绞刑架下，也绝对没有悲哀，虽然今天，乐天已经过时。我这个人有点傻呵呵，这有可能，但人家那种摩登的怀疑主义也跟我差不多，我看不出来为什么我就该放弃我的傻而接受别人的傻，我不愿意把我的生活劈成两半，而想要一个从头至尾、前后一致的生活。正因为这样，路德维克那么使我中意，当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不需要改变我的理想、我的兴趣爱好，他是一个平易的人，单纯、清澈见底，我喜欢这样，也是一直这样过来的。

我并不因为自己是这样一个人感到羞耻，我没法和过去的我截然不同。十八岁以前，我的全部见识，就是外省规规矩矩的有产阶级家庭那套收拾得整整齐齐的公寓，还有学习，学习，根本不知道在七重高墙之外的真正生活。后来，我于一九四九年来到布拉格，那可真是一步登天了。那么强烈的幸福感，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也恰恰因为这样，我一直无法把巴维尔从我的心里抹掉，即使我现在不再爱他，即使他使我痛苦，我不能抹掉他，巴维尔，他是我的青春：布拉格、学院、大学生宿舍，尤其是还有伏契克歌舞团这个学生团体，如今再没有人能懂得这一切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就是在团里，我认识了巴维尔，他当时是男高音，我，女次低音，我们两人参加了不止上百次的音乐会和文娱演出，唱苏联歌曲，我国的政治歌曲，当然还有民间歌曲。我们最心爱的是那些民间歌曲，我迷恋摩拉维亚音乐，竟至于虽然生在波希米亚， 却觉得自己是摩拉维亚姑娘一样；我把这些歌曲当作生活的火车头，对我来说，那些歌和那个时代，和我的青春岁月，和巴维尔，都是分不开的。每当我听到它们，心里就会冉冉升起太阳。最近几天，我又听到了这些歌曲。

当年我是怎么会和巴维尔拴到一起的，简直跟谁都说不清。这好像是蹩脚的小说：一个解放节，在老城广场上举行盛大的群众集会，我们歌舞团也去了；我们到处一起行动，在成千上万的人群里总是抱成小小的一团；主席台上有我们的国家领导人，还有外宾，许多人讲话，一阵阵热烈欢呼。后来，陶里亚蒂（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走到麦克风前，用意大利语作了简短祝词，整个广场像惯常那样报之以欢呼、鼓掌、一字一顿呼喊口号。在这一片人海中，巴维尔正好在我身边。我听见他一个人在这样的暴风雨中大喊着什么，那是很特别的话，我望着他的嘴，看出来他是在唱歌，与其说是唱，倒不如说他在嚎，他要我们听到他的声音，跟他一起唱。他唱的是我们节目单上的一首意大利革命歌曲，这首歌在当时非常风行：前进吧，人民，高举红旗，红旗……

他这个人就是这样，从来不满足于按道理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而是要去打动人家的心。我觉得在布拉格的广场上，给一个工人出身的意大利领导人唱一支意大利革命歌曲，以这种方式来向他致敬真是妙极了。我想到这里激动万分，希望陶里亚蒂也和我一样激动万分，于是我鼓起全身的劲伴着巴维尔唱，又有几个人，然后再有几个人跟上来，最后是我们全团高唱。但广场上的呼喊响得厉害，而我们才五十人，一小伙；人家至少是五万，绝大多数，拼是拼不过的。在唱第一段歌词的时候，大伙儿以为我们就要顶不住了，谁也不会发现我们在唱什么，可是奇迹出现了，渐渐地有很多声音加入进来，大家开始明白了，慢慢地，从广场的喧嚣声里，歌声脱颖而出，仿佛一只蝴蝶，从一个硕大无朋、轰轰作响的蛹壳里飞出来。终于，这只蝴蝶，这支歌，至少是最后几个节拍，飞到了主席台上。我们全都眼巴巴地盯着那位头发花白的意大利人的脸，当他的手动了一下时，我们似乎觉得那就是他对歌声的反应；于是，我们兴奋极了，我当时甚至深信不疑看见了他眼眶里的泪花。

不知怎么的，在激动而狂热的情绪中，我拽住了巴维尔的手，巴维尔则紧紧握着我的手。当广场又恢复平静，另一个发言者走到扩音器前时，我很担心巴维尔会放开我的手，但他一直握着，直到大会结束，甚至在散队以后，我们也没有分手，在到处是鲜花的布拉格街头，溜达了好几个钟头。

七年以后，小兹德娜已经五岁，我永远忘不了他对我竟这么说，咱俩结婚并不是出于爱情，而是出于党的纪律。我知道，我们当时正在吵架，他这话是假的。巴维尔本是爱我才娶我的，他变心是在后来，但是他对我说出这样的话来还真叫我寒心。正是他曾不断表白说：今天的爱情是新的爱情，它不是躲到一边的儿女私情，而是战斗中的鼓舞。再说我们正是这样对待爱情的：我们中午甚至没有时间吃饭，而是在青年团的书记处啃两个小小的干面包；然后我们有时直到上完一天班也见不着面；一般都是我等巴维尔直到午夜，他开会回来，那些会都是没完没了得进行六七个小时；我得空就替他抄在各种报告会、培训班上的讲话，这些文章在他看来极其重要，只有我最清楚他对自己的政治报告是否成功看得有多重。他在发言中曾说过不下百十次：一个新人和一个旧人是有区别的，因为一个新人已经在他的生活里永远消除了公和私的对立。如今，多少年过去了，他反倒责备起我来，说什么同志们当时没有尊重他的个人生活。

那时候，我们交往已有两年，我渐渐着急起来。没什么可奇怪的，任何一个姑娘都不会对一个大学小伙子的泛泛之爱感到满足，而巴维尔，他却满足了，习惯于这种有快慰而没有义务的状况。不管哪个男人都有点自私，女人须得自卫，只有靠女性自己来捍卫女性的使命。可惜巴维尔对这一点不如我们团的同志们懂得深，他们曾经把他找到团委去我不知道他们对他是怎么说的，我们之间从来没提起过，不过他们大约对他说得很不客气。因为那个时代的人都是很严肃的，就算他们当时有些过分，但多讲道德总比如今不讲道德强。巴维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回避我，我以为一切都完了，非常绝望，很想结束自己的生命，可是他后来又来找我，我的双腿抖得厉害，他向我道歉，送给我一件礼物，一个克里姆林宫纪念章，他最珍贵的纪念品，我永远也不会把它丢开，它不仅是巴维尔的纪念品，而且意味深长。我顿时幸福得泪流满面。半个月以后，我们就举行了婚礼。全歌舞团都来了，热闹了一天一夜，大家唱啊，跳啊。我对巴维尔说了一遍又一遍：如果有一天咱俩相互背叛，那就是背叛参加我们婚礼的大伙儿，背叛了老城广场上那次集会，同时也是背叛了陶里亚蒂。今天当我想到我们最后还是背叛了这一切，我真想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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