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青年”：第十一届中国中古史联谊会浅记

8月23-24日，第十一届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在南京举行。这次联谊会由南京大学历史学院主办，南京大学六朝研究所承办，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协办。对此，南大历史学院胡阿祥教授颇为感慨，他在致辞中说，一方水土一方人，南京作为六朝古都，南京大学素有六朝考古与历史的研究传统，近些年更是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心和支持，虽然联谊会办到第十一届才轮到南大，但他期望这次会议是“一个缘分长久的开端”。接着，陈侃理代表北大中古史中心致辞，他说自己作为南大校友，为母校主办联谊会而感到开心；作为联谊会的一名资深“会员”，他表示在学术会议遍地开花的今天，联谊会仍有她的特色，保持了她的形式和初衷，很多青年学人将在这个学术平台“共同成长”。

正如上届中古史联谊会所预告的，本届联谊会回归“青年”，果然有很多新面孔参会，据介绍最年轻的是1992年出生的博士生。这次会议历时两天，分成6组，共有16篇论文发表。会议讨论环节由京都大学博士生梁辰雪担任翻译。文章选题各异，涉及领域广泛，但大都得到比较充分的讨论，会议气氛相当热烈。

在这些论文中，有的时间跨度很大，开场报告——南京师范大学刘可维《从桎梏到枷锁——汉唐间拘束类刑具的变迁》就是显著的一例。普林斯顿大学文欣担任评议，在他看来，这篇论文讨论了“一个相对具体但极有延展度的问题”，其核心观点——十六国时期大规模强制性人口流动造成“枷”、“锁”的刑具化，“很有见地并具说服力”。文欣特别指出，该文把颈部拘束具的常规化、广泛化和社会史上的强制人口迁徙相联结，这个精彩的讨论“超越法律史而成为社会史的一部分”。当然，文欣也对论文提出了详实的批评意见，他认为文章未能确证桎梏为拘束具的核心，而三木、钳为辅助的观点，所以从汉到中古的变化未必就是“从桎梏到枷锁”，“而更可能是一个从多种拘束具并用到主要使用颈部拘束具的转变”。另外，文欣指出，拘束具在汉到十六国、十六国到唐之间，可能有两次比较大的变化，值得进一步讨论。就此论题，文欣还提出更进一步的研究设想：从文化史的角度探讨拘束具从施于手足到施于颈部的变化。无论这一建议是否可行，都展示了评议人非常认真、求实的治学态度和广阔的学术视野。

接着，胡鸿（武汉大学）、黄桢（四川大学）、章名未（北京大学）等对刑具枷起源于农具枷这个论点提出疑问，认为这个猜想需要提供更充实的材料去证明。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王万雋则提出，从十六国到隋唐，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么十六国时期强制人口迁移环境下的刑具为何会继续在唐朝得以留用？对于这些问题，刘可维尽其所能作了回应。

台湾东吴大学杨晓宜是第二位发表人。她的论文《唐代中央司法官员的司法经验与形象》写了30多页，主要聚焦御史台、大理寺、刑部等官员，讨论他们在司法审判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并选取唐太宗到唐文宗时期五位中央司法官员作为个案分别检讨，最后着重分析其“释冤”的性质。论文以唐玄宗为分界点，认为唐代前后期择取司法官员的标准不尽相同，前期强调“公直良善”、“断狱允当”，后期则对司法官员的法学素养提出更高的要求。中山大学哲学系王磊专攻中古佛教思想，他在评议中表示，“主要就阅读过程中注意到的几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他首先对唐代司法官员的择才标准分期提出疑问，认为以玄宗为界并不合适；接着指出文章对“形象”的讨论“有些模糊，脉络并不清晰”，将史籍中的“叙述”完全当作“历史的真实”，这样的史料处理有欠允当。针对文章列举的五个例子，他建议作者选择一两个案例深入剖析，立论效果可能更好。对于这几条意见，作者在回应时基本上都采纳了。此外，吕博（武汉大学）、郭津嵩（普林斯顿大学）分别提出疑问，以便于论文的修订。

前两篇论文都与唐代法制有关，第三篇则是对唐史研究基础文献《唐会要》的辨析。日本立命馆大学博士生猪俣贵幸主要比较了文津阁本和文渊阁本《唐会要》，试图确认文津阁四库全书本《唐会要》的史料价值。吕博在评议中指出，近年来学者注意到《唐会要》版本流传比较复杂，有必要作细致的比勘，否则容易掉进武英殿本《唐会要》的陷阱。就此而言，他肯定了作者的学术敏感度，同时指出该文对中国学者的研究关注不够，建议参阅刘安志《<唐会要>整理与研究成果述评》一文。另外，吕博还介绍了相关学者的研究动态。小尾孝夫教授建议作者进一步考察《唐会要》的编纂史。

下午第一场三篇论文是比较“传统”的政治史研究，而且研究对象都是十六国北朝政权。早稻田大学峰雪幸人《西秦政权外交考》其实主要是从交通方面来说明西秦政权的重要性，用评议人王万雋的话，“即在十六国后期政权林立，且西秦政权版图不甚强大的情况下，因为占据中国西北交通的关键位置，在当时的国际地位的重要性研究不容忽视”。王万雋还指出，大概因为史料不足，论文过于偏向交通路线的考察，给人文不对题之感。

台湾师范大学博士生张淑惠《汉赵国之婚姻结构与皇权继承关系（304-318）》“意欲解构两晋时期的汉国，从而了解其与东汉末以前的匈奴族群在继承制度与婚俗上的差异”，为此论文探察了匈奴刘氏与氐人关系的变迁，尝试分析匈奴与氐联盟瓦解的原因，并比较刘渊之汉与刘聪之汉性质上的差异。日本立命馆大学小野响围绕作者的论旨进行评议，分别讨论了四个问题：刘聪之母张氏的出身，刘乂的出身，刘乂对汉文化的理解程度，大单于的机能。南京大学聂溦萌建议作者除了在匈奴发展历史中观察汉赵，还可在十六国北朝历史中进行考虑。胡鸿认为，习俗是否可能引发军事政变这种性质的政治变动，值得详加考察；对于文中提到的大单于与皇太子的分合，他觉得可以进一步申发。北京师范大学刘莹也对大单于的意义提出疑议，作者对此有所说明。台湾中兴大学蔡宗宪提醒作者注意引文及脚注的核查，比如“男女色衰”实际上是“男女年衰”，“稻香出版社”应为“稻乡出版社”。

就职于中山大学（珠海）的胡胜源来自台湾，他的论作《孝文崇拜与东魏政治》期望在前贤的基础上再作申论。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指出东魏北齐之制承自北魏，作者赞同这一论点，但认为陈先生对东魏北齐继承孝文体制的原因缺乏论证，在他看来，这与北魏末、东魏时人浓厚的孝文帝崇拜氛围有关。南京大学博士生段彬负责评议，他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霸府政治虽然是个老问题，但尚可深入探讨。一方面，“作者钩沉发微，将史料所蕴含的信息发挥到了极致”，另一方面，对于作者念兹在兹的“孝文崇拜”，评议人直接表示怀疑：这种心态本身的影响范围及力度究竟有多大？对于孝静帝与高欢的权力分配，他认为不能单纯从字面上观察实际的权力运作，须时刻警惕文辞的陷阱；而论文中有些观点可能存在推理不当、论证不严、解读过度的毛病。南京大学博士生方圆直言该文是基于个人史的“现代人的想象”，建议作者同时关注石刻史料，有的材料对理解北魏“孝文崇拜”就颇有帮助。文欣指出文章并未正面交代对全文具有关键意义的“有孝文风”一语的出处，而此句实出于《孝静帝纪》之末总述孝静帝生平的部分，具有一定特殊性，不应置之不论。

接下来一场的特色在于，三篇论文都以集部史料作为研究的核心材料。有鉴于此，主持人孙齐幽了历史一默：“历史中不只眼前的苟且，还有诗与远方。”引来满堂欢笑。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刘莹聚焦“北魏宴会中的歌与诗”，从信息交流、政令传达、宣传政治理念等方面考察宴会文学活动的功能和意义，进而探讨北魏政治文化的发展。东京大学博士生田熊敬之认为这一视角相当独特，且颇有魅力，比较清晰地勾勒了北魏宴会当中的北族—华夏—世俗文化的演变过程。不过他也谈了几点疑问：一是本文关键词“宴会”的含义，在概念上还可斟酌；二是本文指出宴会文学的主体参与者由代人集团转为胡汉文士，评议人认为这个观点还可以再斟酌；三是提醒作者对史料本身需保持批判的眼光，毕竟《魏书》有重视中原士人即迁都洛阳以后历史的一面。文欣指出，论文主要还是在文学作品的“外围”（适用场合）下功夫，建议作者进一步分析诗歌的内容，或许还可以与南朝歌咏作一比较，对诗歌的理解会更“实在”。孙齐等学者提示作者注意其他材料。

南京大学文学院于溯以梁陈之际沈炯《归魂赋》为核心材料，分去程书写与返程路线挖掘纪行赋中的道里信息。评议人蔡宗宪曾撰文考察长安与建康间的交通路线，在他看来，论文对赋中典故的解析详细准确，因此其所提取的地理信息（交通路线）具备较高的可信性。另外，他还提了一些补充意见，比如关于纪行赋的性质，可参考前人研究；对其他赋（如曹植《洛神赋》），同样值得注意。文欣对作者明晰的叙述，以及对赋的具体分析表示赞赏，他建议进一步考察赋中的时间问题。林昌丈就赋的地理书写策略谈了他的阅读感想。

如果说刘莹是用文学材料探究政治文化，于溯用文学材料做历史地理的考辨，那么南京师范大学陆帅则是用文学材料做社会经济史的分析——以沈约《奏弹王源》为引子，探讨南朝的户籍整理活动及其与三吴地区的密切联系。这篇论文可以视为新一代的青年研究者对唐长孺、越智重明等前辈学者构建的南朝史框架所展开的对话与反思。为此，作者重新梳理和解读相关史料，试图从更为切近的层面考察南朝户籍问题与检籍活动的发生历史。他表示，通过这篇论文，实际也是想对南朝的分期框架与制度特征作进一步的思考。

台湾政治大学博士候选人吴承翰对此文的评议，由林牧之代为宣读。在评议人看来，这篇论文的结论“有修正唐（长孺）先生说法的可能性”，同时提出若干问题与作者商榷：一是如何理解宫崎市定的不同看法，二是对“三族”涵盖范围的讨论，三是关于“士庶莫辨”的问题。文欣表示，讨论户籍问题，建议参照户籍实物，关注户籍中的具体内容，同时他提出一个问题：士庶之分在户籍上如何表现出来。吕博则指出，《奏弹王源》是武大中古史史料课的一条必读文献，作者的观点有一定道理。但南朝更注重户等，没有准确的口数，而赋役是按照户品高低（而不是丁口）来征收的，造成沈约更关注户品。考虑到《通典》里的相关记载，吕博认为，《奏弹王源》的写作缘起可能并非针对三吴核心区，而是针对江州、南徐州的情况。发表人就上述提问一一进行了回应与讨论。

政治文化业已成为中古史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范畴，用孙齐在评议中的话说，“‘政治文化’研究可谓是作为大陆中古史研究支柱的政治史，在不放弃自身本位的前提下，努力扩宽视界的最具突破性和影响力的路径之一”。8月24日上午的三个报告或可视为“政治文化”专场。山东大学代国玺《“赤九”谶与两汉政治》戮力钩稽史料，搜寻隐微，认为“赤九”谶是“赤精子之谶”的具体版本，对“九世”在两汉之际的指涉演变作了精细的分析，并认为西汉后期出现过“复古更化”与“更受命”两派的路线斗争。东京大学博士生三浦雄城在评议中表示，谶纬问题是汉代思想史上的中心问题之一，自顾颉刚探讨以来，陈槃、安居香山等进行了系统研究，而这篇论文的视角“具有独创性”。不过，三浦也对论文的核心观点和论证提出了疑问：一是对“九世”的理解，他举出史料认为“九世”有指元帝的，也有指成帝的，而作者的专指成帝说恐怕有必要进一步申论；二来他介绍了日本学者尤其是保科季子对汉哀帝时期改制运动的评价，与论文观点相左；三是认为“全面对立”的路线斗争说值得商榷。大概是因为作者未亲临现场，没能形成热烈的讨论，只有郭津嵩对论文中一条史料的解读提出疑问。

普林斯顿大学博士生郭津嵩《僧一行与唐开元改历的政治文化背景》内容丰富，条理明晰——“本文论述的顺序，大抵先‘知其人’、‘论其世’，再‘读其书’，从一行的家世、行事切入，通过一行与集贤院的关系，分析改历在玄宗朝政治文化布局中的位置及其被赋予的意义，最后讨论《大衍历议》学术内容与改历背景之间的关系。”作者在余论部分对科技史的“进步史观”解读持批判态度，同时指出政治文化史并非“政治”与“文化”的简单叠加，而是一个超越现有学科边界的独特范畴。孙齐的评议允称精当，大开大合，气象宏阔。正如孙齐所说，人们通常只关注一行的天文学家和密教高僧这两个身份，而论文“解锁”了一行的政治史维度，对一行的三种身份作了“圆融无碍的研究”，从而在中古史框架中为学问精深的僧一行找到了他的位置，有助于理解开元改历在唐代政治史上的意义。当然，他也对论文的一些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与作者商榷，比如对一行世俗身份的界定，对玄宗“礼乐之政”与武周政权关系的理解，等等。武汉大学吕博在讨论中提出两个问题：一是如何理解大衍历本身就是一个祥瑞，二是如何理解李唐土德一千年。田熊敬之提了一个宏大的问题，涉及权力与知识的关系。

京都大学博士生千田丰《唐代的皇太子号追赠与太子庙》关注到唐代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即皇帝为宗室近亲追赠皇帝号与皇太子号，并积极修建皇太子庙。论文利用《唐大诏令集》对这些追赠考察后认为，被追赠皇帝号者是生前便有资格成为皇帝的人，而皇太子号的授予原因比较多元，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唐代的皇太子号走向官爵化，形成了官爵—皇太子号—皇帝号的赠官序列。北京大学博士生章名未在肯定论文贡献的同时，对“官爵化”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并提示作者关注清人赵翼对追赠太子号现象的认识。吕博认为论文的切入角度很好，不过他对论文中唐玄宗追赠皇太子号和皇帝号的动机——出于“友于”——提出了疑义，并介绍唐长孺先生的一篇论文（《西晋宗王的出镇》，载《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认为皇帝对宗室、诸王的态度是有实际政治背景的，而不能轻信史籍的表述。胡鸿建议作者考虑发起追赠的皇帝自身形象建构的需要；并认为追赠本身的政治传统可以做长时段的观察，北魏追赠景穆太子为皇帝，以及潘敦研究过的追赠皇后等，都与作者所论的问题不无关联。

下午第一场两篇论文都是有关四川区域历史的研究。台湾大学博士生林牧之《晋宋时期巴蜀地区的地方社会与国家编组》一文将近40页，试图通过社会与国家两个层次分析东晋到刘宋时期巴蜀地方社会组成的变化，以及地方上的国家编组统治管理部门的特征。为此，论文主要通过叛乱来分析其社会力量的构成，通过地方士人的参政情况及政区编排来讨论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南京市考古研究院许志强认为，人口流动和政区变革是这篇论文的关键环节之一，建议作者适当交代巴蜀的地理特征，有助于提高论文的说服力。作为一名考古学者，许志强在评议中介绍了相关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为作者的一些观点提供了佐证。做过巴蜀历史研究的王万雋则提醒作者关注中林史朗《中国中世四川地方史论集》一书。林昌丈指出，巴蜀政区在这个时期分分合合，完全值得深入挖掘，而不必采取“大兵团作战”的方式；另外他建议作者在讨论国家编组时对相关概念有所说明。

东京大学博士生新津健一郎《论刘焉、刘璋政权与益州大姓的关系——以郡守的任免为中心》，通过考察认为，刘焉、刘璋的统治具有“分而治之”的性质，一方面任用没有政治基础而依附于州牧权力的人，另一方面加强对地方豪族的控制。作者还认为，汉末州牧获得了比刺史更广泛的军政、监察权。四川大学黄桢认为，这篇论文有两个比较突出的优点，一是尽力搜集石刻材料考察郡守任免情况，二是强调益州内部的地域差异，尤其注意到蜀郡属国与刘焉、刘璋政权的特殊关系。不过他也提出了几个疑惑：对陈留高眹史料的理解，补充郡级长官的材料，质疑郡守任免这一研究视角的效力，就汉末州牧角色提出不同的认识。除了个别问题，作者在回应时基本上坚持己见。

厦门大学林昌丈和中国社科院历史所陈志远的论文被安排在本届联谊会最后一组。墓志研究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作中古史研究的“显学”，对墓志的单篇考证，利用墓志资料做家族史、政治史和历史地理研究，俨然成为一种“套路”。而林昌丈《籍贯、居地和葬地——汉魏六朝流移人群的墓葬铭文研究》综合利用了大量墓葬材料，试图通过梳理墓葬铭文中的地名内容，探究铭文背后的社会心理和文化意义。文章分为五节：“死在此下”：东汉刑徒墓铭文再认识；籍贯和居地：汉代志墓铭文“地名”标识的两个层面；葬地标识和籍贯的郡望化；生为侨民、死为“土著”；结语。龙谷大学研究生川见健人在评议中认为，这篇论文主要是考察墓主“籍贯”、“居住地”和“葬地”之间的关系及其变迁，他强调矢野主税、越智重明、中村圭尔等先生已做过相关研究，建议作者参酌考量。林昌丈在回应时表示，他这篇论文的主旨并不是讨论籍贯、居住地和葬地的关系，而在于铭文中的地名表达。文欣指出论文出现了很多地名，令人眼花缭乱，如果能适当附上地图，更便于读者理解，另外他对一处史料的理解提出了疑问。杨晓宜提醒作者台大有一篇根据出土材料讨论刑徒移动的博士论文，或许值得参考。于溯对论文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对铭文中是否写有地名的理解——论文暗示不写地名则表示当地人葬于当地，似乎属于循环论证；二是对墓志铭文中“XX步”的理解——是不是真的用来指示墓葬方位？

陈志远的论文《六朝荆襄地域的佛教》企图对这一时期这一区域的佛教来一场“全景扫描”，于是从外部政治演变、寺院建置过程与学术风气变化等三个方面予以探索。论文认为，道安采取了“二重疏离”的立教方略——一方面教团组织化容易引起世俗政权不安，一方面晚渡北人的身份以及与旧僧的冲突，使得道安必须与世俗权力保持距离，同时将教团安置在荆襄，本人则驻锡襄阳；继而考察慧远教团的经营，江陵佛教学术中心的崛起，并以《荆楚岁时记》为例探讨佛教新说对荆襄地域的影响，通过鬼子母崇拜勾勒当地的社会氛围；接着讲述政治环境（荆扬政争、建康监视）对荆州佛教的影响；最后讨论这一时期佛教学风流变。“中研院”史语所博士后吴修安认为“作者并未充分掌握学界的研究成果”，忽视了张伟然、陈良伟等人的研究成果。另外，他还就个别观点的论证逻辑进行了讨论，指出有些概念还需进一步阐释说明。方圆在讨论环节就长沙寺建立时间向陈志远提出疑问。蔡宗宪提示香港大学2004年有一篇关于南朝荆州的硕士论文，其中一章与本文属同一主题，另外他自己有一篇讨论梁陈之际佛教的论文去年9月发表在台湾《新史学》杂志上，或许值得关注。

至此本届联谊会发表和讨论告一段落。接着是综合讨论，由胡鸿主持，来自日本、中国大陆、中国台湾的学者分别发表感想，提出可开拓的空间、可探研的议题，围绕跨学科研究等各抒己见，以促进中古史研究的深入。闭幕式上，南京大学张学锋教授表示，周四、周五各听了半天的会，“很受刺激”，因为内容“全是新的”，他以考古发掘着重介绍了开会地点在历史上的方位，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