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从慈城古镇开始，看古城的修复、活化与再生

近日，“翠屏山（慈城）建筑文化节暨‘古城复兴 人地情结’建筑文化对话”在浙江慈城古镇启幕。在建筑文化对话的环节中，多位建筑设计领域的专家学者从慈城古镇为切入点，谈及了共同探讨人、地、建筑以及古城复兴的命题。对谈者包括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赵辰、东南大学国际化（建筑）示范学院特聘教授夏铸九、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责任教授邵甬等。澎湃新闻特此摘选部分对话内容。

慈城古镇

慈城的修复与当代人地情结

在建筑文化对话环节中，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赵辰以“慈城：当代文人的人地情结新说”为题，讲述了古城的修复保护与当下发展。

赵辰从自身的建筑学习及中西建筑文化的比较为切入点，讲述小镇研究的意义。“我在欧洲留学和工作时开始接触城市。欧洲有很多古城。我的导师是赫伯特·克莱默(Herbert Kramel)，我跟他学习了一套方法理论，叫做‘范例城’。他说，要去研究一个大城市，最好不要直接研究它。比如，如果要研究佛罗伦萨，那就去研究它边上的小城，因为那里就具备了佛罗伦萨的基础要素。这是一种学术研究方法，是很有用的。”之后，赵辰从早年在昆明老城里的核心区的保护研究案例讲起，讲述了区域保护案例的方法。“建筑师卡尔·芬格尔胡特提出来一套非常好的保护方法：首先做法律性工作，由专家层面提出相对应的区域，提交证据，通过立法保护；第二个层面是街区层面，做细化研究，将街区的要素分析出来；最后是建筑层面，在划分出的区域里选择有代表性的单体进行保护修复。这是一套类型分析法，有三个层次，也需要同时进行工作。如果把一个区域里的房子保护修建好了，那么这个建筑会带动一个区域，而其他的街区也会来学习这个典范。”

威尼斯

中国城市问题研究与规划实践的介入，昆明老城

20余年前，赵辰来到慈城古镇，为当地做了修复和规划设计的相关工作。在演讲中，他围绕慈城的历史、地理等展开，讲述了这一古城的保护与规划理念。他表示，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发展是相互关联的，会形成一个发展轴。慈城位于宁波西北部，它与绍兴、杭州形成了浙东大运河的发展关系。然而，随着近现代上海的崛起，宁波的近代发展开始向东偏移，这也导致了慈城成为了一个被遗忘之地。正是因为被遗忘，所以这里的历史记忆幸存下来，没有遭到破坏。

“2000年左右，随着跨海大桥的建设开展，宁波市政府也提出了对慈城的进一步发展及保护。我的观点是古城的整体形态是最有价值的。光说建筑价值的话，江南有很多的古建筑。我们首先应该认清慈城的定位，它曾是一个县城，在整个中央管理机制中是受重视的。同时，这里也保留了唐代时期的街巷网络，北面的县衙直通南门，横向有一条下横街，连接着东门和西门，另外还有一条上横街，也叫县衙横街，连接着小东门和小西门，这样形成一个‘干’字形，这是最主要的结构。在接下来是一些小路，形成了街巷隔网，是非常严整的布局。这些也就是整个城的骨架，是最珍贵的东西。之后则是街巷，可以将其切割为200米×200米，然后就有了地块、地界，有了街坊建筑。”整个古城从整体的地理到城市的形态，再到街巷网络，最后到形如毛细血管般的街坊建筑，它是一个整体的形态。为此，赵辰认为，对于古镇的保护不应该是对单一文保建筑的保护，而应该是整体的保护与规划。

慈城古镇街巷格局

“我们也要对这里的历史建筑进行复建。我们首先复建了古县衙。为什么要复建古县衙？有人说复建的建筑是一个假古董，文物界讨论的是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但就像刚才说的，古县城的整体形态是最有价值的，它的整体形态及一层层关系都应该是整体呈现。作为古县城，县衙无疑是其核心建筑，所以从城市层面看，即使修复的不是真的古建筑，它也是真的。而在复建古建筑的时候，我们运用到了当地特殊的垒墙工艺，是要求工匠参照县城里古民居的做法来制作的。在这一点上，我认为这并非是一种设计，而是对历史文化的传承，而这个传承不能靠一个人做，需要工匠一起去完成。”

慈城古镇县衙规划设计项目

慈城古镇县衙

同时，赵辰认为保护工作并不是唯一要做的工作，还需延续古城的人文情怀。“慈城古镇外的清道观和彭山塔是古城的左右护卫，过去江上行船能看到这两样地理标志，现在，当我们的高铁路过时，也能看到这两个标志。我们的人文就是这么发展的。现在乡村关系中最根本的是人际关系。段义孚先生曾写过一本书叫 《恋地情结对环境感知、态度与价值观的研究》，我喜欢将其翻译为人地情结，说到底是要让人和地有必然关系，是人与地方之间的情感所在。而故乡、祖籍就是人们对地方的认同、依恋。近代初期梁启超先生对此也有非常深刻的认识，呼吁了人们要传承祖辈，要知道自己的根在哪。所以，我们要做的是要重新找到这种连接和保护的关系。”

彭山塔和清道观

最后，赵辰提出，在保留古城历史形态的同时，还要思考这一形态要如何面对当下和未来的生活。“这里的古建筑量很大，不能只用来做博物馆，而是需要成为住宅、公司等，而它的现代化也是非常必要的。我们也提出了一种叫做‘内胆’的想法，在古建中建设符合当下生活的空间。”

如何在古城保护中寻求变化与发展

在建筑对话活动中，东南大学国际化（建筑）示范学院特聘教授夏铸九以“再定义慈城——全球信息化下长三角都会区域的创新节点”为主题，畅想了古城的活化与再生。

夏铸九认为，基于当地所保留的手工艺文化，首先应当在当地营造手艺人修行、展演、传承与复兴的氛围。之后，他认为，应基于当地的手工艺而发展设计园区。在长三角都会区域，可以邀请各高校师生来此进行驻留学习。学生可以来跟当地匠人互动，而高校专家、设计师们则可以与手艺人进行公益项目的合作。在此前提下，古城应该发展相应的实质物理空间，提供相应的食宿服务。这里最要珍惜的是手艺人与专家、设计师之间的互动，以及创新氛围的培育，这是在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中才会产生乍现的灵光。“这是最难勉强以人为之力产生的条件，却是真正有意义的文化创意产业最核心的任务。”夏铸九说道。同时，他认为，可以在此基础上搭建手艺、设计交流的平台，为当地拉开视野，提供学习的机会。

慈城抱珠楼

慈湖书院内部的现代布局

在对于慈城古城的未来发展的畅想中，夏铸九强调了文旅产业的发展应控制规模。“文旅应是一个辅助性的动力，而非反过来将古城变成文化旅游地。如果古城被文旅支配，那么设计、创意的氛围就会消散。我们需要将眼光投向对未来的空间与实践，这是未来的遗产。”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责任教授邵甬则以“文化引领的古城复兴”为题，讲述了古城应该在保护中寻求更好的变化和发展。邵甬说，“景观是一个带有哲学思考的概念，它的定义是指一个城市的文化和自然价值及历史上的层层积淀，它就像一个考古文化层一样，最终形成了城市与群众，也就说它由很多层面共同形成的。我们今天说的保护不是说什么也不能动，不能动的保护观念和放任自由的观念都是两个极端。我们需要做的是两者兼顾，思考如何在一个空间环境里兼顾遗产的保护，也要进行文化传承，同时，人们需要在其中安居乐业。这是一个整体的，跨学科的方法，也是刚才讲的如何在快速的变化中更好管理城市景观，维持人类环境的质量，这是最根本的一个目标。”

对于这样的问题，邵甬表示，这也是中国所有的历史城镇村落所面临的问题，也是全世界的历史城镇共同的话题。她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维也纳备忘录》为引，讲述了这一保护的目的是要引领21世纪城市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而过程则是要在承认城市是动态性质的同时，提高城市空间的生产收入和可持续利用，以及促进社会和功能方面的多样性。“其中提到了4个手段，包括公民参与（即百姓不能脱离当地的社区）、知识和规划、监管制度和财务手段。”

维也纳

平遥古城

对于历史古城来说，文化引领的古城复兴就显得非常的特别。邵甬以自身参与的同济大学对平遥古城的保护与复兴项目为例，讲述平遥在不同历史时期出现的不同问题及相关解决方案：从最初对平遥的定位是博物馆式的保护和单一的旅游发展，到定位修改为活着的古城及宜居的场地，邵甬所在的团队做了三大策略：保护策略、宜居策略和产业策略。为此，平遥古城历经了历史文化资源和完善保护制度的建立，人居环境的改善延续了当地的传统生活习俗，最终通过对废弃空间的改造，延伸出文化产业（平遥电影节等）发展。这是一种活态保护，政府引领、专业协同，还有社会参与的历史城镇的保护治理体系。

平遥电影节

在围绕慈城的讨论中，邵甬强调了其所拥有的文化属性，“这一地方出现过多名状元、榜眼、探花、进士，以及一批近现代名人，这一文化属性是现在复兴时需要关注的方面。当你越是突出文化的独特性，当地的识别性就越高，而文化就越能够延续。”对于古城的复兴，她认为应该有4个层面，而文化引领上应在最上层。“如果我们是从下往上走，我们往往会走失方向，只有从上往下走，以及结合自下而上的需求，我们才能够知道我们要去往哪里，我们要传承什么，我们要发扬什么。我们首先要了解慈城的文化是什么，然后以文化为核心，以对其文化遗产的保护、文化的阐释、文化事件的策划、文化旅游的发展、文化产业的培育等，形成以文养城。同时，我们需要以文育人，以人续城。今天古城里的人口结构是很不合理的，我们需要的不是简单的把人牵走，也不是简单的把人留下来，而是怎么包容更多层次的社会的生活，以此积极留住现有的居民，新吸引新的人才，避免古城的烟火气的丧失。所以，宜居的策略和乐业的策略是我们所需要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看到古城是活着的千年古城，而非只是保留唐风遗韵、明清建筑的古城。”

慈城古镇内的明清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