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巴嫩的贵族政治②：传统贵族精英与阿拉伯社会主义

1920年代开始，伴随着贝鲁特、特里波利并入黎巴嫩，原本的“黎巴嫩山”终于有了连贯且狭长的海岸线，而且也成为托管国——法国心仪的势力范围。当然，相应的就是黎巴嫩人开始萌生黎巴嫩的国家意识。因为法国虽然把黎巴嫩视为一个重要的托管区域，但依然把其划入法属叙利亚的范围之内，这引发黎巴嫩各教派精英的忧虑。

法属叙利亚的旗帜，沿袭了谢哈布王朝的国旗

在法国主导下1920年代大黎巴嫩会议，大主教与伊玛目坐在总督两旁

很显然经历1860年代两次整顿（琼卜拉特的赛义德贝伊被捕，卡拉姆的优素福贝伊被驱逐），旧贵族的势力大不如前，但被打击不意味着这些世袭望族就此退出黎巴嫩的政治舞台。尤其是到了法国单独托管黎巴嫩、贝鲁特取代德尔-阿尔卡马尔成为新的黎巴嫩首府之后，他们就更加热衷于发展社会事务，以期更好地完善他们心目中的“新黎巴嫩”。

因此，在这个时候，不得不提到两位作为儿女亲家的德鲁兹派穆斯林贵族——沙基卜·阿尔斯兰（Shakib Arslan，1869~1946）与娜兹拉·琼卜拉特（Nazira Jumbulatt，1890~1951），前者以人文社科的角度去思考阿拉伯民族的前路，在第一篇有简单诠释；而后者则以一位遗孀的身份，带领一个家族，使占黎巴嫩人口不到5%的德鲁兹派穆斯林在黎巴嫩政治上拥有了重要的一席。

（一）面纱背后的雄心——娜兹拉与她的家族、她的儿子

1921年，35岁的福阿德·琼卜拉特贝伊在一次出行的路上，遭遇政敌沙基卜·瓦哈布的袭击，不幸遇难，然而祸不单行的是，第二年他的伯父纳西姆也遭遇政敌袭击，也不幸遇难，终年67岁。

1890年代的纳西姆·琼卜拉特

1910年代的福阿德·琼卜拉特

这个时候整个琼卜拉特家族具备合法继承权的男性只有两个人——福阿德的独生子卡迈勒，时年5岁（1922年），以及福阿德的胞弟，时年32岁的阿里。当时家族女长辈巴德尔夫人刚刚去世没多久，家族没有长辈具备足够的话事权，因此族人为了谁当贝伊争执不休。在此之前，纳西姆在世时，由于其没有子嗣，所以已经认定亲侄福阿德为继承人，结果贝伊与继承人在同一时间段惨遭不测，因此家族内部形成两派意见：

穆克塔拉本地的德鲁兹派穆斯林支持卡迈勒接任，毕竟卡迈勒在法理上属于纳西姆的嫡孙；而乔福地区其他隶属于琼卜拉特家族的德鲁兹派穆斯林则希望阿里接任，因为阿里年富力强，而且有一个年纪不小的儿子——希克马特（Hikmet，1914~1943）。

这个时候福阿德的遗孀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女，来到祖母巴德尔夫人一生奉献的宫殿，向族人宣布一件事情：

“琼卜拉特家族由我带领，如果我的儿子卡迈勒成年成才，他将继承琼卜拉特家族。”

德鲁兹派穆斯林向来有敬重已故领导人遗孀的传统，巴德尔夫人在丈夫死于狱中之后就以族长的身份协助家族六十年，因此大众对于娜兹拉夫人的提议没有异议，而且给予非常大的支持。当然，出于阿拉伯人的传统，以及希望阿里能够真心支持侄子，娜兹拉在女儿成年以后，推介女儿莱拉与丈夫的侄子希克马特结婚，并于1930年代末育有一子穆尼尔（Mounir）。

娜兹拉执权期间，也算是德鲁兹派穆斯林重新回到黎巴嫩核心政治舞台的时间段。基于娜兹拉外祖父赛义德贝伊的动乱，加上德鲁兹派穆斯林人口比例越来越低，这个传统居于黎巴嫩政治核心的教派一度遭遇严重的边缘化。

娜兹拉利用祖母、舅舅的政治积蓄，一方面大力支持埃米尔沙基卜·阿尔斯兰的事业，把他的学术著作大批量地在贝鲁特刊行，因此娜兹拉夫人结交不少黎巴嫩基督徒朋友，例如印刷巨子苏莱曼·布斯塔尼（Sulyman Bustani，1856~1927）与骑手出身的商人贝沙拉·弗朗西斯（Bishara Francis），值得一提的是贝沙拉的儿子瓦迪·萨菲（Wadih Al-Safi，1921~2013）是黎巴嫩国宝级歌手，瓦迪对于娜兹拉老夫人非常敬重。

2001年瓦迪·萨菲在回忆已故父亲与娜兹拉的交情

另一方面，娜兹拉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无论是卡迈勒还是莱拉都接受当时黎巴嫩人很少接触到的大学教育，卡迈勒本科就读于黎巴嫩当时最高学府——圣约瑟夫大学，硕士就读于法国索邦大学。而莱拉也就读于圣约瑟夫大学，并给自己起了一个英文名字——Linda，不过自始至终莱拉也没有因为学校氛围改宗基督教，而是保持德鲁兹派信仰。

娜兹拉在儿女读大学之前与他们合影，1930年代中叶

1943年，当时在琼卜拉特家族担任重要事务的希克马特猝然去世，年仅29岁，由于希克马特与莱拉的儿子穆尼尔年纪很小，因此阿里只能默许娜兹拉把贝伊职位完完全全交给卡迈勒，也是这一年开始，卡迈勒正式参与黎巴嫩的政治事务。莱拉后来与阿特拉斯家族自由恋爱并再婚的时候，娜兹拉给予了支持。

穆尼尔回忆舅舅卡迈勒在党派政治中得到的支持，2001年

也是这一年，黎巴嫩进入轰轰烈烈的独立运动，原本的世袭贵族纷纷加入独立运动的浪潮之中，例如沙基卜的侄孙马吉德·阿尔斯兰（Majid Arslan，1908~1983）、马吉德的岳父哈立德·谢哈布（Khalid Chehab，1892~1978，来自逊尼派谢哈布支系）、将领福阿德·阿卜杜拉·谢哈布（Fuad Abduallah Chehab，1900~1973，来自基督徒谢哈布支系）与贝沙拉·扈利（Bishara Khoury，1890~1963），所以年轻的卡迈勒一上位，就马上加入黎巴嫩独立运动，并且成为独立运动的一个重要领导人。

而作为新贝伊的母亲，娜兹拉也没有停歇自己的政治参与，她积极参与黎巴嫩的政治事务，戴着面纱出去主持会议，以至于欧洲国家的参与者都向她鞠躬致敬，称呼她为“宫廷女士”——同一时期的黎巴嫩，女性参与政治并不多，而且就1950年代之前的情况来看，女性参与政治最为活跃的是穆斯林，例如逊尼派索勒赫家族（Solh）与萨拉姆家族（Al-Salam）。

娜兹拉出席会议，1940年代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卡迈勒积累了大量的政治人脉，赢得跨越教派各世袭贵族的支持，年迈的沙基卜·阿尔斯兰也非常赞赏这个年轻人，以至于他的小女儿梅伊与卡迈勒谈恋爱，沙基卜·阿尔斯兰也没有反对，而是给予鼓励。沙基卜1946年罹患重病，在弥留之际，沙基卜亲自为18岁的女儿订婚，以承认2年后两人婚姻的合法——毕竟脱胎于什叶派的德鲁兹派，婚姻大事还是要取得家族长辈的承认（传统什叶派倾向于规定婚姻合法与否必须取决于长辈的态度，逊尼派则无此限制）。沙基卜去世以后，由于没有儿子，侄孙马吉德继承埃米尔爵位。

卡迈勒与梅伊，1948年

而黎巴嫩独立前后，传统贵族的政治立场因为一些事情出现非常奇特的转变——大多数传统贵族亲近阿拉伯文化圈，而且支持左翼运动，反对欧美对于黎巴嫩事务的干涉。无论是出身逊尼派穆斯林的哈立德·谢哈布，出身什叶派的哈马德家族与侯赛尼家族（Husaini），出身德鲁兹派的琼卜拉特家族、阿尔斯兰家族、雅兹别克家族（Yazbik），还是基督徒的福阿德·谢哈布、贝沙拉·扈利以及哈米德·弗朗基亚（Hamid Bey Frangieh，1908~1981），都是地地道道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他们能够跨越教派站在“左翼”的立场，很大程度上是在黎巴嫩独立后他们遭遇三方面的冲击：基督教新贵、沿海逊尼派，以及后来声势浩大的巴勒斯坦难民潮。

（二）谢赫、贝伊与同志：独立至内战期间的贵族后裔

黎巴嫩独立伊始，政府内部就出现严重的内讧。贝鲁特、特里波利传统是逊尼派聚集区，尤其是特里波利逊尼派比例一直在九成以上，因此有一些具有叙利亚背景的逊尼派名门望族，例如索勒赫与萨拉姆。相比起有一定“黎巴嫩”根基的谢哈布家族（哈斯巴亚分支），索勒赫家族与萨拉姆家族影响力集中在沿海，不仅仅有一定的巴勒斯坦与叙利亚认同，而且文化上倾向于西方体制。

萨拉姆家族与费萨尔国王会晤，1926年

与此同时，基督教马龙派内部也出现另外一股力量，上文已提到，由于大规模的移民潮，他们把对奥斯曼帝国的怨恨移植到对于穆斯林的不信任感，从而不愿意认同自己是阿拉伯人。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基督徒”仅限马龙派天主教徒，不包括阿拉伯认同感极其强烈的东正教徒。在这个过程中，来自天主教徒的学者萨义德·阿克尔（1911—2014）甚至编订出拉丁字母的“黎巴嫩语”，以消除阿拉伯文化在黎巴嫩的痕迹。

萨义德·阿克尔的“拉丁字母黎巴嫩语”

然而基督徒传统贵族由于近现代的政治参与，他们与支持者的立场是倾向于与阿拉伯人“团结协作”，因此不仅仅在穆斯林与基督徒之间的关系，即使是马龙派天主教内部，倾向与阿拉伯合作的传统贵族与通过组建武装壮大力量的新贵（例如杰马耶勒家族与夏蒙家族），支持者们也产生严重的分化。

所以立场不稳的贝沙拉，很快就遭遇立场极为亲西方的马龙派的挑战。他任满之后，接任的是卡米勒·夏蒙（Camille Chamoun，1900~1987），卡米勒坚定反对黎巴嫩参与援助巴勒斯坦，而且公开支持以色列，引发黎巴嫩除他们这一派系各派的强烈反感；然而夏蒙拥有自己的武装部队，他的盟友杰马耶勒家族还有极为雄厚的海外资金，这使得黎巴嫩各派系对他敢怒不敢言。

卡米勒·夏蒙

卡米勒后来因为涉嫌谋杀一位逊尼派记者，而且引入美军干涉内政，在任满之后遭遇强烈的抗议，无法得到议会信任而连任，新上任的总统便是传统贵族出身的福阿德·阿卜杜拉·谢哈布。

在这里需要说明白一个问题，黎巴嫩1943年独立之后，对于国家领导人的教派有了一个规定：作为三军总司令的总统必须由基督教马龙派信徒担任，原本东正教徒可以担任此职务，1943年之后不再允许；作为国家事务总领事的总理必须由逊尼派穆斯林担任；作为议会首领的议长必须由什叶派穆斯林担任；军队参谋长则由德鲁兹派穆斯林与东正教徒轮流担任。

作为传统贵族的福阿德·谢哈布虽然是虔诚的基督徒，但非常同情巴勒斯坦人，与穆斯林政客关系也非常良好，因此他规定黎巴嫩军队必须“永远保持绝对中立”，以制衡迅速扩张的基督教民兵势力。

然而黎巴嫩不仅仅是教派冲突那么简单，黎巴嫩内部矛盾背后，包含着另外一个因素——阿拉伯社会主义的参与。

事实上黎巴嫩政府并不信任阿拉伯社会主义者，并且于1949年镇压了一个由叙利亚东正教徒组成的阿拉伯社会主义组织，处死了领导人安东尼·萨达赫（Antonie Saddah，1904~1949），这引发黎巴嫩历史上第一次针对领导人的谋杀案——1951年黎巴嫩总理喋血约旦。

1951年7月17日，约旦安曼的马尔卡机场。

57岁的黎巴嫩总理利雅得·索勒赫（Riad Solh），在飞机上看着5岁女儿莱拉·索勒赫的照片，心想早日回到黎巴嫩与妻子女儿团聚。

他只是没想到，这个是他对女儿最后一眼。等待在机场的不仅仅是约旦老国王阿卜杜拉一世，还有好几个来自叙利亚的枪手，在他们的衣袋里，放着1949年被黎巴嫩政府宣判死刑然后被绞死的叙利亚社会主义者安东尼·萨达赫的照片。

老国王还没有来得及与利雅得总理握手，枪手噼里啪啦就朝着这个总理开枪，利雅得瞪大了双眼，念着“真主宽恕他们”，倒地身亡。

四天后，老国王在耶路撒冷为这个来自逊尼派家庭的总理举办葬礼，然而就在葬礼现场，又一批叙利亚社会主义者朝老国王祖孙开枪，老国王当场身亡，他16岁的孙子侯赛因因为勋章挡住子弹而幸免于难。

黎巴嫩与约旦，短短四天就死了两个国家元首，这个震动了整个中东。叙利亚元老哈希姆·阿塔希（Hashim Atasi，1875~1961）与法里斯·扈利（Faris Khoury，1872~1962）紧急联系叙利亚的老派革命者，德鲁兹派大贵族苏尔坦·阿特拉斯（Sultan Al-Atlas，1890~1982），希望他出面制止叙利亚革命者到处输出革命——然而苏尔坦自己就是新时代革命者想要“专政”的对象，他自己都自身难保，因此只能回复叙利亚政府“静观其变”。

利雅得·索勒赫，1951年

黎巴嫩总理遇刺也刺激了黎巴嫩社会，一方面左翼媒体明面上发表通告安慰利雅得年轻的遗孀与年幼的女儿，另一方面在媒体上大加报道2年前就被处死的安东·萨勒赫，不少来自各派穆斯林与东正教徒的黎巴嫩年轻人开始向往着革命时代。

这个时候卡迈勒·琼卜拉特再一次发挥其活跃的作用，在1951年母亲去世之时，他就通过葬礼集合了各教派的黎巴嫩人，甚至包括马龙派首席大主教，以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他的知名盟友，有福阿德·谢哈布将军，什叶派在黎巴嫩的大阿亚图拉穆萨·萨德尔（Musa Al-Sadr，1928~1978），以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

卡迈勒在支持革命这一步非常出格，以至于人们都怀疑他到底是不是一个宗教团体的领导人——他每次演讲，身后都是马克思、恩格斯与列宁的画像。而他为德鲁兹派政党设计的党旗党徽，稍微懂行的人知道这背后的寓意。

20世纪70年代卡迈勒的演讲

卡迈勒演讲，背后是穆萨·萨德尔

卡迈勒为母亲送葬，1951年

卡迈勒的活跃有一个重要的背景——随着基督徒民兵不断挤兑巴勒斯坦难民，顺带挤兑逊尼派与东正教徒，因此逊尼派穆斯林与东正教徒一道支持巴勒斯坦人的革命，而卡迈勒也以自己的影响力，使得在黎巴嫩的德鲁兹派穆斯林彻底倒向阿拉伯这一边，宣布“以色列是全体黎巴嫩德鲁兹派的敌人”，这也使得居于以色列占领区的德鲁兹派为了避免以色列的迫害，与黎巴嫩德鲁兹派“断绝关系”——这一点叙利亚德鲁兹派都没有做得那么彻底，至少苏尔坦·阿特拉斯还是默许叙利亚德鲁兹派与以色列占领区德鲁兹派“是同胞”。

伴随着巴勒斯坦民兵与马龙派民兵的血拼在贝鲁特发生，1975年黎巴嫩内战正式打响。与很多人认知有所不同的是，黎巴嫩内战双方并不是简单的“基督教VS穆斯林”，而是亲西方-以色列的马龙派天主教徒与其他宗派的黎巴嫩人。然而前者具备极为雄厚的资金，山地天主教徒又非常能打，美国、以色列与叙利亚都参与其中，使得黎巴嫩内战难以解决。

卡迈勒在黎巴嫩内战发生之后即遭遇不测，1976年卡迈勒的妹妹莱拉在看望刚刚生育的女儿（她与后来丈夫所诞下的）之后，在路上遭到马龙派民兵的枪击，最终伤重不治，卒年57岁；第二年，即将60岁的卡迈勒在回家路上被马龙派民兵发射火箭炮炸成重伤，最终在医院去世，其独生子瓦利德（Walid Jumblatt，1949~）临时接替父亲在党派中的职务。

后人为卡迈勒设计的纪念海报

穆萨·萨德尔在呼吁国际社会关注黎巴嫩内战的过程中，由于谴责卡扎菲支持乌干达的“食人魔王”阿明，最后被卡扎菲绑架并在撒哈拉沙漠中失踪，至今穆萨的女儿依旧在寻找父亲的下落，利比亚新政府也许诺协助。

而基督徒传统贵族哈米德·弗朗基亚也遭遇了相应的不幸——他的弟弟苏莱曼·弗朗基亚（Sulaiman Frangieh，1910~1992）是黎巴嫩前总统（1970~1976），其任内就发生了黎巴嫩内战，而作为基督徒总统的苏莱曼立场非常明确——支持穆斯林、东正教徒与巴勒斯坦联合力量，其子托尼·弗朗基亚（Tony Frangieh，1942~1978）则在家乡扎加尔塔组织了很多立场倾向于他们的天主教徒加入反对马龙派民兵的队伍，保护被天主教民兵屠杀的穆斯林、东正教徒与巴勒斯坦人，这在黎巴嫩天主教徒内部引发轩然大波。

在这种情况下，基督徒民兵两大力量之一的长枪党（Kateab）领导人皮埃尔·杰马耶勒（Pierre Gemayel，1905~1984）授意其子巴希尔·杰马耶勒（Bashir Gemayel，1947~1983）于1978年袭击扎加尔塔，杀害托尼夫妇、托尼6个月的小女儿以及超过1200名弗朗基亚家族的支持者，扎加尔塔惨案也是黎巴嫩历史上罕见的基督教内部的大屠杀。后来巴希尔当选总统不久就被炸死，与孙子一起避难于叙利亚的苏莱曼拒绝皮埃尔的道歉，并坚持起诉皮埃尔谋杀他的儿子，直到皮埃尔去世，其长子阿明·杰马耶勒（Amine Gemayel，1942~）上台，这位立场与父亲、弟弟迥异的总统才把苏莱曼爷孙接回黎巴嫩安顿。

苏莱曼·弗朗基亚与其子托尼·弗朗基亚

伴随着1990年黎巴嫩内战结束，黎巴嫩新政府开始整顿各类家族势力，以防他们再度形成不同的力量“有利于内战”，所以1990年之后新上任的黎巴嫩总统（埃利亚斯·赫拉维、埃米利·拉胡德、米歇尔·苏莱曼与米歇尔·奥恩），均不是贵族出身；而总理里面，除了望族出身的塔曼·萨拉姆，也都是一般家庭出身（哈里里家族只是商业家族，不是黎巴嫩的名门望族）。

而平民力量也随着黎巴嫩内战逐步觉醒，他们不愿意成为各家族争权夺利的牺牲品，所以真主党（Hoziballah）崛起并不是单纯的什叶派教团武装，黎巴嫩什叶派民众最大的特点是往往有一大堆其他教派的老百姓参与支持，所以在民众力量逐步崛起的黎巴嫩，真主党更多的象征着不屈与平等，尤其是2001年真主党与黎巴嫩军队一起把以色列赶出贝卡谷地之后，真主党的势力更是一发不可收拾。然而真主党亲伊朗、亲叙利亚以及亲俄罗斯的立场，也使得他们在黎巴嫩的政治运作并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瓦利德·琼卜拉特就是一个重要的质疑者，而基督徒出身的前总统阿明·杰马耶勒更是希望黎巴嫩倒向沙特阿拉伯，以制衡真主党运用民众力量的扩展。

而真主党在基督徒的一个重要支持者，就是现今的黎巴嫩总统米歇尔·奥恩（Michael Aoun，1934~），平民出身的将军米歇尔曾经因为被指控谋杀前总统勒内·穆阿瓦德而流亡海外，最终是真主党出面把他保释回来，所以真主党在今日黎巴嫩的发展，也有着米歇尔为首的平民力量的支持。

不过今日的情况来看，无论是黎巴嫩传统贵族，还是20世纪崛起的名门望族，他们的力量肯定是大不如前，然而黎巴嫩这个规模不大的“弹丸之地”，将来会有怎么样的走向，其实很难准确预判，毕竟苏莱曼·弗朗基亚的嫡孙在2016年参与黎巴嫩大选，而且取得第二名的成绩；瓦利德·琼卜拉特至今依然是黎巴嫩外交的一个重要的风向标，这些情况可以说贵族政治至今无法完全退出黎巴嫩。

后注：

（1）德鲁兹派的伊斯兰教认同：确实是有相当一部分德鲁兹派（尤其是在以色列控制区的德鲁兹派）表面上没有伊斯兰教认同，但据部分学者分析这个很可能是典型的“塔基亚”——不承认自己是穆斯林以避祸。而黎巴嫩绝大多数德鲁兹派以及叙利亚几乎所有的德鲁兹派，都承认自己是伊斯兰教的一个派别，也遵守伊斯兰教的基本原则。最早在主流穆斯林里推广德鲁兹派穆斯林认同感的就是沙基卜·阿尔斯兰亲王，他自己去过麦加朝圣。

（2）即使是同一个家族也可能出现立场相左的情况，杰马耶勒家族的阿明·杰马耶勒（1942—，黎巴嫩前总统）很典型就是一个“阿拉伯认同者”，他接替极右的弟弟巴希尔以后，他自己就因为自己偏左而且亲近阿拉伯国家的立场被父亲、侄子等人先后在政党内部孤立，其子小皮埃尔遇刺据说与此有关。

（3）图片来源于维基百科与纪录片《宫廷里的夫人》（黎巴嫩2001年拍摄的有关娜兹拉的纪录片），在此致谢已故的德鲁兹派穆斯林历史学家阿巴斯·萨利赫先生（Abass Al-Salih，1943~2011）。

（4）现在黎巴嫩很显然，平民势力几乎都倾向于真主党，黎巴嫩现任总统米歇尔·奥恩当年能够避祸（他被指控1989年谋杀黎巴嫩前总统勒内·穆阿瓦德），就是真主党出面帮助，现在他的女婿巴西勒·纪伯伦也是真主党的基督徒顾问；相应的，现今大多数名门望族倾向于亲西方（包括沙特）。现在黎巴嫩基本上没有人愿意亲以色列——尤其是2006年以色列大规模空袭贝鲁特以后。

（5）近东的东正教徒虽然教派名称是“希腊东正教会”，但绝大多数是阿拉伯人，这个与奥斯曼帝国安排安条克大牧首有关；基于叙利亚与巴勒斯坦背景，他们立场基本上偏左，所以早期黎巴嫩好几例针对以色列、马龙派以及亲西方的逊尼派精英的袭击，主导人不乏东正教徒。而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创始人乔治·哈巴什，黎巴嫩共产党领导人乔治·哈维，以及黎巴嫩共产党员、左翼音乐家齐亚德·拉赫巴尼，都是东正教徒出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