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巴嫩的贵族政治①：奥斯曼时期的教派纷争与世袭权贵

公众对于黎巴嫩，可能最多出现的关键词是“教派冲突”与“一片混乱”，对于其背后的一些复杂的历史背景大多流于简单的教派类比，罕见对于一些历史细节的分析。笔者以自身对于黎巴嫩历史的粗浅阅读，结合多年的观察，分析黎巴嫩近现代历史的一个重要线索——世袭贵族（黎巴嫩的“谢赫”与“贝伊”等世袭官阶），来思考在黎巴嫩贵族的政治参与。本文为第一篇，试介绍奥斯曼统治时期黎巴嫩世袭贵族对于地区政治的参与变迁。

很多人曾经疑惑一个问题——黎巴嫩历史版图不包括首都贝鲁特与第二大城市特里波利，首府定在今日的德尔·阿尔卡马尔（Deir Al-Qamar）。这是因为在1920年代“法属黎巴嫩”（也就是今日黎巴嫩版图所涵盖的）形成之前，历史记录中的“黎巴嫩”指的是贝卡谷地、黎巴嫩山区以及南部沿海城市赛达组成的“黎巴嫩山”（Mount Lebanon），而这些地区汇集着中东三个少数教派——以马龙派天主教徒为代表的基督教势力，聚居于乔福山区（Chouf）的德鲁兹派穆斯林（衍生于什叶派）势力，以及南部沿海的什叶派穆斯林势力。在十字军溃败之后的很长时间，这些讲阿拉伯语的少数教派形成自己的地方贵族，在奥斯曼时期根据其政治参与度得到“谢赫”与“贝伊”两种称号。

谢赫（Sheikh）是阿拉伯长老首领的称谓，倾向于指代地方的领袖；而贝伊（Bey）则来自土耳其语，是有奥斯曼帝国官阶的世袭贵族，这两种称号都象征着黎巴嫩的地方势力在政治上的参与。

（一）德鲁兹派马安王朝的起落，1517~1696

为了方便统治，1517年奥斯曼帝国帕迪沙（Pad-shah，意即皇帝）塞利姆一世宣布由德鲁兹派穆斯林贵族法赫鲁丁·马安（Fakhr-al-dinne Ma’an，1485~1544）为第一任黎巴嫩山埃米尔，由于法赫鲁丁为人厚重，在帝国内部他被称为“长者法赫鲁丁”。

法赫鲁丁一世去世之后，其子霍尔马兹（Korkmaz，1520~1590）保持对于奥斯曼帝国的忠诚，然而到了霍尔马兹长子小法赫鲁丁（即法赫鲁丁二世，1572~1635）继位的时候，情况发生了变化。

基于苏莱曼大帝自己杀长立幼，奥斯曼帝国因为帕迪沙的继承权问题陷入持续内讧之中，法赫鲁丁二世基于奥斯曼帝国的不稳，开始萌生自己的野心——即“阿拉伯斯坦”的想法（注：阿拉伯人对于“斯坦”的用辞极少，法赫鲁丁二世本人受到土耳其文化的影响，或多或少采用了突厥人的思维想问题，他在首府建立的清真寺也是奥斯曼风格），因此努力积累人脉，甚至准许佛罗伦萨的军火商入境，于1620年代正式起兵。

然而法赫鲁丁二世起兵不久就遇上奥斯曼帝国后期最强劲的帕迪沙穆拉德四世，最终被镇压，他与妻子、母亲和三个年长的儿子先后被处死，孙子们以及六岁的小儿子侯赛因（1629~1650）则被送往伊斯坦布尔“定居”——实际上是去除家族姓氏的“庶民化”软禁，后裔成为土耳其平民，这是奥斯曼帝国对于叛乱者的家属的处置方式，之后几个被奥斯曼帝国镇压的黎巴嫩山贵族，其直系亲属大多也有此“待遇”。由于侯赛因与他的侄子们都被强制归信逊尼派、使用土耳其语并去除“马安”这个姓氏，他们的后裔失去家族继承权。

法赫鲁丁二世被处死后，他的侄子穆阿利姆（Mulhim，1620~1658）继位，由于有其伯父兵变的“前车之鉴”，奥斯曼帝国开始安排在半岛的贝都因家族谢哈布家族入驻贝卡谷地，与马安家族联姻。不知道是不是奥斯曼帝国有意为之，穆阿利姆的儿子艾哈迈德（1648~1696）到临终之时，身边的继承人只剩下12岁的外孙海达尔·谢哈布（Haydar Chehab），因此在其去世之后，年幼的海达尔继承外公的爵位，以一个逊尼派贵族身份成为黎巴嫩山的埃米尔。

（二）混乱的教派导向：谢哈布王朝前期的教派分治，1696~1790

然而，奥斯曼帝国发现这一地区真正占人口优势的教派是基督教马龙派，因此开始利用其米勒特制度的优势拉拢之前没有太过重视的基督教贵族阶层。

在基督教势力内部，有一定影响力的名门望族是卡赞家族（Al-Kazan）、杜维希家族（Al-Duwash）、弗朗基亚家族（Frangiah）和沙希家族（Al-Shahin），尤其是卡赞家族与杜维希家族以量产基督教高阶神职人士而出名（例如1670~1700担任马龙派首席大主教的伊斯特万·杜维希），他们相比起出生率极低的德鲁兹派（这个与德鲁兹派极为看重教派内部通婚有关），出生率要高很多，因此也在马安家族崩溃之际，人口比例远超德鲁兹派。

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海达尔（1684~1732，1707年亲政，1729年朝圣退位）与其长子穆阿利姆（Mul-alim，1710~1790，1754或1755年朝圣退位）都是非常虔诚的逊尼派穆斯林，而且都因为朝觐而退位，但到了海达尔次子曼苏尔（Mansour，1714~1774）执权时期，曼苏尔发现奥斯曼帝国对于黎巴嫩的态度非常不对劲——奥斯曼帝国居然让他的侄子优素福（Yusuf，1748~1790）秘密改宗基督教马龙派（通过书信得知），以抗衡其兄长。因此他联合叙利亚当权派扎伊达尼家族的扎希尔·乌马尔（Zahir Al-Umar，1688~1775）一起反对奥斯曼帝国，结果他自己被废黜，扎希尔也在多年后遭遇奥斯曼帝国的“屠夫将军”查萨尔（Ahmad Jazzar，1720~1804）袭击并杀害，查萨尔在1790年以后实际操控黎巴嫩与叙利亚的政治。

优素福上台之后立刻遭到哥哥与侄子（包括远在麦加的父亲）一致反对，在政治上，优素福自己到被处决之前都宣称自己是穆斯林，但在他的实际行动以及引导之下，与他亲近的亲族皈依基督教，包括他最信任的堂哥卡西姆——海达尔三子乌马尔之子，但乌马尔本人与卡西姆因为信仰问题断绝父子关系，卡西姆的儿子巴希尔（Bashir，1767~1850）一出生就受洗为基督徒。

这种改宗闹剧一方面可能基于优素福为了拉拢人口优势的基督徒，但另一方面，优素福直到被查萨尔彻底打倒之前，都得到奥斯曼帝国的鼎力支持，而他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书信也体现奥斯曼帝国希望他维持马龙派基督徒的“米勒特”，以至于他执权的27年（1763~1790），他的逊尼派族人一直受限于哈斯巴亚地区（Al-Hasbyan，贝卡谷地南部）与巴勒贝克，而基督徒族人则在首府德尔·卡玛尔（Deir Al-Qamar）发展壮大。

不过优素福自己无力对付人口偏少但民风彪悍的德鲁兹派，在德鲁兹派联合什叶派地方势力的打击下，优素福节节败退。由于听闻查萨尔不信任他，优素福居然忘记二叔的教训，向查萨尔将军宣战，因此被见风使舵的基督徒贵族集体出卖。

奥斯曼帝国觉得此人没有利用价值，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于1790年授权查萨尔直接在黎巴嫩山首府斩杀优素福，并拥立优素福的堂侄巴希尔（优素福亲子的待遇参考法赫鲁丁二世的儿孙）。

由于开国大君海达尔继位之初是由叔祖父摄政，其名字也是巴希尔，所以这位被奥斯曼视为“最佳傀儡”的基督徒埃米尔被称为巴希尔二世。然而奥斯曼帝国想不到，这个年轻人在查萨尔死后居然一度带动新月沃土的发展，甚至影响到其在这一地区的权威。

（三）巴希尔二世治下的短暂繁荣，1790~1840

准确地说，巴希尔二世这50年的统治是断断续续的，因为早年他被逊尼派和基督徒的亲族打败过，这个时期的巴希尔二世被很多人看不起，查萨尔说其是一个“一无是处的废物”，拿破仑一世则把他当成东方君主失败的典型，至于当时黎巴嫩山的宗主国奥斯曼帝国，也是时常变换谢哈布家族在黎巴嫩山的代言人——因为连帕迪沙自己都不知道哪个人适合代理黎巴嫩。

然而，转折点发生在1804年，这一年令不少中东人闻风丧胆的“屠夫将军”查萨尔去世——这个以杀人如麻著称的“耶尼塞里”将领（查萨尔出生于波斯尼亚基督徒家庭，加入禁卫军，即“耶尼塞里”后改宗伊斯兰教），最后居然得以高寿善终，新月沃土一带的伊斯兰法学家都看不下去，以至于集体拒绝为其送葬和祷告。后来还是在奥斯曼帝国的压力之下，才在巴勒斯坦地区给他修建规模不小的陵墓。

查萨尔死后，以扎希尔曾孙为首的叙利亚官僚集团借助这个机会接近巴希尔二世——这个时候巴希尔二世可以说是“丧家之犬”。然而这些叙利亚地方豪强给予巴希尔非常重要的支持，使他成功复位，并且使得南部赛达、中部乔福的什叶派与德鲁兹派贵族都对巴希尔长时间忠心耿耿。所以之后几十年，巴希尔二世的统治相对稳定，也开始酝酿自己的野望。

巴希尔二世虽然自始至终都是基督徒，但他的第一任妻子莎姆斯（Shams，1766~1832）却是来自逊尼派支系的谢哈布家族，他们的长子卡西姆（Qasim Ibn Chehab）也继承了母亲的宗教信仰（也因为这样巴希尔二世到被废黜都没有确立继承人，因为他自己自始至终都是基督徒），卡西姆的嫡子穆罕默德在1830年代成为黎巴嫩山逊尼派的卡迪（Qadi，伊斯兰教教法官），根据巴希尔此时的年纪推算，作为其嫡孙的穆罕默德，成为卡迪的年纪并不大，很显然这个情况是奥斯曼帝国默许叙利亚官僚在背后操作，以制衡力量大到可以涵盖整个黎巴嫩山的基督教势力。

所以在巴希尔执权时期，他的顾问穆斯林与基督徒是平分秋色，而且首府清真寺与教堂的比例也平衡。在叙利亚顾问的支持下，巴希尔与埃及的执政官穆罕默德·阿里帕夏（Muhanmod Ali Pasha，1769~1849）保持密切关系并结为亲家。不过包括叙利亚顾问都始料未及，巴希尔二世的发展速度超过所有人预期。

借助其阿尔巴尼亚亲家在埃及的改革，巴希尔二世也有模有样地在山区各地开办西式学校（以传教士的名义开办，但授课内容基本上都是世俗知识），在赛达等地也开办兵工厂，甚至培养自己的火枪卫队。

发展的快速往往伴随着权力欲望的膨胀，这是奥斯曼帝国、穆罕默德·阿里家族，甚至西方列强都不愿意看到的情况：巴希尔二世在一次阿拉伯人首领聚会上公然宣布他“希望继承法赫鲁丁的事业”，以期黎巴嫩山成为“阿拉伯人的中心”。

所以在奥斯曼帝国与西方列强的共同操作下，基督徒贵族发动对德鲁兹派的袭击，然而巴希尔二世自己的宗教信仰导致他没办法有效镇压基督徒叛乱者，最后德鲁兹派这边以巴希尔二世曾经的结拜兄弟巴希尔·琼卜拉特（Bashir Jumbulatt，穆克塔拉的贝伊，约1770~1858）为首的德鲁兹派领袖宣布背弃巴希尔二世，基督徒贵族也对这个同样信仰基督教的埃米尔发起进攻，浩浩荡荡的黎巴嫩山叛乱把巴希尔二世阖家逼到赛达避难，最后英法联军（奥斯曼帝国告知英法两国均可干预此事）的舰队开往赛达，巴希尔二世在举目无亲的情况下只能投降，时值1840年，巴希尔二世73岁。

（四）大动荡的黎巴嫩山，1843~1861

奥斯曼帝国宣布把巴希尔二世阖家集体安置在伊斯坦布尔，对于年迈的巴希尔二世及其年轻的续弦，奥斯曼帝国没有要求他们改宗伊斯兰教，在他们去世以后按照贵族的礼仪安葬在亚美尼亚基督教坟场，后来黎巴嫩政府把两人的遗骨迎接回黎巴嫩并葬于德尔·卡马尔的修道院坟地。巴希尔二世的直系后裔全部接受逊尼派（其实本来就有不少已经是逊尼派信徒）、放弃阿拉伯语姓氏与语言，以帕克索伊（Paksoy）这个带有浓郁土耳其风格的姓氏定居于现在的土耳其共和国。

巴希尔二世被废黜之后，其堂弟巴希尔三世继位，但这个君主根本没有能力应对境内的动乱，德鲁兹派与基督徒的纠纷更是演变为教派仇杀，最后他自己于1843年主动退位，谢哈布家族宣告结束统治，这也象征着黎巴嫩山埃米尔国的结束。即使后来埃米尔职位恢复，也是毫无权力的虚职。

动乱持续近20年，两派都在仇杀中红了眼——基督徒人口众多，而德鲁兹派骁勇善战，仇杀长期的持续也导致奥斯曼帝国与西方列强的不安。

尤其是法国对于这件事情最为上心，自从1850年代奥斯曼帝国在耶路撒冷基督教区域给予法国天主教事务极大的特权，拿破仑三世就非常热衷于参与黎巴嫩事务，希望借助黎巴嫩的地理-人文优势拓展法国在中东的影响力。

他一方面请来阿尔及利亚穆斯林领导人阿卜杜·卡迪尔（Abdel-Kader，1808~1883）协助平息动乱——因为逊尼派穆斯林在此次事件中与德鲁兹派对立。另一方面他派人在奥斯曼帝国的引荐下与基督徒贵族唐努斯·沙希（Tanyuns Shahin，1815~1895）和马龙派首席大主教保罗·马萨德·卡赞（Pual Peter Massad Al-Khazan，1806~1890）商议接管事务。

最终奥斯曼帝国逮捕动乱方的德鲁兹派首领萨义德·琼卜拉特贝伊（Said Jumblatt，约1820~1861，巴希尔·琼卜拉特的儿子），承认黎巴嫩山名义上唯一的埃米尔是德鲁兹派阿尔斯兰家族（原因：阿尔斯兰家族不参与叛乱，且与谢哈布家族有亲戚关系）。

而黎巴嫩山的最高话事人由奥斯曼帝国任命，为奥斯曼帝国基督徒公务员。由于法国参与托管，所以1861年达乌德帕夏成为黎巴嫩执政官开始，黎巴嫩山进入奥法两国共同托管的60年时间（1861~1922）。

（五）法奥共同托管时期的黎巴嫩山贵族，1861~1922

希提先生在《阿拉伯通史》对于黎巴嫩山最高行政长官的任命语焉不详，只是说明这些人都是基督徒，以至于有人误以为这一时期黎巴嫩山的长官来自于本地基督徒贵族，但基督徒贝伊优素福·卡拉姆的起义使得笔者一度疑惑这个误区，所以在查阅相关资料后发现，这个“起义”记载背后就是法国-奥斯曼共同托管背后对于本地各教派——尤其是本地基督徒贵族的压制。

优素福·布特罗斯·卡拉姆（Yusuf Boutros Karam Bey，1823~1889）是卡拉姆家族的贝伊，卡拉姆家族在奥斯曼帝国时期一直有官阶待遇，所以长期以来地位颇高，然而1843年以来的教派仇杀，以及之后的安置措施，使得新上任的贝伊优素福对奥斯曼帝国与法国都非常失望——他知道法国的目的不是真的拯救基督徒，而是拓展自己的势力范围——历任黎巴嫩的执政官，虽然都是基督徒，但基本上都是巴尔干人，仅有的阿拉伯人出身执政官，还是一个叙利亚希腊天主教徒（希腊天主教指代教派，执政官本人是阿拉伯人），没有一个本地人。这样一来，法奥都能找到自己的代言人。

所以在1866~1867年，他以卡拉姆家族的名义同时向奥斯曼帝国与法国宣战，当然结局可想而知，战后法国与奥斯曼帝国同时发布通缉令，不过拿破仑三世与优素福贝伊有过私交，因此事实上网开一面——优素福在一些法国朋友，以及老朋友阿卜杜卡迪尔的帮助下先是流亡到阿尔及利亚，后来流亡到意大利直至去世。

由于他主导反抗，他的后裔被剥夺贝伊继承权，今日卡拉姆家族的贝伊萨利姆·优素福·卡拉姆（Salim Yusuf Karam，1946~），是他侄孙优素福·萨利姆·米哈伊尔·卡拉姆贝伊（Yusuf Salim Mikhael Karam，1910~1972）的独生子。然而时至今日，优素福贝伊依然被视为黎巴嫩民族主义第一人。

优素福起义失败之后，黎巴嫩山的基督徒也开始出现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基于快速的人口增长以及黎巴嫩山极其有限的容纳量，加上一战期间奥斯曼帝国在黎巴嫩山横征暴敛，大批基督徒平民借助赛达港口陆陆续续移民他地，尤其是当时被视为“移民圣地”的美洲。

大文豪哈利勒·纪伯伦的家族，包括其母亲的前夫阿卜杜萨拉姆，就曾经在拉丁美洲做过生意。迁居美洲的黎巴嫩基督徒后裔，生育率极高，而且由于信仰天主教，非常容易融进拉丁美洲的文化圈，所以现代拉丁美洲有不少人或多或少有黎巴嫩血统，例如夏奇拉。

19世纪后半期，德尔-阿尔卡马尔出现严重的缺水，而且自此之后原本能供应全城的蓄水系统逐步干枯，使得法国开始敦促奥斯曼帝国把临近的贝鲁特与特里波利这两个临近黎巴嫩山、但行政上长期归于叙利亚的沿海城市划给黎巴嫩。

不过奥斯曼帝国以及叙利亚境内的精英并不愿意让法国占这个便宜，只是允许黎巴嫩山居民到贝鲁特买地，所以贝鲁特从19世纪末开始出现大面积的基督教社群——主要是马龙派。

而特里波利由于强大的逊尼派本土势力在坐镇，直到今日也仅有阿拉维派势力在此有过较大影响力，这个属于阿萨德家族上台以后的情况。

而德鲁兹派穆斯林的人口增长依然偏低，只是经历一段时间的打压，德鲁兹派穆斯林贵族开始明白在黎巴嫩山的政治环境如果想出人头地，必须了解阿拉伯人需要什么。

在19世纪后期，阿拉伯人内部两大少数教派——基督徒与什叶派，开始涌现明显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以对抗奥斯曼帝国一直对阿拉伯地区的漠视。所以德鲁兹派几个名门望族，尤其是名义上的埃米尔阿尔斯兰家族（Arslan）以及之前因为动乱一度被打压的琼卜拉特家族（Jumblatt），受到黎巴嫩南部民族主义者——什叶派名门望族哈马德家族（Hamaden）的影响，积极参与一些相关事务。

沙基卜·阿尔斯兰（Emir Shakib Arslan，1869~1946）是阿尔斯兰家族在托管时期的第二任埃米尔，他本身是一个学者，因此致力于宣传阿拉伯民族主义；与此同时，他的伊斯兰教认同感要强烈于德鲁兹派认同感（但他的穆斯林理念倾向于“世俗化”，而非教权政治），因此走访麦加赢得穆斯林主流学者的支持。

他一生结过三次婚，然而仅有两个女儿，长女在1910年代嫁给阿特拉斯家族（Al-Altlas，叙利亚德鲁兹派名门望族），次女梅伊（May Arslan，1928~2013）嫁给琼卜拉特家族的继承人卡迈勒（Kamal Jumblatt，1917~1977），他的女婿卡迈勒属于下一篇的重点人物，然而卡迈勒的曾祖母巴德尔·阿明丁（Badr Amin-din，约1830~1920）也算是这一时期德鲁兹派的一个风云人物。

巴德尔夫人是萨义德贝伊的正室，育有纳西姆（Nassim，1855~1922）、纳吉布（Naguib，1857~1910）两个儿子与女儿法里达（Farida，1860~1950），法里达嫁给萨义德贝伊的侄子法里斯（Faris）。

巴德尔夫人经历丈夫死于狱中，基于儿女年幼成为女贝伊，她深知家族内部对于穆克塔拉贝伊（Moukhtara，琼卜拉特家族的领地）这个爵位虎视眈眈，所以对于子孙的婚娶都非常在意，然而家族的继承人纳西姆一生没有子嗣，巴德尔夫人仅有的三个孙辈便是纳吉布的两个儿子福阿德（Fuad，1885~1921）、阿里（Ali，1890~1944）与外孙女娜兹拉（Nazira，1890~1951）。为了巩固家族关系，她决定让第二顺位继承人福阿德迎娶娜兹拉，并诞下卡迈勒与妹妹莱拉（Layla，1919~1976）。

甚至曾孙卡迈勒出生之后，巴德尔夫人还与沙基卜为孩子指腹为婚，其实巴德尔夫人原本预期的曾孙媳妇是沙基卜的外孙女，不过沙基卜的外孙女后来嫁给一个埃及人，琼卜拉特家族新的女主人娜兹拉也没敢继续过问，不过阴差阳错后来卡迈勒与沙基卜的小女儿自由恋爱，也算是达成老太太生前希望联合德鲁兹派家族的愿望。

为什么老太太去世之后没多久，琼卜拉特家族的下一个主人也是女性，这个与福阿德与伯父纳西姆先后被杀有关，而杀死他们俩的是德鲁兹派内部的贵族，沙基卜·瓦哈布（Shakeeb Wahhab），这也折射出老太太生前一直担心的事情——德鲁兹派内部一直重视教派内联姻，但也往往亏在内斗之中。

结语：帝国崩溃前夜的“黎巴嫩山”与“黎巴嫩”

然而无论是基督徒还是德鲁兹派贵族，包括长期处于政治边缘的什叶派望族（什叶派除了赛达，没有在黎巴嫩山扮演重要角色），都意识到长期的内讧不能解决问题，在阿拉伯民族主义的鼓舞下，从沙基卜·阿尔斯兰开始，黎巴嫩的世袭贵族开始注重引进外部的开明思想，号召各教派的黎巴嫩山居民团结起来。当然沙基卜·阿尔斯兰本人思想更加前卫，他倾向于整个阿拉伯人团结起来——虽然他与好友，基督徒出身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阿明·拉哈尼（Amine Rouhani，1876~1940）都从自己的体验中深知阿拉伯人很难真正站在一起，但他一直致力于此，也奠定德鲁兹派聚集的三个国家里，黎巴嫩德鲁兹派的穆斯林认同感最为强烈——这种认同感更多是一种民族身份认同。

然而一战也使得包括贝鲁特、特里波利在内的黎巴嫩地区出现思想分化，尤其是基督徒对于“认同”这个问题的分化。

诚然，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心心念念的“奥斯曼崩溃”终于成为现实，然而，基督徒内部也出现严重的分裂——一些新兴的富人与武装领袖认为要与阿拉伯人“划清界限”，以防被西方认为他们属于穆斯林一伙，所以也是一战结束之初，“腓尼基主义”开始在为数不少的基督徒心中取代之前基督徒贵族宣传的“阿拉伯民族主义”。

然而，随着1918年以来奥斯曼帝国逐步把托管权完全交给法国，与奥斯曼帝国存在错综复杂爱恨情仇的基督徒贵族（谢哈布家族、弗朗基亚家族、卡拉姆家族）开始不安，他们也是这个时期开始有意识拉拢从叙利亚乔迁至黎巴嫩地区的东正教徒，以及从东安纳托利亚迁来的亚美尼亚人，维系由阿拉伯基督徒知识分子开拓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理论。什叶派与德鲁兹派贵族则与基督徒贵族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因此这三股力量（基督徒贵族、东正教与亚美尼亚移民、德鲁兹派与什叶派穆斯林）成为日后黎巴嫩独立的中坚力量。

只是，大城市的并入意味着逊尼派穆斯林在黎巴嫩的人口比例迅速上升，而东正教徒与什叶派穆斯林也在这些城市并入之后陆陆续续从叙利亚迁来，原有的教派比例也是这个时候发生巨大变化——基督徒不再独占鳌头，比例从80%（1900年，黎巴嫩山数据）到55%（1930年，并入贝鲁特等地之后的数据），马龙派在基督教内部也从九成九的绝对多数成为六七成的微弱多数，大批的移民更是使得他们原有的绝对优势逐步消弭。

1922年奥斯曼帝国崩溃，凯末尔不愿意继续托管黎巴嫩，因此黎巴嫩的托管权交给法国，1926年法国任命东正教徒出身的查尔斯·达巴斯（Charles Dabbas，1885~1935）为法国托管下的黎巴嫩首任总统。

在法国完全托管之下，旧贵族该何去何从？下一篇会讲述近现代黎巴嫩贵族的政治参与，他们与一些“家族”无论是政治立场还是社会地位，都有着天壤之别。他们或许能够看到我们大众认知之外，黎巴嫩第三种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