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沈莎莉 昝涛：“百年土耳其”将在全球扮演什么角色

“世纪大选”后，土耳其的双向挑战

2023年5月14日，土耳其迎来新一届总统和议会选举，总统埃尔多安以微弱优势赢得连任。此次在土耳其建国百年之际举行的大选就像一面棱镜，折射出土耳其内部的复杂光谱和亟待解决的诸多问题。埃尔多安在竞选期间向民众承诺了建设“土耳其世纪”的光辉前景。在乌克兰危机背景下，土耳其作为全球重要地缘政治国家，其外交及全球定位将因国内政治变动发生怎样的变化？本期“封面话题”约请相关专家进行解读。以下是第二篇：《“百年土耳其”将在全球扮演什么角色》。

2023年土耳其大选已落下帷幕，此次大选是土耳其历史上最重要的选举之一。国际舆论认为，这或许是土耳其现任总统埃尔多安在其政治生涯中参加的最后一次大选，因此对“埃尔多安时代”而言具有里程碑式意义。在乌克兰危机长期化的背景下，土耳其作为全球重要地缘政治国家，其国内政治重大变动对该国外交及全球定位的影响，受到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

2023年6月5日，土耳其新任外长哈坎·菲丹（中右）与前任外长恰武什奥卢举行交接仪式。

大选后的外交重大事项

2023年6月3日，埃尔多安公布了新一届堪称“大换血”的内阁成员名单，其中，新任外交部长将由哈坎·菲丹接任。作为土耳其国家情报局前任负责人，菲丹一方面是继土耳其开国元勋伊斯梅特·伊诺努之后，时隔百年首位担任过军官的外长；另一方面，他还曾在德国北约快速反应部队、国际原子能机构等国际组织任职。2003～2007年，菲丹曾在土政府担任土耳其合作与协调署负责人，并在土前总理艾哈迈德·达武特奥卢于2009～2014年任职外长期间担任其顾问。与前任外长恰武什奥卢相比，土新任外长拥有在情报系统多年的工作经历，而他在北约国家的工作经历也将是其外交能力的一大亮点。

随着土耳其新一届政府外长人选的确定，一些摆在土耳其眼前的外交议题或将很快得到推进。首先，在近期中东地区国家广泛和解的大背景下，继续推进与叙利亚、埃及、以色列的和解进程是土耳其的重点关切。这是由外部环境和内在需求共同决定的。一方面，当前中东地区主要存在三股和解力量：沙特阿拉伯与伊朗恢复外交关系、部分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和解，以及土耳其与中东地区部分重要国家和解，重点体现在土与埃及、以色列、伊拉克、叙利亚双边关系的缓和上；另一方面，土耳其与叙埃以三国关系缓和从根本上是受国家利益驱动。例如：在打击被土认为是恐怖组织的库尔德工人党问题上，土需要与叙利亚、伊拉克合作；而在2011年卡扎菲政权被推翻后，土耳其成为影响利比亚局势的重要外部力量，土如此看重利比亚，其主要目的是为获得东地中海海上能源利益，这关系到土在该海域的能源布局。该问题曾引发土耳其与以色列等国之间的矛盾，因此土以关系缓和将有利于土更好地解决东地中海能源议题。

其次，受乌克兰危机引发的地缘政治变动影响，如何发挥自身战略优势，继续扮演关键的地区大国角色，对“百年土耳其”来说至关重要。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升级后，美欧国家与俄罗斯展开对峙，土成为唯一与俄罗斯和乌克兰举行会谈的北约成员国。危机爆发一个月后，土外长恰武什奥卢在土国内举行的安塔利亚外交论坛上主持了由俄乌两国外长共同参加的会议。2022年7月，土耳其又和联合国共同倡议建立了经由黑海的“粮食走廊”，确保农产品外运安全，助力克服世界粮食危机。不可否认的是，埃尔多安政府在乌克兰危机升级初期抓住机遇进行斡旋调停，为自己赢得了很大声望，这也成为埃尔多安此次成功连任总统的重要政治资源。但随着乌克兰危机的长期化发展及多方投入的增加，如何继续把握自身在俄乌之间的平衡，进一步发挥积极的调解作用，将是土新一届外交智囊团亟需处理的问题。

同时，在瑞典申请加入北约的问题上，如何把握好与北约国家和俄罗斯的关系也是土耳其不得不考虑的现实问题。乌克兰危机升级后，瑞典和芬兰于2022年5月18日正式申请加入北约，依照规程，北约必须在所有成员国“一致同意”的前提下才能吸纳新成员。对于遭受多国制裁和孤立的俄罗斯来说，拉住身为北约成员国的土耳其，仍是其撬动西方阵营的一种手段。2023年3月30日，芬兰在土耳其大国民议会的批准下成为北约第31个成员国。然而，土耳其没有批准瑞典的申请。对此，埃尔多安表示，“芬兰履行了承诺，瑞典没有履行土瑞芬三边备忘录，而是选择拥抱恐怖分子。”近期土更是呼吁瑞典履行其关于打击恐怖主义的承诺，以启动其对瑞典加入北约的批准工作。该问题或将在2023年7月于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举办的北约领导人峰会上取得关键进展，届时埃尔多安预计将与包括美国总统拜登在内的几位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谈。在相关问题上，土耳其除关注反恐等议题外，也一直渴望从美国获得继续购买先进武器的许可。

第三，继续维持与美欧的关系依旧是土耳其外交的战略支柱。此次大选受到美西方国家的密切关注，其根本原因在于一些重要议题关系到这些国家的切身利益，而这些议题又是影响土耳其与美欧关系的主要变量。对土新政府而言，当前土美关系中的重要议题主要是打击恐怖主义和F－16战机军售问题。尽管2016年以来，土美关系时常呈现出紧张状态，但两国在国际问题上依旧需要进行密切合作。由埃尔多安和拜登商定的土美战略机制已于2022年4月正式启动，在该机制范围内两国已举行三轮磋商。在2023年7月即将举行的北约领导人峰会上，反恐与F－16问题预计将会是土美两国元首会谈的重点事项。

与欧盟的外交关系主要涉及难民问题及土耳其的“入欧进程”。在2015年的难民危机期间，上百万以叙利亚人为主的难民乘坐走私船穿越地中海前往欧洲，一度在欧洲国家引发社会问题。而依照欧盟与土签署的难民协议，土将尽可能阻止非正规移民通过土水域进入欧盟，欧盟则承诺提供60亿欧元供土接待数百万叙难民。然而，该协议的执行进展缓慢。在土此次大选中，难民问题已成热门议题，土国内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凸显了解决该问题的现实性和紧迫性。对土而言，难民问题还关系到申根签证的豁免、重启加入欧盟谈判及欧盟与土耳其之间的关税调整，这些既是难民协议的附加条件，也是土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关切。在2023年5月30日举办的第79届土耳其商会和商品交易所联盟（TOBB）大会上，埃尔多安就土民众近年来面临的欧盟签证申请时间长、拒签率高的问题发表声明，表示将尽快解决这一被用作“政治勒索”的问题。

此外，如何解决土耳其加入欧盟进程停滞不前的问题也是此次大选的重要话题。反对党“民族联盟”候选人克勒奇达尔奥卢曾提出在胜选后将确保土尽快加入欧盟，埃尔多安再度获胜后，土耳其是否会加快推进入欧进程引发讨论。土耳其早在1987年便申请加入欧盟，并于1999年获得候选国资格，2005年土入欧谈判正式启动，然而谈判过程阻碍重重。欧盟在2022年发表报告指出，“土耳其民主机构的运作依旧受到严重阻碍，民主倒退和严重的政治两极分化继续存在。”不过，土耳其入欧艰难，除自身在经济、政治上时常出现不稳定，满足不了欧盟提出的各种指标性要求外，其地缘政治地位的复杂性、较大的人口规模及伊斯兰文化属性可能是更为根本的因素。作为一个99%人口都是穆斯林的国家，土耳其的入欧申请令许多欧洲精英和民众非常在意。从土自身角度看，近年来该国在地区和全球层面快速崛起，而欧盟自身却陷入多重危机，对土国家及民众而言，多年难有进展的入欧进程或许已不再是他们关心的首要议题。此外，土耳其也希望欧盟发挥自身作用，从“公正、现实”的角度分别解决土耳其和希腊、塞浦路斯之间的争端。

2023年2月20日，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会见到访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从“桥梁国家”到“枢纽国家”

在乌克兰危机升级引发全球地缘格局深刻变动的今天，单凭某一外交议题或者对外政策，不足以深刻理解土耳其当前在全球背景下的战略定位。一直以来，土耳其似乎都面临着“向东看”还是“向西看”的问题，这构成了土耳其对外战略的两条主线。土耳其位于欧亚之间的特殊地理位置，决定了其似乎需在“向东”或“向西”之间做选择，尤其是在冷战结束后，土耳其的外交战略选择取决于该国在欧亚大陆的地缘枢纽位置。

早在上世纪末，美国战略思想家布热津斯基便提出土耳其因地理位置特殊，能起到地缘政治支轴作用的观点。他甚至预言，土有成为地缘政治战略棋手的潜力，这一判断主要是建立在苏联解体造成欧亚地缘政治真空的背景下。随着苏联解体，中亚—高加索地区产生了多个突厥语新兴民族国家。土耳其出于与这些国家在民族、宗教、语言上的亲近感，被认为是“突厥语大家庭”的潜在领袖。布热津斯基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理论，该理论将欧亚非三大洲合起来看做是海洋中的一座“世界岛”，并把欧亚大陆中部看作是“世界岛”的心脏地带。这一视角体现出，布热津斯基更多是从传统地缘政治学的横向结构审视土耳其。

21世纪以来，土耳其著名外交家、曾被认为是埃尔多安政府外交总设计师的艾哈迈德·达武特奥卢提出了更为系统的“战略纵深”理论，强调21世纪的土耳其已不仅仅是冷战结束初期沟通东西方的“桥梁国家”，而是已成为拥有多重地区身份的“枢纽国家”。达武特奥卢的这一理论，不仅从地缘战略位置的视角重新审视土耳其，而且从地缘文明的视角，强调现代土耳其与奥斯曼帝国遗产的联系，将土耳其置于巴尔干—安纳托利亚—中亚—北非—西亚地区的历史文化联系中，多层次塑造土耳其的地区角色。达武特奥卢的“战略纵深”思想有时也被等同于“新奥斯曼主义”。

事实上，达武特奥卢的外交战略思想继承了曾在1989～1993年期间任土耳其总统的厄扎尔的遗产，并在其基础上进一步系统化和理论化。他曾强调，土在地缘政治中应注意总结厄扎尔时代的经验教训，重新发挥调停者的作用。在厄扎尔时代，土政府就开始采取多元化外交战略，执行东西方并重的对外政策。这具体表现在，厄扎尔特别重视与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关系，实行出口导向型经济战略，强调传统价值观；而在与西方关系上，厄扎尔更加强调土的自主性和主体性。尤其是在加入欧盟的问题上，他并没有将获得正式成员国地位作为最终目的，这与传统的凯末尔主义精英不同。从这一角度看，在厄扎尔时代，土实现了对凯末尔主义精英阶层主导下的亲西方对外战略的纠偏，从而奠定了当代土耳其对外战略的基础。

2023年6月5日，土耳其新任外长哈坎·菲丹（中右）与前任外长恰武什奥卢举行交接仪式。

日趋成熟的外交战略

可以肯定的是，在土耳其共和国建国百年之际，这种强调多边主义和全方位平衡的外交战略已日趋成熟。从土政府在2012年发布的《正义与发展党2023政治愿景》（《2023愿景》），到本次大选期间发布的《土耳其世纪的正确步伐：2023年竞选宣言》都见证了这一过程。

在由“政治、社会、世界”三大部分构成的《2023愿景》中，第三部分“世界”详细阐释了正发党的全球外交愿景、地缘战略构想，以及在重要问题上的外交立场。在2012年，正发党已预见到未来几年全球政治经济体系将不可避免地发生重大变化。该文件指出，土注定要在本地区和全球发挥历史性关键作用。在此基础上，土遵循两大基本原则：一是正确解读全球和地区的发展，采取有原则、果断的政策，超越一时的利益算计，并坚持本国价值观；二是以战略纵深的视角重新解读土的历史和地理定位，奉行以土为中心的动态外交政策，对地区与全球问题提出本国的解决方案。

在正发党的全球战略中，可以看到美欧国家始终占有一席之地。在土美关系上，土强调加强与美国、北约等传统盟友关系的真正途径是后者将土耳其视为平等的伙伴。文件强调，“土美关系将继续在共同利益和伙伴关系的基础上得到加强。今天的土耳其不是一个被强加议程的国家，而是一个寻求伙伴关系以共同制定议程的国家”。在土欧关系上，该文件指出，土耳其为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革。但与此同时，土耳其于2005年提出的入欧申请却始终进展缓慢，并被认为受到来自欧盟内部的拖延。正发党强调，土耳其的入欧申请被当成欧洲国家政治博弈的工具，这与欧盟原则相悖。这种态度在土国内舆论中造成了一定不安全感。对土而言，加入欧盟是国家战略目标，除获正式成员国资格外，任何替代方案都不可接受。

《2023愿景》还提出了一种新的地缘战略构想，即土耳其在外交政策中的战略深度和积极作用不仅限于中东地区。而这一战略纵深的广度，覆盖了从巴尔干到高加索、从非洲到中亚地区的广阔地域，它强调土耳其与这些地区国家（从阿尔巴尼亚到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从马其顿到塞尔维亚，从克罗地亚到希腊）的历史联系与合作愿望。这一新的地缘战略构想强调了土耳其与中亚—高加索地区在语言、宗教和民族方面的特殊联系，并强调其与突厥语国家的最高级别关系。此外，土耳其在非洲也取得了重要突破，该地区已在土外交领域上升至战略层面。

2012年，在中东阿拉伯国家普遍经历剧变的背景下，《2023愿景》提出了土耳其正发党政府的相关立场。一是强调变革是必要的，反对压迫人民的精英主义与排他性的治理方式；二是希望确保变革进程以最广泛的、和平的方式实现；三是希望这些国家在过渡期与巩固期尽可能实现变革的所有愿望，这也体现了正发党对多元政治的开放立场。

综上所述，从2012年发表的这份报告来看，正发党政府在对外关系中建立了明确的多边主义路线，继承并发展了厄扎尔时代土外交的自主性和主体性。在东西方问题上，正发党既强调要加入欧盟，又坚持发展同伊斯兰世界及西亚、北非、中亚地区的关系。

建国百年之际走向何方

11年后的今天，《2023愿景》实现的时间节点已至，土耳其也即将迎来建国一百周年。“土耳其世纪”成为2023年土耳其新的国家愿景，也成为本届大选埃尔多安的竞选口号。2023年4月，正发党发布的《土耳其世纪的正确步伐：2023年竞选宣言》（《土耳其世纪宣言》），为土勾勒了一个更加具体、全面的蓝图。这份纲领性文件涵盖了灾害应急管理、社会、经济、政治、外交、国家安全六大板块。

与《2023愿景》相比，《土耳其世纪宣言》在外交战略方面更加凸显土耳其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的主观能动性。它强调凭借有效的外交政策和威慑性国防能力，在“土耳其世纪”建立一个有效的、独立的、动态的、坚实的土耳其轴心。具体而言，该目标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通过经济和民主，打造更加强大、坚韧的体制能力；二是建设全面且更加有效的外交；三是建设一支更有威慑力、能够应对各种挑战的军事力量。而实现该目标所依据的原则，是多边主义、加强合作、和平解决危机、促进稳定、激活国际组织，以及人道主义外交。在东西方问题上，文件指出，“我国的外交方向是既面向西方又面向东方，但主要是面向真理、现实和正义……为此，我们将继续努力，建设一个和平的多边外交架构。”

这一整体战略的形成，主要取决于该国的六大优先事项。一是在协商基础上，实施有效的多边、多维、进取和人道主义外交；二是在保护所有国家，特别是邻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统一的基础上，使国际法、权利和正义在世界通行；三是与近、邻、远地区国家建立最大经济合作；四是发展以不同文化和文明间相互交流为中心的文化外交；五是优先考虑实施通过和平方式解决所有冲突的和平外交；六是加强土的军事威慑地位，从经济、人道主义和环境层面解决国家安全问题。

这一外交战略还通过三个“战略带”得到进一步细化。一是在本地区建立一个和平、稳定和繁荣的地带；二是将向大洲开放的举措制度化；三是引领建立更加公平的全球秩序。文件强调，要在上述三大战略带的基础上，通过多维度、多方位外交，打造“土耳其轴心”。

在这三个战略带中，第一个是首要基础。文件指出，土一方面将继续加强边境安全，打击恐怖主义，以最积极的方式保护主权利益；另一方面，该国要在尊重国家利益、合作、繁荣发展、和平稳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与邻国的关系。这意味着土计划努力结束与周边地区国家的冲突，在黑海、巴尔干、欧洲、北非、中东、海湾和中亚地区深化土外交影响，通过合作机制，在建立稳定的秩序中发挥主导作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共同构成第二个战略带的基础。文件指出，要继续在贸易、共同发展和全球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将土针对上述地区的开放措施制度化。在成为全球角色的道路上，土耳其的首要任务是将周边地区的稳定繁荣与向大洲开放相结合。第三个战略带则面向由全球行为体和机构组成的全球体系。文件指出，全球体系的脆弱性主要源于国际机构的无效运作，因此亟需建立一个以多边主义为主导的健康、透明、有效、负责任的新全球治理架构。

此外，“土耳其世纪”外交战略的一大亮点，是尤其强调安全，包括致力于打击恐怖主义的国际安全与能源安全、移民安全、预防性安全等。《土耳其世纪宣言》指出，在总统制背景下，土将进一步加强外交政策规划执行关键机构的能力，特别是外交部、国防部和国家情报局。作为国防工业的战略目标，土将积极参与全球国防市场，加强国防工业与国防部、外交部、国家情报局和内政部之间的协调。发展国防外交，并将其转变为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支柱，使其成为发展同友好国家和盟国关系的催化剂。

另一大亮点则是更加凸显多维度外交。与《2023愿景》相比，“土耳其世纪”的外交战略已不再局限于国家行为体之间在政经等方面互动的传统模式，以人为本的非国家因素得到强调。文件指出，土要继续实施多层次和多维度的外交，特别是教育、文化和医疗卫生领域的外交。

从《2023愿景》到《土耳其世纪宣言》可以看出，今天的土耳其已不是冷战结束后经常在“向东”或“向西”之间进行选择的“桥梁国家”，它在“战略纵深”的基础上，发展出了更具系统性、结构性且以自我为中心的全球视野。该国的对外战略规划超越了其以往的“东—西”横向结构，走向以本国为“轴心”去建构“周边—全球”的多重外交战略体系，这是地缘战略意义上的“纵深”。而在外交领域，“土耳其世纪”的外交也开始试图探索土与非国家行为体在非传统外交领域的机会，这是外交维度的“纵深”。因此可以说，在埃尔多安执政20年后，土耳其的对外战略在务实的基础上更加追求自主性。

当然，我们需要认识到《土耳其世纪宣言》具有选举纲领性质。但在乌克兰危机升级引发国际格局尤其是欧亚大陆地缘政治深刻变动的今天，我们也需结合地缘政治与地缘文明的宏观视野，去理解埃尔多安领导的“百年土耳其”。

（作者分别为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北京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主任。本文系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第十五届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基金基础性研究课题《土耳其历史上的欧亚主义思潮及其当代影响研究》〈151100〉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刊登在《世界知识》2023年第13期，引用、转载请标明作者信息及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