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这个时代，为什么假新闻越来越多？

近日，意大利圣心天主教大学心理学教授、神经心理学应用技术实验室主任朱塞佩·里瓦（Giuseppe Riva）的著作《假新闻》中译本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

什么是假新闻？维基百科上的解释是，假新闻是包装为新闻的错误信息或误导人的信息。

但是假新闻其实是刻意设计、生成和流通旨在打扮成“社会事实”的虚假信息：对特定的社会群体而言，那是不言自明的信息。换句话说，界定假新闻的不是其虚假性，而是其呈现社会事实的能力。假新闻的出现仅仅是重大社会变革的征兆之一。在我们的社会里，社交媒体越来越重要了。本书的目的是阐明这些过程，勾勒一套策略，保护我们自己免于假新闻的重大影响。

本文节选自著名传播学家，麦克卢汉嫡系继承人，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文化与技术专业麦克卢汉文化项目负责人和法语系教授。德里克·德克霍夫（Derrick de Kerckhove）为本书撰写的序言。

假新闻激增，公共话语已然崩解

文 | 德里克·德克霍夫

就假新闻一般语境而言，我想要说的是：（1）希望我所谓的认识论危机对中国读者有趣而有用；（2）为何认识论危机在西方尤其令人不安，在东方引起的不安却不那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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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假新闻激增

假新闻可以回溯至历史的滥觞期甚至神话时期。在圣经传统中，人的堕落始于谎言。亚当和夏娃受魔鬼谎言欺骗，因而被逐出伊甸园。但到了历史时期，假新闻被何为真、何为假的社会共识淹没。假新闻有时有效，有时无效。亚伯拉罕·林肯说：“你能在一部分时间蒙骗所有人，也能在所有时间里蒙骗一部分人，但你不可能在所有时间里蒙骗所有人。”

这句话今天仍然对吗？看来，对也不对，亦真非真。因为互联网，“人们”的构成变了。首先，人是地方性的，也是全球的，因为网络绕开边界，把昔日未经测试的大大小小的社群混杂在一起了。其次，“人们”不再是单一的、始终一致的集体，无论在什么尺度上，无论在部落、社群、省份还是国家的层次上，都并非始终如一，而是和他们所处的地点相关。实际上，人们所在的地面本身就在移动。在地方性社群里，地面或联系人的物理基础不再是界定人的标准。社群不再完全是地方性的。全球恐怖主义证明，恐怖主义不再受地域局限。恐怖主义只需要可靠的即时通信，手机已提供这样的条件。第三，抵抗假新闻的规范性、自发式和不容置疑的社会凝聚力正在碎片化，分裂为新部落式的环境了；这样的环境与信念或与“实践性社群”有更大的相关性，而不是与地方性条件有关，朱塞佩·里瓦在本书里对此进行了分析。互联网提供了雪崩式的有价值服务，但同时也成为社会的迅速消融剂。

当前，全球的假新闻剧增，或是为了刻意误导人，或是无意之间误导人。无意之间误导人是由于假新闻的发送者不太知情。假新闻之所以剧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唾手可及，想说什么都可以编写、发表和发行。假新闻大规模流通的部分原因是：受众增多，新闻用户的平均智力水平却又降低。意大利网站Fanpage.it的主管弗朗切斯科·皮奇尼尼（Francesco Piccinini）认为讯息和媒介相比而言，媒介优先，他大概受到麦克卢汉的启发吧。他也强调受众的大增和新闻用户平均智力水平的降低“有几个方面的特征：用户在每条新闻上停留的时间短了很多，理解的水平下降，但受众面宽得多。最后这个特征不能低估：互联网使查阅报纸网页的人数剧增，几乎占意大利人口的一半。显然，你的受众多达3000万人或少到六七个人时，你不能认为，你处理的讯息类型是一样的；以六七个人为受众的新闻是在报摊上出售的。在第二种情况下，六七个人构成一个小小的利基，在第一种情况下，3000万人带有象征性价值。”

人们自我授权，在网上不受约束地传播自己的意见。数以百万计的人每天发表意见，理由各异，无论真诚或恶意、可靠或虚假，无论是负责任的确认或自动式的转发。问题的另一面是，假新闻找到心甘情愿的恒信者去填满他们的“共鸣箱”，即人的心理环境；在这里，一些没有教养、没有资讯或满怀恶意者的思想受到欢迎、被圈起来。这就是认识论危机的主要驱动器之一。

认识论研究人们如何建构意义。语言形塑人们如何理解世界，在此发挥主要作用，语言使人相信，他们观察或思考的对象非常逼近人能达到的“现实”（reality）。作用于语言的任何东西，讯息或媒介都能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认识论在变的显著迹象是，哲学家和心理学家用许多方式质疑“现实”的观念本身。“常识”（common sense）是认识论危机的另一个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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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话语已然崩解

看起来，今天的人们不再能达成常识。在全球意义上，这个问题更加复杂，文化、社会和个人议程都不相同。曾经有一段时间，国家和文化内的社会凝聚力完全靠新闻媒体。虽然不同的报纸支持不同的议程，但在同样的新闻保护伞下，人人都同意各抒己见、求同存异。分辨专业新闻和轰动性小报是比较容易的，耸人听闻的小报有时被称为“黄色”新闻。之后，社会粘合剂从报纸转向电视，理查德·尼克松所谓的“沉默的大多数”形成。电视由广告的威力即所谓“好新闻”主导，反映了繁荣和凝聚力相当强的时代；结果，大多数人维持了沉默无语的状态。

今天，所谓的大多数已不复存在，所谓沉默也不复存在。相反，大多数人从他们的共鸣箱里发出尖叫声，原因日益显著了。推特的联合创始人杰克·多西（Jack Dorsey）2021年11月辞去行政总裁职位。那个月，暴民攻击美国国会以后，推特决定禁止特朗普利用这个平台，多西解释这个决定背后的问题时说道：“这是个正确的决定，但我骄傲不起来；归根到底，这是我们提倡健康对话的败笔。这些问题使我们分裂，限制了我们澄清问题、救赎和学习的潜力。这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一个人或一个企业的力量夺走了全球公共会话的一部分。”

数字平台为任何人提供机会，无论他是否真正掌握资讯，他都可以进行新闻的采写，尤其是新闻的传播。结果，社会凝聚力迅速瓦解。但假新闻仅仅是当前认识论危机数字基础的驱动力之一。朱塞佩·里瓦这本书分析假新闻的语境、成因和效应，笔力精到细腻。假新闻的另一种驱动力不那么明显，却同样至关重要：用算法取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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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的源头

常有人想，算法是最近的发明，特别与数字变革相关。但实际上，算法一词可以回溯到9世纪的伊朗数学家花拉子密（Abū ʿAbdallāh Muḥammad ibn Mūsā al-Khwārizmī），及算法这种概念可以回溯到亚当夏娃。按照标准的定义，算法是一连串指令，用于解决一类具体的问题或执行一种计算。稍加引申，算法还有另一层意思：算法是促成行为的信息。所以从观念上来看，语词也可以称为松散的算法。实际上，一切传播都起到算法的作用，算法就是意义的发轫。感知的信息对身体起作用——亦对思想起作用，那是根据感觉到的情况行动的指令，比如逃亡或搏击的指令。根据感知指令的紧迫性，感官给予我们的信息是即时的，只需要最低限度的解读。而数字算法则截然不同，因为算法不需要任何解释。

语词是首批独特的人的算法。在1725年出版的厚重的《新科学》 （New Science）一书里，意大利哲学家维科（Giambattista Vico）提出最可靠、最简单的解释，说明语词如何生于简单的发声、吼叫和咕哝，这些声音既伴随手势和动作，又是手势和动作的延伸。

不过，语词出现和发展之前，感知是指引动物行为的主要算法。了解周围的环境是基本的生存惯习，对人对动物都是如此。当然，人和动物之不同在于有无语言。这一差异使语言成为我们演化的基础。在动物的生活中，呼叫、动作或体态有其他动物能解释的意思，连昆虫界也是如此。今天我们发现，连植物也能解读同类的意思，即使它们不是解读鸣叫，至少是解读震动、摇曳和晃动。相反，人类把呼叫转化为语言，以反映和协商人类生活日益增加的复杂性。不过，初期的语词仅限于直接需要，因此它们的算法基本上与呼叫和手势的“算法”功能是一样的。文字滥觞后，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到来了。

口语词开启了经验和解读的分离，但文字到来之前，口语词始终从属于感知——维科如是说。文字使语词和意义的关系形式化和稳定化，收窄了可能的解读范围，造就了一个新的维度，更多地反映科学和一般知识的发展，与科学和知识的发展更为相符。把语言从听觉转化为视觉时，言语就从交流工具变为中介工具了。阅读养成了一种“意识”机器，即内在的心理实验室，以解决人的生活中更复杂的问题。文字固化辞书、科学论文和哲学里每一元素的意义。如此，书面词就带上了感知的算法功能，不仅把这种功能延伸到个人，而且通过成文法、先例记录、图书馆和文牍，把算法功能延伸到整个社会机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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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正在剥离语言的意义

然而在今天，数字化可能全然消除解读，构成威胁，因为它不聚焦于意义，只注重书面词语的外形，自动翻译里就是这样的情况。数字化最富有讽刺意味的效应之一是，在不懂任何一门语言的情况下，数字化竟能翻译一切语言。数字转化以及驱动它的人工智能正在颠覆言语本身，进而颠覆解读意义的必要性，使言语不再是万事运行之必需。

人工智能是数字文化的先锋。万事万物都汇聚在人工智能上。它正在接管人的一切事务，在社会秩序的管理中，它正在取代意义（meaning）的地位。对数字运算而言，意义仅仅是配件，偶尔有用，一般来说并非不可或缺。人工智能未必万无一失，但总体上，和线上混乱的语词世界相比，人工智能的效果似乎更好。在线上，网民的语言如“脱缰的野马”，“拼命争夺”，被用于社会控制的工具，不再是真实反映正在发生的事情。“后真相”时代随之到来，所指事物和验证失去方向，社会被强制相信机器，因为它们比肉身的专家效率更高。假新闻和对科学的否定正在摧毁客观性和常识。人类言语的演化已经从去中介化走向机器的中介：人的交流转化为算法时，不再需要和语词关联的意义，只需要数据采掘呈现的结论。正在发展的认识论危机影响着世界上的一切文化。意义的丧失是认识论危机的根基，人人都低估了这样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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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母表和数字是冲突的

西方陷入计算机和信息混沌中，因为字母表和数字难以相处。这样的混乱有一个充分的理由：字母表依恋语言，生成意义，而数码脱离语言以生成秩序。因此，仅靠积累参数，在如何治疗、如何发现、如何断案上，算法的决定就胜过最好的医生、科学家和法官，所以算法成了我们生存的最了不起的仲裁者。数字变革正在接过我们的文字遗产，正在生成普遍的信息混乱。

如此，这个转型期产生了两个合乎逻辑的后果。第一个后果是信息混乱。第二个后果是，新冠肺炎疫情扰乱了每个人的生活，使许多人生气，导致“信息流行病”（infodemic），而信息流行病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对任何事情都没有好处。这清楚表现在假新闻和深度伪造（deep fake）的产业化中，另类真相（alternative truth）的猖獗神话和后真相为虎作伥，鼓动假新闻和深度伪造。第二个后果一定程度上依靠第一个后果，它质疑科学证据支持的客观性本身，导向泛滥的否定论、支持各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宣示：无论权威与否，任何人都可以坚称所谓“事实”，尽管它与简单常识相矛盾，却还是有人相信。

如果说文字文化（literacy）支持由单一语言集合的民族共同体（中国的情况迥异，单一的通用文字能团结许多不同的语言，因为汉字不是语音本位的），那么数字算法则相反，它制造分裂，导致社会凝聚力减弱，产生否定科学、无客观性的意见。西方世界千百年来支持常识的规则、法规和制度的宏伟大厦崩塌，因此，所指事物即核实和批准语词意义的共同知识不再被调用。危机兴起于这样一个事实：语言正在失去其作用，因为数字算法已然超越语言，不再使用语词，不再参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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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指事物的失落

所指事物是语言科学创建人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语义三角里的第三个元素。他解释说，一切交流都依靠三个基本元素：符号（signifier），如语词、文本、手势、呼叫、意象、语标符号等；所指（signified），即符号接收者脑子里对符号的解释；所指事物（referent），即现实里或常识（甚至虚构或艺术）里已知事实或思想的存在。无论你如何理解“所指事物”，确保话语锚定在“现实”里的都是所指事物。

忽略所指事物是当前认识论危机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因为这样的疏忽使语言脱离了其在真实生活里的锚定。正如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一九八四》里所示，民粹主义者把语言从服务现实变为服务权力。把语言和真实事物分离开来比单纯的撒谎或造假更危险，撒谎或造假也是把语言和真实事物分离，只不过是在较小的个人层面上干这种事情而已。无论是出于恐惧还是敬畏，听者的质疑不超越符号和所指的关系，他们听者相信或想要相信强势说话人的权威。所以，虽然面对相反的、明显的且在场的证据，听者也允许自己平静地撒谎。

从全球来看，社会面临言论的剧增，许多言论不再具有客观性，不再与真实的情况相符。一些西方领导人面对证据撒谎，而公众对新的语言行为推波助澜，并不仅仅是因为领导人们撒谎，因为撒谎的积习和世界一样悠久，而且是因为他们对谎言的系统性的、无控制的战略性使用，仿佛语言和现实的关系不再是不可或缺的。这种撒谎的做法诱发听者失去常识的倾向，这一倾向是社会凝聚力终结的肇端，我们知道，其灾难性后果不仅见于信息流行病的语境中，更危险的是见于当前的俄乌冲突中。我们只能希望，这仅仅是文字文化和数字文化间的一个过渡问题，万事万物最终会在充分的数字语境中各归其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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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的数字化转型

读者也许会问，为什么认识论危机在中国不如在西方严重。我说至少有两个原因。首先从社会语言学看，汉字的符号和所指的关系不那么直接。中国读者必然要把对符号的解读当作认识论条件。汉字教人搜索“字面”以外的意义，因为汉字是语标文字（logogram），其中没有拼音字母，所以汉语没有“字面直解的”或“标准的”解读，只有比较宽泛的贴近的解读。这要求汉语的读者大力发挥解读的作用，挖掘几个层次的解读去判断意义。这可以解释有些调查的结果：为什么中国人不抗拒“社会信用体系”（social credits），而是普遍赞同这一举措。无论东方西方，社会控制与数字化转型都是完全一致的，数字化转型意在了解每个人的一切。社会控制与中国的政治秩序也是一致的。这并不意味着，这样的政治秩序被无批判地接受了。不过，如果有人本能地不赞同这种秩序，他们的解读立即会参照另一个层次的相关性，言论在社会意义层次上的相关性。比较而言，西方反疫苗的人不考虑公共利益比如戴口罩或出示疫苗接种证书，他们质疑有关新冠肺炎的一切，除非新冠肺炎对公共卫生构成了真正的危险。

数字化转型为何在中国比在西方更顺利还有一个原因，这个原因和社会文化价值有关。数千年来，优先的天平倾向社会价值，而不是倾向个人价值，这不仅归因于儒家的思想。当前的政府政策——无论贯彻社会信用体系、控制新冠肺炎大流行或缩小极端贫富差距——都不仅仅是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政策，而且是悠久文化价值的结果。数字化转型进入东西方迥然有别的文化社会语境，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在西方，数字化转型追踪每个人的信息，消解了关键的文化社会特征，即个人主义。东方的情况刚好相反，数字化转型满足并支持社群和人们的相互依存。为什么中国人不觉得社会信用体系“侵犯”了自己，它满足人们相互依存的需要肯定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按照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隐私并不优先，所以对每个人数据的搜集是确保安全和社会凝聚力的手段，而不是使人分割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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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危机

认识论危机不仅关乎意义，还是价值危机。数字算法不支持民主，也不支持嚷嚷着求民主的个人主义的人文主义（individualistic humanism），这显然是因为算法使个人沦为空虚的皮囊，不仅追踪并盗用个人的内容，而且把个人的认知功能外化给智能手机和数字助理。意义的贬值预示经济价值的贬值。交易工具不断的非物质化导致通货膨胀。正如麦克卢汉所言：“通货膨胀是货币的身份危机。”可以肯定地说，甚至货币都在失去其所指事物，这见于加密货币的高估中，或见于市场价值与生产或服务的日益脱节，或见于非同质化代币（NFT /Non Fungible Token）的荒诞现象，这种代币是所有权或开发的无限数字保证。有了非同质化代币以后，即使一个平庸的艺术家也能以天价卖出自己的作品，这就意味着，既然是纯粹的信息，物体和价值的关系就完全压制了物体的实质。区块链技术支持的比特币、以太坊（Ethereum）等加密货币使脑袋瓜聪明的人创造没有所指事物的金钱或价值。加密货币的确是更先进的伪造货币的新方式。

意义和价值的双重危机凸显了当代的脆弱性。否定气候变化的人、反疫苗的人和深层国家（deep state）幻觉的迹象都表明，语言作为社会纽带的基础正在弱化。我们的希望在于，这仅仅是一个过渡期，新的一致性和社会凝聚力将浮现出来，以克服文字现实和数字现实这两种不同现实秩序之间的脱节。这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对人的理解和默契而言，语言和算法都是必要条件。紧迫的任务是化解危机，因为核威胁是真实的，全球的社会去凝聚力（decohesion）助长最坏的结果。从技术上看，虽然客观性和共识正在走向数据分析和算法决策，我们希望的漫漫长程业已过半。紧迫的任务是加速挖掘人工智能和数据分析的潜力，以完成数字化转型。这可能需要量子计算的加快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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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在最后一章里，朱塞佩·里瓦对假新闻做了详细分析，给人启示。他建议通过制度、网络和个人三种方式对假新闻展开斗争。这一章题名“在假新闻世界里生存”，恰如其分，的确是一个生存问题，因为假新闻平时是潜在的杀手，战争中就是货真价实的杀手。如果语词不再重要，社会就会接受错误言论、会吸纳愚蠢或谎言，那些言论就会在教义、科学和客观报道的裂隙里流通，从而逃避我们的反驳。当前紧迫的危险是：谎言杀人。谎言和假新闻支持的民粹主义遍布全球。这种编造的“现实”强制社会接受，摧毁了规范的一致性，因为在胁迫的体制里，没有人会信赖任何人。

全球社会处在两个时代即文字文化和数字文化的过渡期。人类曾经历过这样的过渡期，转折是痛苦的，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期间两百年的宗教战争就展示了这样的痛苦。不过，在付出重大的生命和恐怖代价后，人们还是熬过来了。我们也会度过这一次，因为新的问题，还有宗教战争、大流行病、核战争威胁，以及笼罩在所有的苦难之上的最大的威胁——气候变化，不过所有这些苦难和威胁仍然在人类的掌握之中。量子计算正在处理万亿级的全球参数，使我们拥有一切所指事物、客观性、共识和粘合力去劝说资本主义：它走错路了。我相信，即使互联网使我们“愚蠢”，人类总体上还是足够聪明的，不至于自杀。

德里克·德克霍夫

2022年3月17日于罗马

【内容简介】

★聚焦“赛博心理学”，穿越心理操纵的迷雾，直面假新闻的成因、效应和对策。

★“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得主何道宽担纲主译

社交媒体到来以后，真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界线消失了。我们在线上发现的是一个后真相的世界，在那里，刻意编造或扭曲的新闻被用来影响个人的决定。

虚假信息和假新闻有何不同？假新闻的降生和扩散是如何促成的？其技术机制和社会心理机制是什么？假新闻的源头在哪里？我们如何保护自己，免受假新闻的影响？本书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本书研究“网络科学”和“赛博心理学”，选取心理学、认知科学、社会学、计算机科学、哲学、人类学、语言学和传播学等领域的最新成果，论述假新闻的语境、成因、效应和对策，解释管制假新闻的机制和举措，论证严密、例证丰富。

【作者简介】

朱塞佩·里瓦（Giuseppe Riva），意大利圣心天主教大学心理学教授、神经心理学应用技术实验室主任，著作丰富，要者有《新媒介心理学》《社交网络》《自拍照：自恋与身份》《交互现实》《网络流》《社交网络心理学》《物理世界和计算机中介环境里的存在感》《数字原住民》《虚拟现实：模拟技术与心理影响》等。

原标题：《今天这个时代，为什么假新闻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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