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理对话祝安顺：热浪或时雨？中华经典教育在当代何以可能

政邦茶座>>

暑假出游的热浪，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猛升温。若不刻意提醒，很多人会忘记，这是三年新冠疫情全面解封后第一个能真正自由出行的暑假。随之而来的，还有遍地开花的研学班、夏令营及教师研修活动。扫描其主题，你会发现，其中的大多数项目，都与中华传统文化有着强关联。也就是说，在中国大陆的青少年假期消费供应链上，传统文化相关内容已占有相当高比例。

这不难理解，一方面，“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研学传统，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另一方面，过去十年，国家层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程度全面升级，在基础教育方面的表现最为显著，例如，2017年开始采用的中小学“部编本”，古诗文篇数大幅增加；2018年开始的普通高中新课标，古诗文背诵量从14篇（首）增至72篇（首）；特别是中高考，逐年增加传统文化内容的比重，以考试“指挥棒”驱动传统文化在学科中的全面渗透。

传统文化教育以高调的姿态强势回归国民教育体系，是过去十年来显而易见的现象。其背后的象征意义，或者说造成这一大势的根本动因，官方及主流媒体均已反复阐释，兹不赘言。真正需要下沉思考的，是如何因应这一时势，将传统文化的“热浪”转化为中国教育的“条风时雨”，让传统文化教育的目标及相关要素，在官方与民间变成共识，从而有效地推动中国教育的现代化，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通俗点说，传统文化教育能否在当代中国生出茁壮的根，发出健康的枝条，开出鲜丽的花，结出安全的果，需要有严谨可行、与时俱进的“方法论”。这是个系统性的技术活，谁在思考？谁堪担当？

2023年3月，祝安顺的专著《中华经典教育三十年》由清华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对于教育研究者和实践者整体把握传统文化教育的发展历程、深入探索传统文化教育的现实策略，具有相当的启示价值。应该说，“经典教育”只是作者在研究传统文化教育这个宏大课题时所使用的一个工具。祝安顺认为，民族核心经典蕴藏着民族的思维本源、价值方向和意义世界，而经典教育训练了整个民族的思维方式。比如，中华经典教育，千百年来影响着中国人的历史思维和“象思维”。而这种教育在“现代化”的百年大潮中如何调适，中小学阶段有无必要以及能否开展以思维训练为主的经典教育，则是此书关注的重点。——这正是上文所提及的“系统性的技术活”。如何解构这个大问题？祝安顺的研究，究竟触及了现实当中哪些真问题？

本期政邦茶座嘉宾：

祝安顺，字易欣。安徽枞阳人。清华大学访问学者。中华书局编审，深圳大学副教授，中国教育学会传统文化教育分会副理事长，深圳市金声玉振黄金与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等。致力于中华经典的课程化、常识化、体验化研究。在《孔子研究》《全球教育展望》《中国教育报》《中华读书报》等发表文章多篇。著有《中华经典教育三十年》。

本期政邦茶座主持人：

政邦智库副理事长 柳理。凤凰网国学频道创始主编，华人国学大典策划顾问、总撰稿，深圳大学中国传统文化创造转化研究所兼职研究员，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国学研究与传播中心客座研究员，中国文化书院会员。

柳理：您以专业研究者的视角关注中华经典教育，迄今已有多久了？

祝安顺：我对经典感兴趣，从1994年入大学时就有苗头，四年本科反复阅读的一本书就是陈戍国先生点校的简体横排的《四书集注》（岳麓书社版），那个时候很难买到其他版本特别是中华书局的繁体竖排版。现在我还清晰记得的就是根本读不懂，也不知道朱熹的章句和集注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一直反复阅读，一直坚持从头看到尾，这本书被我翻得快破碎了，到现在还带在身边，它具有一种象征意义。

要说对经典教育有兴趣，有研究的问题意识，是从2000年准备硕士论文时候开始的，我后来写的硕士毕业论文就是《清末新政经学课程设置演变之研究》，蔡元培先生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时，发布的政令中就有“小学读经科一律取消”和“废除经学科大学”这两条，我就试图追问这一教育法令背后的教育制度变迁和教育思潮演变。

如果从2000年开始计算，至今已有二十多年了。

柳理：毋庸置疑，经典教育是当下很重要也很宏大的课题，在您的著作里，我注意到您梳理和列举了国内外很多学者的相关论述与观点。如果做个概述，您觉得当前中国正在铺展开的“经典教育运动”，最主要的问题或者局限在哪儿？

祝安顺：最主要的问题就经典教育能不能课程化，尤其是在基础教育阶段开设课程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在西方近代以来的教育制度和学科制度席卷全球的态势之下，在现代的中国教育仿照欧美为主的外来教育制度和课程制度的现实面前，经典课程化解决的前提和基础性问题就是传统的国学经典课程与现代性学科化课程的关系问题。他们之间是先后替代关系，是平行共生关系，是渗透融合关系，还是异质冲突关系（有你就没有我，有我就没有你），抑或是一种辐射关系。

这个问题从明中后期就已经开始萌芽，到1860年以后突起，到1895年以后备受关注，中西、古今、新旧之学在近现代史上冲突和融合，在教育课程化上面体现得更加明确。如果两者是替代关系或者是冲突关系，那就保留作为替代者而去除被替代者就好，或维持占据优势的西方化的课程制度一统的局面就可以了；如果两者是平行共生关系，经典课程与外来课程可以共存，但在目前中小学生课程负担不断加重而经典学习又需要较多学时的前提下，势必造成教学的负担，这是当下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中小学教育管理者最难以协调的问题；如果两者是渗透融合关系，就需要时间将中外文化进行多方面的交融渗透，实现深度融合，这是目前现实中很多中小学校在努力探索的一种方式。

然而我认为作为中华文化的核心经典，它对当下的学科化课程是一种辐射的关系，也就是看上去没有内容的交叉，其实经典课程的开展，塑造的是课程参与的教师和学生，对他们的教学态度、教学关系和教学方式产生间接的构建作用，一个好的课程教学，一定是教师和学生的文化共识、思维共振、价值趋同和意义共享。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在中国大地上办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就必须在接受外来课程设置的同时，适度、合理和便捷地开展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经典课程教学，不仅有利于课程教学的开展，也有利于人才的健康成长。

柳理：您在书中梳理了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的百年历程，以世纪为刻度，您如何评价当下的这场传统文化复兴运动？

祝安顺：发轫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这场经典传承发展活动，我认为有如下几个特征：

第一，自下而上，从自发到自觉；

第二，海内外同步，全球华人参与，传统文化尤其是经典试图再次进入社区生活，进入学生的学习课程，力图成为文化传承发展和文化育人的重要一部分；

第三，持续时间长，影响广泛，作为一次重要的历史事件，必将载入史册；

第四，参与主体多样，形式丰富，内容多样，但目标不一，争论激烈，效果不一；

第五，中华经典从诵读到阅读再到研读，经典传承发展活动必将从自发的文化活动向自觉的文化教育发展。

柳理：您在序言里所说的“对中国教育的未来我们充满信心”，是否包括了对中华经典教育/传统文化教育的信心？这种信心因何而来？

祝安顺：是的。这种信心，一是来自三千年中华文明发展历程中形成的一体多元的文化格局，二是以儒道两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一直以来不断接受内外部其他文化的冲击和融合，三是当今文化维持多样性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同频。

柳理对话祝安顺：热浪或时雨？中华经典教育在当代何以可能

柳理：“经典教育训练思维方式”，这个观点我非常认同。当然，思维的对象、目的不同，方式也会不同。中华经典的“工具包”里，哪些“思维方式”是西式教育不太重视或者有所欠缺的？能否简要介绍一下。

祝安顺：首先感谢您对这一观点的认同，很多师友读了我的书之后，也基本认同这个提法，很是好奇，特别希望我能把这个提法说清楚，更希望能有操作性。

其次，我要声明，如何通过经典教育训练思维方式，主要是中华民族的特有思维方式，这是我下一阶段工作需要攻克的难题，对我而言是最大的挑战问题，如果这一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在我的思考中，经典教育的主要目标就落空了。

第三，根据王树人先生、刘长林先生、张祥龙先生、王南湜先生和刘家和先生等前辈学者的研究，他们分别从哲学、艺术学、易学、医学、兵学、道学和史学等角度研究论证中华民族具有一种本源性的象思维方式，而西方科学具有概念思维方式，两者是不同但可以并存的思维方式，在当今，概念思维方式占据了我们日常生活和学术研究的主导地位，而象思维方式却需要重新挖掘和弘扬。

第四，象思维方式体现在哪里呢？它鲜明地体现在汉字、中医和琴棋书画太极等文字、文艺和文化现象中，人们也能清晰而准确地体验到这种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

第五，用什么方式来训练我们的思维方式？最佳的就是《周易》，这部经典里蕴含着浓厚的象思维方式，周易学本来就分为象数派和义理派，象是周易学当中重要的术语之一，其物象、意象和法象的诠释活动贯穿在《周易》的经文和传文以及历代的注释之中，如果我们有意识地从训练民族思维方式的角度，重新整理和开发《周易》中的象思维资料，应该可以重新激活《周易》这部古老的经典。当然，我们民族语言中的歇后语、语文教材里的经典课文、历史典故、文学故事、诗文意象等都可以作为训练民族思维方式的教学材料。

柳理：这些年来，国家层面出台了很多文件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术界、教育界的讨论也不绝于耳，总感觉“行动派”的声音弱于“建言派”。比如，中华经典教育在学校的“落地”问题，绕不开课程体系、教学标准与师资队伍等要素，那么，“行动派”需要的是有效的标准和有用的工具，就您的研究看，目前全国中小学校里的中华经典教育，处于什么样的水平，专家们提供的“工具包”、教育主管部门提供的“标准”，够用吗？好用吗？

祝安顺：进入21世纪以来，传统文化教育的发展，整体上是不断推进，不断探索，不断完善，不断提升，国家政策不断出台，各地方政府也是积极落实，各级各类学校也积极开展。对于各类有关经典教育的课程体系、教学标准和师资养成的理论和实践成果，社会各界还是非常关注的，但是由于经典教育在中小学校当中设置课程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尚缺乏共识，这些理论和实践成果具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每一步都走得非常难的，都很有历史开拓意义，但要想从根本上来解决经典教育的课程化问题，可能还需要一段时期探索和实践。

柳理：有人说，对于“00后”而言，对未来的兴趣远大于对过去的兴趣。您对此是否认同？面对新生代，教育工作者以及家长，如何在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上寻求科学与人文、世界眼光与中国底色的平衡？或者说，有没有必要去追求平衡？

祝安顺：这个问题非常好。过往的历史已经无法重复，当下的发展受制于很多社会因素制约，作为解决人的教育的重要途径的经典教育，只有把眼光看向未来。从一个实事求是解决问题的角度而言，经典教育就是面向未来的，因为经典具有永恒性和元初性，挖掘这一点才能让经典的光芒照亮人类历史的始终。

比如在亲情、友情、生死、意义等方面所呈现的人性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人与他人的关系问题，人与智能机器人的关系问题，这些都是历代人都需要思考，需要借助经典开展深度思考的问题，经典在这里会提供朴素的、直接的、本真的参考。

中小学基础教育界很早就提出要培养“有中国心的世界公民”这一教育追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设想和追求，在全球文化一体化没有到来之前，每个民族都不能也不应该丢弃自己的优秀文化，但这种优秀是异质的优秀，不是普遍的一致文化，就是与全球化普遍化的文化之中保持民族文化的差异性，这其实就是多元差异文化与一元普遍文化之间的一种平衡。

基础教育界追求学习者的全球化与民族化的文化平衡，既是一种理想，也是一种实践，其导致的结果就是对于新生代而言，不仅要追求文科和理科的平衡，追求身心的平衡，更要在世界眼光下追求一种全球化与民族化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