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大家许倬云：我不在书斋里，我在人中间

7月10日是许倬云先生93岁生日。2020年，许知远老师去了美国匹兹堡许倬云先生家中，采访了老人家。那时候正值疫情，多少人不得出家门，没有了工作，亲人朋友都无法照顾周全，困顿其中。许先生在那期节目里，将诸多坎坷之下内求平静的一生呈现于人前，像是一缕春风，又似一贴良药，抚慰、指引了多少迷途与空茫。

许倬云先生一生著作颇丰，93岁仍立新说。幼时的战争经历，让他有了一般知识分子不曾有的丰厚的人生体验，因此对生命格外敬重，关心民间疾苦。这一点也始终显现在他的著述、言行之中。许先生曾说，我不在书斋里，我在人中间。

《万古江河》：三年前的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

又是一年高考申报志愿、高校录取的日子。2019年7月9日，清华大学首封录取通知书发出，随寄还有时任清华校长邱勇给新生的赠书《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在致新生的信中，邱勇先生写到，《万古江河》是一本视野开阔、见解独到的中国历史文化力作，“作者许倬云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在书中他用平实畅达的语言讲述了中国文化成长发展的故事，字里行间既有宏大的历史脉络，又有对日常生活的细微描摹，让读者在回顾数千年历史的过程中，深切感悟中国文化的精神气质，从历史文化中汲取力量。”

许先生写《万古江河》，以江河流域的扩大比喻文化的进展，有两个明显的特色。其中之一，是把“中国”这一概念理解为一个不断扩大、与周边世界相互融合、直到成为世界体系一部分的过程。实际上，全书共八章，除了前两章分别为《古代以前：中国地区考古略说》《中国文化的黎明》，尚看不出来“特色”，之后的章节分别呈现“中国的中国”“东亚的中国”“亚洲的中国”及“世界的中国”，其叙述框架，一目了然。

既是不断扩大的过程，也是与周边文化不断融合的过程。后者其实从根本上杜绝了中国历史叙事中常见的“唯我独尊、四方来拜”的逻辑底色。古代那么多的地方，不同的人群发展着他们不同的过日子的方法，谁也不是“上”，谁也不是“下”，谁也不是“中”，谁也不是“外”。地球是个圆的，任何地方都可以是中心。各处都有自己寻找的方向，都有自己过生活的方式。

诚然，即使在提及汉唐这样的盛世时代，《万古江河》也不是只有“中国”这一单独主角。“从表面看，唐代之盛，俨然天可汗，中国的羁縻州府，遍布于北边及西边。胡人酋长，几乎无不接受中国封号，中国往往也动员这一族打击那一族。然而，深刻的观察，这一段中古的中国历史，已经纳入东亚与东北亚的列国体制，中国不能自外于周边的列强，中国也不过是其中角色之一。棋局上多角竞争，迭兴迭衰，中国并不是唯一的主导力量。”

正因为有着这样的高远视角，许先生在写作之时尤其关注中国与当时世界其他主要国家之间的对比，包括同为世界古文明的中国古代文化与两河古代文化的发展比较、秦汉帝国与几乎同时期的罗马帝国的比较、唐帝国与伊斯兰帝国的比较、明代中国与哈布斯堡王朝的西班牙的比较、清朝政治经济文化与当时欧洲情况的比较，以及中国维新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的比较。这种比较的视野，使得许先生的中国历史，几乎一直都在一个不断展开的世界历史的背景下叙事。对于普通读者而言，这本书中，许先生贡献的，也不仅仅是历史知识，更是思维的锤炼与见识的拓展。

《万古江河》特色之二在于，这本书涉及的内容十分丰富，地理变迁、农业商贸、技术医药、民俗生活、思想信仰等等。这其中，许先生尤其着眼于一般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内容。

为什么要写古人的生活细节，许先生曾在多个场合论及。他认为，"一些小零碎的事情，跟日常生活、衣食住行、风俗信仰都有点关系，但史书里却不交代。这些零零碎碎的小东西，也有人写，但都是笔记。这里一段，那里一段，通常不被人注意......既然老百姓要问老百姓生活上的问题，作者作为一名历史学者就应该有所交代。这是写作《万古江河》的最初动机。"

与关注民俗生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万古江河》中几乎只字不提帝王将相，也没有任何对于某个特定个人的重墨描述。许先生曾在课程里说：“生活中，我从不在意那些地位高的人，我不在乎。”其言行一致，可见一斑。

此外，在《万古江河》里 ，许倬云也从来不讲武力。他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向来不喜欢讲武功，因为我从小在战争中长大，战争是非常残酷的事情，我知道什么叫做鲜血。我不讲武功，不讲开疆辟土，只讲文化圈的扩大。”

除了研究范畴和方法的独特性，作为一名普通读者，我也深深为许先生的文采所折服。请看《万古江河》自序中的这一段：

“从此，大江东流，在冲破大巴山的拦阻时，奔腾叫啸，两岸峰高及天，神女雾掩，巫峡云遮，藤萝垂碧，滩险水急。江水又东，出峡之势，直泻千里，奔入湖广丘陵湖泊，于是浩荡奔放，始成大器。江水又东，一路收容湘资沅醴，以及赣江、清江带来的南方雨流和汉水带来的中原黄土，更有雍容广大的气象：星沉平野，月上东山，远树近山，江渚沙洲，美不胜收。”

文采斐然的背后，是一位知识分子的浪漫。

生平往事：史学大家这样炼成

幼年家教：无锡的文人传统与战时记忆

许倬云先生是江苏无锡人，家里兄弟姐妹八个，他排行第七位，下面还有双胞胎弟弟许翼云。许先生一生对故乡故土魂牵梦绕，其间经历从不曾忘怀。

在一档线上课程里，许先生这样回忆自己在无锡的所受的“家教”：“我的家庭在无锡住了几百年。无锡有一群知识分子，从明朝开始，就是秉持着人间的正道，希望能拿这正道帮助政府，帮助其他的读书人，帮助社会的一般人，走入正道。这些人的命运呢，有好几个领袖是被政府处死的，一个领袖抵抗政府的不公，自己淹死在水池里。这些人拿生命换取他们心里做人的原则，这个传统在无锡传承下来。”

这使得在无锡读书的人，在无锡长大的人，几乎都记得“东林”两个字——过日子，要按照做人的正道的原则：不欺不骗，也劝导人家不欺不骗，不要压迫别人、不要剥削别人、不要欺负别人。“（因为）你不仅是人一一对一的关系，也有对大众的关系，东林的祠堂里面挂了一幅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你要关心不仅是你的事、家里的事，要（关心）天下之事。”

“关心天下之事”几乎是许先生一生的写照。他的关心方法，在持续一生的写作治学当中，也在从不中断的对他人、对世界的关注中。对于中国——他的出生之地，他著作等身，声名卓著；对于后半生与家人居住之地——美国，他在九十岁高龄，写下了自己对这个国家近六十年的观察：《许倬云说美国：一个不断变化的现代西方文明》。

许先生生于1930年，那是个内忧外患、战乱频仍的年代，所以许先生最早的求学其实是伴随着逃难的。这使得他早年，一方面主要跟着做国民党海军将领的父亲许凤藻先生学习地理、历史和国文，另外一方面则是在辗转湖北、四川等地的逃难途中得到见识，尤其是对于农村的见识。

许先生这样回忆父亲给自己早年的教育：“抗战期间书本不够，我们在战地四年半到五年，时时刻刻准备跑路。我听新闻、看报纸、听大人谈话，说敌人的炮声可以隐约听得见了，离我们20里了、30里了。敌军在哪里，父亲就在地图上拿个针刺着，挂个红的小钉子。今天打到这里，明天打到那里。那些地名对我而说，不是书本上的地名，是我们的军队在那抛血肉抵抗敌人进来......地图对我，地理名词对我，是具有生死意义的，这跟一般读地理书的不一样。这些教育，是地理跟你的生命合在一起......这些使得后来我正式上学后，历史和地理的书不用看，眼睛一闭就知道哪个城在哪里，发生过什么事儿。”

除了地理，父亲也教许先生古文。“读到《大公报》张季鸾的社论，父亲告诉我这文章写得好，他读一遍给我听，读得铿铿锵锵，一篇社论千把字吧，他读一下、讲一遍，我就听懂了。”许先生坦言，“这些教育不是学校里可以提供的。”父亲还教许先生读《饮冰室合集》——梁启超先生的著作集。这本书用的是浅近的白话，看起来并不困难。但父亲对许先生有更高的要求：“父亲说，你要开始读古文，读了四书，有旁边注解，并不难懂。问我懂了没有，我大概懂了，可不太清楚；哪几句不懂？我这几句就不懂。我说什么叫安己？什么叫安人？父亲就说，叫你安心，帮你安顿，安身、安心，就是心不乱跑。这个教育必须有人带路，他老人家带了我的路。”

这期间另外一方面的学问，则来自逃难途中的农村见闻。许先生曾在书中回忆：“我所谓的穷，指的是一间房子......大概十五坪左右，一边是火塘，一边是睡觉的地方，另外一边放农具。这是我所看见最穷最穷的人家，没有烟囱，只有一扇门，两个窗，没有炕，没有床......也没有隔间，睡在地上的稻草堆上，就跟牲口住的地方差不了多少。虽然家里就有煤，烧煤不用花钱，但煤运不出去，也赚不了钱。”

还有一段，“从万县到老河口，我们走过一个村子，一个活人也没有。村民染上一种不知名的瘟疫，逃的逃，死的死，全村都死光了。村外有些新坟，村里的房子空荡荡。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活的老太太，但是第二天她也死了。”

对于中国内地农村的真实面貌，许先生是熟悉的。他一生为普通人写史，也与这段同普通老百姓血肉相融的经历分不开。

台湾求学：群星闪耀时

1949年，许先生19岁，跟随家人到了台湾，进入了台湾大学。当时的校长是傅斯年先生。本来许先生考进的是外语系，但不到两三周，傅斯年先生来找许先生，因为他的入学考卷给校长的印象很深——数学是满分，国文卷子和历史卷子被阅卷老师直接推荐到傅先生那里。于是，傅斯年先生对许先生说：“你应该去读历史系。”这决定了许先生一生的发展方向。

台大当时集中了中国一批一流的学者。有古史学家董作宾先生，教许先生商周史、年历学，还有宇宙群星的关系。许先生曾经撰文，回忆董先生对待自己独特的教学方式，“我跟董先生读书，一对一，也没有上下课的概念。老先生不知道什么是下课时间，一讲一个下午，饿了，买几个包子，一人一半。到了他讲不来的课，他就找朋友来教我，这些大概都是现代的大学生很难碰到的吧。”

有历史学、考古人类学教授芮逸夫先生，教许先生用民族观念处理《春秋》，带着他读《左传》，教他古代礼仪、风俗。许先生后来到芝加哥大学写博士论文，用的就是读《左传》时做的两千多张人名卡片，排出每个在《左传》出现的人，他的身份的升和降，升降的时期、缘故、周期等等，这样获得了博士学位。还有历史学教授李宗侗先生，教许先生读西方城邦历史，分析礼俗、信仰与城邦本身的关系，让他不仅读通了民族学，还顺便熟悉了希腊历史。

台大的求学经历让许先生从此明白，做学问，不要怕杂。

台大毕业以后，许先生到了台湾“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史称“史语所”，做助理研究员，又在老师的带领下，读通了晚清经学大师孙诒让先生的《周礼正义》。这本书以礼仪作为线索，内容几乎涵盖所有先秦典籍，包括甲骨文、青铜铭文、传世的典籍、后人的解释，等等。许先生回忆道，“我读时，要拿一个火柴杆，拿个印色盒子。读一句点一点，点不出来就表示没读通。他老人家过个一个礼拜翻翻你点的位置，看你读通了多少。我读了整整两个学期，《周礼正义》从头读到尾。”还有著名历史学家劳榦先生，指导许先生读完了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分析它们的差异。

许先生后来回忆说，“读古史，我得到的帮助是一般学生得不到的，博士生的功课都不会这么周全”。

美国留学：比较的视野

再后来，许先生出国，去了芝加哥大学历史系的东方学研究所，主要研究埃及和两河流域的考古，也有小部分希腊考古和中国古代研究。在许先生的印象中，芝加哥大学是很奇怪的学府，不大在意学生读什么系，学生的课程可以自己设计。他就选了经济学、中古史、考古学、宗教学、社会学等等。看起来确实宽泛，但其实都没有脱离“人文学科”的范畴。更重要的是，几乎所有学科，台大和史语所的老师们都已给他打下基础。

在这所西方学府中，许先生跟着汉学家顾立雅读法国的汉学名作。这位自认为是个自由主义者、实际上性格很保守的老教授说，“这除了训练你的语文（法语）之外，还要你看看前辈大师是怎么处理中国问题的。他的方法、眼光都跟中国的途径不一样”。这使得许先生跳出了以中国为本位的思想——回忆一下《万古江河》，这个“非中国本位”的立场是不是一以贯之？

许先生还跟着匈牙利人Mircea Eliade教授学习宗教学。这位教授是宗教学的开山鼻祖，还同时教授社会关系、社会学、文化学、神学等等。许先生认为自己受到的Mircea Eliade教授的影响也是两点。第一点是，强调天地之间的观念，认为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都曾设想有个通天达地的联结。这个联结可能是一根柱子，可能是一个梯子，也可能是一座高塔，或是一棵可以上达云霄的生命之树；第二点是，人都有一个“古时候”，总有一个关于遥远古代的回忆，这个古代可能就是我们自己的起源。

除了汉学、宗教学，许先生在芝加哥大学还学了埃及学、亚述学、中东的神话学等等。亚述，指的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今两河流域）上的一个古国，存国时间大约为公元前九世纪到前六世纪。所学如此驳杂，难怪许先生每次授课，全球各文明的古代历史、地理、神话、宗教都能信手拈来。

在芝大，许先生的精神世界不断被震荡、洗刷、沉淀，然后再反复。在《许倬云问学记》中，许先生也特别提到在芝加哥大学，学校为了他上课方便，特别安排他住在神学院宿舍，使得他能够有机会与舍友们交换宗教的讨论。许先生后来回忆，“那五年中，我一次又一次地把自己的宗教信仰打碎，再一次又一次地重建。这番经历，我想是人生难得的经验。今天我有什么宗教信仰是次要的问题，我珍惜的，是自己捣碎又自己拼合的反省过程。“

从美国回到台湾，许先生继续供职于史语所。作为当时史语所第一个回台的美国留学生，许先生虽然身体并不方便，仍然被派往欧美各地去建立学术联系。其中，欧洲就去了四五次，每次四五个国家，探讨的话题就包括如何看待马克斯·韦伯的研究范围等等。这种跨国的学术性集体研讨会让许先生更加明白，一个话题之下多维度展开论述的可能及必要，使他更加强化了“比较”的思路。

“世界的问题众多，你的思想就活泼”

尽管收获颇丰，但美国的求学生涯其实艰难困苦，不一而足。

因为身体残疾，许先生在入学时就被送到了芝加哥大学附设医院驻院总医师爱克逊先生那里。爱克逊问他，愿不愿意治疗？许先生说愿意。第一次开刀，许先生以为两个礼拜就可以出院了，结果却是得长期住在医院里，通常是半年躺在病床上，半年住在宿舍里。这样的日子前后长达两年半，许先生一共接受了五次手术。

住在医院里，所有人，从医生到护士，都对许先生很好，但是身体的病痛，尤其是锯石膏之痛，令先生痛不欲生，“没经历过的人无法体会。锯到要开未开的时候，血一冲下去，痛到两眼发黑。有时候医生要打麻醉针，局部麻醉之后再打开，只是把石膏套子打开来，还是剧痛无比。”

除了许先生，那所医院里当时还住着很多其他不幸的小孩子。有一个漂亮的小男孩，得了白血病，许先生看着他七岁进来，再看着他十一岁时治疗无效被抬出去；还有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女孩子，身材只有八九岁，但实际年龄已经20岁，还是个驼背。当她表达对爱情的渴望时，抱着同样是病人的大男孩又哭又闹，看了真是令人心酸；还有移植骨头的黑人小孩，得了痴呆症的小孩.....许先生因为跟医生、护士关系好，在病人里年纪又大，便常常去安慰、开解这些孩子，让他们尽量心情愉快，日子好过一点。

但许先生自己呢？身在异国，没有亲人；常年病痛，痛不欲生。他在头两三年常常想死，但死不了——动都动不了，你说怎么死？跳窗没法跳，想割腕也捡不到地上的玻璃碎片。真的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在许先生后来对公众的谈话中，说得最多的苦是小时候经历的战乱，在死人堆里一再滚过。然而，那时候的许先生尚有亲人在侧，彼此保护，互相安慰。在美国的这段日子，谁来保护他？谁来安慰他？没有！许先生后来说，“我一生很痛苦，不但身体苦，精神上也苦，两者紧靠在一起。”这种痛苦，留学五年病床上的体会尤为深刻。

然而，再不幸的人生里，总会有些许缝隙，透过一些光亮来。那五年里，支撑许先生挺过去的，除了国内亲人的牵挂、医护人员的关照，就是身边教授们的悉心爱护。顾立雅先生和其他的先生都会来到他的病床前，教他功课。他自己也在病床上持续不断地思考。他说，“这些乐趣，让我平衡了不幸的感觉。”

我读许先生的书，心里一直有一个疑问。因为做先生课程，幸运地有了提问的机会：许先生，是什么让您历经苦难，却依然保有对生命的热忱和对人的关爱？

许先生说：“我生来残疾，行动不便，世人觉得苦，于我都是平常，习惯了。人老了，怕战争，因为见过战争里的苦，那么多人，并没有犯什么错，就这么死了，而我还活着，有什么想不通的呢？你见过苦难，你不能不生出慈悲来。每一个人的苦，都是你的苦。你不能不去关心他。人活着，不能只有欲望，得有灵魂。灵魂的形成需要知识，需要经历，更需要从知识和经历思考和领悟到的智慧。我把我的感悟分享给大家，解不了每个人的苦，但是是个参考，是个指望。”

许先生特别提到的为人处世之道，是儒家的忠恕原则。所谓忠，就是凭着自己内心定下的最好的做人原则，尽心来为之。“你不能说我雕刻一个艺术品，雕了一半我说我不雕了，扔了，那你这件艺术品永远做不到。你的心也是个艺术品，经过你不断地改，不断地注意不要污染。拿此心变成光明磊落，拿此心不仅是对自己忠实，更要紧的是，拿自己忠实对待别人。这个忠不是忠于主人，也不是指忠于他人，而是尽心而为。”

所谓“恕”，就是以很宽尺度来衡量自己跟别人的相处之道。“我要拿很宽尺度原谅人家失误，但是要很严格的尺度将心比心，理解别人。这个是做人基本原则。忠恕合起来就是仁爱的仁，两人相处之道谓之仁。“

这种为人之道，是中华儒家的传统，是无锡许氏的家教，也是战争血泪记忆里开出来的花朵。“我看见满城的尸首，我们房子炸掉了，睡在街边上，夜里惊醒，看见阴兵过境，那个是精神极度紧张之后的反应，幻觉。一个人的幻觉可以拉动半个城，这种在集体心理上有的，这就过分的紧张之后产生的幻觉传染着。这些事情，让我接近人民，接近最弱的地方，生死关头、饥饿关头、罹难关头。我对生命因此特别重视，特别尊敬，也特别对别人的苦事我感同身受。”

许先生说，我不在书斋里，我在人中间。

近年来，疫情、战乱、经济下滑，全世界似乎都难以找到一块安生乐土。许先生病痛之余，仍惦记着这个慌乱世界更加慌乱的人心。他劝诫世人往自己的内心求得安稳与平静，更以自身经历，勉励年轻人多学广问，不要自我设限。在混沌的课程里，许先生说，“主要的就是你心胸要开阔，要开放你的脑子，有好奇心、有好问心，不要有固执一个范围，勿固勿必，既不要固守，也不要肯定，总是存一点可以讨论的余地。前辈给我们很了不起的东西，我们吸收，但是并不一定非要全盘接收的，每个人有自己的特殊的思考过程。”

“世界的问题众多，你的思想就活泼。”

“放开眼睛去看，张开耳朵去听，天下没有一个东西，不是你的功课。”

2023年，许先生已经93岁高龄。但是，经由先生口述、助理整理出版的书籍仍有三部，即“许倬云文明三书”：《世界何以至此》《三千年文明大变局》《我们去向何方》。这三本书，再加上《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虽然内容各异，但其背后透露的都是鲐背之年的老人对这个世界的一点希冀。这种希冀，其实早已经写在了《万古江河》的自序里。

“我们今日正在江河入海之时，

回顾数千年奔来的历史长流，

那是个别的记忆；

瞩望漫无止境的前景，

那是大家应予合作缔造的未来。”

原标题：《史学大家许倬云：我不在书斋里，我在人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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