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情境中的现代文学：第三届京港青年人文学者学术研讨会

2023年6月10日-11日，由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助理教授崔文东与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季剑青共同召集的“第三届京港青年人文学者学术研讨会”拉开了序幕。本次会议由“京港大学联盟”支持，来自香港城市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教育大学、香港树仁大学、明爱专上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深圳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等高校以及科研机构的二十余位学者齐聚香港城市大学，围绕会议的主题“跨文化交流中的现代文学”，以不同的视角切入问题，发表学术成果，并展开讨论。

“京港青年人文学者学术研讨会”迄今已举办三届，而不同于前两届京港两地线上连线的方式，本次会议以实体形式召开，与会者能够更为直接地对话交流。会议伊始，京港两地的召集人分别致辞，并对与会学者表示热烈的欢迎。崔文东教授回顾了前两届会议的主题“近代思想的物质形态与情感媒介”与“近世中国的书籍形制与阅读形态”，并介绍了本次兼具理论框架与具体个案的会议主题：“跨文化情境中的现代文学”。季剑青教授表示，两地研究现代文学的思路与方法存在差异，而这种差异构成了具有对话空间的张力，彼此之间的沟通更能够促进学科的发展。“跨文化”作为考察现代文学生成与演变的角度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而无论在宏观论述或是细部分析上，研究都仍有待深入。本次会议中的发表，既有跨国、跨语际层面的分析探讨，又有中国及华人多元族群之间的沟通对话，在多个层次上诠释丰富了现代文学在跨文化情境中的讨论。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的袁一丹副教授发表的《“爱的成年”：后五四时代的情感教育》是本次会议第一场的第一个报告。作为塑造“青年”的重要手段，后五四时代的情感教育是十分值得关注的议题。在周作人、李小峰等人的推介下，《爱的成年》（Love's Coming-of-age）与《结婚的爱》（Married Love）进入青年们的视野，它们适应了五四青年对直白情感说教的需求，为解答争取到恋爱自由之后该怎么办的问题做出了回应。《爱的成年》着眼于乌托邦式的社会改造，其在东亚的跨文化传播借助社会主义思潮的涌动。《结婚的爱》被视作幸福生活指南，其传授的性知识更贴近青年的现实需求。两本书跻身“青年必读书”之列，出现多个竞争性的译本。两部著作的流行说明后五四时代兴起的“情感个人主义”实则取法维多利亚时代的生活规范，爱情在青年心中不再是虚无缥缈之物，而有定则和可换算的方程式。五四时期的情感教育融合了古典文学和西方性学资源，形塑了五四青年对于爱情、婚姻、家庭的理解。

接着，香港中文大学的助理教授张历君做了题为《言语构造与中国文化：论张东荪对知识社会学的接受》的报告。张历君关注到吴文藻在重庆主编刊行“社会学丛刊”中“甲集二种”为张东荪初版于1946年的名作《知识与文化》。张东荪解释知识社会学时，称其原本是德国学者所发明，是从社会学研究知识。张东荪所说的“德国学者”正是著名社会学家曼海姆（Karl Mannheim），而他这部探讨中国文化和思想特性的代表作，其最初的学科定位并非哲学，而是社会学。同时，张东荪的这本著作倾向从言语构造入手探讨中国思想之特征，其理论方法的来源则是新批评理论家瑞恰慈（I. A. Richards）提倡的语言学研究方法。讲者重新勾勒出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与瑞恰慈的语言学和文学理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中国之旅，进而阐明张东荪如何在探究中国思想特征的过程中，对社会学、哲学、语言学和文学理论等当时西方前沿的学科知识和理论进行创造性转化。

香港教育大学文学与文化学系/关西学院大学法学部的大东和重教授带来的《“回忆录”之味: 我与〈中国20世纪自传回想录解题集〉编辑前后》是本场的最后一个报告。大东和重教授展示了《中国20世纪自传回想录解题集》的写作与编辑经历，探讨阅读自传和回忆录的意义。中国文艺研究会于1970年在日本关西地方成立，2020年恰逢成立50周年，目前拥有会员250余人，每年出版两本野草杂志，并召开例会发行汇报。大东和重教授自2014年起召集文艺研会员每月举行阅读自传与回忆录的讨论会，同时组织大家进行解题的写作，并于2022年发行《中国20世纪自传回想录解题集》。该解题集共收录128篇“名人”的自传与回忆录，将许多被忽视的作家与文化名人带入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视野当中。

第一场会议

清华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熊鹰的《“鸦片战争”与中国革命的跨文化书写》是本次会议第二场的第一个报告。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日本左翼剧作家曾根据各类文献创作过两部题为《鸦片战争》的剧本。首先是日本无产阶级作家江马修创作此剧，随后日本著名的无产阶级戏剧家兼美术家村山知义改编此剧并重新命名为《最初的欧罗巴之旗》。这两个日文剧本随后流入中国，第一部由创造社成员陶晶孙翻译，而胡风书局也在1932年1月出版了袁殊翻译的《鸦片战争》的第二个译本。从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有关“鸦片战争”的话语经历了从江马修的剧本《鸦片战争》到村山知义的《最初的欧罗巴旗》再到陶晶孙和袁殊各自翻译的历史脉络。通过研究这次鸦片战争的知识和文献的反方向输出，熊鹰教授探讨了中国题材与中文译本如何展现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当时对于艺术和革命的认识。

明爱专上学院人文及语言学院的研究助理教授李思逸发表了第二场的第二个报告：《龙之为物：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龙的接受》。在晚清与西方相遇之前，龙的存在从未被中国知识分子质疑，而对于龙是否存在的焦虑则为我们探索晚清提供了一个切口。讲者注意到，在文化的碰撞中，无论是否相信龙的真实存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们都需要采用新的知识资源来捍卫自己的立场，而他们都预设了一个西方视角作为对照。讲者运用《点石斋画报》等图文资料，调查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龙的接受情况，并揭示出隐藏在这一讨论背后他们对“物”的理解。从晚清到民国时期，有三种将龙作为“物”的尝试：天气奇观、已经灭绝的恐龙以及一种图腾符号，可这些尝试却又在不同程度上失败了。另一方面，由于1950年代以来古籍与考古研究的发展，龙的物质性也被重新赋予了意义。

第二场会议

北京大学的副教授季剑青的《杜威访华与新文化运动在地方的兴起》是第三场会议的第一个报告。杜威访华历来受到学界关注，但过往的研究多重视胡适以及北大扮演的角色，而忽视了杜威访华期间与地方教育界的频繁互动。事实上，东南教育界，尤其是地方的教育会对杜威访华的促成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最早标举“新文化运动”之旗帜的并非北大，而是位居地方的东南教育界。兴起于地方的“新文化运动”，与地方教育界侧重中小学和师范教育的种种文教与社会实践、地方学校及政界的自治风潮等都与杜威教育思想合拍。从东南至湖广的地方教育界都极力邀请杜威来当地演讲。杜威在各地巡回讲演的过程中亦有意无意迎合了“新文化运动”的潮流。胡适与江苏省教育会实际上关注到了杜威思想的不同侧面，而透过杜威的眼光以及杜威访华所关联的诸多人事，我们得以重新在“中心”与“地方”相互参照的视野中，思考地方教育界在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中所发挥的举足轻重的作用。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的讲师何旻带来了本场演讲的第二个报告：《秩序中的“繁荣”：1930年代中国新文学的地方生态——以〈庸报·另外一页〉中的河南通讯为中心》。讲者首先分析《郑州文化报告》通讯，梳理出这座因铁路而兴的中原新城的新文化流通空间。一方面，基于各地同构的新式文教体系及城市空间的建设，由上海展开的出版业网络辐射各地方，输送多样的文化产品，当地读者也逐步建立起对新文学产品的消费习惯。另一方面，地方新文学的自我生产并不与中心区域的生产准则同构。地方新文学就此逐渐找到了一条与中心不同的区域内自循环之路，即作为当地国民党党政文化治理系统中的一部分运转。讲者随后梳理培五、李欧、洛夫这组在地与归乡者间的论辩，探讨了其时新文学传播和接受过程中，地方与中心间是否需要遵循某种传播的秩序的问题。讲者关注的第三个问题是官方文化治理系统中的新文坛，并以《开封文坛素描》入手，对地方新文学者自生的“新文坛”进一步剖析。

本场的最后一个报告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的丘庭杰博士，他的题目是：《俞寄凡译黑田朋信〈美学及艺术学概论〉初探》。民国时期美育运动的背后实际上隐藏了许多来自域外的文化风潮，值得以跨文化的角度重新审视。讲者关注到民国美育家俞寄凡在其中的重要角色，并以其在1922年对日本美学家黑田朋信《美学及艺术学概论》的翻译《美学纲要》《艺术学纲要》为个案，探究德-日-中的跨文化脉络。讲者首先介绍了黑田著作在日本的文化语境，并指出黑田的著作以“通俗”自居，作为“引介”而存在的定位，这与俞氏的观点一致。继而提出俞译确立了中国“艺术学”的诞生，是德国“一般艺术学”独立运动传入中国的标志，具史学意义。接着，讲者以“内术品”“外术品”这一组跨文化词汇为例，爬梳源流，指出它们经过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哈特曼（Eduard von Hartmann）、森鸥外到黑田朋信、俞寄凡、丰子恺，以概念旅行的方式进入中国。

翌日，深圳大学的助理教授席艺洋带来了第四场的第一个报告：《论田汉的“新歌剧”与抗战剧的现代转型》。抗战时期是中国内部地理空间的重构期，同时，戏剧文学也在变动和转型。田汉曾经两次组织、参与戏剧民族形式的讨论会，离开上海的文化环境后，他曾前往桂林、武汉、昆明等地，创作了诸多与“南国”时期风格不同的“新歌剧”作品。他在这一时期的戏剧实践，是立足于抗战宣传的现实需求，而更深层次上则兼具对中国戏剧自“五四”以来更为纵深的反思和长远构想，潜藏着他对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遥远呼应。讲者以田汉在新歌剧中对岳飞的塑造为例，说明田汉对于民众反抗性的重视，并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呼应。田汉围绕“新歌剧”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意图并非旨在令戏剧疏离现代、重返传统，而是试图在文化冲突与文学转型中，寻求自身的独特风格，从而令中国戏剧立足于世界文学。

香港树仁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助理教授何嘉俊的《国际秩序的想像：论顾均正〈在北极底下〉的跨文化翻译和再创作》是第四场的第二个报告。何嘉俊教授从翻译的角度回顾中文的科幻小说的诞生历史，并关注到这个文类本身如何承载西方的，尤其是跟科学理性有关的思想，讨论它们与中国传统文化如何交融，创造出一种新的形态。1939年，上海科普作家顾均正于抗战语境中出版的科幻小说集《在北极底下》正是我们回答这些问题的一个典例。该集子中的三部短篇小说其实均为翻译作品，而其底本来自当时颇为流行的美国科幻小说杂志。译者因战争语境有意识地挪借和改动原文的“再创作”，值得在跨文化的视野中加以审察。讲者从译者的文人身份、对于美国科幻小说的选取标准，以及在翻译中的创新和与原本的比对几个方面探讨顾均正如何想像中国与世界强国的同盟关系，并以文人眼光审视战争的残酷。

清华大学中文系的副教授袁先欣带来了第五场的第一个报告：《〈茧〉：乡村书写的另一种可能》。《茧》是费孝通社会学命题核心部分的文学演绎，同时也构成了《江村经济》的文学版。小说以江南一个新型丝厂的遭际为中心，呈现了一个理想主义的新型现代工厂如何改变江南农村，又如何面临错综复杂的旧社会力量结构对它的反抗和挑战。费孝通勾勒出从村庄到市镇再到大都会上海的绵延画卷，其中所呈现的中国社会面貌，至少在结构上，显露出与茅盾的社会剖析小说高度的一致性。同时，费孝通所提出的“乡村-市镇-都会”三元模式也在小说中隐隐显露，并可与茅盾的《子夜》等小说对话，展现出对社会经济的问题的关注。讲者指出，《茧》再度打开了1930年代乡村书写的历史场域，其中呈现出令人惊叹的景象：一方面，是具体的社会问题与智识领域之间来回往返的有机互动，另一方面，不是一个，而是多个智识领域的能量在这个过程中被调动起来，并发生其间边界的融合消弭。

本场的第二个报告为北京大学刘东博士的《叙述“义勇军”：左翼文学的经典模式与区域经验》。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旅居东北的青年作家骆宾基、李辉英、端木蕻良、萧红、萧军都陆续完成了自己的处女作，而不约而同地，他们都处理了义勇军的题材，并在方法上将家乡的沦陷情感转化、翻译成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讲者认为苏联的小说模式深刻地影响了这群作家的处女作的撰写，他们的作品形成了对自身及周围具体处境的透视与省察。这说明左翼文学在当时构成了一种理解社会现实的有效阐释框架，而不同区域差异性革命现实的进入，则影响了文学模式的具体表达形态。四地作者在与革命的关系、跻身革命的位置、理解革命的视点等方面均存在差异，直接影响了小说的面貌。讲者指出，“东北作家群”四部同主题处女作现象，征候性地折射出国际左翼文学与中国左翼文学运动之间的复杂关系，并展现出中国左翼文学独特的经验质地。

北京大学的博士生夏寅带来了第六场的第一个报告：《中西语境下胡适文学革命表述的形成》。胡适在新文化运动前后对文学革命的一系列中文表述，产生于《新青年》同人的内部讨论，以及与各类或反对、或同情、或观望的社会力量的磨合中。这些观点本身及其生成语境，已得到颇多讨论。与此同时，作为对外舆论经验丰富、精通双语表达的写作者，胡适也一直尝试着用英文展开对文学革命的表述，它们多发表于在华西文报刊上，在新的媒体语境下，这些文字的论述重点、话语策略，甚至语言风格，都呈现出另一种面貌。由此，讲者引入了他探讨的问题：胡适这些中文表述中是否存在未被注意的相关环节？胡适在这些观念和重点的转换之间是否有其他的对话方的意见地融入？讲者通过分析三篇直接谈到文学革命的主要文本《中国的文学革命》，对中西两种不同语境的对照，解答上述问题，活化似乎板结的胡适文学革命观，打开一个新的讨论空间。

随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助理教授桥本悟进行了题为《历史小说作为方法：重读鲁迅〈故事新编〉》的报告。鲁迅的《故事新编》既属于历史小说的范畴，又拒绝在这个范畴中被记载和传递。那么，故事新编所产生的这种独特的媒介意义何在？讲者将《补天》与《红楼梦》对读，指出《补天》展现出其与中国文学传统的批判性关系，呈现出了一种历史记录的外部空间，逃离了控制历史记录的文化。《故事新编》要求我们重新评估对现代文学的通常性理解，并敦促我们在阅读现代文本时，恰恰要回到被现代化贬低为过时的、非历史的或不相关的文化过去。同时，鲁迅的历史小说也促使我们在更广泛的文化历史背景下重新认识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源，重新评估其与世界文学的接触。讲者将历史小说放入跨文化的研究情境中，以亚洲的历史的经验，将文学、哲学、历史等概念做出更为普遍化的叙述。

之后，香港科技大学的助理教授马筱璐带来了第七场的第一个报告：《少数文学作为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鲁迅对德译保加利亚文学的重译》。在二十世纪初，许多中国翻译家背离了西方大国倡导的世界文学的主流方式，将注意力转向“弱小国家的文学”。讲者首先对“少数文学（Minor Literature）”做出了概念上的阐释，并指出其具有三个标准：第一，语言带有高度的去疆域化性质；第二，个人与政治密切相关；第三，表述有极强的群体性。讲者以此为出发点，对鲁迅的少数文学翻译展开了分析。讲者通过分析鲁迅对“保加利亚的文学之父”伊凡·伐佐夫的两部短篇小说《村妇》与《战争中的威尔珂》的德语翻译的重译，阐述了少数文学如何帮助鲁迅看待与西方文化霸权，并与中国传统和民族主义展开对话。通过强烈地接受外来语，鲁迅刺激了中国语言，即使这无法被现在的语法体系所接纳，但却展现出鲁迅对于现代文学探索与尝试的一个面向。

崔文东教授的《追寻“自觉之声”：从世界文学资源到〈摩罗诗力说〉》是本次研讨会的最后一篇报告。青年鲁迅借鉴域外文化资源，创成其独特的思想论述，《摩罗诗力说》就是典型的例子。讲者关注到以舍尔《世界文学图史》为代表的德语世界文学史为鲁迅的书写思路提供了参照。一方面，鲁迅以章太炎的“不齐而齐”“文学复古”思路为中介，接受了《世界文学图史》蕴含的赫尔德尊重民族特殊性、复兴民族传统的立场，借助重构世界文学体系催生民族自觉。另一方面，《世界文学图史》浸透浪漫民族主义文学观，张扬想象力与民族性，推崇拜伦主义诗人。鲁迅既张扬“神思”“心声”，借文学贯通个体与民族，又以“反抗”“复仇”为依归，建构摩罗诗人谱系及形象，着力激发中国文学的“自觉之声”。讲者认为，青年鲁迅善于借助纷繁芜杂的二手研究，提炼一流思想家的思想线索，并在对话的基础上锤炼自身的论述，以世界为参照锚定民族的出路，以民族为依归拥抱世界。

本届研讨会以圆桌讨论结尾，主持人崔文东指出，现代文学具有丰富的研究面向，虽然个人关注的问题可能有所不同，专注的时段也有差异，但是在方法论上则有很多共性，并存在丰富的对话空间。本次研讨会中，有以“回到历史现场”为基础的讨论，同时也有关注现实经验和历史感，并将其上升到概念化、理论化层面的研究，这也启发我们以对话性的方式重新去审视和反思跨文化情境中的现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