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到的纽黑文之夏：第三届中古中国人文会议随感

2023年6月22至25日，第三届中古中国人文会议（The Third Middle Period China Humanities Conference）在美国纽黑文市耶鲁大学举行。继2014年首届会议在美国哈佛大学、2017年第二届会议在荷兰莱顿大学成功举办后，原定于2020年在耶鲁大学举办的第三届中古中国人文会议，因疫情而最终间隔六年才得以在线下举办。

此次会议吸引了全球近150名学界同仁与会，与会学者共提交近130篇论文。许多学者都是三年多来首次线下参加国际会议。尽管国际旅行并不容易，但所幸，无论是时代巨变还是旅途艰辛，最终都没有阻挡住旧雨新知齐聚耶鲁大学，共同论学于纽黑文之夏。

与会学者合影（耶鲁大学会议组织方提供）

如北京大学教授邓小南在致辞时所言，从2014年第一届中古中国人文会议至今，已经将近十年，这十年中时代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学人群体的组合、技术条件的更新、交流方式的局限，使得“学术对话”的深层概念与意涵，有了显著的不同；学人的追求、我们的知识与能力结构，都遇到了深刻的挑战。人文学者之间的交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因此，此次会议既面对着国际学人的期待，也是学者对于多重挑战的集体反思与回应，而会内会外不拘形式的充分对话，是本次会议得以成功的前提。

第三届中古中国人文会议，延续了前两次会议在组织方式方面的优良传统。在会议官方语言政策方面，作为国际会议，三届中古中国人文会议组织方都一再强调会议的官方语言为中文与英文，鼓励与会同仁用自己习惯的语言进行学术交流。当可能因为语言问题而产生交流壁垒时，会议组织者及与会学者也多能及时解决。如在大会发言环节，发言人在使用擅长语言报告后，多会使用另一语言进行概括，会议组织者耶鲁大学的韩森（Valerie Hansen）和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王锦萍教授等也多次贡献精彩翻译；在分组讨论时，各讨论召集人也会协助进行相关翻译。历次会议的实践证明，与会学者虽然可能更擅长某一语言，但是对另一语言也多有所掌握。在绝大多数正式场合，语言并不是学术交流的障碍。当然，在会议茶歇、聚会环节，仍然存在学者按照各自擅长语言而选择交流群体的现象。在官方语言政策方面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实践之间，仍然还有些许差异。或许一个改进的方式是，不同地区的资深学者可以主动加入另一地区年轻学者的漫谈，以更为积极的方式吸纳年轻学者参与相关话题的讨论，帮助他们融入其他地区的学术共同体和学术语境。

在论文分组方面，此次会议共安排了两个序列，即本学科序列和跨学科序列。本学科序列共有外部关系与环境（External History）、艺术史、文学、长时段（Long durée）、政治史、宗教研究、社会史七个中组；而各中组下又进一步细分为数个小组，如宗教研究中组就进一步划分为道教、民间信仰、唐及唐以前佛教、宗教艺术与考古四个小组，分别由美国哈佛大学普鸣（Michael Puett）、 德国汉堡大学田海（Barend ter Haar）、美国耶鲁大学葛力尹（Eric Greene）和中国敦煌研究院史瀚文（Neil Schmid）教授担任小组讨论召集人（Discussion Facilitator）。跨学科序列的分组尤能体现当下英文学界关注的侧重点，依次有感官与感知（Five Senses）、概观与大局（Big Picture）、搜集与收藏（Collecting）、数字工具与量化方法、朝代更迭、外交与外族、治理（Governance）、经典再诠释、皇权正当性、文学与社会、构造与制作（Making and Crafting）、空间与地点（Space and Place）十二个中组，各中组下同样细分多个小组。其中如感官与感知、数字工具与量化方法、构造与制作都是会议组织方根据当下学界研究趋势所特别设置的跨学科组合，在分组讨论中也时有多名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相近议题而碰撞出新的学术灵感。

为尽可能保障每篇论文都能得到相应的讨论，每个小组的规模大概有三到六篇论文。（详细分组名单可参见“中古史”公众号2023年6月24日推文，https://mp.weixin.qq.com/s/0V8Z0v7ttvCcfKV67fjblg）。因为与会学者多能在会议前认真阅读相关论文，并进行较为充分的讨论，与会学者论文的“成色”，多能在会议期间或会后得到较为客观公允的评判。如第一届会议后，伊佩霞（Patricia Ebrey）和黄士珊（Shih-shan Susan Huang）就在博睿出版社（Brill）编辑出版了《中古中国的视觉与物质文化（Visual and Material Cultures in Middle Period China）》论文集，收录了多篇与会青年学者的佳作；第二届会议时，陈雯怡、张维玲、童永昌、熊慧岚等学者的论文也得到了多位资深学者的好评，随后刊发在《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早稻田大学饭山知保教授和笔者的会议论文，也得到韩森教授的肯定并在耶鲁大学课堂上组织过讨论。相应地，过于粗疏的论文或评议，以及不负责任的参会态度，也会给与会学者以比较负面的印象。

不同于绝大多数会议所采用的论文报告方式，中古中国人文会议取消了分组讨论中作者报告论文环节，会务组要求并默认所有与会者都认真阅读所在小组的所有论文，以及一部分中组论文，并为每篇论文准备数个问题。在会议期间，每一篇论文都会被分入本学科和跨学科两个序列，并经历本学科小组、中组和跨学科小组、中组，共计四次讨论交流。如笔者提交的关于《朱子语类》文本编纂的论文，就需要分别参加政治史中组、政治史中组下设道学及相关（Daoxue Plus）小组和搜集与收藏中组、搜集与收藏下设A小组的四场讨论。为使讨论更为高效，此次会议为每一中组、小组都安排了一到两位小组讨论召集人（Discussion Facilitator），并在会议召开之初，就先行召开了“讨论召集人会议”，详细说明会议的设想与讨论召集人的职责。讨论召集人中，既有田浩（Hoyt Tillman）、韩明士（Robert Hymes）、伊佩霞、贾志扬（John Chaffee）、邓小南等海内外资深学者，也有魏希德（Hilde De Weerdt）、方震华、饭山知保、卞东波、卢本德（Luke Bender）、李怡文等已是学界中坚力量和逐渐崭露头角的中青年学者。不少中组和小组的讨论召集人，为了更好的讨论效果，在会前都会细致阅读相关论文、设计所负责小组的讨论方式、总结小组讨论成果。会议组织方为了此次会议，精心设计了许多增进学术交流的方式，会议期间及会后，与会同仁也会频繁交流哪些论文、哪些小组讨论比较精彩，或较为令人失望，这种沟通与复盘，也有助于学者以一种严肃认真的学术态度参加中古中国会议。

此次会议通过这样的“组织方式”，在“制度上”要求与会者尽可能提前认真阅读相关论文，并积极参与讨论，特别是跨学科、跨断代的讨论。不少与会者，尤其是来自中文学界的初次与会者，常会对自己论文被分入的跨学科组别有所疑虑。如跨学科中组“搜集与收藏”，在中文学界的语境中，应是艺术史的组别，但在英文学界，则还包含书籍史、书籍文化（Book Culture）的内容。所以，在艺术史论文外，该组也同样吸纳了传统文史哲研究中关于文本编纂、历史书写的论文。如此，在该组讨论时，会有来自中国、美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学者在交流彼此是如何研究宋人编纂的唐人文集、金人在宋人书画上所作题跋、明人所改编的宋代史料等议题，该组讨论也吸引了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田晓菲等与会学者的参与。

文学与社会C小组刘宽、展倩、左娅、徐力恒等学者讨论中，主持人卞东波（南京大学卞东波摄）

本次大会另一值得一提的跨学科组别是“制作与技艺”（Making and Crafting）。这一话题在中古研究中原本并非广受关注，但本次大会中有十几篇论文可从不同角度被归在这一话题下。文学、史学、艺术史、宗教研究等诸多领域学者，对多种不同形式、不同用途的有形之物（physical objects）和无形之物（abstract things） 的制作和建构，进行了聚焦而又深入的研究。对于前者，学者们开始从有限的材料中探求一些以往被忽视的问题：比如，物品的制作者是谁？如何制作？为谁而作？受益人是谁？物品有不同媒介的转化吗？有象征意义吗？与过去从经济史的视角研究物品和工匠不同，中组讨论中大家注意到，宗教和仪式在诸多物品的生产过程中无处不在。这一新的议题与探讨无形之物（特别是宗教理念、传统、仪式等）的文章形成意想不到的呼应和碰撞。该组别的论文本就大多运用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而藉此机会与各领域的学者切磋，又进一步推动了学科间的交融互通。很多学者也都很高兴由此结识了可以后续一起合作的学术伙伴。

除了分组讨论，为了凝聚相关议题，并使与会学者能在整体上更好地掌握学界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此次会议也设置了四场全体学者参加的主题论坛、一场中组讨论召集人“汇报”和一场总结圆桌讨论（Concluding Roundtable）。

耶鲁大学韩森教授召集讨论召集人预备会议（中国人民大学汤元宋摄）

四场主题论坛虽多由资深学者发起，但也邀请了数位学界同仁平等讨论。“与谈人”的选择不以资历为主要标准，而更多考虑与谈人的研究是否对该研究领域有新的贡献。因此主题论坛的与谈人中，既有宇文所安、姜斐德（Alfreda Murck）等资深学者，也有张维玲、熊慧岚、赵伟、黎江南、曹梦鸽近年来取得博士学位甚至博士在读的年轻学者。

大会首场主题报告聚焦中国史研究传统中最为常见的“断代（Chronology）”框架，由韩森教授召集，邓小南、田海、史乐民（Paul Smith）和宇文所安共同参与讨论。如邓小南教授所言，对于中国史研究中的时间断限问题，中日美学者在不同时期都有不同论述：中国学者所论狭义的中古，主要指的魏晋南北朝，或许包括唐前期，而广义的中古，则涵盖秦汉至隋唐；而日本学者的东洋史研究也有古代、中世、近世之分；美国学界自郝若贝教授（Robert Hartwell）于1982年在《哈佛亚洲研究学报》首次提出将公元750-1550年作为一个整体单元加以研究，之后2014年哈佛大学首届中古中国人文会议时将“Middle Period”划定为“800-1400CE”，2017年莱顿大学第二届会议时划定为“700-1500CE”，直至本届会议划定的“220-1600CE”，也呈现出意见不一、逐步扩大时段区间的现象。田海教授也从自身对民间宗教实践的研究出发，倡导学界同仁突破王朝断代时代的局限，更加重视长时段的考察。史乐民强调了经济史研究的重要性，认为从经济史出发或许仍然可以判断出一定的分期。宇文所安认为可以淡化分期问题，更加重视文本、学派的研究。虽然与会学者及学界同仁对于“中古中国”的界定有不同意见，也不必强求一致性的看法，但或许大家都会认同在中古中国研究中走出王朝断代框架，将中古中国置于更加宽广的世界文明史视域中加以考察，重新审视历史复杂进程中的重要因素和丰富场景。在这个意义上，历届中古中国人文会议所标示的“Middle Period”，可以视为继“唐宋变革论”后，对中古中国重新进行突破传统王朝断代框架而进行新的阐释的接续性努力。

大会第二场主题论坛围绕蔡涵墨（Charles Hartman）教授2023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所出版的《Structures of Governance in Song Dynasty China, 960-1279CE（宋代中国的统治结构）》一书进行。该书重新审视学界关于宋代是儒家统治的时代这一论断，希望呈现宋代统治结构中更多的技术官僚要素。几位与谈人重点讨论了该书所建构的理论模型，即“技术官僚-儒家连续统一体（The Technocratic-Confucian Continuum）”的发展潜力。该书是近年来英文学界关于宋代政治史研究的力作，并且借鉴了大量中文学界的研究成果，蔡涵墨亦特别向与会学者提及中国宋史学界中青年研究者李全德、王化雨、丁义珏、方诚峰等人的研究。该书中译本有望于明年出版，并将在台北、香港举行进一步研讨，届时或许能有更为激烈的交流与交锋。

蔡涵墨教授在第二场大会主题论坛向全体与会学者介绍“技术官僚-儒家连续统一体”理论模型（香港城市大学徐力恒摄）

大会第三场主题论坛“In The Middle of What?（处于何处之间？）”由田晓菲教授召集，围绕当下英语学界极具争议性的全球中世纪史（Global Middle Age）议题，谭凯（Nicolas Tackett）、普鸣、宇文所安、卢本德、伊佩霞、魏希德等向与会学者交流了各自看法。虽然与谈人对于全球中世纪史这一领域的诸多问题，乃至Medieval、Middle Period等概念的使用，存在诸多分歧，尤其是这些概念容易具有的欧洲中心主义的色彩更是值得警觉与反思，但这些碰撞或许也可以启发学者思考如何以全球中世纪史的视角重新审视自己固有的相关研究，以及如何为全球中世纪史研究这一新兴领域提供来自中古中国研究的思考，并为知识界呈现更为综合、多元的全球中世纪面貌。实际上，大会第一场和第三场主题论坛，以及“长时段”“概观与大局（Big Picture）”“朝代更迭”“外交与外族”等组别的设置，具有相当的关联性，都体现了中古中国研究者致力于走出王朝断代研究框架的尝试与努力。

大会第四场主题论坛为中国艺术史议题，由姜斐德教授召集。作为具有视觉呈现优势的学科，数位与谈人通过《千里江山图》等具体案例，呈现了艺术史鲜活生动的一面。尽管艺术史领域多篇论文的具体结论或许有待商榷，但艺术史领域的学者在此次会议上很好地展现了近年来该领域重视跨学科研究的学术路径，以及年轻一代研究者的潜力。

大会还邀请十九个中组的讨论召集人，为全体与会学者报告各组讨论中所达成的共识或呈现的问题。尽管不同组别的报告质量并不一致，一些组别受限于议题难度或研究跨度可能也并不容易总结，但整体上仍然为全体与会学者了解相关研究趋势提供了便利。如张聪所提到的社会史研究从关心国家与社会向关心中下层群体转变；如卞东波将文学组各篇论文与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新近召开的“从文集出发——宋代文学研究之新进路工作坊”联系在一起，指出中古文史研究中深耕文集的新趋势；如梅晨曦（Tracy Miller）提到的艺术史研究从重视书画到重视碑刻；如魏希德指出避免泛泛而论数字人文方法，而应结合具体研究设计和使用新方法等等，都令人印象深刻。

在最后的总结圆桌讨论环节，伊佩霞、鲁西奇、田安（Anna Shields）、许雅惠、韩明士、葛力尹的发言给许多与会者以深刻印象，尤其是一些发言中所体现的喜与忧对比尤其鲜明。比如过往十年，中古史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不少当年的“新潮”如今已成为主流，碑刻等新材料被越来越多的学者重视，一些长期被忽视的时段得到更深入的研究，跨断代研究逐步成为共识，此次提交的有关宋代的六十九篇论文中，超过六成都是跨断代研究，其中下延至明清的论文数量明显多于传统上溯唐五代的论文。较之可喜的新变化，暴露出的问题也不容乐观，比如参与此次会议的40岁以下非华裔学者屈指可数。如何像史景迁先生那样，为更广泛的读者群体介绍中国历史的魅力、吸引更多年轻学生投身中古中国研究，是所有英文学界甚至中文学界的严峻挑战。

耶鲁大学史景迁先生墓碑（华中师范大学杨瑞摄）

当然，作为一场大会，难免有所遗憾。除了诸如跨学科分组无可避免的难以尽如人意（某种意义上，不尽如人意可能也是跨学科分组的“用意”），一些“结构性”的问题依旧有待之后的第四、第五届会议逐步解决。在此次会议中，由内藤湖南提出的唐宋变革论依旧吸引了许多学者讨论，但日本学界却仅有两名学者与会。虽然中国学界中古史领域的交流对话日趋活跃，但活跃于国内学术舞台的许多学者却未能参与此次国际学术平台的对话，包括蔡涵墨教授在主题论坛中致谢的四位大陆宋史学界的中青年学者，也无一人与会。虽然大会以“人文”为名，但与会的学者大多数是历史和文学背景，而罕有哲学背景。会议组织方为了鼓励年轻学者，为博士生单独预留了25%的与会名额，博士生论文通过率也有一定的选拔性，但由于仅仅依靠数百字摘要进行选拔，最终博士生的论文成稿水平还是过于参差不齐。

尽管存在许多困难，甚至在大会举办前夜，还有学者担心多达19个中组、57个小组的讨论、转场能否有序进行，但得益于会议组织方的高效组织和全体与会同仁的积极参与，最终会议还是成功举办，并得到了大家的高度评价。韩森教授作为会议组织方代表最后致辞之时，与会学者明显不愿停下的热烈掌声，即代表着与会同仁对此次会议的充分肯定。

大会长桌总结（香港城市大学徐力恒摄）

在经历了三年不同寻常的“延误”后，得益于此次会议的召开，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在纽黑文市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如普鸣教授所言，这是美妙（Amazing）的三天，学者们在具体学术议题的交流之外，也增进了彼此之间的学术友谊。会议组织方仅在上午安排会议论文交流，而将每天下午的时间“留白”，并积极协调耶鲁大学资源，为所有与会者提供了包括著名的拜内克珍本图书馆（Beinecke Library）古籍与古地图观览、耶鲁大学西校区珍稀文物和艺术品鉴赏等一系列活动。借助这些活动，与会学者可以更从容地进行交流。会议期间，资深学者多在有意识地帮助年轻学者尽快成长，而年轻学者也在延续中古中国领域前辈学者重视良性学术共同体建设的传统，有意识地将彼此的关系建立在以交流对话、坦率批评、开放包容的基础之上。会议期间，台湾“清华大学”李贞慧教授曾提及十年前她在参加哈佛大学首届会议后，与复旦大学朱刚、北京大学张剑教授等宋代文学研究同仁合作，连续举办多次宋代文学工作坊之事，或许此次参加会议的不少年轻学者亦有此计划。

耶鲁大学韩森教授召集讨论召集人预备会议（中国人民大学汤元宋摄）

耶鲁大学拜内克图书馆（华中师范大学杨瑞摄）

中国诸多学术领域的发展，都受益于海内外学界的平等对话与交流。如1982年召开的“国际朱熹讨论会”、1984年召开的“国际宋史研讨会”，都在相关领域学术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作用。每次重温蔡仁厚先生所撰《檀岛“国际朱子会议”后记》及“国际宋史研讨会”相关合影旧照，笔者都会有所触动与振奋。此次与会的欧美学者，多对中国有着深厚感情，其中不少资深学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即已访问中国，一些学者还在中国生活、工作过多年，和中国学界结下深厚友谊。比如今年已经80岁的田浩先生，在1981年即已访问中国，并由此结识邓广铭、张岱年先生；之后又数次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系统授课，至于讲座、参会更是不胜枚举；2019年，田浩先生的荣休会议亦曾在中国举行。会议期间，田浩先生谈及他与中国学界、中国学生的诸多往事，这些与记忆有关的“桌边谈话”，日后也将和此次会议一样，成为许多学者的宝贵回忆。

经过数十年来的学术发展，中古中国已经是一个相当国际性的学术领域，中国、美国、欧洲、日本等地都有深厚的学术积累和相应的学术传承；在这一国际性的学术领域，中国学者也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实质性作用。首届中古中国人文会议的发起，由包弼德（Peter Bol）、伊佩霞教授倡议，并与邓小南教授共同商定会议议程；此次会议由耶鲁大学承办，来自中国的学者在会议的酝酿、筹备、组织、运转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邓小南、许雅惠、王锦萍和李怡文等学者作为会议组织者，与耶鲁大学韩森教授团队，在过去数年中携手合作，为学界同仁搭建了三年多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国际性中古中国学术交流舞台；诸多中国学者积极参与会议，如香港宋史学界中青年学者大部分都与会；不少中国学者都担任各个组别的讨论召集人，为各分组讨论的有效进行贡献力量。

尽管第三届中古中国人文会议已经落下帷幕，但学界同仁在此次会议碰撞出的灵感、结下的学术友谊将会持续影响与会者的学术研究与学术生涯。邓小南和韩森教授在大会结束致辞中所言或许也是与会学者共同的心声：在疫情之后，我们终于从大洋此岸和彼岸重新聚到一起，我们看到了老朋友的相聚，年轻人的成长，听到了茶歇时走廊中的欢声笑语，学者之间的难舍难分令人感动。如韩森教授所言，我们已经迫不及待地期待第四届中古中国人文会议的召开（can't wait for the Fourth！）

（王锦萍、李怡文、尹航对本文亦有贡献，谨此致谢！）

（关于第二届中古中国人文会议，可参看《莱顿大学第二届唐至明中国人文会议随感》《莱茵河畔话古史：第二届“唐至明人文会议”小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