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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人与人的差距,总是来自思维方式
中英双语
《牛津通识读本》
01
思考的方法:高手的思考深入而广泛,普通人的思考肤浅而狭窄
据说约瑟夫·熊彼特曾在课堂上批评牛顿,指责这个如假包换的物理学天才只顾闭门思想,没有将他思考推理的方法公开而留诸后世!这批评有点道理。
但牛顿在物理学上的丰功伟绩,是他在逃避瘟疫的两年中想出来的;其后就再没有什么重大发现——虽是昙花一现,但这“一现”却是非同小可。
爱因斯坦的思考方法,屡见经传:可惜他天赋之高,远超世俗,要学也学不到。
有些朋友以为爱因斯坦既然可以不用资料而将相对论想了出来,他们也可照样推理。但爱因斯坦所能办到的,跟他们有什么相干?不自量力,以此为最。
爱因斯坦的思考方法很可能是那自命不凡的人的一种思想障碍。我不仅不敢与牛顿或爱因斯坦相比,就是半个天才也算不上。
但正因为这个缘故,我倒可以写一点有实用性的思考方法。我的思考方法是学回来的。一个平凡的人能学得的思考方法,其他的凡夫俗子也可以学。天才的思考方法是天才的专利权,与我们无关。
在大学念书时,我从不缺课的习惯就是为了要学老师的思考方法。所有要考的试都考过了,我就转作旁听生。
有一次,杰克·赫舒拉发在课后来问我:你旁听了我六个学期,难道我所知的经济学你还未学全吗?
我回答说:你的经济学我早从你的著作中学会了,我听你的课与经济学无关,我要学的是你思考的方法。
我这个偷“思”的习惯实行了很多年,屡遇明师及高手明友,是我平生最幸运的事。
这些师友中,算得上是天才或准天才的着实不少。我细心观察他们的思考方法,在其中抽取那些一个非天才也可用得着的来学习,久而久之就变得甚为实用。
但因为被我偷“思”的人很多,我就综合了不同人的方法,作为己用。虽然这些人大都是经济学者,但天下思考推理殊途同归,强分门户就是自取平凡。
▌谁是谁非不重要
假如你跟另一个人同作分析或辩论时,他常强调某一个观点或发现是他的,或将“自己”放在问题之上,那你就可以肯定他是低手。
思考是绝不应被成见左右的。
要“出风头”或者“领功”是人之常情,但在思考的过程上,“自己”的观点不可有特别的位置。“领功”是有了答案之后的事。在推理中,你要对不同的观点做客观的衡量。
有些人认为弗里德曼好胜、强词夺理地去维护自己的观点,这是错的。佛利民的思想快似闪电,但他认错更快。
因为他认错太快,往往给人的印象就是没有认错。在我所认识的高手中,没有一个推理是将“自己”加上丝毫重量的。事后“领功”是另一回事。
同样地,在学术上没有权威或宗师这回事,这些只是仰慕者对他们的称呼;我们不要被名气吓倒了。任何高手都可以错,所以他们的观点或理论也只能被我们考虑及衡量,不可以尽信。
当然,高手的推论较为深入,值得我们特别留意。
我们应该对高手之见作较详尽理解,较小心地去衡量。但我们不可以为既是高手之见,就是对的。
高手与低手之分,主要就是前者深入而广泛,后者肤浅而狭窄。
我一向都佩服亚当·斯密、约翰·穆勒及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等人。但当我研究佃农理论时,我就将他们的佃农理论一视同仁,没有将他们的大名放在心上,若非如此,我是不可能将他们的理论推翻的。
▌问题要浅、要重要,要有不同回答的可能性
问题问得好,答案就往往得了过半。在“读书的方法”一文内,我述说了求学时的发问主旨。以发问作为思考的指引,有几点是要补充的。
第一,问题要一针见血。
这是弗里德曼的拿手好戏。你问他一个问题,他喜欢这样回答:且让我改一下你的问题。他一改,就直达你要问的重心,十分清楚。
我们凡夫俗子的仿效方法,就是将一个问题用几种形式去发问,务求达重点的所在。
举一个例子。当弗里德曼解释某法国学者的货币理论时,我问:他的主旨是否若时间长而事情不变,人们就觉得沉闷?弗里德曼答:你是要问,是否时间越多,时间在边际上的价值就越少?
这一改,就直达经济学上的“边际效用递减”定律,他无需答我,答案已浮现出来了。
▲弗里德曼,美国当代经济学家、芝加哥经济学派代表人物之一,1976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第二,问题要问得浅。
这是阿尔钦的专长。谈起货币理论,他问:什么是货币?为什么市场不用马铃薯作货币?
当经济学界以功用的量度困难为热门的争论时,阿尔钦问:“什么是功用?什么是量度?我们用什么准则来决定一样东西是被量度了的?”这是小孩子的发问方式。
后来阿尔钦找到了举世知名的答案。量度不外是以武断的方式加上数字作为衡量的准则,而功用就只不过长这些数字的随意定名。
假设每个人都要将这数字增大,就成了功用原理。这武断的方法若能成功地解释人类的行为,就是有用的,而功用本身与社会福利无关。
我自己的佃农理论,就是由几个浅问题问出来的。
传统上的理论,都以为既然土地种植的收成是要将一部分分给地主,那么地主以分账的方法征收租金,就正如政府征税一样,会使农民减少劳力,从而使生产下降。
我问:既然生产下降,租值就应减少了,为什么地主不选用其他非分账式的收租办法?我再问:假如我是地主,我会怎么办?假如我是农民,我又会怎么办?
第三,要断定问题的重要性。
在我所知的高手中,衡量问题的重要与否是惯例,赫舒拉发更喜欢把这衡量放在一切考虑之前。
学生问他一个问题,他可能回答:这问题不重要。于是就想也不再想。认为是重要的问题呢,他就从座上站起来。
判断问题的重要性并不大难。你要问:假若这问题有了答案,我们会知道些什么?若所知的与其他的知识没有什么关联,或所知的改变不了众所周知的学问,那问题就无足轻重。
有很多问题不仅是不重要,而且是蠢问题。什么是蠢问题呢?若问题只能有一个答案,没有其他的可能性,那就是蠢问题了。
举一个例。经济学是基于一个“个人争取利益”的假设;这就暗示着个人生产是会尽可能减低生产费用。有一个学者大做文章,问个人的生产费用是否会过高了?但基于这作者自己的假设下,“过高”是不可能的。
弗里德曼就下评语:愚蠢的问题,得到愚蠢的答案,是应有之报。
▌不要将预感抹杀了
逻辑是推理的规格;但若步步以逻辑为先,非逻辑不行,思考就会受到压制。
不依逻辑的推理当然是矛盾丛生,不知所谓;但非经逻辑就想也不想的思考方法,往往把预感抹煞了,以致什么也想不到。
逻辑学,尤其是数理逻辑,是一门深奥的学问,但若以逻辑先入为主,就会弄巧反拙。
在念书时我拜读过爱因斯坦与逻辑学高手波普尔辩论的书信。他们争论的是科学方法论的问题。在这辩论中,我以为波普尔是胜了一筹;但在科学上的贡献,他却是藉藉无名的。
逻辑是可以帮助推理的正确性,却不是思想或见解的根源。
科学方法论是用以证实理论的存在,但它本身对解释现象毫无用处。那些坚持非以正确方法推断出来的思想是犯了规,不能被科学接受的观点,只不过是某些难有大贡献的人的自我安慰。
这种人我遇过了不少。他们都怀有实学,思想快捷,但缺少了的就是想象力。
纯以预感而起,加上想象力去多方推敲,有了大概,再反复以逻辑证实,是最有效的思考方法。只要得到的理论或见解是合乎逻辑及方法论的规格,是怎样想出来的无关重要。
那些主张“演绎法”或“归纳法”的纷争,不宜尽听。苹果掉到牛顿的头上,万有引力的理论就悟了出来。又有谁敢去管他的思考方法是否正确。
有一些独具卓见的学者,其逻辑推理的能力实在是平平无奇;他们的重要科学贡献是经后人修改而成的。
英国早期的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推理的能力比不上一般大学生。近代获诺贝尔奖的哈耶克及舒尔茨,推理也没有过人之处。
这可见思想见解是首要,逻辑次之。
得到了一个稍有创见的预感,就不要因为未有逻辑的支持而放弃。在我所认识的学者中,善用预感的要首推科斯。
无论我向他提出任何比较特殊的意见,他就立即回答:“好像是对了”或“好像是不对的”。先有了一个假定的答案,然后再慢慢地将预感从头分析。
有一次,在一个会议上,有人提议大地主的农产品售价会是专利权的市价,缺乏市场竞争,对社会是有浪费的,我冲口而出:怎么会呢?假若全世界可以种麦的地都属我所有,我就一定要将地分开租给不同的农民耕种;麦收成后农民就会在市场上竞争发售,那么麦价是竞争下的市价。
柯斯在旁就立刻对我说:你好像是对了。三天之后,我再遇科斯时,他又说:你好像是对了。我问他我对了什么?他说“麦的市价”。
几个月后,在闲谈中,柯斯旧事重提:我认为在麦子的价格上你是对了的。
在1974年我有幸跟他相聚几个月,能欣赏到他的不知从何而来的预感。
预感是每个重要发现都缺少不了的,从哪里来没有一定的规格,有时究竟是什么也不大清楚。
在思考上,预感是一条路的开端,可走多远,到哪里去,难以预先知道——但是非试走一下不可的。
走这路时逻辑就在路上画上界线,将可行及不可行的分开。走了第一步,第二步可能较为清楚。好的预感的特征,就是路可以越走越远,越走越清楚,到后来就豁然贯通。
“没出息”的预感的特征正相反。
不要以为我强调预感的重要,是有贬低逻辑及科学方法论之意。我曾经是加纳的学生,怎会轻视这些学问?我要指出的是逻辑是用以辅助预感的发展,用错了是可将预感抹煞了的。
▌转换角度可事半功倍
任何思考上的问题,是一定可以用多个不同的角度来推想的,换言之,同样的问题,可用不同的预感来试图分析。
在这方面,我认识的高手都如出一辙——他们既不轻易放弃一个可能行得通的途径,也不墨守成规,尽可能用多个不同的角度来推想。
转换角度有如下的效能:
第一,茅塞可以顿开。
茅塞是一个很难解释的思想障碍,是每个人都常有的。浅而重要的发现,往往一个聪明才智之士可能绞尽脑汁也想不到!但若将思想的角度稍微转变一下,可能茅塞顿开。
想不到的答案,大多数不是因为过于精深,而是因为所用的角度是难以看到浅的一面。
重要的例子不胜枚举。
一间工厂为了生产,对邻近的物业造成污染而有所损害。历久以来,经济学者都建议政府用几种办法去压制工厂的生产,从而减少邻近物业的损失。
这个老问题到了柯斯的手上,他就将角度倒转了:“压制工厂生产,就等于邻近的业主对工厂有所损害,究竟要被压制的应是哪一方?”高斯定律是由此而出的。
第二,角度可以衡量。
答案从一个角度看来是对的答案,换一个角度却可能是错了。
任何推理所得的一个暂定的答案,都一定可以找到几个不同的角度来衡量。若不同的角度都不否决这个暂定的答案,我们就可对答案增加信心。
当然,可靠的答案还是要经过逻辑及事实的考验的。
第三,角度有远近之分。
在思考的过程中,细节与大要是互补短长的,无论细节想得如何周到,在大要上是有困难的见解,思考者就可能前功尽弃。
但在大要上是对了的思想,细节的补充只是时间的问题——就算是错了细节也往往无伤大雅。在这方面的思考困难,就是若完全不顾细节,我们会很难知道要点。有了可靠的要点而再分析细节,准确性就高得多了。
思想一集中,脑袋就戴上了放大镜,重视细节。这是一般的习惯。善于思考的人会将问题尽量推远以作整体性的考虑。
▌例子远胜符号
推理是可用例子,也可用符号;有些人两样都不用,只是照事论事,随意加点假设,就算是推理。
后者是茶余饭后不经心的辩论,算不上是认真的思考。有科学性思考,用例子是远胜用符号的。
数学是以符号组合而成的一种语言;严格来说,任何语言文字都是符号。画面是没有符号的,但也是表达的一种方式。用大量的字来表达画面,就成了例子。
思想是抽象的。要证实抽象思想的正确性,数学就大有用途,因为它是最严谨的语言。但有效的思考方法却是要将抽象现实化。
画面比符号较接近现实,因此较容易记;所以在思考上,用例子就远胜用符号了。
以善用数学而负盛名的经济学者,如萨缪尔森、阿罗、宇泽洪文、斯蒂格里茨等人,都是以例子帮助思考的。
有些学者只是用符号或少用例子的,但有重要发现的却是少见。中国人天分之高举世知名,但用例子的能力就比较弱了。
善用例子的人,再蠢也蠢不到哪里去。用例子有几个基本的法门,能否善用就要看个人的想象力了。现将分列如下:
第一,例子要简而贴切。
以例子辅助推理,理论的重要特征是要全部包括在例子之内。通常的办法就是将例子内的枝节删去,使重点突出,务求在重点上例子与理论有平行的对比。
简化例子要有胆量,也要有想象力。
在经济学历史上,简化例子最有本领的是李嘉图,所以李嘉图的经济模型的广博度,至今仍未有人能望其项背。那就是说,例子简化得越厉害,复杂的理论就越容易处理。
第二,例子要分真假。
所有可用的例子都是被简化了的。以严格的准则来衡量,没有一个例子是真实的。
但有些例子是空中楼阁,其非真实性与简化无关;另一类例子,却是因事实简化而变为非真实——我们称后者为“实例”。
以幻想而得的例子容易更改,容易改为贴切,是可帮助推理的。但要有实际应用的理论,就必须有实例支持。
少知世事的人可先从假例子入手,其后再找实例辅助;实证工夫做得多的人,往往可省去这一步。经验对思考有很大的帮助,就是因为实例知得多。
第三,例子要新奇。
众所周知的例子不仅缺乏吸引力;在思考上,较新奇的例子会较容易触发新奇的思想。第一个以花比美人的是天才,其后再用的就少了创见。
工厂污染邻居的例子,庇古用时是新奇的;用得多了、启发力就减弱。高斯在同一问题上作分析,采用了牙医工具的声浪扰及邻居、大厦的阴影减少了隔邻泳池的阳光。
这些比较新奇的例子,都启发了一点新的见解。
第四,要将例子一般化。
这一点,中国人是特别弱的,事实不可以解释事实;太多理论就等于没有理论。
将每个例子分开处理,理论及见解就变得复杂,各自成理。无意中变成了将事实解释事实。
将多个不同的例子归纳为同类,加以一般化,是寻求一般性理论的一个重要方法。
马克思走李嘉图的路,将资本跟土地及劳力在概念上分开。所以马克思的资本论缺乏一般性,使剩余价值无家可归。
李嘉图自己从来不相信价值是单从劳力而来的;他想不通将不同资源一般化的方法,自知他的理论有困难。这困难要到费沙才清楚地解决了。
在社会耗费的问题上,庇古所用的例子分类太多,以致他的理论模糊不清,前后不贯。这问题到了高斯手上,他就认为在社会上每个人无论做什么对其他人都有影响;他于是就将所有对人有影响的行为归纳为产权的问题。
在另一个极端,过于一般性的理论,因为没有例外的例子,所以也没有解释的功能。有实用的理论是必须有被事实推翻的可能性。因此,例子既要归纳,也要分类。
分类的方法就是要撇开细节,集中在重点上不同例子之间难以共存的地方。
将一个例子分开来处理,我们也应该找寻跟这例子有一般性的其他例子。世界上没有一个"无法一般性化"的实例。若是有的活,在逻辑上这实例是无法用理论解释的--这就变成了科学以外的事。
第五,要试找反证的例子。
思考要找支持的例子;但考证是思考的一部分——考证就要试找反证的例子了。
可靠的理论,是一定要有可以想象的反证例子的,但若反证的是实例,理论就被推翻了。
▌百思不解就要暂时搁置
人的脑子是有着难以捉摸的机能,连电脑也能想出来的脑子,其机能当然要比电脑复杂得多。
拼命想时想不到,不想时答案却走了出来,是常有的事。
我们可以肯定的,就是在不经意中走出来的答案,一定是以前想过的老问题。以前想得越深,得来全不费工夫的机会就越大。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可以置信。
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时间并没有白费。将问题搁置一旁,过些时日再想,可有奇效。就是不再想答案也可能会在无意间得到的。
科学上的思考是一门专业。跟其他专业一样,熟能生巧。可以告慰的,就是无论问题看来是如何的深奥,好的答案往往会比想象中的浅。
02
读书的方法:明白了的东西就不用死记
学会思考的方法后,还需要养料,也就是知识,而读书就是获取知识的最佳途径。
1.以理解代替记忆
强记理论不仅很难记得准确;当需要应用时,强记的理论根本无济于事。明白了理论的基本概念及含意,你会突然觉得你的记忆力如有神助。道理很简单,明白了的东西就不用死记。
但理论的理解有不同的深度,也有不同的准确性。理解越深越准确,记忆就越清楚,而应用起来就越能得心应手。所以读书要贯通——理论上不同重点的连带关系要明白;要彻底——概念或原则的演变要清楚。
但如果学习的课题较多,就需要理解课题与课题之间的关系。
具体可以这样做:读完某一个课题,或书中的某一章,或甚至章中可以独立的某一节之后,要花点时间去细想节与节、章与章、或课题与课题之间的关系。能稍知这些必有的连带关系,理解的增长就一日千里。
这是因为在任何一个学术的范围内,人类所知的根本不多。分割开来读,会觉得是多而难记;连贯起来,要知要记的就少得多了。
2.思想集中才有兴趣
我们都知道自己有兴趣的科目会读得较好,但兴趣可不是培养出来的。
只有思想能在某科目上集中,才能产生兴趣,可以培养出来的是集中的能力。无论任何科目,无论这科目是跟你的兴趣相差多远,只要你能对之集中思想,兴趣即盎然而生。
对着书本几小时却心不在焉,远比不上几十分钟的全神贯注。认为读书时间不够的人都是因为不够集中力。
要培养集中力也很简单:
第一,分配时间——读书的时间不需多,但要连贯。明知会被打扰的时间就不应读书;
第二,不打算读书的时间要尽量离开书本——“饿书”可加强读书时的集中力;
第三,读书时若觉得稍有勉强,就应索性不读而等待较有心情的时候——厌书是大忌。要记着,只要能集中,读书所需的时间是很少的。
如何知道集中力是否提升?
你将一只手表放在书桌上,先看手表,然后开始读书或做功课。若你发觉能常常在三十分钟内完全不记得手表的存在,你的集中力已有小成。能于每次读书时都完全忘记外物一小时以上,你就不用担心你的集中力。
3.问比答重要
很多学生怕发问,是怕老师或同学认为他问得太浅或太蠢,令人发笑。但学而不问,不是真正的学习。发问的第一个黄金定律就是要脸皮厚!就算是问题再浅,不明白的就要问;无论任何人,只要能给你答案,你都可以问。
求学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学什么问题是愚蠢或是多余。若不发问,就很难学得其中奥妙。
但在发问前要先做准备,大致上有三个步骤:
第一,问题可分三类:
A、“是什么”(What)
B、“怎样办”(How)
C、“为什么”(Why)
要先断定问题是哪一类。
A类问的是事实;B类问的是方法;C类问的是理论。
问题一经断定是哪一类,学生就应立刻知道自己的“不知”是在哪方面的,因而可免却混淆。若要问的问题包括是多过一类的,就要将问题以类分开。这一分就可显出自己的“不知”所在。
第二,要尽量去将问题加上特性。换言之,你要问的那一点越尖越好;
第三,在问别人之前,要先问自己问题的答案是否可轻易地在书本或网络上找到。
4.书分三读——大意、细节、重点
学生坐下来对着书本,拿起尺,用颜色笔加底线及其它强调记号。读了一遍,行行都有记号,这是毁书,不是读书。书要分三读。
第一读是快读,读大意,但求知道所读的一章究竟是关于什么问题。
快读就是翻书,跳读,读字而不读全句,务求得到一个大概的印象。翻得惯了,速度可以快得惊人。读大意,快翻两三次的效果要比不快不慢地翻一次好。
第二读是慢读,读细节,务求明白内容。
在这第二读中,不明白的地方可用铅笔在页旁作问号,但其它底线或记号却不用。
第三读是选读,读重点。
强调记号是要到这最后一关才加上去的,因为哪一点是重点要在细读后才能选出来。而需要先经两读的主要原因,就是若没有经过一快一慢,选重点很容易会选错了。
03
结语
总而言之,思考的方法,在于:
不要被权威迷惑,要客观推理他们的观点或理论;
问题要一针见血、要浅、要有不同答案的可能性;
先以预感来思考,再用逻辑来推理,而不是步步以逻辑为先;
换个角度来推想,问题可能就会迎刃而解;
善用例子来分析;
百思不解的问题,搁置一段时间,答案自己就会走出来。
当我们懂得思考的方法,就不再迷惑,也不再陷入问题的死循环,反而能找到新的人生出路。
原标题:《张五常:人与人的差距,总是来自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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