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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水记:以色列的治水之道
编者按:治水难,难治水,如何科学管理水资源,是人们关心的话题。到2025年,世界上有三分之一的人将面临水资源危机,而以色列,这个水资源匮乏的国家,却用短短十几年时间,从“沙漠之国”变为了水资源强国。创水,建国。从水独立到国家独立,以色列的实践经验,能否改变这个缺水的世界?一滴水映照一个国家的历史,一滴水折射一个民族的精神。《创水记》记录下了以色列的治水之路,或许能让我们收获来自治水强国的宝贵经验。
没有航空航天工业,国家可以生存,但没有水则国将不国。——奥德·迪斯特,以色列水务官员
很少有国家像以色列那样遭遇如此极端的外交孤立。作为部分反应,以色列利用自己的水务专有技术来帮助解决这种孤独的状态,经常帮助开发或增强与其他国家的关系。通过和他国分享经验和技术,以色列已将水当做外交和商业来往的一个重要工具,同时也帮助世界各地区的一些国家改善它们的水资源状况。
即使利用以色列水务专门知识或技术的国家并非都在联合国支持以色列的利益,但以色列的水外交还是极其有助于其增进国际交往。这帮助改变了以色列在国际社会中的关系,因为150多个国家欢迎以色列——不管是以色列政府、公司还是非政府组织——来帮助解决其水问题。
以色列通过这些方法利用水来进行援助和交往,这差不多从其建国初日就开始了。就中国而言,以色列的水务专门知识在北京改变其长期以来和以色列的外交冻结中扮演了特殊的中心角色。如今,中国和以色列在许多领域拥有共同利益并且进行合作,但是,在这些领域中,很少有比以色列帮助中国解决其公认的水问题更有可能有益于加深两国关系的了。
中国拒绝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是因为在冷战期间,前者在反西方阵营中所扮演的角色造成的。1949年中国获得独立之后,以色列很快就向中国提出了建立外交关系的提议。北京的共产党政府因为意识形态和实际国际形势拒绝与以色列建立联系。
在意识形态上,以色列与美国利益攸关,而美国是中国的主要政治对手,中国作为共产主义阵营中的领袖避免与以色列这个小国家交往。但是,即便是在1971年美中关系破冰之后,因为实际因素考虑,中国继续拒绝和以色列交往。首先,中国想确保来自阿拉伯国家的石油能够稳定输入,供给其快速发展的经济。此外,中国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场所中也和阿拉伯国家联盟,不想冒险触犯其阿拉伯盟友,和以色列往来可能还会减弱阿拉伯国家对中国策略的支持。
随着时间的流逝,中国认识到以色列也拥有其需要的东西。
尽管中国有庞大的可用水资源,来自蓄水层、湖泊和河流等,但很多地区却备受水问题困扰。举几个例子就能够说明这个挑战的严重程度。中国北方干旱,不利于耕作,而其他地方许多农耕区域用水效率低下,而且经常有不少浪费。中国的基础设施负担过重,因为漏水问题而流失了很多水。而且污水通常没有充分处理。从法律和监管角度来说,因为有关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执行不力,水(和空气)污染加剧的情况未能得到遏制,这使得中国许多淡水水源严重恶化。
尽管两个国家在领土面积和人口规模上有天壤之别,可中国认为以色列是在管理水资源方面的成就为其树立了榜样。
1983年末以及1984年初,发生了一件有趣事件,与其说这是一项援助项目,还不如说如同间谍片般精彩,中国允许以色列水务工程师秘密来到中国,在中南地区、靠近越南边界的广西省对集体农场进行考察。以色列人建议这些农场采用以色列提供的种子,他们认为这些种子适合当地的土壤和气候,并且建议采用滴灌。中国人答应了,但是要求移除灌溉设备和种子包装上所有可能会显示以色列产地的标记。
3年后,中国人又一次秘密邀请另一支以色列水文学家和地质学家队伍,来到在位于漠南地区的半干旱地带即武威地区帮助制定一个灌溉计划。那里的农民早就在利用当地所有可用的水,但是大部分是使用低效的漫灌方式。以色列人提议这些田地采用滴灌方式。他们也指出,正在种植的庄稼并不适应当地条件,并且建议使用其他作物品种,因为它们靠当地的水源可生长得更好。
不久之后,于20世纪90年代早期,中国人就主动向以色列提出要采取措施发展两国的外交关系。尽管中国的动机不仅仅是水,但水是两国交往的核心内容。中国人提议,以色列向北京派遣一名灌溉和水务专家,同时,他们向以色列遣送一名旅游专家。前提是,中国第一次公开承认以色列时,不是建立在政府对政府的关系(互派大使)的基础上,而是个人名义上的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水务管理是以色列对北京方面做出的核心贡献。北京方面鼓励以色列派遣一名国家科学院的代表来中国建立办事处,如此安排想必是中国人估计了国内民众的反应以及在阿拉伯世界中的外交影响的结果。
以色列代表约西·沙赫维(Yosi Shalhevet)刚结束在以色列农业部首席科学家的任期,而且长期在有威望的政府研究机构沃尔卡尼研究所任职。来到中国后不久,沙赫维开始和中国学术界人士以及其他人员会面。当时在中国官方媒体传播的关于以色列的新闻普遍带有敌意,而他所到之处的反应却恰恰与之相反。
“不管是和教授还是和普通农业从业人员会面,”沙赫维说,“我遇到的每个人和我见面时都很激动。他们对以色列只有正面印象。当他们听说我来自以色列,几乎每个人会说,‘犹太人,聪明!聪明!’好几次有人问我是不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亲戚。”尽管他们在新闻中听到各种报道,沙赫维说,“每个人似乎都崇拜以色列,而且认为犹太人和他们一样都拥有古老文明。唯一让他们吃惊的是以色列国土如此之小。他们会开玩笑说,以色列全部人口都可以住进一家中国旅馆。”
沙赫维到中国一年后,在北京举行了一次有关灌溉的学术会议,与会人员包括10位以色列学者和几十位中国教授。“那是中国人和以色列人之间进行的第一次官方交流,”沙赫维说,“那次会议一年后,我参加了中以建交仪式。”
潘华耿在首次访问以色列之后又多次拜访这个国家,还设立了一家公司将以色列水技术引入中国。在地方和国家政府金融资助下,他如今正在建造一个工业园,供以色列水公司入驻,走进当地市场。在文化上,中国人喜欢花时间慢慢地了解其合作伙伴,他说,这使得以色列公司有机会让中国各地的官员都得以了解它们。潘华耿预测到中以将建立稳健的关系,而且在清洁湖泊和河流、治理有毒物质渗入水源的垃圾填埋场、处理污水以及重新思考灌溉方式等方面,中国拥有巨大的商业机会。
“因为以色列拥有能够帮助中国解决水问题的方案,中国才比较看重和以色列的关系,”潘华耿通过一位翻译说,“而且还因为中国认为以色列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可以学习其精神。以色列人拥有良好的品格和特质,中国人认为他们可以受到良好的影响。不管我去中国哪个地方,每个人对中国和以色列的关系都非常看好。要解释清楚为何应该使用以色列水务解决方案,从来就不难。”
潘华耿不是唯一一个认为中国可从以色列在水务方面取得的进步中获益的人。2013年5月,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及其代表团来到北京天安门,会见了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内塔尼亚胡代表团的一个成员这样描述他们来时的情况:“我还记得当初中国拒绝承认以色列时的情形。”他说。但是,在他们到达北京时,代表团在欢迎仪式中发现了两国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明显改变。
“整个天安门广场都插满了中国和以色列国旗,”这位以色列官员说,“场面令人非常感动。我们被带到人民大会堂进行会谈,两国代表团相对而坐。他们很尊敬地称呼我们,并且平等地对待我们。”在以色列代表团前往中国之前,内塔尼亚胡及其高级官员已经同意在开场白中他会提议,以色列“作为一个新合伙人”,可以提供宝贵的经验来帮助中国进行水管理。但是,内塔尼亚胡一直没有机会来发布那个简短的演讲,因为他的中国主人为他讲了。“李总理首先对我们表示热烈的欢迎,”一位参加会议开幕式的以色列人说,“然后他说,中国明白,以色列知道如何管理水,而且以色列拥有伟大的水务技术。他在结束讲话时说,中国有许多地方遭遇水问题,而且他希望两个国家可以并肩做一些事情。”
两位领导志同道合,这让内塔尼亚胡感到很高兴,他提议选一个中国小城市,让一家以色列财团重新建造该城市的全部水基础设施。这个提议的含意是,如果此项目成功,就会推广到中国其他城市。作为回应,李总理让一位在场的政府部长帮助选择了这个小城市,当他提议这位官员锁定了一座大约有100万人口的小城市时,以色列代表团不禁大笑,据报告,内塔尼亚胡解释说:“总理先生,我们整个以色列都没有一个城市拥有100万人口。对于我们来说,100万人口的城市不是小城市。”
2014年11月下旬,以色列和中国推选委员会宣布将山东寿光作为中以水关系的第一个试点城市,该城市位于北京西南面300英里处,人口不超过100万。除了人口之外,该城市及其周边区域在水问题上面临一系列挑战,让它成为理所当然的选择。该项目将针对水净化和污水处理,还有城市周边农场的节水灌溉问题。甚至还有寿光附近的工厂和造纸厂的特别污水处理。一共有15到20家以色列水技术公司联盟将帮助重新思考并设计该市的水资源利用问题。
“我不想要超越我们自己曾有的业绩,”一位参与该项目的高级以色列官员说,“但是,如果我们在这里干得好,我们将有机会帮助重建中国各地的城市水系统。这不仅会给以色列公司带来巨额收入,还会在未来很长时期内加深中以关系。”他指出,“中国有很多城市。”
为了保护以色列的水免遭一系列威胁,以色列拥有了世界上最大、最高科技的淡水过滤系统。拿撒勒附近的埃什科尔中央过滤工厂于2007年开放运行,净化来自蓄水层和加利利海的所有水,同时监控水质及可能的异物和毒素,采用一种精密的系统,该工厂能够立刻堵住受污染的水流动,并且用确认纯净的其他水源替代。在其1902年的政治宣传小说《新故土》中,犹太复国主义发起人和先知西奥多·赫茨尔让小说主人公宣布,在犹太民族家园建立之后,犹太人需要帮助非洲人民,因为他们有“一个难题,其恐怖之极只有犹太人才能彻底了解”。在“犹太人恢复家国”之后,赫兹尔小说的人物说,接下去的任务将是“为[非洲]黑人复国铺好道路”。
以色列建国领袖们在思想上追随赫茨尔,并且牢记他的这个告诫。尽管在50年代,以色列自己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社会学家、犹太复国主义者、以色列首任总理大卫·本古里安说,即使这个国家很少有东西可与他国分享,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新兴的国家需要分担困难,同时还要相互合作、集思广益。
1958年,时任以色列外相的果尔达·梅尔(Golda Meir)在外交部创建了一个部门,其使命是帮助发展中国家——重点是非洲——克服各种问题,包括水、灌溉、农业、教育和妇女地位。这个部门称MASHAV,是希伯来文缩写,可以粗略地翻译成国际合作中心。以色列驻外使节大部分是农民和工程师,其中很多是二战中英国军队犹太旅的退伍军人,在托管时期,他们积累了在经济落后的英国殖民地工作的经验。
创立初年,MASHAV(和以色列)都受非洲国家以及亚洲和南美洲国家的热烈欢迎。以色列表明MASHAV不会像美国和欧洲援助项目那样提供礼物或补助金。“我们称我们的工作为发展合作,从不叫援助,”耶胡达·阿夫纳(Yehuda Avner)大使说,“我们通过教学和培训在那里提供帮助,而不是提供金融援助。”因为梅尔重点关注非洲,仅仅几年内,MASHAV项目就在非洲得到推广,成千上万名以色列水和其他领域专家在这块大陆上居住、教学。当梅尔于1969年成为以色列总理后,她确保MASHAV及其非洲项目继续得到所需的支持。
在一次“让以色列和果尔达·梅尔心碎的事件”中,阿夫纳说,1973年赎罪日战争之后,撒哈拉以南的每个非洲国家都在阿拉伯联盟和伊斯兰国家组织的敦促下和以色列断绝了外交关系。在MASHAV赞助下的以色列专家全部都被驱逐出境。“这对于以色列来说很糟糕,但是,对于果尔达来说则造成了个人创伤,”阿夫纳说,“她对于其非洲项目有着弥赛亚般的热情,而这一切都化为乌有。”除了梅尔和以色列之外,对于受这些项目援助的许多非洲人来说,这也是一个不幸的转折点,因为他们的水、灌溉和粮食改善项目突然结束了。
在80年代,一些非洲国家表达了恢复关系的兴趣。埃塞俄比亚在1989年恢复外交关系,撒哈拉以南的其他非洲国家急切地希望以色列水务人员和其他专家回来,也在1993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签署第一个《奥斯陆协议》之后恢复了和以色列的关系。今天,以色列为来自100多个欠发达国家的专家提供水管理、灌溉和其他领域的培训,其中有29个国家在非洲。这些项目中有很多发生在以色列,而其他的则在东道国实施。总之,水务和灌溉培训在MASHAV外援项目中占比高达40%。
哈依姆·迪沃恩(Haim Divon)大使任MASHAV主任有11年时间,并且去过发展中世界很多地方。“美国和欧洲与以色列相比可能会为欠发达国家提供更加先进的项目,”迪沃恩说,“但是以色列提供现场指导,实际上可能更好地鼓舞他们。我们能够向这些国家展示我们50年来在水务以及其他领域中获取的成就。以色列是一个成功的楷模,而且能够让这些国家达到这个水平。而看到类似美国的先进系统时,他们认为他们绝不会有可能实现那种系统。”
自从MASHAV开始以来,来自130个国家的27万人参加了MASHAV项目。“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迪沃恩说,“但是,和没有充足食物、水源和安全未来的几十亿人相比,这只不过是杯水车薪。还有很多事需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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