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学人｜薛澜：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才可能成为创新强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科技发展成就显著，科技整体水平大幅提升，并推动了经济社会的长足发展。不必讳言，中国科技的进步离不开多年以来的对外开放战略。以邓小平1979年访美为标志，中外科技交流空前活跃，中国科技从中获益良多。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去美国的留学生，归国后大多成了各个领域的领军人物。

另一方面，科技的发展也离不开改革开放以来的科技体制改革。科技发展水平取决于多方面因素，科技管理体制具有核心地位。传统体制下，科技创新活动中政府、科学家与社会的关系区分不清，人才的激励机制亟待完善。新的科技体制下，上述问题已逐步完善。同时，曾长期困扰中国科技事业的经费不足问题已获得根本解决。数据显示，中国全社会研发经费从2012年的1万亿元增加到2022年的3.09万亿元，多年稳居世界第二。

也应承认，中国在科技发展上仍有不小的提升空间。科技脱钩和逆全球化等地缘政治环境对中国科技创新之路有何影响？中国该如何应对？

就上述问题，澎湃新闻记者近期专访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苏世民书院院长、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联席主席薛澜。

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苏世民书院院长、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联席主席薛澜    澎湃新闻记者 权义图

澎湃新闻：从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的科技发展取得了明显的进步。有人把它归功于改革开放，也有人认为，中国的发展基于决策层及时地推进改革。您怎么看这种不同的观点？

薛澜：中国的科技发展确实是受益于中国的改革和开放，这两个轮子是共同支撑中国科技发展的。中国的改革，立竿见影的效果是，激发了中国各个主体内在的巨大创新能力。数据显示，中国的各类企业都做出了巨大努力，近几年中国的全社会研发投入里超过75%是来自于企业的，所以企业的创新发挥了巨大作用。

另外一点，中国的开放也使得中国的企业、科研机构、政府获得了大量国际前沿科技成果。比如，不同科技领域的前沿知识，国外科技企业多年发展积累的行业经验，这些对我们的科技创新发展是不可或缺的。

所以，如果片面地说中国科技进步完全是中国自身努力的结果，而忽略对外开放发挥的作用，这是不符合实际的。改革和开放这两个其实是互相促进，而且恰好中国在这个方面的经验也是非常独特的。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开始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当时很快就有不同的声音，认为这样是不是可能会导致对国外技术的过度依赖等等。但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企业囿于资金、技术的局限，引进和学习国外先进的技术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大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比较清晰的，但这种讨论没有停止过。这也就是为什么在2006年的中长期科技规划，我们明确提出了自主创新的概念。其实就是在强调，我们在引进、消化、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的同时，也非常需要强调自主创新、强调自主和开放之间的有机结合，来共同促进科技发展。 

澎湃新闻：我们也看到您在不同场合提醒，现在中国的外部环境，变得更加复杂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立足于自己的国情，去做好发展？

薛澜：我觉得这是一个现实。首先，从目前的国际地缘环境看，尽管外部环境对中国有打压，使得我们很多技术和知识很难获得，我们仍然还是要坚持我们的开放态度。

当然，我们在开放这方面受到阻碍，肯定会激励我们自立自强，去花更多的力气，对那些卡脖子的技术进行深入研发。但同时，我们还要坚持开放，毫不动摇。不能说因为国外卡我们脖子，我们也干脆把门关上，这样的话，我们损失更大，是“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从过去各国发展的历史经验看，没有哪个国家关起门来闷头干，就可以真正成为创新强国。都是通过开放，通过交流使得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加强。所以，我们要保持开放创新与自强自立并行不悖。 

澎湃新闻：您提到了关于转型的相关话题。从您的视角来看，中国改革开放至今已经45年，在多年转型过程中，您觉得哪些关键节点的决策对中国至今都还有比较深远的影响？

薛澜：首先要区分是聚焦在整个改革开放的宏观局面还是仅限于科技领域。如果我们讲改革开放宏观局面，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肯定是重大事件。1992年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重大事件。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2012年党的十八大，这些都是重大事件，对整个中国的发展的影响都是非常全面的。

如果你要讲到科技领域，1985年中央发布《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这是重大的历史事件。1998年到1999年那段时间，我们的一系列科技体制改革举措，包括中科院知识创新项目，公立科研院所体制改革等，形成了第二波改革。第三次就是2006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2021—2035)》的发布，等等。所以，科技领域也是有很多重大的事件来影响和推动改革。 

澎湃新闻：人才是科技创新的动力。聚焦在科技创新，我们怎么样去激发科研工作者的热情，是靠增加研发投入吗？

薛澜：我觉得，人才的激励是挺复杂的一个问题。首先，中国在过去这些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始终对人才问题高度重视。从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不断地去扩大与国外的交流。一方面，我们是派遣包括留学生在内的很多学生学者到国外学习。数量庞大，很多学生学者回国后，积极参与到中国的改革开放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说到激励，我觉得最核心的，还是要营造更好的科研生态环境，提供更好的科研条件、还有促进人才发展的制度环境，这些其实是最关键的。所以如果我们要总结过去这些年人才发展的经验，为何中国能够吸引各方面的人才，不管是学术型的，还是在企业的人才，最关键是中国有更好的科研生态环境，科研条件，和人才发展的制度环境，这些环境综合起来就变成未来发展的机会，海外人才看到这种机会就会愿意回来。 

当然还有一些特定的激励，如我们现在有很多人才项目，不管是自然科学基金的项目，还是其他一些人才项目，这些项目也能对人才提供一定激励。但是这种激励项目如果处理得不好，可能会起到一些负面效果。比如，科研创新首先是为了去争项目，而不是去立足科研。所以，营造更好的生态环境，可能是最重要的。 

澎湃新闻：您刚刚提到的人才环境，是不是被视为一种广义的制度？

薛澜：人才环境当然算一个制度，还有相关的文化也能够起一定的作用。保障一个科学家能够适应这个制度环境。例如，在企业从事科技创新工作，知识产权保护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澎湃新闻：您提出人工智能技术需要考虑技术、经济、社会、政治风险，必须要“两个轮子”同时推，一个是发展，另一个是规则，如何处理好发展与规则之间的关系？

薛澜：人工智能技术与其他科技发展一样，可以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收益，如提高体力与脑力劳动的效率，提高工业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改善医疗服务等。但是，人工智能技术也会带来潜在的技术风险，比如不透明、不可解释、算法偏见等。另外一类风险是经济层面的，一两个公司就有可能垄断整个行业，对于行业发展潜在的危害也不能忽略。还有就是行业垄断对就业和财富分配的影响，个别企业或少数人可能会占有大部分的超额利润。第三类风险是社会风险，比如诚信问题和虚假信息问题。学生们请ChatGPT来完成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有些学者请ChatGPT帮着写论文，对学术界的影响也开始显现。第四类风险可能更加让人关注，就是政治风险，比如ChatGPT隐含的意识形态倾向和价值观念等，这种潜在的隐含内容对人们政治倾向的影响也是让人关注的。

人类社会应该如何应对这些风险？首先应该保持一个乐观的态度。人类社会历经几千年发展，各种技术创新层出不穷，总体来看，人类社会因此而发展进步，从中获得巨大收益，人工智能也不会例外。但同时，我们也必须发挥政府、行业及社会多方面的力量，形成敏捷高效的治理体系，对人工智能潜在的风险和危害合理规避及合理规制。只有坚持发展和规制双轮驱动，争取在发展中不断引导，规避风险，才能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健康发展，造福人类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