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如何构建现代国家

新加坡的国家构建是在遵循国家构建的基本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保持自己特色的构建过程。它在殖民主义时期现代性的积累和民族主义运动造就的国族形成的基础上构建民族国家的权力机构，在市民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培育起较为成熟的民主制度。它在扩展民族国家权力的同时保持着相当的现代性和民主性，在构建国家的民主政治时期则利用国家权力抑制政治参与的过快扩展，同时由政治精英和民众相互妥协而共同推动民主的有序发展，从而达到了国家权力与民主发展的一种相对平衡。

一、殖民主义时期现代性的积累

19世纪初英国殖民者在新加坡建立殖民地后，逐步瓦解了马来苏丹的封建统治，并大量吸收华人移民，逐步建立起自己的殖民机构进行统治。这虽然是一种民族压迫，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具有积累现代性的作用。

马克思在论述英国在印度（新加坡是由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开发的，因而最初归英国的东印度公司管辖）的殖民统治时说道：“英国在印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被极卑鄙的利益驱使的，在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上也很愚钝。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马克思在批判民族压迫的同时，也指出一些殖民者尤其是像英国这样的早发现代化国家在19世纪以后在殖民地建立了近代化的工业和社会结构，输入了现代性。

一般来说，殖民主义的统治在早期十分残酷，到晚期则相对温和，新加坡是在19世纪才沦为英国殖民地的，因而其殖民统治较为温和。正因为如此，殖民地时期的新加坡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积累较多的现代性。

对于后发展国家尤其是曾经沦为殖民地的国家来说，其最初的现代化是由来自于西方的因素驱动的，而自身现代性的形成是在西方现代性的影响下逐渐形成和发展现代政治和文化的过程。在殖民统治建立之初，殖民当局就用现代法律程序排斥苏丹，力图建立英国式的现代政治和文化制度。1867年新加坡正式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建立了宪法下的正式的政治制度，规定英国女皇是唯一的合法性来源，总督是当地的最高行政长官，掌握着政治、经济和军事大权。哈贝马斯指出，现代国家制度是政治和社会理性化的产物，这种理性化的国家包括自上而下的、统一而稳定的税赋体系，统一的军事权力，统一的立法权力和执法权力，统一的行政系统和行政管理等。由此看来，这一举措建立了新加坡“国家制度”的基本架构。（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生于1929年，德国社会学家和哲学家。——编注）

这种“国家制度”的非现代性主要表现为英国统治者独占了所有的政治权力，统治方式不但是集权式的，而且也是一种异族统治，本土人民几乎没有掌握任何政治权力，尽管他们在经济和商业上是基本自由的，但此后民族的政治参与有所发展，虽然非常缓慢，但立法议会中民族议员的数量逐步增加，经济和社会利益的表达也越发有力，尽管仍然没有上升到政治层面，但这表明具有现代国家特征的政治制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新加坡的国家构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新加坡的民族主义意识开始觉醒，并形成了第一批民族主义者，战后他们都参加到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的政治斗争中，正是他们建立了新加坡最初的政党（从1945年第一个政党马来亚民主联盟建立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新加坡先后建立了几十个民族主义政党）。在它们的引领下，民族主义运动向英国统治者的合法性及其权威提出了挑战，使新加坡的政治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1954年，随着政党政治的发展，突破政党基础狭隘、政党组织规模小而难以领导民族斗争困境的精英型政党人民行动党应运而生，它是新加坡第一个发动广大群众参与民族斗争的政党，因此建立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在它的领导下，民族运动的形势得到了很大的改观，给殖民统治者以很大的压力。在民族运动的强大冲击下，英国被迫同意新加坡取得自治地位。1959年人民行动党上台执政，建立了自治政府，这标志着新加坡基本取得了民族独立。

这时在法律上新加坡仍属于马来亚，属英联邦成员，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亚联邦正式取得独立地位。此后，新加坡的政治发展进程和现代国家建设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由“殖民国家”进入民族国家构建的新阶段。

殖民时期的长时期的现代性积累对新加坡的现代化进程和政治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从很多国家包括后发展国家的政治进程来看，民主的发展需要较长时间的积累，否则难以推动。

“殖民国家”与民族国家的现代性既有相同的一面，也有很大的差异。两者都在“国家层面”上发展了“国家机构”和“国家权力”，从而推动了“国家构建”和现代化进程，这是它们基本的相同点。但是它们所构建的“国家”的前途和性质也有很大不同。殖民统治虽然推动了现代性的发展，但是也极力阻碍民族主义者获得政治权力和发展民族经济，这就决定了殖民统治的前途和现代性是有很大局限性的。因为现代化在政治上的反映就是民族国家的形成，现代化在很长一个阶段是与民族国家的构建相重合的。也就是说，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民族国家对于现代化有着不可替代的保护和推动作用，而现代化的持续发展则有赖于民族经济的发展和民族市场环境的建立。

当然，现实往往是，最初的民族主义精英具有浓重的传统意识，因此在他们取得政权后可能一度迟滞甚至中断现代化进程。但是已经渗入其体内的现代性因素迟早会在政治体制内部发挥作用，会通过内部的权力更新发展出现代性。

从政治参与上可以进一步看到这种差异。在殖民政治下，民众享有的政治权利十分有限，其政治参与受到限制。而在民族主义运动之中，下层群众与上层领导在追求民族独立这一政治目标上是一致的，这使他们在运动中可以平等相待；在民族的威权主义统治建立后，尽管民众所获得的政治权力也很有限，政治意识也是激情多于理性，也是在追随的意义上被动员参与体制，但其前途是在民族国家体制内不断地发展自己的政治权利。而这一点在异族统治下是难以做到的，因为民族之间的隔阂很难消除，异族统治者不能作为当地人民的代表获得合法性。

当然更好的情况是，民族主义领导在取代殖民主义之时能够吸收其已有的现代性因素，使之为民族的现代化进程和国家构建所用。新加坡在这方面做得比较成功。

二、强民族国家的构建及其现代性特质

早发现代化国家的现代化是从地方启动的，很长一个时期内，它只是一个局部因素，而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现代化一开始就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因为任何局部的现代化随时都有可能受到其他部分或上层的干扰而夭折，尽管现代化最初一定是产生于局部和少数人之中。因此，国家在现代化初期就成为后发现代化的最主要推动力，因而现代国家的构建也就成为一个关键因素。这可以从四个基本方面来看：

（一）国家政治精英现代化意识的发展

由于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因素是从外部输入的，因而相对于早发现代化国家来说，主观推动在现代化的初期就很重要，这样，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政治精英掌握国家政权就成了这类国家推动现代化进程和进行现代国家建设的核心问题。

从世界各国尤其是东亚的情况来看，伴随着战后的不同发展阶段，其新兴国家的领导人也可以被划分为几种不同的类型，我们可以在这种框架下来对新加坡的领导人及政治精英进行分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亚各国的第一代政治精英一般是职业革命家，他们主要的政治生涯是争取和巩固国家独立，并以此为自己的事业和目标。他们通过长期的革命斗争或民族斗争取得了民族国家的领导权，但是此后在进行经济建设、法治建设和社会发展方面并不是很成功。这虽然与当时国内的斗争形势和整个国际环境的矛盾有关，但主要与他们自己和革命力量的革命惯性及其在斗争中形成的意识形态的转型非常困难有关，当然也与既得利益有关。

第二代领袖主要是技术官僚。最初担任国家领袖的技术官僚也是从较为年轻的革命家转型而来的，因为他们当政的年代已经不再有革命和斗争的环境，国家要进行和平与发展的建设，而第一代国家领导人也因年事已高等各种原因淡出政治舞台，他们自己选择了自己的追随者。此后，技术官僚成为这一时期国家领导人的首选和主要特质。从根本上来看，技术官僚成为国家领导人是时代的选择，因为这时国家的主要目标是发展经济和通过强化政府权力以及进行行政改革来进行国家构建，这同时要求在政治制度层面上保持相对的稳定。

第三代领袖是新型的政治家。一般来说，这类政治家的出现要有民主竞争的环境，因此，很多国家是在发生了政治转型和民主化后形成这样一批政治精英的。这种新型政治家会逐步取代技术官僚成为国家的领导。他们的特点是，不再有理工科或军人背景，而是专门从事政治活动的职业政治家或政党领袖，越来越多的人有学习法律、政治等文科的背景。一般来说，这种新型政治家的主要事业和目标是构建现代国家尤其是进行民主政治建设。

新加坡的第一代政治精英的双重特质非常明显，他们大都具有长期留学英国或长期受英语教育的背景。与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有所不同，李光耀的主要事业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作为职业革命家的事业，二是作为技术官僚的事业。应该说，作为职业革命家他缺乏其他人领导大规模民族运动或革命战争的经历和锻炼，因而也缺少革命的品质和宏韬大略；但是，作为技术官僚，他身上体现着更多的现代性，这与他留学英国、以律师这种专业人士的身份和“合法”身份领导民族斗争、通过选举担任总理并使新加坡一直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反对党存在有很大关系。尤其是他积极推动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建设，这体现了他对现代化和现代国家建设的正确认识。

与此相适应的是，新加坡的干部选拔方式随着经济建设和国家建设的推进而适时地进行了调整。很多国家在独立后都经历了一个由狭隘的选官基础向较宽泛的选官基础转变的过程，但多数国家这一转变的过程很长或是在政治转型后才完成这一转变的，新加坡在较短的时间内尤其是在一党执政时期就基本完成了这一转变。

新兴民族国家的执政党在独立后的很长一个时期都执行了从较为狭隘的阶级内部，或是只从党组织中选拔党干部的路线。这种选官方式难以选拔到专业人士和在市场经济中的成功人士进入国家的领导层。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执政后不到10年的时间就实现了转变，20世纪70至90年代，为了适应经济的发展，大量从市场经济的成功人士中选拔国家领导人，而主要不是从党的基层组织中选拔，致使党的成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知道，技术官僚取代职业革命家进行领导，是后发展国家的执政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并领导国家建设的必要步骤，这适应了经济发展和国家建设的需要。

由于人民行动党有严格的选拔程序，新加坡一直保持着有限度的竞选。所以党的选官基础的扩大并没有削弱党组织的凝聚力和组织力。同时，由于政治体制的程序得到严格遵守以及整个体制的制度化水平较高，所以这些候选人在进入政治体制后，带来了现代性和对市场化和民主化的适应性，即通过改变而强化了政治体制。随着人民行动党的组织和路线更加开放，其党员也越来越具有现代意识，能够应对领导职务的挑战，因而自21世纪初以来它注重从党员中来选择政府官员，以保持党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这一次它也没有削弱而是增强了自己的竞争力。现在看来，这种适应形势变化而进行的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调整是有效的。

（二）政治体制具有较高的现代性和制度化水平

我们知道，建立起具有明确现代化导向和中央集权的有效现代国家制度及其权力运行机制，是现代化起飞阶段后发现代化国家推进现代化进程的政治条件，也是进行现代国家构建的前提条件，新加坡较早地做到了这一点。

英国在新加坡建立的行政系统，无论是官员的素养还是体制的运作都较为专业化和现代化，相比许多传统国家的行政系统甚至新兴民族国家建立初期的行政系统都更具有现代性。但是这种由殖民者建立的统治很难与当地的民族有机地结合并形成政治共同体，而在全民族及全国范围内形成有机的政治共同体是进一步推动现代化进程和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根本前提，这是一个无法超越的历史及政治建设过程。因而，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推翻无法融和的异族的统治并代之以民族主义的统治，建立本民族的政权，有基本的合理性。新加坡的政治精英有远见地把这种基本的合理性与英国殖民统治所留下的文官系统的现代性结合了起来，为打造自己的具有现代性和高制度化水平的政治体制奠定了基础。

新加坡之所以能够较早地确立了现代国家制度，有一个特点值得关注。我们知道，从世界范围内来看，早发现代化国家的政党是在现代国家“体制内”建立的，其主要任务是进行民主政治建设；而后发现代化国家的政党是在“体制外”建立的，当时面临的主要任务是通过社会革命或民族主义运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因而它们在革命或民族运动成功后大都推翻了旧政权或殖民政权而建立了全新的民族政权。而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民族主义政党在取代殖民统治后并没有推翻原有的国家机器，而是“进入”原有的国家体制，因而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强有力的国家机器并不是民族主义政党建设起来的，这与中国以及其他由强大的革命政党或许多强大的民族主义政党建立国家机器的方式有很大不同。这种情况在一定意义上有利于国家构建的连续性和现代性建设。

1959年人民行动党建立自治政府后，并没有像一些国家那样建立全新的行政系统并用革命队伍或民族运动的成员完全取代旧的行政官员，而是认识到旧的行政系统已经具有相当的现代化取向，要保持行政系统的连续性和专业性，应该保留它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一些民族化的改造，即一方面通过增加民族人士进入文官系统，另一方面也通过思想教育使文官能够理解民族运动和民族政权，从而使文官系统在思想意识上对民族国家建设有正确的认识。

因此，新加坡政府在基本保留殖民政府行政系统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民族化和现代化的改革。一是建立了在殖民政府时期没有的文化部，它的主要工作一方面是宣传民族政府的政策，灌输爱国主义，激励建设祖国的热情，另一方面是引进国外技术、教育和文化。二是改组和设立了一批法定局。由于法定局是进行经济成本核算的，所以它的建立和运作显示了新政府对市场的尊重。同时也有利于政府在较快地扩大政府职能的同时，又不使自己过多干预市场。例如，建屋发展局就是以这种模式运作比较成功的例子。它以市场原则为基础，辅之以政府的支持，使新加坡的公共住房事业迅速发展起来，较快较好地解决了人民的住房问题。

人民行动党政府的政治与行政改革推动了国家机构的民族化和现代化，使国家权力更有力度和效率，从而承担起了更大的社会责任，也有力地推动了社会变迁。在此基础上，人民群众对新国家的认同感及其合法性增强了，逐步改变了殖民地心态。1969年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在这个由移民形成的国度中，“新加坡人心态”基本形成，很少有人认为自己仍属于移居之前国家的人民了，而是称自己为新加坡人，并表示愿为祖国新加坡而献身。这对于一个由海外移民形成的并长期处于殖民统治下的社会来说，是民族国家构建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为新加坡的国家构建打下了坚实的政治与文化基础。

（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国家构建

新加坡的现代国家建设较为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建国后坚持把经济发展尤其是市场经济放在首要位置，并按照有利于维护市场经济的原则来构建国家制度。

我们知道，市场经济是公民社会的基础，而公民社会是现代国家的基础。大多数新兴国家独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很好地解决经济发展问题，尤其是在发展市场经济方面有很大失误。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独立的这些国家来说，之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因为，革命或民族主义运动的惯性使它们用自己习惯了的运动的方式来发展经济，因为革命或民族主义运动的成员是革命者而不是专业人士，他们不习惯用专业的方式进行管理。

另一方面，也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在革命的或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指导下，强国家和国有化、计划经济是大多数新兴独立国家的必然选择。尤其是，它们认为用市场的方式发展经济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难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追上西方发达国家，而革命和运动的方式能够激发人民的浪漫主义和革命激情，从而使人民群众焕发出巨大的建设热情。但显然，这种建设方式是非理性的，违背了经济发展的规律，其结果是这些国家都迟滞了自己的现代化进程。

新加坡没有像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那样在独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采取闭关锁国的经济路线，而是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采取了开放的路线，因而在经济上没有中断与世界市场的联系，并坚持推行国家干预下的市场经济模式。因为新加坡政府从英国殖民当局那里接手的就是市场经济，如果要改变这一结构，定会像有些国家那样付出巨大的代价，而实行市场经济是正确的战略选择。同时，国家进行必要的干预是有效组织经济和社会资源的有力保障。尤其是当时国内的左翼力量还很强大，他们强烈要求实行计划经济和国有化，所以进行一定的国家干预并打出社会主义旗号是减缓其反对的有效手段。

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经济的理性化会促使统治者建立和强化现代民族国家及其功能，因为资本的私人性要求通过作为公共权力代表的国家来界定和保护产权及其私人利益，在这个意义上，利普赛说的有道理：集权国家是否有效，主要体现在它是否能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因此，市场体制的确立及其相关的国家经济职能的强化会有力地推动现代国家构建，而新加坡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构建现代政治国家和法治国家的。（利普赛[Richard George Lipsey]，又译为李普西，生于1928年，加拿大经济学家，次优理论的提出者之一。——编注）

三、国家权力的扩展及其现代化导向

马克斯•韦伯指出：“现代国家是一种持续运转的强制性政治组织，其行政机构成功地垄断了合法使用暴力的权力，并以此维持秩序。”现代国家的确立是以现代化过程为基础把一个原本是分散而互不联系的地方性族群社会联系成一个整体即建立国族国家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地发展。因此，伴随着现代化进程而进行的国家权力的集中与扩展是后发展国家在民族独立后进行国家建设的一个重要而难以逾越的阶段。

对新加坡来说，这一阶段的初期是20世纪50年代末至80年代末。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末主要是权力的集中，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末主要是权力的扩展，20世纪90年代至今则是民主国家的构建。国家权力的集中主要表现是国家在这一时期改造了所有旧的社会组织，建立了由国家控制的各种新的社会组织，例如居民委员会等，由此改造和削弱了旧的社会和政治力量，把它们纳入国家体制，成为执政党设计的现代化进程的追随者。

新加坡在国家权力的集中与扩展方面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尽管其民族主义政党在争取国家独立的过程中壮大起来，但正如前述，它并没有建立一个全新的国家制度，而是“进入”已有的政治体制，因而也没有使自己的政党与国家完全结合在一起，加之保留了多党政治的政治环境，因此它没有形成党国一体的体制，执政党也难以垄断社会生活，这就形成了弱政党而强国家的体制。行政系统是唯一的执行国家权力的机构。这样，在推行民主化的过程中，无论政党怎样变化，国家权力的贯彻都不受影响。

新加坡的国家权力集中与扩展的特点是它的现代性导向比较明确。人民行动党执政后很快就实行了威权主义体制。实行威权主义体制是很多后发展国家在一定发展阶段的制度选择，有其必然性。因为在反对传统的或殖民主义的统治中，革命或民族主义力量在激烈的斗争中壮大起来并建立了强力型的革命政党，当他们取得革命或民族运动的胜利后，这种强力型的取得胜利的革命或民族主义政党就要独掌国家权力，排斥其他力量。同时，这个新的国家无论自己宣称是多么的新，也不可能立即与传统决裂，因为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不可能通过一次简单的政权更替来完成，而要经过长时期的经济、文化和社会改造。因此，建立一种具有一定现代性的威权主义体制就是一种现实的选择，是对旧体制的一种继承、妥协、创新和发展，它的作用是利用国家权力来保持转型和发展的稳定。从另一方面说，就是现代民主体制的基础还没有完全确立，经济、社会和政治的现代性或从根本上改变旧体制的内在机制还没有足够的积累，而这种威权主义体制正是积累这种现代性的现实选择。

与此同时，人民行动党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集中和扩展国家的权力。首先，通过镇压和操控选举等手段打压和限制反对党派，在20世纪70年代几乎独占了国家政治权力，使反对党处于瘫痪状态，很少能进行政治活动。对于曾经是支持自己取得民族政权的工人运动，人民行动党首先是建立了由自己领导的“全国职工总会”，由它来主导工人运动；同时迫使各种工会解散或将其纳入到全国职总的轨道上来，这大大削弱了反对派对工会的控制。其次，对敢于抨击政府政策尤其是政治统治方式的新闻媒体进行打击，在20世纪70—80年代曾对批评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政府的一些媒体人进行了逮捕，同时限制甚至取缔那些不服管制的外国报刊在国内的发行。

在基层组织建设方面，通过建立起由政府控制的社会基层组织和党的选区组织等在各方面与民众进行政治沟通。例如1977年开始建立的居民委员会是为了适应城市化的需要而建立的，它为在城市化过程中被打破的按种族和部族聚居的传统格局和建立混居的新格局提供了管理和服务，在此基础上培养居民的社区精神和国家观念。同时，新的基层组织的建立和完善把所有居民都纳入到了国家的控制系统之中，使民众在追随的意义上进行有限的政治参与。实际上，这也是在实现政府对民众控制的基础上，把更多的民众及其传统的社会组织卷入现代化进程之中。当然，这种控制本身也限制了民众的自由和政治参与的深度，使政治发展不至于过快，以保持政治稳定。总之，这在制度上确立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扩展了国家权力。

国家政治权力的集中与扩展本身具有集权主义倾向，从表面来看是延缓了民主化进程，但在现代化的一定阶段，即构建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法治化时期，需要借助具有现代化导向的国家权力来推进这一过程，否则，这一进程难以实现。进一步来说，民主化需要一定的现代性积累，而这种现代性的积累只有通过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来获得，在发展的一定阶段，需要借助国家的力量来保持社会政治的稳定，尤其是需要具有现代化导向的国家集权体制把力图维护传统秩序的势力卷入现代化进程，这可以减少激进改革引起的传统与社会力量之间的冲突和混乱，缓慢但实实在在地推进现代化进程，所以，这是一种现实的选择。

四、威权主义体制内的民主化与国家构建

新加坡之所以能保证政治转型或民主化的稳定推进，最重要的制度原因就是它有一个具有现代性的强国家体制。在这里，强国家并不意味着强政党，而是指国家制度有效并具有强有力的治理能力。强政党有时也会导致强国家，但这样的党国体制无法稳定地推进民主化，因为双重管理削弱了治理效率而党内的既得利益者因其顽固性和保守性会强烈地反对改革，最终不是改革被阻止，就是改革导致激进的转型和体制的崩溃。凡是政治转型过程比较稳定的国家，都是不存在党国体制或执政党在转型时期没有垄断国家权力的国家。

从新加坡的情况来看，尽管20世纪60至80年代人民行动党几乎垄断了国家权力，但它仍保留了一定的政治竞争空间。在这种一党为主的政治体制中，各个政党都要为争夺同一批选民而积极竞争。在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左翼力量比较强大，人民行动党为了与左翼政党争夺选民，不得不表现出左的、激进的、民粹主义的一面，在政治上争取群众的，同时在经济上加紧改善民生，包括推行平均主义的分配政策等。在20世纪60年代末左翼力量被削弱以后，人民行动党的政策就转而加强政治控制，以发展经济为中心，同时开始推行精英主义的分配政策。20世纪80年代在选举中反对党势力有所复苏，舆论出现向右转的趋势，对执政党构成越来越大的压力，这时人民行动党政府一方面采取各种措施限制民主进程过快推进，另一方面也加快了领导干部新老交替的脚步。

随着市场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变化，高度集权的威权主义越来越不能适应这种变化，逐步成为阻碍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本力量扩张的桎梏，成为公民社会形成的桎梏。日益强大的公民社会对集政治权力于一身的国家统治者形成了越来越大的压力，他们最初是要求国家维护和建立市场秩序，保护而不是侵蚀自己的私有财产，继而要求国家建立自由平等和民主竞争的制度环境。他们与威权主义的维护者由此而发生了矛盾，要求削弱威权主义国家的权力，从而削弱了集权政治的统治基础。

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例如韩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发生的政治转型就是这种情况。马来西亚、越南、缅甸等在一党体制内发生了这种变化，新加坡类似于后一种情况。它最初通过改革以在威权体制中发展现代化意识，后来又适度地发展政治竞争，保持了发展的活力，从而没有像大多数国家那样通过政治发展的中断或政治转型来发展民主化，而是在威权主义体制内部推进民主化进程。1981年反对党重返议会，打破了国会完全由人民行动党一党垄断的格局。此后，反对党力量逐步而缓慢地增强，支持反对党的票数也呈递增趋势，尽管执政党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限制反对党的竞选活动，但近20年来反对党当选议员的人数和选民的支持率都在不断攀升。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加坡的政治文化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基本形成了政治民主化的文化氛围。正如前述，新加坡已经解决了构建现代国家的权力的集中与扩展的问题，它通过一系列措施解决了国家内部分散的传统势力与较具现代性的国家领导层的关系问题，这一过程基本用了三四十年的时间；而国家的民主化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越来越成为新加坡国家建构面临的重要问题。

当今后发展国家的民主化仍然是按照主权在民原则来构建国家制度，它要把国家权力置于人民的控制之路，使国家权力受到社会的监督。而衡量一个国家民主程度及其合法性的重要标准就是民意，即国家权力是否按照反映人民意志的法律及程序来获取和行使。

五、小结

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现代国家构建的过程是先在国族范围内建立理性的、有效而合法的国家权力，同时也是不断进行国族构建的过程，也即民族国家的构建；再在国家范围内推进民主、有效而合法的能够适应更高发展阶段的国家建设，即民主国家的构建；在后一阶段国家机器和权力的构建常常是与民主政治的构建交织在一起，尤其是后发展国家在国家权力理性化的同时会受到已经民主化的早发展国家的影响，就更是如此。

我们可以看到，全球化是在同一个时代把不同发展水平和不同文化的政治共同体卷入现代化进程，所以，在面对现代化的内部环境和全球化的外部环境挑战时，各国做出的回应是有很大不同的。这样，如果只按照一种轨迹或模式来进行国家构建而没有很好地把握自己的国情，则很难在国家构建中使国家的治理与民主化达到均衡。

同时，如果违背了国家构建的基本规律，或说不能够适时地对国家进行理性化、合法化与民主化的构建，也会使现代化和民主化进程失衡。一般来说，只有经过长期的发展和主客观的努力才会达到这种均衡，但是，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探讨越深入，认识越全面，人们对这种均衡的把握就越主动。对于新加坡来说，它既遵循着这一基本的国家构建过程，又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出了一些回应，从而在理性化与民主化的国家构建的过程中达到了相对的均衡，尽管这种均衡并不完美。

（本文选自《新加坡道路》，李路曲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8月出版，页658—672。本文为该书第二十章，原题为“现代国家的构建”。略去绝大多数注释，正文略加编辑并由作者审定。经授权刊用。文中编注为澎湃新闻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