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天价绑架案背后的败家子

民国有位老收藏家，号称“民国第一败家子”，因收购文物倾家荡产、居无定所，还因为手里宝贝太多被人绑架，差点惨遭毒手。但这个人凭一己之力，撑起了故宫顶级书画的半壁江山。

艺术品没有，命有一条

张伯驹

1941年6月初的某天晚上，上海陕西北路的一户人家中，一位年轻的妻子刚做好了饭菜，按日常的习惯，她又沏了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因为丈夫平日里最喜欢喝的就是咖啡，每天回到家都要喝一杯咖啡，再吃晚饭。

可今天，她的丈夫并没有按时到家，桌上的饭菜是热了凉，凉了热，直到深夜，丈夫还是迟迟没有回来。正在妻子的焦急不安时。家中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接起电话后发现，这通电话是绑匪打来的。绑匪告诉她，她的丈夫已被他们绑架，想要丈夫活命就得拿200根金条来赎人，要是拿不出这么多钱，就拿家中的东西来抵。

潘素

200根金条，在当时对于普通人家来说简直是个天文数字，那么在这家中究竟有什么宝物可以抵得过200根金条的价值？这位被绑架的人又是谁？被绑架的这个人，就是中国著名的收藏鉴赏家、“民国四公子”之一、清末银行家张镇芳的公子、袁世凯的表侄张伯驹。而在家中急切地盼望丈夫归来的妻子，就是张伯驹的夫人潘素。

绑走张伯驹的，正是汪伪特工总部的“76号”特务组，他们用了一辆特制的车子，把车中间部位掏空，腾出一个能躺人的位置，把张伯驹塞在里面躲过了租界警察的检查。

据1987年发表的郑理所写的《张伯驹传》说：“这事是汪精卫手下的师长丁锡山派人干的，这是他们常干的事，绑票可以发大财。”其实，这群人要的并不是张伯驹这个人，而是他家里珍藏的字画。据说是冲着《平复帖》来的。

当时张伯驹家中所收藏的文物古籍，随便卖掉两件都能凑齐这笔钱，可视其如命的张伯驹却放出话来：“谁要是敢动那些东西，我宁愿死！”

潘素向张伯驹的好友孙曜东寻求帮助。在听了潘素的一番详述后，孙曜东判定，此次绑架张伯驹之人，正是李祖莱。此人与“76”特务组往来密切。

汪伪政府76号特务组

李祖莱本是盐业银行的高级职员，因为张伯驹来上海担任经理，导致任职副经理的肖彦和没能转正，而他也失去了提升为副经理的机会。李祖莱就将此事全都推到了张伯驹身上，打算利用这次绑架报复张伯驹，同时还准备勒索一大笔钱。

孙曜东亲自与李祖莱通话，李祖莱告诉孙曜东不要多管闲事，孙曜东却告诉李祖莱，此事他要一管到底。李祖莱知道孙曜东背后是周佛海，见孙曜东态度坚定，不由得产生了动摇。另一边，周佛海与李士群通了电话，向他施压。孙曜东觉得事情差不多了，就提出给他们20根金条当慰劳，李祖莱等人知道继续闹下去占不到便宜，便收了金条。但他们并未就此放人，而是将张伯驹送给了浦东驻军林之江。林之江知道这是一招“祸水东引”之计，但他并不在乎，反而将此事当成了一个发财的好机会。孙曜东等人知道此事后非常恼怒，但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只好再与林之江接触，最终又拿出了20根金条，才成功将张伯驹给营救出来。

民间收藏第一人

从这桩惊动上海滩的绑架案可以看出，张伯驹有多爱收藏艺术品。从30岁便开始收藏中国古代书画的张伯驹，初时只是出于爱好，继以保存重要文物不外流为己任。他不惜一掷千金，虽变卖家产或借贷亦不改其志。他曾对人讲过：“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因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他收藏不为钱，买下它们是怕它们流入外国。

张伯驹的藏品

当年张伯驹会和潘素夫妻二人听闻有人出售《游春图》，要价240两黄金。夫妻二人商量后，认为《游春图》若因此外流，恐怕再想让它回到祖国就难上加难了。张伯驹当即拍板，将自己最喜欢的宅院出售。要知道，张伯驹出售的这所宅院，当年可是慈禧太后赏给李莲英的豪宅，占地10000平米，其豪华程度，以及文化价值都非常高，若不是急需用钱，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售卖。最终，夫妻二人靠卖房子的钱凑够了240两黄金，这才让《游春图》留在了中国。

《平复帖》

后来，为拿下西晋陆机的《平复帖》，张伯驹前后三次拜访溥儒，潘素更是变卖了珍藏多年的细软，以4万银元的代价买下了这幅传世墨宝，一位外国文物贩子得知后，开出了30万银元的价码求购，却遭到潘素婉拒。

《道服赞》

为了收藏《道服赞》，他把家里能卖的都卖了，掏空家底拿出110两黄金。

张伯驹出生于富贵世家，但为购置文物，张伯驹花光了几乎全部的家当，日子日渐窘迫，一度要靠潘素变卖首饰才能维持生计。亲朋好友们都看不起这个“败家子”，纷纷避而远之，理解支持他的，只有潘素一人。

新中国成立后，张伯驹没有工作，他和妻子租住在10平米的小屋内，身着粗布麻衣，常常食不果腹，靠着友人的接济过日子。当时，很多收藏之人为了私利出售字画，转手一卖，千金散尽还复来。而张伯驹守着一堆价值连城的宝贝，却一件都不肯卖。

解放前夕，国民党方面多次派人游说张伯驹夫妇，让他们将平生收藏的文物带到台湾，夫妇俩断然拒绝了。

1956年，新中国百废待兴，很多爱国人士都纷纷捐款，支援国家建设。直到这时，夫妇俩将珍藏多年的三千幅书画字帖上交国家，其中包括陆机的《平复帖》、杜牧的《张好好诗》、范仲淹的《道服赞》以及黄庭坚的《草书》等绝世精品，后来，这些文物都成了故宫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张伯驹潘素夫妇捐献文物获得的褒奖

之后，他还婉言谢绝了政府给予的20万元奖励，只留下一张薄薄的褒奖书。

张伯驹一生无偿捐献的几十件古代名人字画，件件都称得上是稀世珍宝。比如唐代诗人李白书写的《上阳台帖》墨迹。此帖仅5行24字，有“太白”署名。是李白唯一的传世书法真迹。帖的全文是：“山高水长，物象千万，非有老笔，清壮何穷。十八日上阳台书，太白”（原无标点符号）。宋徽宗对此帖的评价是：“太白尝作行书，乘兴踏月，西入酒家，可觉人物两望，身在世外，字画飘逸，豪气雄健，乃知白不特以诗鸣也。”

杜牧的《张好好诗》

在张伯驹先生捐赠的书法名品中，还有一件诗词、书法双绝的作品《张好好诗》，是唐代诗人杜牧的大作。杜牧的传世墨宝仅此一件，书体为行书，如行云流水，劲健秀美。后世书法论述中认为“牧之书潇洒流逸，深得六朝人风韵”，并认为他的书法“与其文相表里”。

张伯驹、潘素和女儿有一家

有人说，张伯驹潘素夫妇所捐赠的文物，撑起了故宫顶级书画的半壁江山。时任文化部长的茅盾也坦言：“张伯驹、潘素先生化私为公，足资楷模，特予褒扬。”

1957年，张伯驹被划为“右派”，潘素也因此被牵连，两人蜗居在北京胡同不足十平方的小房子里，没有户口也分不到粮票。1975年，张伯驹前往女儿家暂住，因思念家中的妻子，他深情款款地填了阙《鹊桥仙》。

1980年，张伯驹得以平反。第二年，中国美术协会举办了《张伯驹潘素伉俪书画联展》，展出的56幅藏品，集潘素的丹青、张伯驹的题词为一体，在文艺圈内引发了不小的轰动。2年后的1982年，张伯驹因病去世，此后的日子里，潘素深居简出潜心作画，十年后病故于北京。

黄金易得，国宝无二

撰文 | Jane

原标题：《民国天价绑架案背后的败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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