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与宋初三先生

本文选自《儒脉：中国儒家学派史》

宋初三先生乃是指胡瑗、孙复和石介。三先生能为世人所识均与范仲淹有直接关系。朱熹在《三朝名臣言行录》中说：“文正公门下多延贤士，如胡瑗、孙复、石介、李觏之徒，与公从游，昼夜肄业……”

就整体来论，范仲淹可谓宋代最大的伯乐，因为他重视教育，且慧眼识人，再加上胸怀宽阔，选拔和造就了一大批儒家人才。钱穆在《宋明理学概述》中说：“宋学最先姿态，是偏重在教育的一种师道运动。”此语用在范仲淹身上最为恰当，他被视为北宋新儒学思潮的重要开创者之一。汤承业在《范仲淹研究》中甚至给出了这样的评语：“范仲淹不独为宋代学术开山之祖，又是宋儒理学渊源之祖。”

范仲淹有着极其强烈的使命感，认为国家兴盛需要培养大量人才，同时又有很强的人格魅力，能够吸引很多有志之士聚集在他的身边，《范文正公年谱》载其在天府书院讲学时，“四方从学者辐辏，其后以文学有声名于场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

李觏聚众讲学，从学者常数百人，范仲淹激赏其才，将李觏所著的《礼论》《易论》等经学著作进呈给朝廷，朝廷授李觏“将仕郎试大学助教”。李觏研究《周礼》的成就对后来的王安石产生重大影响。关学的开创者张载在年轻时喜谈兵，准备联络一些人攻取洮西之地，为此上书范仲淹，范很赏识张载的气度，同时劝张载说：“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宋史·道学传》）同时教张载如何读《中庸》，引导张载走上了儒学之路。黄宗羲撰、全祖望增补的《宋元学案》中说：“高平（范仲淹）一生粹然无疵，而导横渠以入圣人之室，尤为有功。”

传统儒学史著作谈到宋学时，必提宋初三先生，认为他们对宋学有开创之功，正如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言宋学之兴，必推本于安定（胡瑗）、泰山（孙复），盖至是而师道立，学者兴，乃为宋学先河。”虽然他们有开创之功，却不能忘记引路人范仲淹，故钱穆继续说道：“安定、泰山、徂徕三人，既先后游希文门。”希文，即范仲淹之字。

当年胡瑗在吴中一带开门授徒，范仲淹很欣赏他，延聘为府学教授，并让自己的儿子拜他为师。景祐初年，朝廷更正雅乐，范仲淹推举了胡瑗，胡瑗以白衣身份至崇政殿，后得以授官。庆历四年（1044），朝廷建立太学，范仲淹建议太学在教学方面用胡瑗所创的“苏湖教法”，致使胡瑗的教育方式在全国推行，胡瑗也因此被誉为宋代第一教育家。

胡瑗的苏湖教法乃是设“经义”和“治事”两斋，将学生按资质分科教学，有的钻研六经，有的“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胡瑗一生著述甚丰，然大多已亡佚，留存至今者主要是由其弟子倪天隐记录和整理的《周易口义》。该书对北宋易学风气产生过重要影响，《邵氏闻见录》载有程子《与谢湜书》称：“读《易》当先观王弼、胡瑗、王安石三家。”

范仲淹在应天府书院掌教时，有秀才孙复来拜访，范仲淹赠给孙复钱一千，转年孙复又来拜见他，他又赠钱一千，同时授以孙复《春秋》一部，孙复废寝忘食努力研读，成为《春秋》研究大家。范仲淹在苏州创州学时，请孙复来讲学，后来又推荐孙复为国子监直讲，于太学任教。

在孙复看来，当时很多人为了科举而读书，这种读法不能体察圣人之道，“复窃尝观于今之士人，能尽知舜、禹、文、武、周公、孔子之道者，鲜矣”（《寄范天章书一》）。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唐之制，专以辞赋取人”，孙复认为应当改变这种局面，让世人更多地去体味六经之旨，同时也不要读诸子的六经之注文，应当直接读原经。

孙复的观念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清孙葆田在《重刻孙明复小集序》中称：“当宋时谈经者墨守注疏，有记诵而无心得。有志之士，若欧阳氏、二苏氏、王氏、二程氏，各出新意以解经，蕲以矫学究专已守残之陋，而先生实倡之。”在孙葆田看来，欧阳修、苏轼、苏辙、王安石、程颢、程颐他们在经学上都有自己的创见，北宋儒学大家的整体特点是侧重义理，不重训诂，以矫前儒的抱残守缺之陋，开创风气之人就是孙复。

孙复受韩愈影响，排斥佛老，他在《儒辱》一文中说：“噫！儒者之辱，始于战国，杨朱、墨翟乱之于前，申不害、韩非杂之于后，汉魏而下，则又甚焉。佛老之徒，横乎中国。”面对这种背弃礼法的局面，孙复号召：“儒者不以仁义礼乐为心则已，若以为心，则得不鸣鼓而攻之乎？”

孙复的高足石介也受范仲淹影响，他的儒学理念被视为宋代义理之学的先声。石介受孙复影响也竭力排斥佛老，撰有《怪说》三篇，上篇专斥佛老。对于何为“怪”，石介一一解释之。比如天、地、人三才各有常道，如果违反常道就是怪。对于其他的“怪”，石介又说：“髡发左衽，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为夷者半中国，可怪也”；“忘而祖，废而祭，去事夷狄之鬼，可怪也”；“老观、佛寺遍满天下，可怪也”。显然这是在批判佛老，他认为这种状况使得“周公、孔子之道，孟轲、扬雄之文，危若缀旒之几绝”（石介《与士建中秀才书》）。

如何改变这种局面呢？石介认为应当“各人其人，各俗其俗，各教其教，各礼其礼，各衣服其衣服，各居庐其居庐，四夷处四夷，中国处中国，各不相乱，如斯而已矣。则中国，中国也；四夷，四夷也”（《中国论》）。石介主张把佛、老二教逐出中国，因为二教法乱中国已久，可谓罪莫大焉，如果不能将其赶走，就当以诛之，其态度极为坚决。

孙复也强调儒家的道统谱系，他将道统渊源上溯到了远古的伏羲：“其道基于伏羲，渐于神农，著于黄帝、尧、舜，章于禹、汤、文、武、周公。”（《上孔给事书》）其弟子石介也持这种观点，在《尊韩》中说：“噫！伏羲氏、神农氏、黄帝氏、少昊氏、颛顼氏、高辛氏、唐尧氏、虞舜氏、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者，十有四圣人，孔子为圣人之至。噫！孟轲氏、荀况氏、扬雄氏、王通氏、韩愈氏，五贤人，吏部为贤人而卓。”

宋初三先生虽然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但他们的开创之功为后世所肯定。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的《宋明理学史》中评价说：“宋代的理学由胡瑗、孙复、石介而始倡，至周敦颐、张载、二程而发展，至朱熹、张栻而完成。因此，‘宋初三先生’胡、孙、石之功就被说成是‘上承洙泗，下启闽洛’，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对于范仲淹的引导之功，苏轼在《文正公赞》中说：“有宋文明之运，实自公始。”范仲淹并没有研究经学的专著，四库馆臣提要称：“仲淹人品事业卓绝一时，本不借文章以传。”但他的经学观点仍然散见于一些文章中。比如他认为“博识之士，当于六经之中，专师圣人之意”（《与欧静书》）。在他看来，六经各有其重要性，“圣人法度之言，存乎《书》；安危之机，存乎《易》；得失之鉴，存乎《诗》；是非之辨，存乎《春秋》；天下之制，存乎《礼》；万物之情，存乎《乐》”（《上时相议制举书》）。可见，他强调尊经，认为只有研读经典才能培养出“使斯人之徒辅成王道”。

总体而言，范仲淹最擅长研究《易》，《宋史》本传中称其：“泛通六经，长于《易》。学者多从质问，为执经讲解，亡所倦。”范仲淹撰有《易义》，主张解《易》要“随义而发”，不重注疏，乃是以义理说《易》，强调“经以明道，文以通理”。他在《易兼三材赋》中称：“昔者有圣人之生，建《大易》之旨。观天之道，察地之纪。取人于斯，成卦于彼。将以尽变化云为之义，将以存洁静精微之理。”此语的后段即有“义”和“理”字。他的解经方式被胡瑗、孙复、石介、李觏等人发扬光大，从而形成了“庆历易学”。

在范仲淹看来，“《易》兼三才，天人合一”，可以以此来创建和谐社会。他的着眼点更多的是通过研读经典来培养经世致用之才。南宋潜说友在《吴郡建祠奉安文正公讲义》中称：“公之所以深服乎人心而莫间于今古者，只是就仁义上立脚，做了天地间第一等人而已。”范仲淹不仅使自己成为天地间第一等人，还培养了很好的尚儒风气，正如他在《上时相议制举书》中说：“善国者莫先育才，育才之方莫先劝学。”在育才与劝学方面，范仲淹的确起到了巨大的作用，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宋代士大夫矫厉尚风节，既自希文启之。”

北宋时期像范仲淹那样伯乐级的人物还有欧阳修，曾巩、王安石、三苏等一流的人物都是通过欧阳修的揄扬而为世人所知，从此名扬天下，所以他也是一位有着深远影响的宗师级人物。

欧阳修是当时古文运动的领袖，他的道统思想主要表现在“文统”论中，主张“文与道俱”。这种思想本自韩愈，欧阳修在《答张秀才第二书》中称：“君子之于学也，务为道。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对于其所称的“道”，欧阳修的解释是：“其道，周公、孔子、孟轲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则六经所载，至今而取信者是也。”

唐中晚期，孟子在儒学道统中的地位大为提高，这与韩愈的提倡有重要关系，到了宋代欧阳修更加强调这一点，认为“孔子之后唯孟轲最知道”（《答张秀才第二书》）。这种提倡使得儒家由“周孔之道”渐渐转化为“孔孟之道”。钱穆在《朱子学提纲》中说：“自宋以下，始以孔孟并称，与汉唐儒之并称周公孔子者，大异其趣。此乃中国儒学传统及整个学术思想史上一绝大转变。”

本书从梳理儒学学派发展脉络切入，纵观解读了近3000年中国儒学发展流变。以时代为经，以儒家各学派重要人物为纬，从儒学的开创为始，简述儒家的核心概念，继而讲述其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嬗变的各个阶段，并对不同阶段儒家派别的起源、继承和影响进行了详尽的讲解。